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字狱论文,述评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3-0055-08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汉代的杨恽案件，宋代的苏轼乌台诗案即较为典型者。不过，总体看来，清代以前数量较少，规模不大。首先，就文字狱数量而言，清代文字狱当在160—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其次，就规模和惩处结果而论，与历史上其他朝代诸文字狱相比较，也首屈一指。关于清代文字狱的总体表现特征，研究者已做了准确的概括。其中，胡奇光《中国文祸史》说：“(清代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1](P117)何西来为周宗奇《文字狱纪实》所作的序中说：“清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前期，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无论就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还是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来看，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都是没有前例的。”[2](P11)其实，两位学者并非故作危言耸听之论，而是对清代文字狱真实情况的准确概括和高度总结。有清一代，文字狱案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几与爱新觉罗氏王朝的历史相始终，案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杀戮之血腥，均称空前。
空前惨烈的清代文字狱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而归于寂灭，人们开始对之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并逐步开展研究工作。当然，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狱案，或强或弱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这些零星记载与评论为清朝灭亡以后的文字狱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记录还算不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真正研究，真正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从清代灭亡开始[3](PP.62—70)。可以说从清亡迄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字狱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论著大量涌现，呈现出繁盛局面。这些研究与清人的载述相较而言前进了一大步，除梳理旧有史料，对文字狱案始末进行查考和辨正外，更加重视在旧史料基础上挖掘新史料，更加重视对文字狱受害者思想、心态和生存状态的考察，更加重视对文字狱案发原因和文字狱实质的探讨，更加重视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文字狱宏观理论的探究。具体说来，一个世纪的清代文字狱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清代文字狱研究的第一阶段：清亡-1948年
该阶段为清代文字狱研究的初始期。此时期研究文字狱的学者主要有以孟森、邓之诚为代表的史学家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家。
孟森(1868-1937)，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其《心史丛刊》各集出版于1916年至1917年间，其中有对朱方旦案、查嗣庭试题案、王锡侯《字贯》案、蔡显《闲渔闲闲录》案的讨论。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既对各案进行详细的史实梳理和考证，又指出文字狱给知识分子造成的恶劣影响。此外，孟森还在《清史讲义》中论及雍、乾间三大文字狱，即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尹嘉铨案时，又指出文字狱造成了乾嘉间学风的转变，给国家政治带来了不良影响。邓之诚(1887-1960)，也是著名历史学家，所著《中华二千年史》，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论述“康、乾施政之张弛”时涉及到文字狱，并着重指出其残酷性，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是之惨酷者也”[4](P113)。最值得重视的是作者以《清代文字狱档》、《东华录》、《掌故丛编》等书为依据将顺、康、雍、乾四朝82起文字狱进行梳理，分案由、时期、事略、定谳和备考五个方面制成“清代文字狱简表”，该表简明扼要，考证详备，极富学术研究价值。另外，邓先生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对清代文字狱个案多有涉及；他四十年代还写有《桑园读书记》，其中也涉及庄氏《明史》之狱。不过，总的来看，孟、邓二人是历史学家，他们侧重于从史实考证的角度来研究清代文字狱，筚路蓝缕，多发前人所未发。
鲁迅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其《且介亭杂文》收录1934年写的《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两篇专论文字狱的杂文。两文没有考证史实，而就文字狱的本质、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清代一些将卤莽者、发疯者、乡曲迂儒、草野愚民等作为打击对象的文字狱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皇帝与这些人之间存在着难以穿透的“隔膜”，这些人冒犯皇帝威严才是其取祸之由，又认为文字狱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灾难并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性格。另外，鲁迅还在《病后杂谈》一文中顺便提及清代文字狱，称之为“脍炙人口的虐政”[5](P162)。鲁迅的这些评论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发，言辞虽略显激烈，却也深刻精策，击中文字狱的要害。
