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奥运的人文价值与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人文论文,奥运论文,价值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6)04—0083—09
科技奥运作为一个被人们所熟知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当时，由于光电技术、电子测距技术等技术测量工具广泛地替代了裁判一直使用的皮尺、手动秒表等人工工具，人们就使用“Hi—tech Olympics”[1] 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社会现象。此后，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的成功，科技奥运作为一个核心的申办理念得到了理性升华。可以说，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所持有的态度是积极的、乐观的，反映了人们对技术进步的基本态度。当我们以一种学术批判的角度来审视科技奥运社会作用和科技奥运自身发展的时候，一个旨趣就出现了：科技奥运具有相当的人文价值，是实现人文目标的有效手段，同时其自身发展又陷入了三大人文困境之中。
一、科技奥运的内涵
科技奥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首先反映了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角色转变的历史过程。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一般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修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二战后，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地使用。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所以，技术转变成为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其结果是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营养，甚至是兴奋剂上面，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
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技术整合成为一体。技术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这样，现代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被表述为技术辅助角色、技术支持角色和技术依赖角色[2]。
其次，科技奥运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化的一种展现方式。
技术化意指某主体依据技术规则进行的技术建构过程[3]，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化就是其根据技术规则进行自我重新建构的客观过程。技术规则是一种理性的规则，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依照技术原则行事，可以优化行为、保证行为的合理性[4]。因此，技术规则就内化为理性社会的行动中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准则，并且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影响力的优先、首要规则[5]。我们可以将技术规则简单地表述为量化、标准化和准确测量性三个方面。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推崇量化的解决方案，因为人们坚信：量化的，才是可信的[5]。所以只有通过技术数据，才能客观地反映出运动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人们对以艺术内涵为主的艺术体操项目的成绩评定，就是采用的技术量化方法进行的——首先将运动员的动作过程分割成为一个个小的技术单元，然后规定各个单元不同的完成情况对应的分数，最后将所有的分数累加起来，即成为运动员最终成绩。人们将运动以量化的方法确定为一个标准化过程，就获得了准确测量的基础。因此，技术规则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规则，技术理性也成为权威的力量，从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化了，奥运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科技系统：组织管理科技系统、运动训练科技系统、器材装备科技系统、信息服务科技系统、安全保障科技系统、气象预报科技系统、药物检测科技系统、交通运输科技系统[7]。因此，科技奥运的实质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化。由此，本文所讨论的科技奥运的人文困境问题，其实质就是讨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面临的困境问题。
二、科技奥运的人文价值
科技奥运的实质就是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化，因此要分析其人文价值，客观的做法是在回溯奥林匹克运动所承载的人文价值的基础上，解读科技奥运的人文价值。
（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承载的人文价值
