任美衡[1]2002年在《记忆的幻想：“文革”农村小说的精神选择》文中研究表明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全面否定，与之相应的“文革”文学也在极度的荣耀与辉煌之后，被彻底封杀，以致有人激进地宣称“文革”无文学。当然，这种依恃“文革”经历的特殊心境对“文革”文学的情感裁定，并不符合“文革”文学在时代生活、理论倡导、作家才能等各种因素催育之下曾“空前繁荣”的基本事实。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对其在文学家族中的合法身份与地位进行确证，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就提出了为之回归的基本框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随后提出了一个基本尺度“战争文化心理”……遵循这种思路，本文将在有限的篇幅内，以其中的一翼——“文革”农村小说为对象，以“文学—文化”批评为基本方法，切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所垄断的文学场域，考察它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进行的精神选择： 对50-7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进行直接的文学包装，恐怕是“文革”农村小说最大的取材之道。借用这些政治运动称谓，它们可大致被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且都从各个角度对“继续革命”进行呼应：“农业合作化”小说通过对“合作化”运动照应时势的改造，为的是替“继续革命”寻找一种可靠的历史依据；“反右倾”小说所设计的反右倾行动，为“继续革命”在农村得以合法推行提供了一个当下策略；“社会主义教育”小说所倡导的“四清”则为“继续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与阶级基础；“农业学大寨”小说中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当之无愧地成为“继续革命”的示范典型。 在中国文学史上，农民形象丰富多彩，“文革”农村小说对此的拍摄与剪辑也煞费苦心：首先，是那些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把广大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层干部典型——“社会主义带头人”；其次是那些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对领袖感恩戴德，一切革命行动以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准则且高擎社会主义大旗的广大贫下中农；再次是那些处于圣者与贱者之间，“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且以“自私自利是精明，损人利己是能干，见风使舵是活络”为自己标签的富裕中农；最次是那些在表面上伪装老实，骨子里却“亡我之心不死”，一俟机会，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甚至与国内外反动派勾结，阴险而又狡诈的地主——他们从主体高度倾情演出了“继续革命”的全部内涵。 价值取向一直是“文革”农村小说的中心视点之一。对“封建迷信，资本主义倾 向，修正主义’的“阶级理性批判”，由“贫下中农直接对土地的渴望，知青在农村 的成长历程，新一代贫下中农的转型”所体现出来的“恋土情结”，以“阶级斗争” 方式，通过“集体化”途径，直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 的“长征之旅”， 共同构成了“文革”农村小说自我标榜的价值景观。 “文革”农村小说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探索，是通过对如下几种女性命运 进行观照而实现的；首先，从己经没落的地主、富农阶级的家庭角度，从人格萎缩，二 婚姻受害，‘侦节”问题，生育观念等对饱受封建伦理道德摧残的女性命运进行钩沉； 其次，是对那些在万恶的旧社会熬过，但在新社会，由于党的领导，由于火热的阶级 斗争，终于使她们找到了多衅命运的方向并获得真正新生的妇女们；再次，是一批长 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们“家庭出身好，文化程度高，又有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 因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 在以创作对上述观点进行充分印证的“文革”农村JJ、说作者中，浩然无疑是最典 型的；其中，尤以农村题材叁部曲《艳阳天》《金光大道》《百花）ti》最为着名。本文 以之为个案，从主题演进、英雄典型的虚化以及农民文化价值的时代选择等叁个方面 对它们进行初步尝试。 总之，“文革”拙寸小说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宏大叙事，断然地拒绝了‘十七年” 人 村小说的精神延续，又为新时期例个］、说的意识反拨准备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艺术条件，并 由此“扩大”为‘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相措讨妾却又永远也抹不去的一道深深的折痕。
王再兴[2]2012年在《从单干到社员：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解放”想象及其困境（1949-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民的“解放”，可能既是一个历史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问题。原因在于，在“革命”中国，即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时期，与通常所称的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等叁大社会压迫的说法相适应，农民的“解放”被很自然地理解成（或者说想象成）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翻身”问题。这在民主革命年代曾经被简洁地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表现为1920年代后期直到1950年代初中共的各种土地法令等。