除上述三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外，其他不少学者也对文字狱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研究。据郑天挺主编的《明清史资料》(下册)第十五章《清代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统计，1928-1936年研究清代文字狱的论文有7篇，依次为：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王锡侯〈字贯〉案》(《掌故丛编》1928年1-3月)、夏廷棫《庄史案辑论跋》(《语历所周刊》1928年5月)、夏廷棫《关于庄史案的材料》(《语历所周刊》1928年6月)、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乾隆朝文字狱》(《文献丛编》1930年3-8月)、贾逸君《清代文字狱考略》(《中法大学月刊》1931年)、赵录绰《清高宗之焚毁书籍》(《北平图书馆馆刊》1933年10月)和许霁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人文》1936年4月)[6](P186)。此外，还有朱襄廷《庄史案辑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6)、周延年《庄氏史案考》(民国21年刊本)和归静先《清代文献纪略》(人文书店，1944)等研究著作。这些论著主要侧重于对文字狱个案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考证，对清代文字狱进行宏观探讨者较少。
不过，这一阶段有关文字狱史料的整理工作却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陆续整理出版了《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学旬刊》等历史文献资料丛编和《清代文字狱档》、《明清史料》等专题档案史料，其中与文字狱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被鲁迅称为“一种好书”[5](P36)的《清代文字狱档》，它由原北平故宫博物院于1931-1934年间陆续整理、编印出版，辑录清代雍、乾两朝65起文字狱的档案材料。该书的文献价值体现在提供史料的确凿可靠上，其“编辑略例”云：“本编用纪事本末体分案编纂，每一案中材料之顺序以年月为次”；“本编材料取之于本馆所藏下列三种清代文书之中：一军机处档，二宫中所存缴回硃批奏折，三实录。”[7](P1)它将各种稀见的原始材料展现在读者面前，避免了文字狱研究中因资料贫乏而出现的主观臆断等浮泛倾向。
二、清代文字狱研究的第二阶段：1949-1978年
这一阶段是清代文字狱研究的发展期，时间跨度虽长，但研究成果并不多。该阶段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1.文献整理
涉及清代文字狱史料搜集整理方面的论文有房秩五《记和州戴氏文字狱档案——清宣统元年蹇庐随笔》(《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3期)。和州戴氏文字狱案早已收入《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戴移孝《碧落后人诗》案”，房氏在沈阳偶然发现乾隆年间刑部奏定安徽和州戴氏文字狱一案的旧档案一份，可用来补充该案原来档案之不足。此外，周至元《清初即墨黄培文字狱资料》(《山东省志资料》1962年2期)对涉及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黄培诗案”的相关史料进行梳理考证，理清了该案的来龙去脉。
2.对受文字狱打击的文人的思想和文字狱对学术思想的影响的探讨
文字狱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文人，于是对受文字狱打击的文人思想和心态的探讨也成了文字狱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吴则虞《论吕留良》一文通过对吕留良生平交游及曾、吕文字狱案情况的介绍，认为吕留良是一个民族观念强、爱国情绪浓烈的知识分子，他在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被清朝拉拢的情况下，毅然“担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著书立说，鼓动宣传，教育了当时的人民，并影响了后世无数的爱国志士”[8](P161)。该文还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参照点，对雍正《大义觉迷录》中批判吕留良“夷夏之防”的观点予以批驳，认为“这是替他的咸丰以后的子孙创造了向帝国主义投降的理论依据，也替现代的蒋介石之类的各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创造了向帝国主义投降的理论依据”[8](P162)。贺珏《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认为《南山集》案是因清廷“立意严禁私谈明代史事特别是南明抗清史实”[9](P7)而引起。作者又从赵申乔奏文未指出具体的罪状而认定，戴氏文字狱是由清廷罗织罪名而成的冤案。刘致中《方苞和〈狱中杂记〉》认为受《南山集》案打击的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虽受案狱牵连，但未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迫害”[10](P181)，而是受到特殊礼遇，成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即方苞是软骨头投降派，对其残酷迫害的说法，不合乎事实真相。该文主要针对马茂元《略谈方苞的散文和他的〈狱中杂记〉》一文而发，材料丰富，说理充分。
至于清代文字狱对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有尚钺的论文《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文中说：“这种野蛮残暴箝制思想的文字狱，经顺、康、雍、乾四朝，无虑数十百起，目的则在于消灭中国先进青年士子和思想家的民主和民族的思想意识。”[11](P250)文章还指出文字狱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消极影响：“不仅清朝的统治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他的统治思想也是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满族对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是反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就中断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也中断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11](P254)