根据《奥林匹克运动宪章》的规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目标是：一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二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三是“更高、更快、更强”精神与“重在参与”精神的和谐统一[8]。因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实质上是由六个子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促进世界和平；教育；人的主体运动；公平竞争精神模式（团结、友谊、公平竞争）；人的和谐发展（健康）；人类自强不息精神。
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规定来看，其价值核心就是对人和谐发展的深切关怀。从目前人们对和谐认识来看，人和谐发展的基本内涵扩展了：一方面是关于人类活动自身健康的基本规定，具有个体性质的含义；另一方面，人的和谐发展被认为是人与环境、自然三者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发展的态势，摆脱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狭隘观念的束缚，将人的价值、环境的价值以及自然的价值进行回归，使三者重新构成有机的统一体。这样，人的和谐发展就不再仅仅是人类个体的一种生命活动过程了，而是扩展成为自然、环境与人的三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的生态活动过程。这可以被视为生态价值观对人类活动的基本要求，所以生态价值同样可以作为技术应用的最高限度。这一价值，通过影响日益深刻的奥运会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从而成为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们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可以说，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现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了巨大的人文价值。尽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化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自身价值的质的规定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二）从消解技术与人文对立的角度认识科技奥运的人文价值
回顾奥运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的提出客观地延续着对技术与人文对立这一社会问题的消解。
悉尼奥运会提出了绿色奥运理念。当时，在学者们不断呼吁和批判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二重性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这不仅使绿色环保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更促进人们更加积极地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所以，悉尼奥运会所提出的“绿色奥运”理念正是来源于风起云涌的全球性的对科学技术所造成的人类生态环境恶化的批判和对人类绿色的生态家园进行重构的探索，而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一个目标。因此，悉尼奥运会“绿色奥运”理念正是对全球性的生态关注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可以说，悉尼奥运会充分地吸收了国际学术界以及相关的绿色环保组织的倡议，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很好地规划了奥运会，从而合理地解决了庞大的奥运会对环境冲突问题，使奥运会、人类发展、文化活动与环境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
2000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时，人们对技术二重性的探讨更进了一步，深刻地认识到了技术与人文对立这一严峻问题的存在。人们一直在热烈地探讨这样的基本问题：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利用自身的聪明才智衍生出了科学技术，一方面物质财富大大地丰富起来，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却出现了种种问题，例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纯粹物质生活观念的全面树立、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等。也就是说，技术与人文它经近乎完全地对立起来了。这个是由技术的原因造成的，还是由于我们规划技术考虑不足的原因造成的问题成为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北京奥运理念形成的原因时，一个旨趣就出现了：北京奥运的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的提出恰恰客观地映射出全球性的对技术与人文对立批判这一图景，与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热烈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一种契合。可以说，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的提出，是人们努力解决技术与人文对立局面这一社会问题做法的客观延续。作为东方人文的代表，5000年古老的中国人文在消解种种社会异化问题，特别是在消解纯粹西方理性产物——技术异化问题，具有相当的作用。东方人文思想充分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内涵，因此积极推行三大理念的实施，必然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有效地推动和谐发展观的普遍确立，推动新人文观的普遍确立，从而为人类可持续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三）从北京奥运三大理念实现的角度认识科技奥运的人文价值