但是，上述对于农民“解放”问题的理解，应该说同时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的时间性。以“十七年”为例，前述中国农民的“土地还家”和穷人“翻身”的愿望，在新的人民国家的时代，均已经在事实上逐一得到了实现。这些正是农民的“解放”问题在后续历史实践方面的呈现。但是，在新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解放”问题也可能悄然诞生了某些新的、纠结的理解或者想象，它们形成了对于当年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诸多理解差异，从而使得问题趋于一定的复杂化了。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新的理解/想象的层面上，农民“解放”的涵义重新成为今天我们可能仍然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依循着1949－1966年间原始的历史材料、小说文本、以及主体想象等彼此交织的层面，努力促成“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叙述展示出它自身的复调特性。——或许，这是对于“舆论一律”时代社会主义农村小说进行再阐释的可能条件，虽然它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当然，这也意味着本文的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讨论方式，这包括以“故事”作为场域、将“叙述”区分为不同层次、视“叙述”为矛盾闭合点、信赖历史编纂学事实的“真实”观、以及“永远历史化”等途径，尽管它们可能算不上是最好的方式。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单干农民：乡村政治及土改叙述下的处境化问题”。本章将1940年代以后的农民小说看作后续十七年农民小说的“前史”，主角就是单干时代的农民。本章试图发现影响到后来1949-1966年农民小说的几个大的话题，如封建性空间、个人、欲望、以及历史化等。本章争取呈现传统、现代、革命等复数话语下的中国农村的复杂面貌，并将农民的“解放”重新上升为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互助组农民：革命话语下被压抑的欲望形式化”。本章涉及了以下主要话题：当年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劳动”和“尊严”的观念如何被凸现出来，同一过程中“欲望”又是怎样悄悄地遭逢了全面的抑制；如何出现了农民解放的“形式”想象——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引发了什么样的文学问题等等。本章尝试说明，革命话语下欲望的形式化通道的被压抑，可能留给了整个社会主义文学持久的和结构性的动荡不宁。第叁章，“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民：集体的想象与困厄的个人”。本章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农村小说中“个人”怎样历史性地进入了与“集体”的纠葛当中，“个人”与“集体”两者的关系及其困境等问题。本章试图说明，“集体”仍然是中国农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农民的“个人”在集体之内没有被赋予应然的承认，反过来也会对于原本就由他们所构成的“集体”产生根本性的损害，从而使得农民“个人”与“集体”的间性关系可能面临着全面溃散的危险。第四章，“人民公社农民：‘解放’的景象及其讲述的再历史化”。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虽然遭遇了挫折，但是这一浪漫主义运动却在文学上激发了诸多热烈的想象。这些想象指向了超越当时现实困境的某些反思性和可能性。本章希望能够重现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前期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并从中钓沉某些被淹没的积极的想象。本章试图说明，这些想象恰恰是今天我们已经淡忘掉的，从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另一种意义的历史“真实”。结束语，“重新期待‘人民性’文学”。农民隶属于“人民”。也因为如此，“人民”/“人民性”文学似乎值得我们期待：让农村小说中农民及其生活的想象与叙述重返尊严和平等的维度，让“解放”的讨论返归实在界，使“问题”得到命名，这或者是农村小说以后的可能出路之一。无论如何，我们总会想象未来。对于20世纪中国农民的“解放”故事及其故事的讲述，尽管很难说有哪种阐释方式是最终更为有效的，但是我们的文学与批评，却业已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艰难的任务：经由怎样的路径，我们方能恢复（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建构”）那个失落的主体间的“承认/认同”关系呢？本文也谨此希望，通过相关的讨论，能够绵薄地有助于让农民成为新时代“解放”意义上的“人民”，让农村生活，也纳入到通常意谓的“好生活”的场域中去，使“平等”、“正义”和“尊严”等曾经温暖我们的原则，在我们的想象和叙述里被重新镀亮起来。
冒建华[3]2007年在《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选取当代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之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分时期进行论述：20世纪50—70年代是欲望的政治化与审美贫困化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乡村审美经验围困城市欲望、意识形态化抑制城市人性欲望、集体意志的强化与个性欲望的消失、无性别的审美观念与无差别的人情世态四方面来进行论述。这是一个思想相对“封闭”与僵硬的时期，国家用计划经济来规划城市，而在城市经济建设中造成了对城市欲望的抑制。同时，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又构成了对个性和人性的抑制。20世纪80—90年代是欲望的释放与审美调节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物欲与情欲的狂欢、对于世俗的诗性叙事、城市现代生活的审美关怀、精英思想与平民意识的辩证互动四方面来进行论述。