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的文字狱研究尽管在文字狱史料的整理和文字案狱的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左的倾向等时代印记非常明显。另外，这一阶段的研究论文多涉及文字狱个案，没有对整个清代文字狱进行宏观研究的论文。
三、清代文字狱研究的第三阶段：1979年-现今
这一阶段为清代文字狱研究的繁荣期。研究文字狱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明显增多，质量明显提高。据统计，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10余部。
先看研究论文。由于数量多，现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大类，其中根据具体情况，宏观研究又分为总体和部分两小类，微观研究则主要针对个案研究。
1.宏观研究
这一阶段，从宏观上研究清代文字狱的论文有近40篇，可分为以下两类：
1)总体研究文字狱的论文
朱眉叔1979年在《辽宁大学学报》4、5期上发表的《清前期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做了一次文字狱宏观研究的尝试，它拓宽了人们的思维，使之不再停留或局限于一案一狱的零散的分析研究上。该文还注重研究的科学性，将110起文字狱依时间、案名、资料来源三项列成“文字狱简表”加以说明。冯天瑜《明清文网述略》(《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1期)认为清代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恐惧汉人民族意识而制造的各种血腥惨案，同时，它成就了借文字狱升迁的奸人，桎梏了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唐玉萍《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及禁书简论》(《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3年2、3期)也主要是从文字狱扼杀进步思想，堵塞启蒙思想，导致中国落伍等消极方面进行评述。对文字狱的定性也是清代文字狱研究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探讨此问题的论文有两篇：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1期)和赵志毅《清代文字狱辨》(《东南文化》1997年3期)。喻文认为历来学者对文字狱的研究缺乏冷静、客观、理性的评判态度，一些研究成果中难免有夸大、推测的成分，作者提出要对业已形成的“定论”重加推敲，不能将文字狱做过于宽泛的认定。赵文也要求打破常规，对文字狱进行再认识，认为有五种情况应排除在文字狱的范围之外：(一)没有形成狱的文字狱。(二)虽因文字触犯刑律，但清廷对此种案件的认定，并非罗织罪名，而是罪有应得，不能算作文字狱。(三)用文字诬告他人而受刑狱，不是文字狱。(四)打击异党引起的案件。(五)疯人因狂癫之言而受到刑戮。经过这样的认定，123起案件中有75起被排斥出去，剩下的48起才是真正的文字狱。它们属于因明史而获罪和因著述诗文被猜忌两种类型。
此外，从特点、原因、影响等方面较全面论述清代文字狱的论文，主要有李岩《文字狱初探》(《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3期)、李斌乐《清朝的文字狱》(《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年12期)、黄少卿《明清文字狱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期)、王安东《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东方论坛》2003年4期)、张小兰《清康乾盛世之文字狱》(《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期)和黄文斌《再论清代文字狱》(《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2期)等，这些论文观点大都相似，多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完善和补充。另有罗素英《中国文字狱述论》(《求是学刊》2000年6期)也部分论及清代文字狱，理论性强，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2)局部或部分论及文字狱的论文
本阶段从局部或侧面探讨清代文字狱的论文有近20篇，主要涉及帝王心理与文字狱、文字狱与文人及文学作品和文字狱与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等方面。
引发文字狱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帝王心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周明初《自卑情结与优越情结——对异族君主乾隆皇帝心态的追讨》(《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3期)一文认为，乾隆推行文字狱等文化专制政策是其作为异族君主的自卑心态和文化自恋主义的反映，其自卑心态实则是两千多年以来民族隔阂和民族冲突所形成的心理积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郭成康《帝王心理与文字狱》也以帝王心理作为一个特殊视角来考察清代文字狱，作者认为从清帝的角度考虑，有些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的文字狱在当时并非毫无道理，文中又特别指明乾隆帝的心理特征：“自视甚高”，“特别自负”，“自以为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最重大、最棘手的战略性问题，列祖列宗格于当时形势下未能解决，后世子孙又可能没有魄力、没有能力解决，因此釜底抽薪、一劳永逸、不留后患、干净利落的处置妥帖，非他莫属”(《寻根》2003年2期)。这种心理特征是他用铁腕手段推行文字狱的决定性因素。
