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精神分析学视域中的解放政治策略及其局限
□邓远萍，郭咔咔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齐泽克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阶级解放政治学进行了阐释。他通过征兆解释逻辑和例外状态的说明，赋予解放政治以新的方法论前提。通过以新社会运动为代表的减法政治学的剖析，齐泽克认为应该正视新社会运动的价值性和工具性的二重性，在意识形态的表象中解蔽阶级解放的可见性和现实性。而在解放政治的具体策略上，齐泽克强调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列宁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依托“被排斥者”阶层进行解放政治实践。但从整体上来看，齐泽克的解放政治学也存在着较大局限。
[关键词] 解放政治；新社会运动；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齐泽克是从精神分析学来看待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及其当代境遇的。在齐泽克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主体从原初的“分裂”到意识形态的“缝合”过程，主体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和政治空间中被主体化所替代。随着这种变迁，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作为主体特定形式的阶级以及阶级构成都被符号化，取消阶级存在和屏蔽解放叙事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基于此，齐泽克认为，凸显马克思解放学说的当代价值，需要借助于精神分析学，在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融合中来确立新的解放政治，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从阶级分析到精神分析：齐泽克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齐泽克进行解放政治谋划的重要分析工具。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齐泽克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挑战，于是借助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解放政治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齐泽克认为，需要正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境遇。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下，关于阶级以及革命的理论都趋于消失。随着“历史的终结”的口号的提出，我们进入“后意识形态”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一个“后”政治秩序的空间中，所有批判性的话语体系都趋于瓦解。无产阶级、工人解放、革命等概念消失不见，“有关工人被剥削的阶级提问方式被转换为对他性不宽容的文化多元主义提问方式”[1](p7)。因此移民的问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对他人的关怀的问题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中，人们不再关注传统的主体问题，而是开始关注一个人的多重主体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研究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阶级政治转向了认同政治。但是齐泽克认为，当前，虽然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出现了下降，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它正在消失，从而将工人阶级视为一种无意义的范畴。透过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我们可以揭示工人阶级的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
而齐泽克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类的生活世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个体在6—18个月阶段，属于想象界。这个时候属于生物人阶段，孩童能够对镜子中的刺激做出反应和认同，因此又被称为镜像时期。此后由于语言的介入，人类开始接触社会的文化系统和符号秩序的操控，自然人就变成文化人。想象界的个体转换为符号界的主体。个体接受意识形态的“询唤”，从而被封闭在社会政治空间中，成为符号界主体的一员。但是，在个体生存的意识形态的包裹中，总是会有空白和裂隙，从而拒斥意识形态的掌控，这就是实在界的作用。实在界是回溯性的一个产物和结果，是想象界和符号界不可进入的禁地，是无法被符号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坚硬的内核，它拒斥一切意识形态的运作。因此，通过这种不可化约的例外和特殊的点，我们能够看到意识形态普遍化运作的失败和缺乏，故而这种点又被称为征兆。在齐泽克看来，通过阐释征兆能够穿越到意识形态幻象的背后，使得意识形态所屏蔽的原始层面败露无疑。因此通过特殊性和征兆，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社会以及符号系统的运作情况。齐泽克正是以此为方法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齐泽克运用征兆分析这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就是某种特殊性的逻辑。无产阶级概念代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外状态和征兆。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的精确定义是：在发生某种短路时出现的非实体性的主体性。短路指的是：不仅生产者在市场上交换自己的产品，而且生产者被迫在市场上直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自己的劳动产品”[2](p434)。齐泽克认为，使普遍性成为其自身的，恰恰是其内部孕育的特殊性。如果特殊性不出现，普遍性就不能称之为普遍性。因此在齐泽克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普遍性并不是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去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而是当这种普遍性的出售劳动产品之中，酝酿着出售特殊的劳动产品即其自身的劳动力时，普遍性才成为真正的普遍性。正是这种对立关系，使得双方互相成为彼此。因此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无产阶级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例外和被排斥者而构成的。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是一个能动性和否定性的概念，无产阶级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和其否定性，而这种否定性恰恰符合拉康对于征兆概念的解读。