80年代是一个欲望释放与经济开放的年代，城市观念的调整，使得本来属于正常的变得不正常了，本来不正常的现在正常了。90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欲望膨胀的年代，多有失范的年代。这时期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反常的。世纪之交则是社会转型与精神救赎的时期。这部分主要从重重矛盾中的精神挣扎、别无选择中的精神取向、道德“失范”与审美观照叁方面来进行论述。人们面对种种精神困惑，这时期的城市小说主要写出了城市人痛苦的心理，写出了他们矛盾的、艰难的、可能性的选择过程。最后，本文从城市精神的生态平衡、欲望的审美化书写、城市小说精神的救赎叁方面来论述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本文认为，寻找城市精神的救赎之道是城市人理想化秩序的生长点。笔者从城市精神的高端来审视城市欲望的释放，探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同时也考量城市小说精神如何有秩序地生长，指出城市小说的救赎之道乃是解决高技术与高情感、竞争与公平、情感裂变与精神规约、人际关系冷漠与普遍关爱之间的平衡。本文还从城市小说的欲望与审美关系方面来观照，主要审视当代城市小说的精神缺失现象：在消费主义文化倾向下，城市小说侧重表现纯粹的欲望，缺乏责任和道德意识；价值多元、价值错位、文化意识与评价标准的迷惘导致小说精神的缺失与审美的迷失。最后，本文进一步探究小说中的深层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真善美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等)、批判精神的获取(关注城市下层、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矛盾)等。全文对城市小说的欲望与精神力求做出客观分析和审美评价，立体地思索新世纪小说的出路问题与精神救赎。
金春平[4]2011年在《边地文化视野下的新时期西部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新时期以来的西部小说为研究对象,以边地文化为研究视角,力图从地域自然、宗教文化、苦难生存、现代性焦虑等方面,探讨西部作家对边地文化因素的不同叙事策略,以及这种地域文化的文学书写在新时期以来所呈现出的文学史价值。论文认为,西部小说的地域特色包含了稳定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地域自然不仅是构成西部小说的背景空间,而且在西部小说中具有了隐喻化和象征化的叙事主体角色的功能。浪漫型自然所隐喻的人格特征,对立型自然所隐喻的人的本质力量,动物形象所隐喻的人性与生命内涵,以及初露端倪的西部生态理念,都体现出了西部小说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区别于中东部文学的独特文化思考。宗教文化之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不仅是诸多美学符号和审美意象的构建,以及新的审美空间的拓展,而且还在于宗教文化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赋予了西部小说文化指向的特殊性,无论是心灵净化、彼岸意识,还是神圣体验、母族归根,都是西部小说独异于非宗教小说的重要文化表征。西部小说的苦难体验主题,也由于边地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滞后性而显得异常沉重和显着,苦难从日常生活、历史记忆和文化生存等方面构成了西部民众的外迫性力量,而超脱苦难境遇的生存姿态以及在消解中所形成的集体民族性格,也构成了西部小说拯救苦难的文化启示。上述叁个命题是西部小说较为稳定的地域文化底色,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部边地进入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明同时演绎的境遇,面对这一时代性难题,西部作家集体性的陷入了对现代性认知的悖论中,这种焦虑不仅体现为作家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分化,表现在对乡村、都市以及乡村都市化和都市返乡化的不同价值判断上,还包括民族作家对现代性与民族性冲突的生存体验差异,最终造成了西部小说本土化叙事的集体困境。论文最终试图以中东部小说为坐标,在横向对比中总结和反思西部小说在曲折演进中所呈现出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启不。
董建辉[5]2007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文革小说是文革时期公开出版发行、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可和推动的主流小说创作(以下简称文革小说)。长期以来,文革文学乃至文革小说被排斥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范围之外。近年来,文革文学逐渐为学界所关注,研究状况有所转变,样板戏和文革诗歌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但文革小说的研究相对薄弱,至今没有专着、博士论文等系统研究成果。我选择文革小说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力图填补这一空缺。本论文分为六个有机组成部分:绪论,第一章文革文学的生产及文革小说的基本分布,第二章无限改造与乌托邦理想的虚妄建构,第叁章革命话语的延展与盛大仪式的铺陈,第四章性禁锢与巫术化文学表达,第五章结束语:酷夏的果实。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文革小说的概念界定、研究范围,描述了当前文革小说的研究状况,指出了论文选题的价值意义:一是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史”的意义。二是文革小说作为特殊年代的文学叙事包蕴着独特的文学资源和信息,需进一步研究。叁是文革小说还是“空白”领地,对其的研究具有拓荒意义。论文力争实现作品资料占有、宏观论述和深入阐述的叁方面突破。第一章介绍了文革文学的生产及文革小说的基本分布。论文从40—70年代影响巨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6篇典型文论出发,揭示文革文学产生的严酷环境和文学形态演变的必然逻辑脉络。文革期间没有一套完整有序的文艺体制,政治体制的军事化趋向使文学体制在总体倾向上呈现出准军事化特征。