可以说，在三大理念之间，科技奥运在战略上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要提出“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的理念，是因为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简单地为人们提供一个理想，而是通过倡导人文与生态，促进科技奥运——技术进行角色上回归；另一方面，技术本身就内涵人文规范。之所以形成技术与人文对立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自身在发展技术时忽略了内涵在技术本身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所以技术也应该时刻地体现出人文和生态的目的，解决其工具理性与目标分离的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科技与人文、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人文奥运与绿色奥运的提出，恰恰是出于消解科技奥运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这一根本性目的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倡导树立一种新的技术发展观，即将技术恢复到本来的面目——技术内在规定着的，包含着新人文观的确立、生态观的体现内涵的新技术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确定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的基本关系，将三者之间协调统一起来。所以，以现代技术的反思和重树科技观为背景，北京2008年奥运会应该及时地树立起新技术发展观的旗帜，一是可以凸显独特的技术理念，并由此而使北京奥运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一种具有前瞻性、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决策，为社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二是可以加快和加深人们对于新技术发展观的认识，这样就可以促进技术尽快地进行角色的合理回归，从而使技术真正地体现新人文观，成为人类发展与进步的有效的、合理的工具和手段。
三、科技奥运的人文困境
既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依据技术规则的基本要求完成了重构，那么这就意味着技术已经成为其影响发展的内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换言之，技术效率优先客观地成为科技奥运发展的第一价值目标，而完成这一技术目标，就必然要求尽量地摆脱人为因素的干扰，达到技术自主，即人服从于技术的分配，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科技奥运陷入了人文困境之中。
（一）技术与人主体地位的缺失
在运动技术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人们越来越把提高成绩的希望寄托在运动器材和服装的改进上。例如，撑杆跳比赛使用的撑杆就历经竹杆、金属杆、玻璃钢杆、尼龙杆、碳素纤维杆等技术改进过程。1963年，玻璃钢杆的使用，使当年撑杆跳高的成绩提高幅度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运用技术改进运动器材来提高运动成绩的办法，正在逐步地让位于基因技术办法。人们期望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运动员可以通过改变自身基因结构、激发自身的组织细胞等潜能来提高运动能力，从而获得优异的运动成绩[9]。
问题随之而来，借助于技术的帮助而大幅度提升的运动成绩这一结果应该由人类自身承担，还是由技术来承担呢？在训练中，人们利用计算机技术将运动员的运动过程分割成若干个环节来加以分析，寻找出现问题的技术环节和影响训练水平提高的关键问题，然后改进运动员的训练，特别是改进已经被计算机“判定”为不合理的环节。可以说，技术数据是运动员运动技术变化的主要依据。例如，1986年国际田联起用了重心前移了4厘米，加粗了枪尾部的直径，大幅度降低了滑翔性能，枪尖也容易先着地的男子新型标枪。当这种标枪问世后，各国体育科研人员立即根据新枪动力学性能特点对运动员的掷标枪技术和日常训练进行了改进，以适应这种新枪的技术要求[10]。所以，运动员已经完全依据技术的指令行事，即技术的内在规定成为运动过程的决定因素，运动员也成为技术控制的对象，物化为技术改造之物，成为技术规则的附属品，人被技术“座架”了。技术作为客体性的异己力量逐渐地吞没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的行为失去了主动性、目的性和自由的权利，转变成为仅仅依据技术向度而存在的“单向度的人”[11]。这样，人的主导性就逐渐地被技术的主导性取代了。可以说，技术的主导性在体育的各个环节存在，成为体育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这就使人成为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复合体——“技术人”——被技术所改造、依据技术而存在并且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具有人的属性与技术属性的人。人独立的主体地位就被“技术人”这一复合体取代了，也就是说，技术分有了人主体身份，人逐渐地成为具有客体资格的主体，而不是纯粹的主体；技术逐渐地具有了主体资格，成为具有主体资格的客体，从而造成了人主体地位的缺失。
（二）技术与公平竞争精神的破坏