阿尔都塞曾将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双重发现”：“马克思在法国发现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发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不需要哲学和哲学家的干预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的阶级斗争。”[3](p70)齐泽克则基于例外逻辑，将这种“双重发现”解读为拉康意义上的“马克思发明了征兆”。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发现，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的内在矛盾；正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发现，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理论。正是通过特殊性和例外逻辑，马克思瓦解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普遍性。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仍然适用：现代社会运行中的“空白区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出现本身也是证据。它证明，资本主义再也担负不起自由和民主这种普遍性的公民秩序，它越来越多地要求排斥和统治”[4](p157-158)。资本主义现实的“排斥性”已然确证了马克思例外逻辑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二、从身份政治到解放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蔽
在白家湾，敢与宝玉爹叫板的男人是二狗伢，敢与香娭毑叫板的女人呢？在我和塌鼻子、牛伢这帮晚辈看来，自然非喜姑莫属了。
第一，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身份政治从属于不同的层面，前者构成后者的作用范围和宏观架构。齐泽克通过吸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认为在马克思的解放政治中，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普遍性。阶级斗争提供了新社会运动中各种斗争的框架，并对其斗争形势进行多元决定。在齐泽克看来，对于多元决定，“它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是其他全部斗争的最终指涉物和意义视域；它意味着，阶级斗争是结构性原则，它允许我们对其他对抗被绞进‘等值链’的方式的‘矛盾’的多元性做出说明”[2](p567)。新社会运动属于“在场”的斗争，而它实际上受“不出场的在场”的阶级斗争所决定。通过多元决定的关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够对新社会运动中的女权主义等斗争形式进行说明。通过阶级斗争框架，可知，女权主义斗争既能够作为一种价值性的斗争形式，同时也具有一种工具性的斗争形式。当女权主义的斗争有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以及与最终的人类解放的逻辑相统一时，女权主义斗争就是具有价值性的斗争。而当女权主义斗争作为反对父权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随之被用来对抗资本主义统治内部的父权主义统治思潮而言，它是一种工具性的使用。在后一种情况那里，女权主义只不过是父权主义的对抗形式，二者的协调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女权主义斗争的工具性恰恰服务于资本主义上层阶级的统治性的需要，从而沦落为现实的意识形态实践。而从整体上来看，无论女权主义被社会进步阶级联合还是被统治阶级利用，实际上都是阶级斗争的表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斗争形式，表现为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种族主义等具体的斗争，而根本的不出场的斗争则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真实性内核被这些具体的斗争所隐蔽。
第二，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身份政治的根本性质迥异：它们分属于对抗逻辑和认同逻辑。新社会斗争代表的是一种减法政治学，它实际上是要求权利的承认和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同。女权主义、性别主义、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共性，就是把社会中的矛盾和对抗转化成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虽然斗争表现出多元化，实际上也使斗争呈现出分散性，从而缓和并稀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齐泽克将新社会斗争对资本主义的威胁称作“‘内在越界’（immanent transgression）——它们只否定内容，不否定框架……它们只打断事物具体的运行，而不打断整个事物运作机制”[5](p21)，这种被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允许、在被统治阶级所划定的界限内的“越界”恰恰证明，新社会运动成为实践着的意识形态表现。而马克思的解放政治代表了另一条路径，它使人们看到被遮蔽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它是一种加法政治学：“阶级斗争的目标则截然相反：‘加重’阶级差异，使之成为阶级对抗。”[2](p567)这种加法政治学直指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个体生存的现实境遇，是一种上升到革命实践的路径。回到精神分析的语境，我们可以看到，新社会运动的斗争形式，实际上还处在符号界这一“大他者”的视域中进行抗争，而阶级斗争则不然，是对整个“大他者”的模式进行连根拔除，从而清除整个符号体系和意识形态机制，将自身转变成“大他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不是权利而是革命，不是获得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可，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进行颠覆。因此马克思的解放政治不再是获取身份认可的认同政治，而是坚决彻底的瓦解逻辑。在此意义上，新社会斗争成为不自觉的意识形态实践效果的显现，属于“批判”层面；而阶级斗争则是根本层面上的解放政治，属于“重构”层面。
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实在界的行动：齐泽克的解放政治学