文革中涌现出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以渴望战斗、投身革命的创作心态炮制出数量繁多的应时性作品。文革文学以197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样板戏为代表,后期小说占主导,诗歌贯彻始终。从题材上看,文革小说分农村、工业和革命斗争题材叁种类型。第二章研究文革小说内蕴表达的无限改造与乌托邦理想的虚妄建构。以打倒党内“走资派”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泛化、进行思想无限改造实现“革命化”和建立带乌托邦理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文革小说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内涵。哲学上矛盾冲突的客观性、普遍性、永恒性、有益性反映在文革小说中即为阶级斗争主题的强化笼罩和强制接管,阶级斗争叙事的假设性、主观虚构特征以及人物情节设置的等级对应关系。思想改造被赋予强大的政治意义,主要对象指向党内走资派。“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改造的对象广度和剖析深度。小说人物思想呈普遍焦虑状态,走资派是内在裂变式焦虑,英雄人物为自我苛求式焦虑,阶级敌人是革命迫压式焦虑,积极分子呈现渴望革命式焦虑。平均主义观念及实践、军事化生产生活方式和革命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围造起绚丽的乌托邦社会图景。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政治强化与主体缺失之间的严重偏离和忤逆使悬空的乌托邦构建轰然倒塌。第叁章研究文革小说革命话语的延展与盛大仪式的铺陈。革命话语外延得到拓展,包含了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原义性话语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转义性话语;革命话语内涵因政治性的绝对控制而呈现出单一化和纯粹化等特征,表现为对日常生活形态的自觉拒绝和有意遮蔽。强势革命话语在对文本的绝对统治、广泛分布中被日常化叙事,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沦为日常生活。文革的思想道德价值取向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新教”伦理所信奉的以禁欲主义、虔诚崇拜为核心的“苦行主义价值观”具有一致之处,显现为政治化苦行主义价值倾向,神化拔高主要英雄人物。主流意识形态的过度苛求和畸形利用,使伦理道德呈现出泛化、纯洁化和绝对化的极端倾向,走上了“非道德、反道德的歧路”。英雄人物的革命崇高感建立在信仰和参与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道德标识和理想主义色彩。文革仪式是带有荒谬色彩的政治表达形式,众多仪式场景的并列铺陈构成了文本的叙事表达,文革小说是大量仪式的盛大铺陈集合。文革小说有忆苦、斗争大会、学习教育等8个公共场景,具有革命化、纯洁化等特征,体现着政治话语对思想价值倾向的控制和规训;有家庭生活、恋爱、交谈、阶级敌人密谋作恶4个私人场景,完全被主流政治所挤压、填充,呈现出意识形态性和透明化。主流话语全面压制文革小说的形象表现和艺术叙事,削减杜绝复杂多义的意义表达,同时小说中的革命语言犹如暴风骤雨和工具武器灌输充斥于文本,形成压抑叙事与语言暴力的叙事纠缠。第四章研究文革小说性禁锢倾向与巫术化文学表达。文革中群众崇拜和普遍压抑的畸形形态,促使群众心理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心理倾向,表现为既受精神奴役又渴望权威、造反的“小人”精神,生命倍受压抑。文革小说性压制、性禁锢的基本策略是对家庭、爱情生活的政治化过滤和拒绝清除。性压制替代性地转化为残酷的破坏性和对“病态”荣誉、义务的追逐,进而转变为狂热的宗教激动和宗教神秘主义。文革小说的价值认定和表现手段具有远古巫术的特点,呈现为人物塑造的神圣化和妖魔化手法运用,表现为“神性崇拜”和“公众驱邪”等巫术仪式的当代显现,进一步演化为图腾和禁忌,使文革小说具有了神话性。第五章介绍了结束语:酷夏的果实。力图厘清文革历史与小说存在、意识形态与文学表达、小说狂欢叙事、审美评估等方面问题。文革是一段错误的历史,文革小说附属于主流政治话语,并起到推波助澜的鼓噪作用。文学政治化与政治文学化互为借重交融。文革小说营造的盛大节日,展现的是失去秩序价值规约后带狂欢色彩的政治欢呼,是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同的虚假狂欢。文革小说是对主流政治本身进行的审美观照,即为“政治美学”。文革小说是对错误历史同步同构的文学表现,是文学审美表达上的一座“贫矿”,自觉蜕变为文学发展史上失去主体性的政治附庸的典型代表,表现为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形而上表达的全面塌陷。但是,文革小说是构成文学史发展的客观历史存在,本身蕴涵着文学发展的过程、新质和可能性,包含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萌芽。同时,文革小说在强大的政治控制背后顽强地呈现或无意识流露着文学性表达的微曦。
许心宏[6]2010年在《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文中提出论文基于文化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探研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及文化表征意义。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从中发现“城市”与“乡村”,到文学的“城市”与“乡村”是由语言符号所构建,再到探究“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的结构功能,从中离析出“城—乡”的符号结构功能与文化意蕴功能。以“城”与“乡”为文化结构符号,探究其中所表征的文化结构意义、时空结构意义、视角结构意义、修辞结构意义、性别结构表征意义、情感结构意义等,进而厘定出“城”与“乡”所指代的一系列话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符号意识形态之争、符号性别表征、空间归属于文化身份等差、城乡游走与家园梦寻等。