文字狱打击的重点对象是文人及文学作品，慑于文字狱的威力，文人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只能采取委婉曲折的手法表达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段熙仲《〈儒林外史〉和文字狱》(《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3期)、周思源《清代文字狱对〈红楼梦〉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1期)、张雯虹《曹雪芹与〈红楼梦〉》(《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5期)和石昌渝《乾隆文字狱阴影下的〈红楼梦〉》(《国学》2007年7期)等都探讨了文字狱对这两部小说创作的影响。李中华《文字狱：悬在文人头上的利剑》(《寻根》2003年2期)和张宝明《文字狱下的士人》(同上)两文都部分涉及清代文字狱下的士人的悲惨生活遭遇，李文还指出受文字狱的影响，“学术不再是一种社会关怀、心灵追求，它蜕变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形而下的技巧与器能，从而造成普遍的道德萎靡与人格异化。”
另外，从政治、思想文化角度来探讨清代文字狱的，有邱远猷《从清代文字狱看康乾“盛世”的“法治”》(《学习与探索》1980年3期)、黄立新《论康熙的文化政策及其影响》(《上海大学学报》1992年2期)、赵秉忠《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清史研究》1991年1期)、郭预衡《清代文治与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5期)和王俊才《论清初统治思想的演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期)等，这些文章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深化了清代文字狱研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文字狱的盛行，确令无数文人惊恐万状、不寒而栗。它不仅使文化典籍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箝制和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了文学生态。文字狱所导致的清代文学生态的丕变，既使文人产生仗马寒蝉式的心态，泯灭了创作灵性，又使文学的批判理念严重失落，阻隔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一些清代文学研究者早已敏锐地觉察到这些潜藏在清代文学之中而不大引起学界注目的现象。如严迪昌先生的分体断代文学著述《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和《清词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皆关注到了清代文网高张，文士惨遭株连杀戮的惊恐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清代文士士心遭到威劫，文学创作发生变异和文学批评理念失落的情形。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采用历史文化学的批评方法，对浙派形成与发展的文化机制，以及各期代表诗人的理论与制作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论述，其中也谈到文字狱对浙派诗学风格及诗人创作的重要影响。孙之梅《中国文学精神·明清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注意到作为文化专制制度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字狱是促成明清文学中的感伤主义思潮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为人们深入认识文字狱与文学的关系起到重要启发作用。
2.微观研究
清代文字狱案有160多起，从微观的角度对个案展开研究，能深刻地反映某文字狱案的具体情况。该阶段对文字狱个案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较多，不过多集中在几个大案及其相关研究上，如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曾静吕留良案等，其他小案的研究也逐渐展开，有不少文章发表，全方位研究文字狱的态势已逐步形成。下面分案评述。
1)《明史》案
《明史》案是清初规模最大的文字狱案，株连也最为广泛。查继佐与范骧、陆圻三人是该案的幸免者，查氏的幸存与案后继续从事自己的《明书》(后更名《罪惟录》)著述不能不引人关注，商全《清初“庄廷鑨明史狱”中的一件佚闻——查继佐与吴六奇关系考》(《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陈长征《查继佐及其〈罪惟录〉》(《浙江学刊》1996年6期)和韩逢华《查继佐与明史案》(《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1期)等论文即对之进行探讨。庄廷鑨是《明史》编纂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又是《明史》案的首犯，因案发时已死，被戮尸。探讨庄氏修史动因的论文有钱茂伟《庄廷鑨修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3期)等。《明史》案由修史得罪，自然是历史学领域关注的问题，于是从史学角度研究该案的文章有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2期)、李润强《清初士人的明史意识与康熙朝文字案狱》(《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期)和阚红柳《庄氏史狱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3期)等。
2)《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由戴名世《南山集》而引发，故该案原委、《南山集》的作者和文本本身就成了研究者涉及的首要问题。关注该案过程，分析案由与案件特征的论文主要有王树民《〈南山集〉案的透视》(《江淮论坛》1986年3期)、李兴盛《〈南山集〉文字狱案及桐城方氏向东北的遣戍》(《北方文物》1988年2期)、刘跃进《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炎黄春秋》1993年4期)、李明军《戴名世的时文观和〈南山集〉的历史命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期)和郭春萍《〈钝斋文选〉和〈南山集〉案》(《安徽史学》2006年2期)等。