其次，在齐泽克看来，除了马克思理论中提出的对于资本的实在界批判之外，在具体实践和行动上，应该“重述列宁”，坚持“实在界的行动”。在具体的行动方案上，齐泽克提供了弱方案和强方案。前者对应于符号界的行为，齐泽克的策略是“抵抗就是投降”：因为在符号界，个体的抵抗空间都是被意识形态所设定好的，我们不应该“做点什么”。后者则体现了齐泽克的理论洞见：在实在界进行行动，倡导“不可能”的政治，这就需要“重述列宁”。因此，在齐泽克看来，与在意识形态的蒙蔽中“做点什么”的、俄狄浦斯式的“无知的过失”相比，我们更应该进行那种在不可能中，实现可能的、安提戈涅式的“明知故犯”的实践。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行动，“‘召回派’反对布尔什维克，否定革命；‘等待派’宣扬革命的时机不成熟”[11]，而列宁则抓住了转瞬而逝的契机突然行动，在意识形态的乱境中展示了实在界的决定，实现了貌似“不可能”的革命。因此，在齐泽克那里，“重述或重复列宁则无须眷恋列宁那个时代的符号或姿态，而是回到‘实在界’的列宁”[12]。列宁的突然行动瓦解了一切意识形态的预设，最终导致巴迪欧意义上“事件”的显现，造就了十月革命的解放丰碑。
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克劳从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沿着卢卡奇的意识革命路径继续拓展，将其阐发为认同政治。在他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属于矛盾逻辑，而阶级斗争属于对抗逻辑，矛盾逻辑和对抗逻辑是有区别的。因此，作为“没有矛盾的对抗”的阶级斗争不能还原为“没有对抗的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矛盾逻辑并不采用社会几大集团的对抗形式，从而否定了马克思的解放路径。拉克劳认为，阶级斗争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威胁到了工人的身份认同，因此，通过阶级斗争我们发现了霸权斗争的空间，通过社会对抗我们发现了身份认同，这样一来，通过对卢卡奇的观照，阶级意识被替换为身份意识。在拉克劳那里，阶级斗争不过是认同政治的一种激进形式而已。
在齐泽克看来，拉克劳的理论还是一种减法政治学，“激进民主”的多元政治学恰恰不是激进的。齐泽克认为，不应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通过将阶级斗争转换为认同斗争回到符号界，最根本的层面需要将这一辩证法转换成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法而回到实在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就是资本本身表明，资本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不断的普遍性展开的条件，另一方面，在其生成自身的过程中，其内在矛盾又不断蕴藏于其中。因此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是持续地对其自己的存在条件进行革命：资本主义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腐烂’了，被一种削弱性的矛盾、分裂、固有的平衡的缺乏所玷污：这正好就是它变化、不断发展的原因”[9](p314)。正是基于此，齐泽克将资本解读为拉康的实在界（在拉康那里，实在界是抵挡体系化和系统化不可克服的障碍），也就是将资本视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构成性因素，从而昭示着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当资本主义再也不能从其物质世界中汲取营养时，这种非反照性实体改以内爆的方式灭亡”[10](p417)。因此，齐泽克的实在界解放否定了拉克劳的身份政治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但显然他的思考已经经过了拉康的中介。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供了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齐泽克认为，马克思指出了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找出其逻辑进程和历史局限性，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是资本本身[7](p278)。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著名命题，通常认为这里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放辩证法，生产力作为内容，生产关系作为形式。二者不断出现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就是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因此，当马克思说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的局限的时候，马克思将社会变革以及解放的内容暗含进去。实际上，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解放政治学也是遵循的这一解放辩证法路径。卢卡奇在对马克思这一命题的解读中识别出了“资本家阶级的自我否定”内涵，并得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限制也就变成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限制”[8](p124)的结论，这就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引起社会危机和革命的层面转向革命者的行动意识层面，从而提出了富含人本主义色彩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解放的政治策略。
1．2．4 测量工具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FES－CV）［4］：包含90个条目，分10个评价因子，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控制性，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环境特征。每个条目用“是”或“不是”回答，回答“是”为“1”分，回答“不是”为“2”分。高分儿童家庭气氛更融洽，家庭成员自由表达情感的程度更高，追求成功的动机较强。同时高分儿童家庭冲突较少，彼此攻击和敌视的现象较少，这样家庭的特征有利于培养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解放政治的解蔽和绽出，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再一次成为问题，这将是我的出发点”，“我相信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扮演了中心结构的角色”[6](p156-157)。阶级斗争的存在和显现要求我们必须将之实践化，必须进行当下的资本主义批判，确立新的解放政治实践，因此，齐泽克提出了“实在界的行动”，这需要再次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回归，通过精神分析学来彰显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重述列宁”的实践价值。
最后，齐泽克试图就“重述列宁”的解放政治找寻新的主体承担者。齐泽克认为，今天的全球化蕴藏着内在的分裂，这一分裂早期只分化出两个群体，这就是全球化内部的人和被排除在全球化以外的人。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就分化成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属于从事虚拟世界工作的人，以脑力劳动为主，比如金融行业的银行家、大学的学者、出版社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律师群体等等。齐泽克称这些群体为符号阶级。第二个层面是在城市边缘生活的贫民窟中的群体。他们属于“例外”，属于实在界阶层，是“重述列宁”的可以依靠的对象。在贫民窟为代表的被排除的阶级以及符号阶级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级，即产业工人。在齐泽克看来，这三个阶级的划分，恰恰符合拉康的三元模型。符号阶级无疑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群体，他们属于符号界。通过贫民窟，我们看到了被排除的实在界。而中间阶级则属于想象界，他们保留了传统道德规范和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因此，在行动策略上，齐泽克提到了符号阶级与贫民窟集合体联合对抗资本主义的可能。