肇始于20世纪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揭开了文学地图上“城—乡”符号结构叙事的历史帷幕,此乃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城—乡”符号结构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第一章,汲取20世纪中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两个始基性的文化符号,界定出“城市”与“乡村”的文学想像特性与文化符号功能特征,进而界定出“城市”与“乡村”所表征的文化差异性、冲突性、变异性及真实性问题。在文学活动“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叙事“四要素”中,探析“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表达、指涉、结构、交流与认知功能。小说视阈中的“城市”与“乡村”,实质是文学构想的文化意象符号,内中潜藏的则是文化符号所表征的文化观念世界。第二章,基于社会转型、城市功能、文化观念的“反转”、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作家“城市”审美经验等角度,从文化符号的“中心”与“边缘”、“时间”与“空间”、“过去”与“现在”叁个维度,探讨文学“城市”与“乡村”的符号时空与书写格局,以“城”与“乡”作为结构性文化功能符号,离析出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叙事者文化心灵矛盾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意义。第叁章,就文学的“城”与“乡”的符号结构关系来说,“城”与“乡”是一种文学叙事的视角结构与文化意义生成问题。自“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以来,文学的自“西”看“中”与由“城”望“乡”,突破了乡土中国“城乡一体”的混沌状态,在“城—乡”视角的结构与解构中,促发了两大文化空间的视阈性比较。由“城”望“乡”的“乡村”书写,“城市视角”是潜在的“实”；而“民间视角”、“反启蒙视角”、“反城市视角”虽为表面的“实”,但却是真实的“虚”。90年代以来,文学的“城市”构想与书写,在“新生代”作家那里,源于社会转型与作家城市审美经验习得,文学的“城市”书写与文化意义始具“本体”地位,表征着城市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确立甚至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四章,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叙事修辞,基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乡土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乡村“他者”的“城市”叙事常被冠以“罪恶”、“怪物”、“迷宫”等修辞性叙事；90年代以来商业文化与都市文化语境的根植,“金钱”、“情欲”与“物欲”成为“都市文学”叙事修辞的基本题旨,“欲望化”都市意象升腾于文学文本之中。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现代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从道德与情感、道德与理性、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解读视阈中,探析“都市文学”的“都市”精神面影。第五章,基于“城市”与“乡村”的文学叙事修辞,作家“乡下人”、“我是农民”、“乡村之子”文化身份的宣称,实质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出于文化身份“安全感”与“崇高感”之需,“乡村”与“土地”是其文化身份“征用”的文化符号；但又在“文化启蒙”、“国民性批判”、“文化批判”中陷入文化身份“跌落”的“虚妄”境地。在“恋土”与“恋乡”两种情结中,有“知识分子的”与“农民的”两种,前者重“审美”,后者重“功利”,在“能表述”与“被表述”之间,其实是话语权的分殊。在对“乡村”与“土地”文学构想中,基于“城乡二元”社会状态与数以亿万计农民工“向城求生”的社会现实,解构了“乡村”的“童话”与“诗化”的既有修辞性叙事策略。第六章,从“乡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意味着传统“乡村—村落”的解体过程。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等维度上,文学的“城”与“乡”叙述,从符号结构的性别表征上来说,“城市”具有“父权”指代的文化符号功能,而“乡村”则显现出“母性”的文化符号指代功能；90年代以来,“都市里的农家女”的“身体”修辞,隐喻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等级结构状态。第七章,文学“城--乡”符号的情感结构编码,无论在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后工业文明阶段,经由现代“乡土文学”、“京派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后寻根文学”(或“后知青文学”)、城市化语境中“乡村-自然”文学构想,出现了“母题”性“城—乡”符号互立的情感结构编码模式,皆将“家园”安置在了“乡村”自然、山水、村庄,甚至“野地”、“荒野”上,“乡村”成为能指的“家园”符号的指代。这其中,既有文化心理上的乡土根植与城市梦魇,又有基于现实与心灵需求的“城--乡”互为“乌托邦”的符号编码。不过,基于“乡村—家园”的语言符号编码,对“乡村—家园”的追求也永远“在路上”。