公平竞争最基本的意义是指在公平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其主要指向两个方面：基本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在体育领域中则表现为：人们参加体育基本权利一致性原则，以及具有参加运动时获得结果的平等机会，即机会均等原则。这就意味着：在科技奥运模式下，在技术成为决定训练效果和运动成绩的关键性力量的前提下，技术占有的公平性决定着人们是否公平地获取了参与体育的一致性权利和均等的优胜机会。事实证明，不同运动参与者之间对技术的占有是不一致的。例如，第27届奥运会上，美国奥委会就投资220万美元，为本国运动员研制高技术含量的器械和装备，从而保持了竞争优势[12]；有学者认为，纳米技术被用于运动器材改进上会使一些体育强国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在器械方面占据优势，从而长期在某个项目处于垄断地位，这种外在的不公平就带来了竞技体育内部的不平等[13]；世界冠军和金牌获得者仍以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为多[14]。
现实生活中，因为技术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极其不均衡，运动员在选用技术手段来提高运动能力和获得优异成绩的机会就不是均等的。发达国家的运动员几乎可以任意选用各种新技术来提高训练水平，强化训练过程中的科学和技术控制，调节生理规律，从而为在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不发达国家的运动员在选择新技术来提高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甚至有的国家连这种可能性也不具备。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新的技术或没有机会使用新技术的选手与可以任意地借助于高新技术的帮助的选手之间的比赛，在当今运动成绩完全地体现出高新技术竞争内涵的前提下，在高新技术几乎完全地影响着运动成绩获得可能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无法得到保证。
当然，有必要对技术水平极端落后的非洲运动员长跑优势问题进行专门的解释，即为什么在技术极端落后的非洲一直保持着长跑的优势呢？这是因为：一是非洲运动员的长跑天赋确实大大地优于其他地区的运动员。这种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先天优势，是后天努力不能完全代替的。二是我们必须看到，发达国家在现代技术的大力帮助下，迅速提升了本国运动员的长跑能力，从而缩短了与非洲运动员之间水平的差异程度。所以，一方面技术效力使技术优势国家的运动员与非洲运动员先天存在的天赋差距已经被人为地缩小了，另一方面非洲运动员却因享受不到这种技术待遇而逐渐丧失了天赋优势。可以说，非洲运动员一直享受着不公平竞争的待遇，所以，有些学者积极呼吁：奥林匹克运动为了保证其公正和公平性应该改变其扮演的角色[14]，使体育运动简单而易从事[15]。
（三）技术与人健康的损害
奥林匹克运动终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16]，但是，技术化的结果，使人类成为运动器械的附属品，而不断增加的技术难度，使运动员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外来”负担。我们可以从运动损伤的加剧和兴奋剂泛滥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技术化的运动过程加剧了运动损伤的程度和范围。(1)技术分析的办法是运动员完成高水平训练过程的基本依据，技术分析越透彻，运动员形成的技术就越完美，运动能力就会被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不断提高的运动能力又要求不断地改进动作技术，而不断完善的技术又要求机体各环节必须高度地协调一致地运动，水平越高，要求就越严格。但是，与机械的技术过程不同，人体运动会经常出现动作失范现象，技术规范越严格，对协调性要求越高，人对机体的控制能力就越低，动作失调现象就越普遍，而某个环节的失调必然会导致整个运动技术体系的破坏，从而运动损伤被加剧了。(2)现代技术的巨大效力，大幅度地提高了运动器械和设备的性能，使得运动的激烈程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激烈的比赛又强化了器械技术性能的改进，从而不断地加剧了运动损伤的程度。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网球拍的技术革新所导致的运动变化来说明。最初的网球拍是木制的，随后发展成为铝合金、玻璃纤维、碳素的网球拍。不同原料制成的网球拍，性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要是体现在球速加快上。球速加快之后，运动员由于对球的判断时间减少而导致的瞬间判断不足就会使运动员对处理球的技术选择不当。使运动员不断地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急起急停、折返等高强度动作，机体控制能力不足。为了适应不断改进的网球拍的性能等技术指标的要求，运动员训练的强度和量也不断地随着球拍技术性能的改进攀升，这反过来又提升了比赛的激烈程度。运动员必须使自身的运动技术与素质尽量符合球拍技术指标的要求，从而尽可能地发挥出新器械性能的优势，这就使人以自身生动的身体来依据机械的、物理性能的技术要求运动，从而扭曲了人的生理性能。因此，球拍的技术性能越高，运动技术越进步，运动水平就越高，运动损伤的概率越大，损伤也就越严重。
另一方面，在高技术的帮助下，兴奋剂在体育领域中泛滥了。例如，在接连不断的兴奋剂丑闻中，大批世界级运动员都名列其中：钱伯斯、怀特、哈里森、琼斯和蒙哥马利以及美国体坛巨星卡尔·刘易斯等[17]。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兴奋剂的使用不仅是一个体育道德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技术异化的问题。可以说，兴奋剂斗争本身就是一场高技术之间的斗争。一方面高技术不断地为兴奋剂的检测提供一个又一个更为先进的检测方法，另一方面也为研制出一种又一种更新型的兴奋剂提供了支持。那么，兴奋剂为什么会泛滥呢？我们姑且不论体育道德丧失以及法律上的原因，单就兴奋剂检测的技术过程来看，兴奋剂的泛滥就是一个客观的结果。