戴名世是该案主犯，又兼古文家与历史学家于一身，对戴名世的研究正不断深入并趋于系统化，具体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侧重于戴氏本人并进行总体评述的，有王凯符《戴名世论》(《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3期)、方佛平《戴名世和他的〈南山集〉》(《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4期)、石钟扬《一位文化志士的历史足迹——纪念戴名世赴难二百七十周年》(《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朱端强《戴名世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5期)、卢佑诚《戴名世死因新说》(《武陵学刊》1997年1期)和张琼《假入世真隐逸：戴名世的特殊人生》(《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4期)等。二是研究戴氏史学思想的，有钟扬《史识史才皆绝伦——论戴名世的史学成就》(《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3期)、徐天祥《戴名世的史学思想》(《安徽史学》2001年4期)、李传印《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3期)、侯虎虎《略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延安大学学报》2001年2期)和李传印《戴名世的历史评论浅议》(《安徽史学》2006年6期)等。三是研究戴氏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有徐文博《戴名世古文理论初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1、2期)、许总《戴名世咏史诗初论》(《江淮论坛》1985年2期)、金五德《戴名世文学思想论》(《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3期)、程曦《试论戴名世的“文章之道”》(《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5期)和史小军《戴名世传记散文探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2期)等。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有3篇专论戴名世古文(散文)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是李祎《戴名世散文研究》、欧阳孙琳《戴名世散文研究》和王奇峰《戴名世古文研究》。此外，对戴氏作品进行鉴赏的文章亦有不少，如韩羽《读〈穷鬼传〉》(《瞭望》1989年38期)、黄挺《戴名世的〈雁荡记〉和方苞的〈游雁荡记〉》(《韩山师专学报》1992年4期)、周永忠《从虚写实，婉而多讽——戴名世〈醉乡记〉欣赏》(《阅读与写作》1998年4期)和彭洁莹《淋漓恣肆，犀利泼辣——戴名世〈钱神问对〉赏析》(《语文学刊》2001年3期)等。四是研究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的论文，有许总《论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江淮论坛》1984年2期)、钟扬《论戴名世与桐城派之关系》(《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4期)、王献永《戴名世与桐城派》(《安徽师大学报》1990年3期)、钟扬《也谈戴名世与桐城派——与王献永先生商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和周中明《应恢复戴名世桐城派鼻祖的地位》(《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3期)等。五是戴氏史料及其他研究论文。在戴氏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张玉、钟扬二人成就突出。张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历史档案》2001年2期)根据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刑科文书时发现的两件有关《南山集》案的满文题本编译而成，为深入研究该案提供了新史料。钟扬挖掘整理戴名世史料的贡献更大，他除出版《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外，还发表《桐城〈戴氏宗谱〉之戴名世史料》(《安徽史学》2002年4期)、《桐城〈戴氏宗谱〉中戴名世、方苞佚文两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2期)、《桐城〈戴氏宗谱〉与戴名世》(《寻根》2003年1期)和《从〈戴氏宗谱〉看戴名世之家世与交游》(《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二辑)等文章。其他研究论文有刘世生《坎坷中追求着质平自然——戴名世散论兼及戴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4期)、陈宇俊《试论戴名世对桐城诗派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徐天祥《论戴名世节烈传及清代节烈观的文化史意义》(《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1期)以及刘跃进《极摹世事炎凉 曲尽人情变态——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江淮论坛》1994年1期)等。
受《南山集》案打击的方孝标子孙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遭受诸种磨难，但他们是文化家族，环境的改变并未影响他们的诗歌创作热情。该阶段考证方氏遣戍情况及论述他们创作情况的论文有李兴盛的《清初三次遣戍黑龙江地区的桐城方氏一家》(《求是学刊》1981年1期)和《〈南山集〉文字狱案及桐城方氏向东北的遣戍》(《北方文物》1988年2期)、谭彦翘《方登峄流戍卜魁时祖孙三世行年考实》(《北方文物》1993年1期)、张超《浅谈方氏三代人及其边塞诗》(《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3期)等。