刘宁[7]2011年在《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陕西省行政区域,古称秦地,因十叁个王朝的历史沉积和叁秦儿女的薪火相传,拥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在较大的程度上可以说,当代陕西作家正是凭借这种本土“家园”的文化滋养,创造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文学作品。然而,有关当代陕西作家与地域传统文化的研究迄今仍相当薄弱,学界对当代陕西作家的创作也有些微词。鉴此,本论文将通过对当代陕西代表性的作家,以及他们作品中蕴涵的秦地传统文化因子的溯源研究,展开一次文学上的文化考古,试图探索以下叁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秦地传统文化怎样激活了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意识和文学想象?第二,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在哪些层面上获得精神上的契合?第叁,作家在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之际,以自我生命体验,创造了哪些属于自己时代的新文化?反之,在哪些方面由于他们对传统中一些糟粕文化无节制的呈现,从而限制了自己的文学境界提升?为了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本论文特选择柳青、陈忠实和贾平凹叁位当代陕西代表性的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及其文化心理结构为中心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钩沉秦地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并描述二十世纪以降,它遭遇现代化冲击之后,在秦地经济、文化方面的折射。经过几千年发展,秦地留存下丰瞻的文化遗产,从山河地理、人文景观、政治制度到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民俗、戏曲等都对当代秦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有深远影响。二十世纪后半叶现代化对秦地的冲击逐渐加强,这为陕西作家对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契机。第二章,概述当代陕西作家创作中的文化意识,分析他们接受秦地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大多数“十七年”作家接受了延安文艺创作中的民族化形式理论,因而,在他们建国后的作品里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新时期作家在文化寻根思潮裹挟下,倾心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晚近作家则拥有了冲破本土文化束缚的意识,文本呈现出多元文化书写的倾向。毋庸置疑,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当代陕西作家从历史、民间文化以及方志等层面上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第叁章,阐释柳青与民族化形式之间的契合。抗战期间,柳青以《向旧小说学习》等文章,表述了文艺应该向旧小说学习技巧的民族化形式思考。虽然这些文章带给了作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些微冲击,但是毛泽东的《讲话》却激发了柳青黄土地上的文化寻根意识。建国后,长安十四年生活,是柳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体现,也是实践文化寻根的结果,《创业史》是将作家早期的民族化形式思考,与后来关中生活体验结晶出来的产物。“集体无意识”将柳青的史诗性写作、现实主义“真实性”追求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实录”精神,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勾连起来,运用秦地方言写作是对秦地民间文化继承的体现。第四章,探讨陈忠实与关学的精神传承。1978年伊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直接催发了陈忠实的心理裂变,1985年的寻根思潮,牵引着作家开始凝眸本土文化。在“关中文化论”系列作品里,作家对关学文化进行了钩沉、描摹、思虑,但是真正体现陈忠实对关学文化深刻思考的成熟之作是《白鹿原》。作家通过对《吕氏乡约》这一关学经典文本的创造性文学转化,揭秘了关中人稳定、保守的文化心理结构,尤以末代关学大儒牛兆濂为原型,塑造出的重礼贵教、愿“学为好人”的儒教士人形象,有深远的文化象征意味。以朱先生面对现代化冲击,无力做出积极的回应,隐喻了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命运。第五章：阐释贾平凹与楚汉文化的渊源。贾平凹作品充盈着鬼魅意味,这与他生长、生活的商州与西安两大地域有密切关系。贾氏生活轨迹由商州而西安的地理迁徙,是作家在心理上完成了南北文化融汇的契机,这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即是楚汉文化。然而,如果没有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消费文化冲击,贾氏的鬼魅创作还不至于走向怪诞深处。现代化直接导致了贾氏的黍离之悲、颓废之笔、鬼神之信仰渐重。不隐讳地说,怪诞写作是贾平凹对现代文明的戏谑与反抗。余论：秦地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民间文化遗存,为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民族化形式诉求与文化寻根思潮的推动下,他们对秦地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作出具有忧患意味、中国意境以及旷野苍凉审美的文学作品。在“十七年”时期,柳青以纪传体、方言等“民族化形式”展示了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心性相通性。新时期,陈忠实接受了关学文化,使其作品获得了一种理性光辉和肃穆宁静的文学风格。贾平凹对野狐禅的偏好,及反现代化的思想倾向,则使其选择了楚汉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文化根基。然而,尽管他们在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也存在着创作题材老化、艺术表现手法陈旧等一定的不足。因此,需要将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精神和情感,也需要从现代主义中汲取新的养分,去丰富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否则陕西作家的创作很难深入触及到人类灵魂,更难获得突破性发展。