这是因为，一项兴奋剂检测技术及办法，总是在一种新的兴奋剂产生、使用并且帮助运动员获得利益之后才可能产生，一方面人们要弄清兴奋剂的物质种类、含量以及使用方法，另一方面又要研制出可以有效检测的方法和程序。所以兴奋剂的检测总是落后于兴奋剂的研制，而且当一种兴奋剂被有效地检测出来的同时，又有更多的、更加隐蔽的、代表着更高技术水平的新型兴奋剂被研发和使用，这就给反兴奋剂的斗争带来了难题和不确定性。例如红细胞生成素就是兴奋剂，但是由于没有可行的办法来检测人体内红细胞生成素的浓度变化和尿液中的排泄量，所以国际奥委会根本就没有设立这一项目的药检[18]；亚特兰大奥运会药检中心查获了至少5个以上的阳性尿样，但却因技术原因销毁了这批可能成为罪人的运动员名单[19]。所以，人类面临着尴尬的技术逻辑悖论：一方面我们要杜绝兴奋剂的使用，另一方面兴奋剂检测方法和手段总是落后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制。
目前，用基因技术来提升人体运动能力的想法，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尽管这是一种“增强性”治疗，且很多学者对“增强性”治疗持有非常坚决的、否定的态度[20]，使其很难得到伦理辩护[21]，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基因技术的“增强性”治疗认定为兴奋剂的使用，我们又如何才能杜绝基因技术的使用呢？
四、科技奥运困境的技术异化本质
人们一般将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给人类带来危害，技术反过来控制人类本身，或者使人类原来建构的东西受到破坏并与其本意发生了严重的背离等现象，称之为技术异化[22]。
众所周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主体是人，其核心目标是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团结、友谊和公平竞争精神的实现，从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其创始人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积极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时的初衷就是为了消解19世纪以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普遍确立所导致的如健康与活力不足、人际关系冷漠、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等种种技术异化现象，尽管他本人当时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他的这种做法是具有客观性的。(1)体育运动不仅可以释放人的自由，娱乐身心并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团结、友谊的发展，从而消除因技术隔离而导致的人的孤独感和自我的迷失，而且可以强化人们对运动的人的主体性进行真实而丰富的体验过程，以消除人主体地位缺失等方面的消极作用。(2)古奥林匹克运动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完美地展现了人的理性，是古希腊三大文明支柱之一。而当时人们对古希腊文明又是那样地崇拜，以至于将古希腊时期关于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纳入到他们新的思想体系中[23]。(3)古奥运的神圣休战这一独特功能可能减缓由技术扩张导致的欧洲各国对自然资源争夺加剧的事实，从而消除随时引发的战争威胁。顾拜旦认为，用现代形式来复兴奥运会，使它成为世界性的运动会，以促进世界人们彼此相爱，以规则规范下和平的人类运动“战争”方式来消除争端和战争，从而就可以实现世界和平，这个设想体现在其所发表的著名的《体育颂》文章中。
顾拜旦本意通过一种强文化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为人类社会发展建构人类理想殿堂的方式，使人们不仅可以尽情地享受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和休闲时间增多的快乐，还可以有效地抵制技术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而造成的身心俱疲和人类主体地位缺失等负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与世界和平。奥林匹克主义就是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立足点，想通过奥林匹克运动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24]。
但是，技术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却不得不面临因为技术角色改变所导致的人主体地位缺失、公平竞争精神破坏、人身心和谐发展损害以及兴奋剂的泛滥等困境，即技术控制了人及其活动过程，科技奥运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此其困境的实质就是技术异化。
不仅如此，当我们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沉思科技奥运的历史时，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奥林匹克运动陷入了自身发展的逻辑悖论之中——为消除技术异化而兴起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却最终被技术异化了。这个悖论的存在，迫使奥林匹克运动不得不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客观性重新寻找理论依据。
五、科技奥运困境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首先，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三大困境进行必要而理性的哲学反思的话，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人主体限度和技术应用限度的超越是科技奥运困境产生的第一层原因。