2.2.2 Decomposition of vanillin to small carboxylic acids
在村庄社会中，强弱法则是情、理、法之外的另一种秩序规则。尤其是在北方村庄，门户林立，大户意味着人多、力量大、不可欺；反之，小门小户更加容易受欺负。不过，村庄秩序中的平衡法则是大户不能任意欺负小户，小户则要守规矩不要挑战大户的权威而且需攀附大户。通常，大户小户之间沾亲带故，一番盘根错节之后，强弱关系也就没那么显现。不过，乡村干部一般都在大户中产生，从大户中成长起来的乡村体制精英需要在公共层面主持乡土正义，而不能一味偏袒自己人。
四、从理论到实践：齐泽克解放政治学的局限性
基于对马克思解放政治学说的阐释基础，齐泽克和马克思存在若干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都对社会现实的解放问题予以关注，并且都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予以批判；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在方法论层面，存在着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历史观层面和心理学层面的区别。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危机，齐泽克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意识形态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个体反抗在无意识的控制下所呈现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解放政治的实现路径在于通过革命取得政权，齐泽克解放政治的实现路径则只能依赖于某种理论超越和哲学阐释。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出发，虽然关注于无产阶级这一群体，但最终以人类解放为旨趣。齐泽克则是从现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解蔽出发，其关注群体集中于特定的被排斥者，并不注重人类解放的价值维度。具体而言，齐泽克的局限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以例外逻辑为方法，齐泽克考察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解放政治实践的抵抗形式。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性质的斗争方式：一种是在普遍性内部的斗争，从属于符号界的意识形态运作过程；另一种属于特殊性内部的斗争，通过征兆这一崩溃点打开新的实在界斗争空间。前者以新社会运动为代表，是符号界的斗争；后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实践为典型，是实在界的斗争。齐泽克从两个层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与新社会运动中的身份政治这两种政治实践的区别：
第一，方法论上的局限：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所观照的社会历史层面。在方法论层面，齐泽克在将马克思主义、拉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杂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置于从属的地位和边缘化了，正如齐泽克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者，对于我来说，这个传统形成了一种我们哲学体验无法超越的界限，我的著作的核心是竭力用拉康作为一种特定的工具使德国唯心主义重新现实化。”[13]当我们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这种方法论上的局限首先在于，在马克思那里，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是展现在历史过程运动之中的。在齐泽克这里，逻辑的分析优于历史的分析。齐泽克虽然和马克思一样谈到了资本，但是马克思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层面，齐泽克仅仅将资本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层面而已，并没有对资本本身进行经济学的分析，更没有深入分析资本背后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和交换关系，并且丝毫没有触及所有制关系。齐泽克方法论的另一大局限在于，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症候分析无法完成对唯物史观视域下阶级分析的替换。齐泽克虽然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放在了解放政治核心位置，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症候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停留在症候的层面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分析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从症候分析走向唯物史观。很显然，这是齐泽克欠缺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剥削关系，在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就被齐泽克所忽视了。剥削关系是作为经济关系而存在的。在齐泽克那里，仅仅停留在阶级的对立和排斥的表面现象中，将剥削关系理解为排斥关系，是狭隘化的表现。
王志荣：创造风景没有捷径，只要肯下笨功夫就行。（1）好风景是“谋”出来的。毛主席讲过：学习要爬进去，多点影响。而后要跳出来，有所感悟。这“一爬一跳”就是谋的过程。要学会用明天的眼光谋划今天的事情。（2）好风景是“干”出来的。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将思路变成行动，只有干才行。怎么干？紧盯着问题和痛点去干。痛点就是创新点，问题就是突破口。（3）好风景是“写”出来的。这里的“写”讲的是总结能力。提升总结能力，建议引入必成功“五要素”：目标明确、计划详细、采取行动、检讨反思、落实到底。只要在必成功“五要素”里注入“写”的味道，风景自然会越来越美好。