尹乡花[8]2016年在《斑竹箫心—竹林创作论》文中研究说明竹林在中国当代文坛中,一直是位“寂寞耕耘”的作家。除了新时期文学之初作为知青文学和伤痕文学最早的发声人而一度引人注目外,长期以来是一位被文坛忽略的作家。她的创作历程穿越了新时期文学,而且作品多产,也获得一些殊荣,并且还受到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关注。但是在中国内陆大众读者中却知者不多,论者也寥寥无几。竹林的创作,无论是其小说、散文还是报告文学,这些作品都以一种纯粹的写作姿态过滤了时代与商品的浮躁,可也是这种纯正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使得她的作品与热闹“绝缘”。然而纵观其写作姿态、多种探索和所取得的创作实绩,依然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本论文主要以竹林其人其作为研究对象,从人本研究与文本研究两大向度进行阐释。“人本”探究主要指的是竹林作为一名当代文坛的“隐士作家”的人生经历,包括孤女身世、知青经历、江南鬼才、乡野隐者以及宗教信徒;“文本”解读主要是从竹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出发,分为“伤痕与反思”、“苦难与救赎”、“回归与超越”、“形式与意味”这样几大层面来进行分析。“伤痕与反思”主要以竹林“知青叁部曲”为研究对象,探讨竹林对“上山下乡”这一特殊年代经历的反思与审视,主要包括“悲情诉说”、“理性审视”、“魂兮归来”,并从中考察竹林从“前知青文学”到“后知青文学”的主题转变;“苦难与救赎”是竹林农村题材小说中所展现的意蕴主旨,主要以其前期农村中短篇小说以及中期几部长篇小说而尤其是代表作《女巫》为研究对象,阐释特定年代中农民尤其农村女性身上所承载的苦难,并探究其苦难的根源和异化表现,主要包括“苦情与苦根”、“魔性与巫性”、“善恶与逆反”;“回归与超越”主要是针对竹林儿童小说以及“大爱叁部曲”,包括“爱的哲学”、“童真美学”、“科幻玄妙”,以此考察竹林小说中的人文关怀、宗教情怀以及儿童、青春文学书写的价值所在;“形式与意味”,主要探讨竹林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美学特性,包括“现实与魔幻”、“叙事与表现”、“隐喻与象征”,并以具体的文本作为基点,评价其在形式层面的独特性。最后将对竹林创作的作品的特性、价值与局限做一总结与概述。本论文主要是以具体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其创作的主题意蕴、美学风格以及独特的艺术形式,并彰显其作品与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以及时代状况交会的价值取向、人文关怀及艺术境界。
任美衡[9]2007年在《茅盾文学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一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既广泛地反映了近叁十年文学的坎坷与曲折，又形成了独特的、开放的和以新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制度实践，还是从作为“一个国家文学实力标志”的长篇小说体裁：无论是从茅盾文学奖美学内在的本质特征，还是从提升中国的文学形象与实力、加强与世界文学的深刻联系，以及从制度、文本到文化对当代文学研究进行本体反思等等方面，茅盾文学奖都值得我们进行严谨而深刻的学术研究。然而，尽管当前对茅盾文学奖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就会发现，对茅盾文学奖主要存在着两极评价，一是过度抬高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地位，认为它有着价值的“永恒性”，永远不会贬值，忽略了茅盾文学奖的某些作品的“历史性”，或者说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局限；一是过度贬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价值，认为它是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产物，与“纯文学”无关，并且由于文学的边缘化正在趋于“速朽”；还有的论者把茅盾文学奖“娱乐化”，以耸人听闻的评价或者貌似揭秘的“内幕”进行歪曲或者遮蔽，使之失“真”；以及受限于方法、观念、视界等等因素，茅盾文学奖研究至今仍不成熟，甚至欠缺与之展开的具有学理深度的“对话”。鉴于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某些缺失，如欠缺理性与对学术研究的基本标准之自觉的遵守和认同，欠缺对研究对象生命式的理解与感悟，特别是欠缺把古今中外文学研究方法之自觉地融汇贯通等等，本论文将借鉴接受美学和M·H·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观点，以及韦勒克与沃伦所倡导的文学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理论，遵循方法选择与运用的“还原”、“总体性”和“辩证地批判”等等叁个基本原则，采取“综合创新”方法对茅盾文学奖进行跨对象、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力求从叁个层面对茅盾文学奖作丰富的阐释与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是制度层面。党和国家从宏观上制定了有关文化政策、措施或者规定，它们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生存的总体环境，我们称之为“外部制度”；主办者专门针对茅盾文学奖所制定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是积六届评奖经验而成并遂步完善的，它们构成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场”，我们称之为“内部制度”；在兼顾以前的各种“条例”之时，我们主要还是以“修订稿”作为论述对象。它包括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评选内情”、“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以及“经典观”等等义域。这些“内部制度”具有“软性”的引导功能，它们方方面面地影响着茅盾文学奖，并策动着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形成。一是“文本-美学”层面。这主要是指：茅盾文学奖尽管文本互不相属，但都有着内容的“互文性”，在艺术特征方面也具有某种宏观的“整体性”。当然，它们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不断地吐故纳新；是动态而非静止的，维持着某种异态的平衡；逐渐趋向于深刻的内在化而非表象式背离，体现出虽具多样但又有若干共性的美学追求。