可以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客观上构成了奥运领域中人主体活动的基本限度，人应该在这个限度内活动，否则就是超限。实际上，人们已经超限。当人们在“更高、更快、更强”格言的激励下向人体运动极限发起挑战的时候，人们对超越人体极限的满足感不仅“遮蔽”了奥运的本原价值，而且更使得人们借助技术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行为具备了合理性，正如人们普遍认为借助于科学技术帮助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水平，以达到超越极限的目的[25] 是我们唯一的目标那样。当教练员在对运动员进行训练的时候，二者的核心目标都指向一个——在大幅度提升运动员能力的基础上增加获得优胜的可能性，这必然使得奥运本质的含义被人们所忽视和淡忘，人主体限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地被超越了。
技术应用限度的设定是由技术价值内在规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技术没有价值内涵，技术应用就不会产生种种社会问题，因此也就不能存在所谓的应用限度问题了。尽管学者们对技术是否负荷价值的问题存在着技术价值中立论和技术价值负荷论的争论，但是技术本身负荷人的价值，技术在政治上、伦理上和文化上不是中性的，即任何技术都内含一定的好坏、善恶以及对错之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观点[26] 却是具有相当的客观基础的。尽管技术中立论和技术价值论都是对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割裂，所以表现为一种割裂的技术价值观[27]，但是归根结底，从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的统一性上来审视，技术终究是价值负荷的[28]。
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这个纯粹人类文化活动领域中的应用同样存在着客观的限度，这就是增进人的和谐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维护团结、友谊和公平竞争精神等。但是，技术化发展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其价值体系，也就是说，技术的应用已经超越了合理的限度。技术出于自我逻辑规律的约束，一经使用就可以依据内在的逻辑相当“独立”地运行，成为不为人控制的异化之物。效率是技术的根本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就必然要打破各种限度的约束，使效率的实现成为可能。而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效率却又具有很强的“遮蔽”性，它往往掩盖了技术应用所导致的各种负面效应。所以人们经常看到的是技术的正效应，如推动运动成绩的不断提升，帮助人们不断打破各种记录等，而忽视了技术的负效应，技术应用也就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合理的限度，从而导致了种种异化现象的发生。
其次，科技奥运价值目标的技术化转向是困境产生的第二层原因。
尽管《奥林匹克运动宪章》规定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目标是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但是这个目标在实现过程中却发生了两次关键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运动价值目标对奥运价值目标的替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目标是借助于奥运会这一特殊的形式来体现的，而奥运会又是以运动竞赛为主要方式存在的，这很容易使人们将运动价值目标与奥运价值目标等同起来。尽管人们在不断地强调“参与比取胜更加重要”，尽管人们一再宣称奥林匹克主义其实质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奥运会上每一次记录的打破都深深地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只是因为这又象征着人体运动极限的再一次被打破，因此其意义深远且巨大，久而久之就使运动目标成为奥运目标的替换之物。很显然，这对奥运价值本身是一种严重的误读，但是因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所以并不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
第二次转向是伴随着第一次转向同步开始的。这个转向发生于运动价值目标自身，我们可以通过对具有典型个案意义的竞技运动价值目标的转向来说明。
竞技运动是以在最大限度地挖掘人体运动潜力的基础上而获得优胜为目的的一种身体运动方式，人们据此将超越人体运动的极限确定为其终极价值目标，因此其内在价值体现出人类不断地超越自身而获得发展可能性的进取精神。这是人类对自我发展意识的一种描述和肯定，它反映出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对自我内在精神的积极性体验；从其本原来讲，超越自我正是人类对自身进化、发展所进行的哲学思考的必然结果。
人类在三百多万年进化的过程中，从最初与自然为一体、与其他生物平等共处的状态下，逐步地独立于自然，并渐渐地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生物存在的巨大优势，成为决定着其他生物存在的事实上主体，尽管人们当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人类借助于技术来不断地获得更大的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时候，人类从野蛮走进了文明，从此人类开始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在追问中，人主体身份获得的可能性不仅渐渐显露，而且对人何以能够获得主体可能性的内在原因的理解也日益深刻；当人类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似乎真正地获得了对自然的主宰权力的时候，人类也在一些哲学家的帮助下，成为现实的主体。正是这个思考过程的存在，人类深刻地理解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内在原因。人类不断的自我超越使得人类不仅优势于其他生物，而且也获得了独立于自然、乃至统治自然的能力。