另外，这一阶段关于《南山集》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也有了较大创新，其中一些论文尝试从文学生态学的角度探讨受文字狱直接打击的文人的心态、思想及创作情况。如严迪昌先生的《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文学遗产》2001年5期)首先做了成功的示范，另有关爱和的《〈南山集〉案与清代士人的心路历程——以戴名世、方苞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12期)，刘守安的《一个矛盾而痛苦的灵魂——方苞生平与思想探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期)，张兵、张毓洲的《〈南山集〉案与桐城戴氏家族的衰落》(《文史哲》2009年3期)和《〈南山集〉案与桐城方氏文化世家的衰落》(《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4期)等紧承其后，亦以受文字狱打击的文人心态与思想为讨论对象，观点新颖，论证充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3)曾静、吕留良案
曾静、吕留良案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案件本身比较奇特，雍正帝在处理过程中又亲撰《大义觉迷录》与吕留良的“夷夏之防”思想进行辩论。于是对该案的研究主要围绕案件本身、雍正《大义觉迷录》和吕留良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该案本身的有王育成《〈四书会要录〉两版本与吕留良案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1期)、简究岸《清雍正朝浙江吕留良“谋逆”案——旷古未有的文字狱》(上、中、下)(《观察与思考》2000年2期、4期、6期)和李畅然《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泰山学院学报》2007年1期)等；专门研究《大义觉迷录》的有何晓芳《论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及其民族思想》(《满族研究》1986年2期)、牧惠《读〈大义觉迷录〉》(《雨花》1999年6期)、李惠《最奇特的文字狱——〈大义觉迷录〉》(《文史杂志》2004年4期)和栾洋《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燕山大学学报》2008年1期)等；研究该案主犯吕留良的相关论文有卞僧惠《关于吕留良的几个问题的剖析》(《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3期)、徐正《吕留良诗歌略论》(《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1期)和王俊义《雍正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出奇料理”与吕留良研究——兼论文字狱对清代思想文化发展之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2期)等；研究吕留良案对株连文士心态影响的论文有严迪昌先生的《生态与心态——也谈怎样读古诗》(《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2期)、《往事惊心叫断魂——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文学遗产》2002年4期)等。
4)其他文字狱案
其他各文字狱案规模和影响都远不及以上三大案，研究状况略显消沉，主要研究成果按狱别分类如下：
研究查嗣庭案的有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1期)、杨乃济《从查嗣庭文字狱案谈文字游戏》(《紫禁城》1991年2期)、张书才《查嗣庭文字狱案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1、2期)、简究岸《清初查嗣庭“试题”案》(《观察与思考》2000年12期)和东北师范大学阎璐硕士学位论文《查嗣庭案与雍正时期政治文化》2007)等，另有洪永铿等《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在第三章“文字狱冲击下的查氏家族”中对明清文字狱情状，海宁查氏家族所遭受的“《明史》案”和“查嗣庭案”打击的情况，以及文字狱后海宁查氏文化世族的衰落与生存状况进行了讨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研究徐述夔案的有陈翔华《徐述夔及其〈一柱楼诗〉狱考略》(《文献》1985年2期)、郭成康《〈字贯〉〈一柱楼诗〉两案与乾隆查办禁书》(《史学集刊》1988年2期)、朱桂昌《景东涂跃龙与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6期)和王芳《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徐述夔与〈一柱楼诗〉案》(《江苏地方志》2004年6期)等。
研究海富润案的有答振益《海富润案剖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3期)、马汝珩《从海富润案件看乾隆对回族的统治政策》(《回族研究》1992年1期)和纳国昌《清代回族伊斯兰文字狱——海富润案件始末》(《回族研究》2000年4期)等。
研究函可、汪景祺、屈大均、沈德潜、王锡侯五人之狱的论文，重在交代案件始末，并评析案狱性质，主要有白坚《龚贤和剩上人——谈清朝最早的文字狱：南京函可之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981年1期)、杨权《岭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学术研究》2006年2期)、郭静洲《汪景祺与〈读书堂西征随笔〉》(1992年5期)、简究岸《清雍正初年汪景祺〈西征随笔〉“逆书”案》(《观察与思考》2000年10期)、王进驹《一份清代失意文人病态心理的标本——谈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广西师院学报》2000年2期)、侯月祥《清代屈大均文字狱案始末》(《广东史志》1992年1期)、刘靖渊《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3期)、祝注先《历史上的一起辞书冤狱——王锡侯和〈字贯〉案》(《辞书研究》1983年3期)、李雪涛《一位传教士记载的王锡侯〈字贯〉案》(《寻根》2006年2期)等。
研究顾炎武之狱的有王冀民《顾亭林“济南狱”与〈赴东诗〉考论》(《齐鲁学刊》1992年2期)和鲁海《顾炎武山东入狱考》(《清史研究》1994年2期)等。
研究澹归案的有潘承玉《和光同尘中的骯髒气骨——澹归〈遍行堂集〉的民族思想平议》(《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3期)和刘娟《澹归作品遭禁毁考论》(《岭南文史》2006年4期)等。
