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正确路线产生和坚持的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线论文,正确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大的历史功绩，在于适应我国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新形势，在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这次大会的教训，则是这一条来之不易的正确路线在其后的实践中未能贯彻到底，被中途废弃，从而导致了自50年代后期起的20年曲折。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才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党要成功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二要把这条正确路线坚持到底。所谓“到底”，是指：其一，要把正确路线在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贯彻到基层，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实践行动，并通过实践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塑造新人的现实，而不可停留在会议决议中或舆论宣传上；其二，必须把党的正确路线贯彻于其适用的历史时期的始终，而决不可因发生并未改变该时期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内外突发事件，或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或领导班子的更替而中途改变。
党的正确路线的产生和坚持，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
一、思想路线要端正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路线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正确反映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制度、阶级关系、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深刻变化，正确反映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国的基本国情。对我国国情的正确判断，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刘少奇乃至整个党中央领导集体自1955年开始的延续到1956年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的产物。薄一波说过，毛泽东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听取34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建国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仅隔一个多月的时间。第一次是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情况的调查，第二次则是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联为借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调查，是直接为八大作理论准备的调查。这次调查的理论结晶，就是毛泽东1956年4月和5月先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论十大关系》。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论十大关系》的发表还不能说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只能说开始寻找或探索这一条路线。这种开始探索的成果，包括《论十大关系》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新观点、新认识，主要反映在八大的报告、发言和决议之中。而这种探索，是以包括听取34个部委汇报在内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为基础的。毛泽东首先提出并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作为实事求是的基本途径。正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的取得，也才有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产生。而八大路线之所以后来未能坚持到底，从认识路线上说，也是由于毛泽东那时离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估计和判断上脱离了客观实际。总结八大正确路线产生和后来被改变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精髓。不仅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形成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贯彻和坚持同样一点也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二、理论基础要坚实
任何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的。没有一定的理论准备，党的路线便无从产生。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有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基础的。在长期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党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完整经验和延安整风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从理论路线到方针政策，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有利和不利情况的估计和对策，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认识，并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取得了比较牢固的共识。从而秩序井然地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开始新中国的建设。至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全党则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事实上在事先也不可能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这种准备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完成。
党的八大召开之时，已经有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的实施“一五”计划头几年的经验，并有从1956年初开始的借鉴苏联经验、总结自己经验、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因而八大的政治路线是在有了初步的理论准备而又准备不充分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正是有了初步的理论准备，八大路线才得以产生。正是因为理论准备不充分，理论基础不牢固，所以后来容易被动摇和改变。
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为八大路线提供的初步理论基础，体现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及其决议，以及中央领导人在八大前和八大上的发言、报告、讲话等文献中。八大提出的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论断，为八大路线提供了直接的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
大会的各种文献依据《论十大关系》的精神，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思想和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基本方针，以及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中一系列重要方针。在经济领域，坚持了1956年5 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是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方面对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克服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调节结构、市场结构上盲目求纯倾向，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在文化领域，大会重申毛泽东1956年4月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化科学事业的方针。在政治领域，会上提出要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由上可知，我们党对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已在总体上和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合或基本适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新理论观点和方针原则，成为八大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理论基础还是不完备和有缺陷的，譬如这时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而这些理论的确立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制定和坚持是起着支柱或基石作用的，八大路线就缺少这些重要的理论基石。又如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质的表述便不大准确。这一表述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的主旨，在于强调我国生产力落后这一基本国情，要求全党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个表述没有全面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个表述在形式上还可能引起误解，似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陈云提出“三主体三补充”在当时是需要有重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的，对于克服三大改造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所产生的问题，为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初步的探索，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总体上尚未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理论上的这种不成熟、不完善，是同社会主义实践时间太短、经验不足相联系的，不应当苛求历史、苛求前人。八大前开始的正确探索在八大以后还继续了一段时间，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这是对八大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补充和丰富。但这种正确探索由于毛泽东晚年越来越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中断，八大路线也因为其理论基础的不充分、不完备和不牢固而被改变。造成八大路线被中途改变的原因非此一端，但理论基础的不完备和不牢固，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任何理论上的缺陷或不彻底，都有可能引发出对正确路线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