第二，正视社会现实问题上的局限：齐泽克并未提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解决方案。在对待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立场上，马克思和齐泽克的观点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无秩序的扩大再生产，会导致社会化的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革命的动力，在阶级关系上的反映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基于唯物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可以克服的，它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唯物史观的框架内，“资本主义的界限在于资本本身”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只有当它的物质条件在其自己的社会胎胞里成熟，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因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最终指向是共产主义这一人类文明高级社会形态的建构。齐泽克则认为这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这种矛盾本身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不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导致了矛盾——扩大再生产并不是矛盾产生的条件，而是相反——矛盾才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从而不断维系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矛盾的扬弃最终需要克服私有制。从齐泽克的立场来看，如果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以保留，那么私有制将不会被触动。齐泽克甚至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拉康学说中的剩余快感进行关联，他认为如果拿掉剩余，快感将不复存在。正如个体生存需要快感一样，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样需要剩余价值，从而并不认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齐泽克这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努力，最终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辩护。
第三，实现路径上的局限：齐泽克的革命方案陷入偶然性的迷误并在革命承担主体上无人可用。齐泽克的解放政治在实现路径上的局限表现在革命方式和革命主体两个方面。首先，齐泽克的解放政治在革命方式上具有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并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齐泽克虽然提出了“重述列宁”的革命策略，但夸大了列宁在具体革命行动中的策略，并把它上升为一般性的革命原则(“实在界的行动”)。他并没有注意在这种具体的革命行动背后的客观历史趋势，他所谓的一般性的革命原则和列宁所遵循的革命原则是不一致的。齐泽克对于列宁特殊背景下的某一具体革命行动的偶然性的推崇，将会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看不到历史的必然性，看不到十月革命背后的客观规律所导致的历史趋势。正如柯林尼克斯认为的，齐泽克的麻烦在于，“将客观环境与主观干预完全对立起来了”[13]。因此，齐泽克虽然强调列宁，但实际上却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解读为例外逻辑的显现和偶然性的最终决定，这一“事件”成了“来自虚无中不可预料的偶然性行动”[14](p17)，实际上回到了他所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其次，齐泽克在解放政治的主体上的局限在于，症候分析视域下的阶级划分方法虽然通过精神分析法的引入部分恢复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当代价值，但却远离了马克思的革命主体（产业工人被排除）。在马克思那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被排斥者的无产阶级，被替换为全球化条件下的失业者、宗教少数派人士等群体，马克思的“被排斥者”被齐泽克所“排斥”。齐泽克虽然试图找寻精神分析视野下政治解放实践的承担者，但最终还是依赖于新社会运动的少数解放主体，实际上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因此齐泽克解放政治学的革命性维度是乏力的，本质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他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超越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其理论本质仍然囿于这一传统之内。
五、结语
总体而言，齐泽克试图对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进行精神分析学的阐释。齐泽克立足于征兆解释逻辑和例外状态的说明，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试图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然而齐泽克的阐释也充满了局限性。在整体架构上，他将马克思的革命话语转换为心理叙事，将阶级分析替换为征兆分析，将剥削理论解释为排斥理论，将生产逻辑替换为例外逻辑，在解放辩证法向精神分析法的转移中，马克思被纳入拉康的麾下。因此，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被激活的过程也是被修正和丧失批判性的过程，最终导致齐泽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陷入困境之中。
2.3.5 血镁浓度 6 项研究[10-12，15，17，20]报道了血镁浓度，各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P＜0.01，I2＝92.5%），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详见图6。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血镁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MD＝－0.06，95%CI（－0.22，0.10），P＝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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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8.006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8-0038-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演进与发展研究”（17BKS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邓远萍（1984—）女，河南唐河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副教授；郭咔咔（1986—），男，河南镇平人，法学博士，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解放政治论文; 新社会运动论文; 精神分析学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