这样，人类对超越自我的认识，逐渐地获得了权威的肯定，而对超越的意义也深为理解和崇尚。因此，人类就将超越自我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威认识而确定下来，并最终形成了对这一观点的崇拜。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对竞技运动领域将超越自我作为其价值的终极目标的理解，就具备了存在的客观性。在此基础上，人们不仅将超越人体运动的极限等同于超越自我，而且更进一步将此等同于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从而使得超越人体运动极限发展成为了竞技运动的终极价值目标。但是，确立目标只是开始，而如何体现达到目标却是另外一回事。由于超越人体运动极限本身并不具有一个显性的、可直观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是不能有效地起到激励人们奋进的作用的，所以人们通过对运动成绩的量化方式，将某一阶段的、某一运动项目的最好成绩明确地标识出来，从而就获得了运动极限的直观——量化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以记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的。这样，当运动员超越了这一量化的目标——某一数字式的记录——之后，人们就理所当然地将之视为超越了人体极限。可以说，一方面，这个人为设定的直观的目标，不仅使得人类获得了不断超越的自豪感，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竞技运动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的自豪感，又使得人们陶醉其中，从而客观地推动着竞技运动价值目标的转向。人们对记录超越的满足感逐渐地遮蔽了运动所承载的超越人体乃至人类不断进取这一价值本身的意义，而这个技术化的目标就逐渐地发展成为独立存在之物，成为运动价值目标本身。这样，量化的记录的超越与在竞赛中获得优胜就逐渐地成为运动合目的性的价值目标，而原来所要展现的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价值目标以及人们不断地超越人体运动极限的理想就被二者遮蔽起来。人们仅仅为了超越“记录”而超越，而对超越人类运动极限的真正本意等基本问题却逐渐忽略了，这必然使得运动不可避免地走上伦理价值转向的道路。当人们将这个技术化运动价值目标替换奥运价值目标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奥运价值目标与其价值内核的严重背离。
最后，科技奥运进程中对人文关怀的忽视和技术与人文的人为剥离成为科技奥运困境的根源。这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技术效益与效率原则的确立客观地抛弃了人文关怀。科技奥运模式下，技术效益和效率成为其发展的基本原则。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运动过程必须最大限度地符合技术规则的基本要求，在技术规范下发展才能达到效益第一和效率第一的技术价值目标。这就客观地将人排除在技术化的运动领域之外。因此，技术效益与效率原则一经确立，人文就必然要作为一种对新的技术系统——技术化的体育系统——的干扰因素被抛弃，从而造成人文关怀的缺乏。同时，优胜目标的实现是在对人文践踏的基础上完成的。现在，优胜是作为运动价值目标而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为了这个目标，人们在运动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对于价值目标是合理的手段和办法就具有了合理性。例如，运动损伤就是被人们作为超越人体极限的必然的、客观的代价而欣然接受下来的。所以，人们对优胜的追求是在践踏人文的基础上展开的，其实质就是人们对人文的主观性忽视。
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之一的现代技术，是内涵价值的。技术本身就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这是技术产生和立身之源。所以，技术在奥运领域中的应用客观地存在着一个必然的前提——技术在提升运动能力时，必须以减少健康损害、体现人的价值和目的追求为预设的人文前提，即技术化的科技奥运必须充分地体现出人文价值关怀。在这样的前提下，运动过程所追求的效益最大化就必然要摆脱简单的物质效益计算方式，转而以一种更为广义的实现技术人文价值效益和物质效益和谐统一的目标来替换，这不仅是技术对其自身实现过程所内涵的功利性的自我规范和约束，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技术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以人文价值与功利价值和谐统一体作为其价值前提，实现技术效率的同时要实现技术对人文的关怀。但是，人们对技术效率的热衷，不仅忽视了技术存在的人文前提，而且将对人文关怀的忽视作为一种必然的价值目标追求的负向价值而欣然接受下来，从而彻底地将技术与人文剥离开来，造成二者之间严重的背离。这是人为的结果，而不是技术自身的结果。
总之，一方面，当我们将科技奥运置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时，其本身所内涵的人文价值就客观地凸显出来，无论是从现代奥林匹克本身来看，还是从科技奥运保障了三大理念实现来看，抑或是从基于消解科技奥运——技术与人文对立目的而设定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理念的实施来看，科技奥运都负荷着巨大的人文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人文价值作为技术效率实现的价值目标，将对人类自我超越精神以合理的方式来体现，技术与人文就不会对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技术化过程中人们对自我存在意义人文忽视和践踏，以及对技术存在的人文前提的忽视和人为地对和谐统一的技术与人文的剥离现象就不会发生，科技奥运的人文困境也就无从谈起。
收稿日期：2006—02—16 修回日期：2006—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