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城市论文,机制论文,模式论文,动力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62(2010)03-0055-05
目前，国内外对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等问题尚未见系统深入的研究，国际旅游城市的相关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国际旅游城市发展的实践，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1]
1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
1.1 国际旅游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国内外关于国际旅游城市并没有一个公认准确的定义。国内学者在有关国际旅游城市研究的文献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认为国际旅游城市具有如下特征：具有高度发达的旅游业；旅游基础设施完备；旅游服务的国际化程度高；城市综合环境优美；国际国内游客数量众多；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2-6]可以看出，这些特征代表的是国际旅游城市的表面现象，不能充分表达国际旅游城市的深刻内涵。事实上，国际旅游城市除具备上述特征外，还具备在区域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承担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的功能，最根本的特征应该是超强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辐射力。
因此，综合学者对国际旅游城市的认识，笔者认为：国际旅游城市是以优美的景观环境为基础、城市现代化为支撑、旅游主导产业地位明确、综合服务功能完善为特色，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吸引力、辐射力的现代国际旅游者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和旅游活动的中心集散场所。
1.2 系统动力学在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研究中的应用
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属于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的因素组成的极其复杂的、连锁反应极强的系统。单凭直观认识、经验判断和人脑推理来分析该系统的发展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是具有动态行为特征的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该系统的边界模糊，具有多重反馈环，组成该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以及各子系统的各元素之间往往具有难以揣度的相互依赖关系，且由于时滞作用，使得原因和结果、原因和现象在时空上往往是分离的，难以进行追踪。
由于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的这些特征，为了能对其驱动模式进行深层剖析和总结，本文借鉴了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简称“SD”)这一社会经济系统仿真的“战略与策略实验室”，来探讨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驱动模式。[7]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总结概括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驱动模式，因此主要借鉴系统动力学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确定系统因果关系的方法，并不侧重于建立系统仿真模型。
1.3 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边界
笔者曾经专题撰文对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推动力量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外部推力和内在动力。[8]外部推力主要影响国际旅游城市需求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需求的结构变化是旅游城市地位变化的主要外部因素。随着人口特征和游客偏好的改变，旅游需求的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某些细分市场日趋衰落，另一些细分市场则不断壮大。迎合新市场的旅游目的地出现较快的增长，定位在旧细分市场的旅游目的地则可能出现停滞，甚至衰落。[9]内在动力包含资源因素、区域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及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是推动国际旅游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或城市发展政策的重大变化，推动国际旅游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会发生变化。国际旅游城市驱动力的转化改变了国际旅游城市的主打吸引力，从而必然改变城市之间的相对优势。同时，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加速国际旅游城市驱动力的转化，而后者又通常以前者为外部条件。总之，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国际旅游城市驱动力的转化共同决定了国际旅游城市地位的变化。[10]
图1 国际旅游城市动力机制的分析框图
1.4 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的运行检验
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深刻地揭示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及系统内在的运行机制，仅靠定性研究方法几乎不可能，必须要借助多种研究方法，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回归法对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进行检验研究。
1.4.1 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运行检验的基本思路
首先建立一套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运行检验的原则以及指标体系，应用多元统计技术中的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量化评估，通过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各动力子系统对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贡献，从而建立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动力系统的回归方程，最后建立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驱动机制模型。
1.4.2 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运行检验指标体系的结构框架
根据前文的分析，将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划分为九个子系统，分别是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子系统、城市金融资本实力子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子系统、城市区位条件子系统、城市旅游环境子系统、城市文化子系统、城市政府管理及导向作用子系统、城市国际化水平子系统、城市旅游服务水平子系统。
根据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的结构以及指标选取的原则，将国际旅游城市动力系统的运行检验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因子层三个层次。
1.4.3 样本城市的选择及原始数据库的建立
(1)样本城市的选择
考虑到采集数据的限制，本文选取我国12个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相对较高，城市国际旅游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为样本城市，进行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运行检验。这12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厦门、大连、南京、天津、西安、青岛、武汉，试图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影响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动力系统，为国际旅游城市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2)指标数据的采集
客观指标的数据直接取自2006年、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专业年鉴和12个样本城市的统计年鉴或年鉴，这些数据都属于国家的标准统计数据。
主观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国内相关权威机构的各种问卷调查及报告。例如，城市文化观念这一系统数据就选自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而入境游客对旅游服务的满意度则来自于国家旅游局2007年入境游客抽样调查资料。
1.4.4 国际旅游城市各动力子系统对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贡献