再看研究专著。这一阶段出版的关于文字狱的专著有十几部，依出版年之先后分别为：20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有孔立《清代文字狱》(中华书局，1980)，黄裳《笔祸史谈丛》(人民日报社，1988)，金性尧《清代笔祸录》(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郭成康、林铁均《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王业霖《中国文字狱》(花城出版社，1990)，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张书才、杜景华《清代文字狱案》(紫禁城出版社，1991)，杨凤城《千古文字狱——清代纪实》(南海出版公司，1992)，王彬《禁书·文字狱》(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周宗奇《文字狱纪实》(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胡奇光《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杨乾坤《中国古代文字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陈开科《古代帝王文祸要论》(岳麓书社，1997)，葛行《中国历代诗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和高文元《千古文祸》(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等。进入21世纪，出版的文字狱研究专著主要有韦庆远《祸由笔墨生：明清文字狱》(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0)、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文字狱案》(《即墨文史资料专辑》，2001)和李钟琴《致命文字：中国古代文祸真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等。另外，有两位外国人的研究著作也涉及清代文字狱：一是法国戴廷杰的《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二是美国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邱辛晔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这些著作或以整个中国古代文字狱为讨论对象，但论述重点在清代；或直接以清代文字狱为研究对象。这里仅选择有代表性的几部略作评析。郭成康、林铁均《清朝文字狱》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清代文字狱的专著，体例严谨，研究方法缜密。全书分四个部分：清朝文字狱纵横谈、清朝文字狱要案始末、清朝文字狱大事记和附录。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谈文字狱，涉及文字狱的由来与特征，顺、康、雍、乾四朝文字狱概况，文字狱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第二部分对清初至晚清22起文字狱的案情始末进行探究；第三部分将160余起文字狱按各朝帝王年号纪年顺序进行排列，展示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第四部分对与文字狱案有关的名词进行解释，并附有相关论著目录。总之，该书最大的优点是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探讨，并善于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张书才、杜景华《清代文字狱案》尊重历史真实，根据现存清史档案和清人笔记编写而成，收录清代文字狱案86起，对每一案件的发生、发展、株连情况及处理结果都有详细介绍。该书与其他档案材料不同之处在于“按原始材料重新加以整理编写，依事件发展详述本末，读者读起来可以省却不少反复查对资料的工夫。”[12](P3)该书以叙述事件为主，但也不乏独到的评析，如《曾静、吕留良文字狱始末》在探讨雍正帝的心理和清朝大兴文字狱的原因时说：“从雍正《大义觉迷录》行文中，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一个少数民族满人统治中国之时，在起初的一些年代里，因不断受到汉族人的反对，所产生的一种孤独感和民族自强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为古老中国的一部分，一个民族，希望消除民族间的人为界限；同时他又把自己说成华夏的邦临之国，以避开篡逆之名。但满族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代表，面对中原汉人的不断反抗，他们的戒备心理很强，且十分敏感，这正是他们不断大兴文字狱的原因之一。”[12](PP.56—57)分析全面，且见解独到。
谢苍霖等《三千年文祸》是研究中国文字狱的通史，以朝代为序，将各朝典型文字狱案例进行专门研究，又以清朝文字狱为重点(全书二十一章，清代文字狱五章，占全书近1/4)，探讨了顺、康、雍、乾及嘉庆以下各朝的文字狱情况。所引材料包括正史和野史笔记两部分，考论详赡，极具学术价值。周宗奇《文字狱纪实》是用文学笔法写的文字狱研究著作，重在详述案件始末。杨乾坤《中国古代文字狱》是对中国古代文字狱归类研究的著作，郭兴文在该书“序”中说：“将中国几千年文字狱案归纳、系统整理研究，杨乾坤这部《中国古代文字狱》可谓空前第一部的专著。”[13](P2)该书打破以前文字狱研究中所采用的按历史朝代为序的通史式、程式化的叙述模式，把中国古代发生过的文字狱按类型分为十二类，将清朝诸文字狱也归入其中，进行纵横两方面的比较分析，归纳合理，特色突出。
学术无国界，中国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已走向了国外。法国汉学家戴廷杰用汉语文言写的近百万字的《戴名世年谱》是研究戴名世和《南山集》案的专著。“所用的资料，除谱主本身文献外，还有许多有关人物的著述。”“撰者并不是孤立地记述谱主的生平，而是拓宽视野，将谱主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之下，而与有关事务密切联系来解析。对于株连所及的各方人物，都不是略加点录，而是尽可能著其生平，使这部年谱不仅讲清谱主的社会关系，而且也为研究那一时代学林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14]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字狱，并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了曾静、吕留良案的来龙去脉。由于本书的叙述和评析是建立在清代宫廷档案、谕旨、奏折等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因此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近百年的清代文字狱研究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呈现出一些值得人们关注的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研究者及其论文、专著逐渐增多，研究范围逐步扩大