三、思想认识要统一
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路线，只有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转化为他们的个体意识，才能贯彻到底，转化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在这里，全党的思想认识上的统一，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思想认识统一，具有关键的意义。
如前所述，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取决于全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认识上的统一，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层取得了比较牢固的共识。 而八大路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开始改变， 一则由于我党1956年初开始的探索的理论成果和八大路线尚未被全党所认识、所理解，二则这些成果即使反映在集体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也并没有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形成牢固共识，何况有些重要观点在八大政治报告及其决议中还体现不出来。
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八大开幕词或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章、讲话和批示中就从未正式提及或使用，这表明他虽参与通过了决议，实际上有不同的看法。1956年1 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知识分子会议上作出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判断，这个报告稿事先不可能不经过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审定并获得同意，但毛泽东在同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其后的所有谈话、文章都未曾使用这一判断，党的八大文献中也未重申这一判断。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是由周恩来提出，于1956年5月的中央会议通过， 又为八大所确认。当1956年10月20日至11月9 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按照这一方针安排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在11月15日的大会上说：“有进有退，但主要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这同他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一再强调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是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1958年他激烈地批判反冒进，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是妥协方案，是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
从上述事实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即使党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一条正确的路线，甚至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法定程序确立了正确路线，如果不为全党特别是高层领导普遍认同和形成牢固共识，党的理论和路线同样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更谈不上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把它看作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关键。这实在是科学地总结了八大以来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战略决策。
四、具体政策要配套
理论向实践转化，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理论的普遍性越大，向实践转化所经历的中间环节也就越多。就我国人民的社会实践来说，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路线（即总路线、基本路线）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政治路线要转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践，必须有一整套具体路线、具体政策作为中介。具体政策体现总路线的实质和要求，保证总路线的落实；总路线规定具体政策的性质和方向，是具体政策的根据和灵魂。总路线是统摄全局的，它要贯彻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始终，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们常说要坚持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总路线的态度要符合总路线在其适用的历史时期内的稳定本性。这种稳定性在其适用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具有绝对性、无条件性。具体政策是针对某一具体社会生活领域或较短时间内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只有较小的时空适用性，因而是相对多变的。正因为具体政策具有易变性，能适应经常变化的客观情况，一系列相互配合、彼此衔接、前后相承的具体政策所构成的政策体系，就能体现和保证总路线的普遍适用性和稳定性。总路线的不变就存在和实现于具体政策的易变之中，具体政策的易变也体现和保证着总路线的不变。这是总路线和具体政策不变和变的辩证法。总路线是稳定的，但不是绝对凝固不变，随着实践的发展，总路线的内容也要充实和完善。总路线只在其适用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变的，当旧的历史时期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时，旧的总路线就会由新的总路线代替。这又是总路线本身不变与变的辩证法。总路线的这种变和不变，都必须通过相应的具体政策。没有整套的具体政策的适时制定、贯彻和调整，总路线只能是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对于实践是不起多大作用的。
党的八大路线未能很好地贯彻和坚持，就党的领导行为本身来说，是还没有制定出一套足以保证其贯彻落实的具体政策。这条路线尽管在实际上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通过具体政策转化为广大群众的实践，广大群众还没有在实践中体验到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没有亲身感受到这条路线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也就不可能自觉地以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高级领导人甚至最高领导人在改变这条路线时，便感受不到违背民心的压力和群众抵制的阻力，只要凭借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排除领导层中的异议就如愿以偿了。这恐怕也是八大路线未能坚持到底的一个原因。
五、组织路线作保证
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作保证，因为任何政治路线总是由人制定、贯彻、坚持或修订、改变的。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容易；要贯彻落实，坚持到底，同样很不容易，甚至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八大路线的制定，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都起了作用，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八大路线后来被改变，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都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或者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出过但未能坚持，或者本来就对八大提法有不同意见，积极主张改变这些提法。对八大一些根本性提法的改变是经过集体讨论以中央的决定或意见的形式在全党公布的。但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中央主席毛泽东。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两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问题。八大的历史功绩，是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正确解决。而八大以后，从1957年开始的20年曲折，主要也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个不幸的转折，开始于1957年9、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 这次全会离八大一次会议才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不仅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接着在1958年1月、3月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对反冒进和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种离开实事求是原则的批判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损害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助长了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实际上否定了八大路线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本质内容。从这时开始，八大路线实际上被逐步地废弃了。
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决议》又指出：“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是从领导者个人状况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两个方面总结了历史教训，实际上也揭示了八大路线被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总结这些历史教训，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从组织上采取三大措施，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以此加强党的建设，正是八大历史经验在新时期的创造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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