依据上述方法，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得到结果见表1。从表1看出，各动力子系统与国际旅游城市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各动力子系统对国际旅游城市的形成发展均有一定的贡献，其中城市旅游环境子系统对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子系统、城市旅游服务水平子系统、城市文化子系统，影响较小的子系统是城市政府管理及导向作用子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子系统以及城市区位条件子系统。
1.5 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动力系统的耦合机制
事实上，推动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各动力子系统及构成子系统的动力因子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存在一定的相互关联、交叉和兼容关系。
从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动力因子来看，构成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子系统的科技创新因素对其他各因素渗透性较强，与多种因素存在着交叉兼容关系。科技创新因素中的知识技术通过劳动力实现科技创新。包含在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子系统及人文环境中的知识技术，是整个知识技术构成中的一部分。文化、政府管理和科技创新也是相互交叉和兼容的。
经济因素几乎渗透到国际旅游城市的所有动力因子之中。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子系统与城市区位条件子系统、城市旅游环境子系统存在一定的交叉区域。特别是人文环境中的一部分内容，既可以归为城市旅游环境子系统，也可归为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子系统。如：科技、教育设施、体育馆、艺术馆等，它们既是城市基础设施又是城市的人文环境。而在风景游览区、历史街区等人文环境中有一部分，其内部是由基础设施(包括水、电、道路、通讯)构成的。
就城市文化子系统而言，包括部分科技知识，也包括文学、艺术、科学文化、制度文化、思想道德文化。文化又与基础设施如艺术馆、教堂、科技馆、大学紧密联系，密不可分。城市文化与城市居民也存在着一定的兼容性，即一定的道德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总是存在于城市人的心灵深处、头脑之中。这种包含兼容性，正好使得制度文化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制度文化与战略管理存在明显的交叉区域，战略管理中的制度及措施常常是制度文化具体内容的重要部分。城市文化常常与其他要素形成综合体，对国际旅游城市起综合影响作用。
政治因素与区位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在区域中的控制力、影响力与城市的政治地位、行政等级密切相关，而城市形象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制约。
总之，国际旅游城市的形成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动国际旅游城市形成发展的主导力量是由外部推力与内在动力相互作用构成的、并主要由内在动力驱动的互动型动力系统。影响国际旅游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各动力子系统及各动力因子的协调互动程序。各动力子系统及各动力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相互区别，存在耦合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城市间，起主导作用的驱动力量是不同的，并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图2 国际旅游城市动力子系统及相互关系
2 国际旅游城市的驱动模式
选取新加坡、香港、桂林、上海四个典型的国际旅游城市作为代表，依据现阶段各城市的主导动力机制，总结国际旅游城市的驱动模式，将其驱动模式概括为环境驱动模式(新加坡模式)、区位驱动模式(香港模式)、资源驱动模式(桂林模式)和综合发展驱动模式(上海模式)四种类型。本文引用数据，除做特殊说明的，均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权威数据源。
2.1 环境驱动模式(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面积仅600多平方公里，拥有的旅游资源仅为阳光与海滩，却发展成为“亚洲旅游王国”，其做法与经验主要是政府致力于环境建设，使其拥有了花园城市的美誉，由此带动城市文化的提升、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特色旅游的开展。优美的环境成为新加坡国际旅游发展的主导驱动力量(见图3)。
图3 新加坡国际旅游城市环境驱动模式图
2.2 区位驱动模式(香港模式)
香港总面积仅有1 068平方公里，旅游资源十分有限，但香港旅游业却能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每年5万国际游客的规模，发展成为今天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2006年接待入境游客2 52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 170亿港元[11]，其发展道路令人赞叹。探究其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有条件发展为世界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旅游城市。由于其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其具备了“东方之珠”的景致、“购物天堂”的美誉和“美食天堂”的魅力，加上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使香港旅游业得以持续发展(见图4)。
图4 香港国际旅游城市区位驱动模式图
2.3 资源驱动模式(桂林模式)
桂林市是我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典型的资源驱动型旅游地。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是桂林旅游的三大资源。奇山、秀水、异洞、美石融为一体，交相辉映，构成了举世无双的桂林山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自然旅游资源(见图5)。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神秘之地，体验中国五千年文化、欣赏中国壮丽山河、回归祖国怀抱成为入境游客的主要动机。因而，依托垄断性资源的传统城市旅游目的地的桂林等城市，入境旅游表现出色，增长势头迅猛；相比之下，缺乏垄断性资源的城市旅游目的地，如大连、昆明等旅游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见图6)，拥有垄断性资源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
图5 桂林国际旅游城市资源驱动模式图
图6 桂林、西安、大连、昆明接待入境游客情况(1982-1988)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桂林入境旅游人数及国际旅游收入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神秘的色彩慢慢消失。同时，多种因素决定了桂林旅游业整体服务质量较低，旅游发展的负面效应突出，游客口碑不佳。二是90年代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中国经济却异军突起，成为世界对外投资的热点地区之一。在商人眼里，中国成为一个可以挣钱的国度，由此带来了我国商务、会议、展览旅游的迅猛发展。经济因素成为推动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此期间，主要依靠经济因素推动的城市旅游目的地，如武汉、天津等现代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其市场表现好于传统城市旅游目的地(如南京、桂林)(见图7)。
图7 南京、桂林、武汉、天津接待入境游客情况(1993-2007)
进入21世纪，桂林市的旅游业又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世纪90年代末，桂林市政府加大了旅游投入，在保持老景区吸引力的同时，采取了多项措施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建设新景区，如两江四湖景区、龙脊梯田景区等，使得桂林旅游逐渐焕发生机。
2.4 综合发展驱动模式(上海模式)
上海是我国现代化、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城市综合竞争力全国排名第一。[12]2006年，上海接待入境游客近464.6万人次，居全国第一，旅游外汇收入39.04亿美元，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上海国际旅游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由上海产业经济的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城市国际知名度、文化氛围、旅游环境、特殊事件等多个动力因子共同推动的结果(见图8)。
图8 上海国际旅游城市综合发展驱动模式图
3 结论
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城市，推动国际旅游城市的主导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因此，国际旅游城市的形成发展模式也是不同的。在国际旅游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其主导动力机制的转换直接导致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因此，各城市政府应根据城市本身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国际旅游城市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