研究者及其论文、专著数量的增多，本身就是学术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在清代文字狱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较少，仅有以孟森、邓之诚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群体和文学家代表鲁迅，阵容不够壮大，虽出现了一些深刻论析文字狱的论文或论著，但数量有限。第二阶段的研究，虽处在清代文字狱研究史的发展期，但由于历史原因，除文献整理成就突出外，对案狱本身的研究则略显消沉，没有出现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第三阶段是清代文字狱研究的繁荣期，研究者、论文和专著大量涌现。研究者中既有资深的教授、学者，又有初步迈进学术门槛的研究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并不断将研究工作推向前进。研究论文和专著是研究者们学术成果的结晶，该阶段共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专著10余部，这是其他朝代文字狱研究中所未曾遇到的现象。研究范围涉及清代文字狱案的大多数案件，尤其是一些代表性的案件，研究论文多达十余篇。即使是一些个案研究，既涉及对案发原因与背景的探讨，又有案狱经过的载述，还有对涉案人员和案件性质的评价，研究范围较广。
2.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根据对文字狱认识的不同，研究者所选取的研究角度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在第一阶段，史学家孟森、邓之诚侧重史实考证，而文学家鲁迅则注重从本质和影响方面阐发文字狱，强调其现实意义。由于论文不多，研究方法也呈现出较为单一的态势。第二阶段的研究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研究方法仍较为单一。第三阶段，研究角度和方法均呈多元化趋势。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除上海书店出版社于2007年重版《清代文字狱档》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在《清代文字狱档》的基础上，增加史料，于2007年10月整理出版了《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这一阶段在对案狱本身的研究上，既有宏观综述性的论文，如朱眉叔《清前期的文字狱》、冯天瑜《明清文网述略》等，都是文字狱研究史上最早、最有价值的宏观综论性力作，又有大量微观个案考察的论文，如王树民《〈南山集〉案的透视》、顾真《查嗣庭案缘由与性质》等。还有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如郭成康等《清代文字狱》、谢苍霖等《三千年文祸》等研究专著。本阶段最有特色的成果是将文字狱与文学生态学结合起来进行的有益尝试，这些论文，既深化了清代文字狱研究的内容，又拓展了清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代表性论文是严迪昌先生的《从〈南山集〉到〈虬峰集〉——文字狱案与清代文学生态举证》，可以说，由于史料的扎实、论证的严密和研究角度的新颖独到，使这篇文章在史学、文学领域取得了双突破。
3.评判态度逐渐趋于客观
人们对某人某事的评判，总是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感情色彩，但评判必须有度，否则会使判断失之公允。清代文字狱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者们往往出于对文字狱受害者的同情而将罪案的原因完全归结为统治者的随意罗织罪名，人为地扩大其负面影响，认为只有统治者皇帝才罪大恶极，该口诛笔伐，而受害者本人似乎责任较轻，或无辜而遭殃。其实清代文字案狱发生的原因异常复杂，制造者皇帝也有难言的苦衷，案件的审批必亲经其手，并非毫无根据地乱加处治，而文字狱的受害者大多为能独立思考，且有见识的文人，他们在其文字作品中流露出的种种不满情绪也是客观事实。因此，受害者本人的思想及行为也是文字案狱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戴名世及《南山集》案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末，贺珏的《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就认为《南山集》案是清廷罗织罪名而成，戴氏本人无文字悖逆之处；90年代，郭成康等《清朝文字狱》一书认为《南山集》中犯忌讳之处有四，刘跃进《极摹世事炎凉 曲尽人情变态》一文甚至认为戴氏获罪与晚年所作《忧庵集》也许有直接关系。不难看出，随看史料搜集的渐趋完备，研究者对戴名世《南山集》案的获罪原因有一个认识上的逐步深入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不论研究者的观点正确与否，但评判态度趋于客观却是不争的事实。
清代文字狱研究总体上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创新不足，多数论文未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只是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并做了一些修订和整理工作。如各种综论清代文字狱的论文，仅仅是依据一些已整理公布的文字狱资料，罗列、介绍案狱始末，并未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更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另外，文字狱打击的重点是文人，对文字狱影响下的文人心态和文学生态的探讨仍需加强。其次，一些研究者对史料解读不够，以致评述文字狱案细节时有失实之处，如王安东《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一文提及《南山集》案时说：“(方孝标)子孙数人被斩”，与史实不合，又用传说中的查嗣庭出过“维民所止”的试题作为查嗣庭狱的证据，与事实本身更是相谬甚远。再次，对文字狱个案的研究虽已展开，但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如对各大案要案研究过热，而小案或略有提及，或无人问津。所有这些，都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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