从总体性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题材的倾斜呈现，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之文学主潮，包括全知视角、正面价值、新现实主义与史诗传统等等具有原则意义的“基本叙事”因素，以及共同的思维精神——它们构成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基础”。从类型性来看，茅盾文学奖主要通过农村小说与乡土意识、改革小说及其精神变迁、历史小说及其叙事观念，以及张洁从《沉重的翅膀》到《无字》的“文学转型”等等方面丰富、补充了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现代内涵。从个体性来看，在茅盾文学奖美学的宏大结构之中，一些文本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使之增色；笔者在论文之中为它们作了深入的“文本细读”，如《平凡的世界》深度的价值取向、《白鹿原》深厚的悲剧意识、《长恨歌》深刻的生命伦理、《张居正》独特的叙述哲学、《尘埃落定》丰富的想象诗学等等，从而进一步完善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些内容构成了茅盾文奖美学的主体与基本框架。一是“比较—美学”层面。我们把茅盾文学奖与世界“第一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比较的话，会发现它们既有若干的认同途径或者共性，但也存在着不少突出的障碍和缺失，如《静静的顿河》与《战争与人》深在的精神联系、《大街》与《芙蓉镇》的国家形象诗学、《约翰·克利斯朵夫》与《白门柳》的知识分子形象、《开罗叁部曲》与《茶人叁部曲》的叙述同构关系等等。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认为，茅盾文学奖与世界文学是相通的，尽管它还有着种种的不足甚至缺陷，但在主要方面，它在不断地跟进与融合世界文学，并在不断地对话与交流中建构着自己的诗学特色。我们深信，在攀向高峰的途中，尽管还会有困难重重，但它将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成为不可或缺又风格独具的一极。最后，对茅盾文学奖进行展望，随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成熟及与世界文学融合的加快，茅盾文学奖将更为全面地体现出华语性、人文性与经典性，并将具备着世界意义。当然，任重道远，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及社会的不懈与共同努力。
郭家琪[10]2013年在《鸿沟与跨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两岸乡土文学北较”为题,探讨上世纪70年代起至新世纪初台湾与大陆两岸乡土文学之异同,并对两岸乡土小说有关审丑与审美、现代化、地缘与文学场域等种种问题,进行初步探索。若放在较大汉语文学框架中来看,两岸乡土文学根本上还是分离的状态,尚未彼此容纳,这其中出现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雨岸经济社舍人文的差异、现代化的不同造程等,值得后来者加以探索。由于雨岸乡土小说的崛起存在本就着一个巨大的“十年畴差”,导致各自的社会文化及屋史处境、定位、面貌(包含文化意蕴及艺术精神)大相迳庭,故此“十年畴差”将成为本文进行两岸乡土文学比较时不可或缺的前提。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审丑风气盛行,已成世界文学当中特殊的一景,无论有多少必然、应然与实然,显已造成文学上美丑判断标准的失落及严重扭曲本文凝由此明显症候群切入追根溯源,探讨目前尚少有人触及的“趣味”与“审美”问题。为进一步阐明审丑的价值与悖论、两岸乡土文学的审丑趋势,本文集中探讨了几位在两岸乡土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如贾平凹、莫言、王祯和等,对两岸不同创作风格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同时亦试着首度将作家们依浓烈与淡远(莫言与郑清文)、残酷与温暖(余华)、苍白贫弱与光明奋进(苏童与黄春明)等几个主体罗列,进行了大胆鲜明的并陈与封照。再者,本文在雨岸地缘与文化文、文学场域与文学体制等问题上造行了初步整理舆探封,封雨岸文学最新发展,诸如台湾的“新绑土”与“后乡土”小说,大陆90年代至今“新绑土小说”的发展做了简单介绍,最终提出几点建议做为两岸乡土文学发展参考,并对两岸作家面临共同困境及各别挑战做出简短结论与整理。总之,有别于两岸文学比较先前惯有的视角和切入点,本文通过考察“审丑”这个当代文学主流趋势,对大陆及台湾当代乡土文学进行了多面向的比较,虽只是初步浅探,却对两岸汉语文学融合做出了新的尝试与整理,并期许两岸乡土文学皆能在旧有基础上打破陈规,再创“美丽新世界”。
参考文献：
[1]. 记忆的幻想：“文革”农村小说的精神选择[D]. 任美衡. 广西师范大学. 2002
[2]. 从单干到社员：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解放”想象及其困境（1949-1966）[D]. 王再兴. 上海大学. 2012
[3]. 从城市欲望到精神救赎—当代城市小说欲望与审美关系之研究[D]. 冒建华. 兰州大学. 2007
[4]. 边地文化视野下的新时期西部小说研究[D]. 金春平.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5]. 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流小说创作研究[D]. 董建辉.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6]. 文学地图上的城市与乡村[D]. 许心宏. 浙江大学. 2010
[7]. 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研究[D]. 刘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8]. 斑竹箫心—竹林创作论[D]. 尹乡花. 江西师范大学. 2016
[9]. 茅盾文学奖研究[D]. 任美衡. 兰州大学. 2007
[10]. 鸿沟与跨越[D]. 郭家琪. 北京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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