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海派电视剧创作暨李莉导演作品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研讨会论文,当代论文,导演论文,电视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光一（解放日报记者）
从李莉的创作中可以想到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名著的改编。在李莉的电视剧《家春秋》之前，这部名著已有过四五次的改编。我们比较多的是从小说改编，很少从影视改编名作，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可供改编的名著宝库，那就是30年代的影片，公众对这些片子的怀念不亚于对名著的怀念，我们从持续发展来看，从进入市场的角度来看，将来我们每年的电视剧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将30年代的片子搬上荧屏。《雷雨》的改编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关于续集的问题，《若男和她的儿女们》的收视率较高，由于它是续集所以就带动了它的收视，这就是市场化的一个问题，拍续集也是海外影视操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必须原来的作品有一定的基础）。一般来说续集往往不如原作，但却往往带来商业上成功。现在的《儿女情长》《和平年代》播完了，但它们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人们相当关心剧中人物的命运，这些都是可以操作续集的，老百姓会爱看。从市场来看，对我们怎么做电视剧续集李莉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一提市场往往要说炒作。李莉始终能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保持其本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尽可能朝精品化的方向努力，而且她也始终将观众和收视率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
毛时安（上海文化局创作研究室主任）
今天开这个会是对李莉创作的一个高度的肯定，是对一个踏踏实实的艺术家很适时的回报，这么多年她的脚步迈得相当扎实，关键还是认真，她始终不喧哗，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很深的文化积淀，对于这样的导演我们整个社会应对于她进行肯定和表彰，因为她不仅是从艺术上也从人格上给我们以启发。
李莉导演的电视剧和中国的海派电影在现实主义的风格上有一致性，另外它还特别具有市民性。通过对市民性的关注来介入市场的活动，上海的电视有一阵脱离了海派的现实主义传统，追求一种宏大叙事。而李莉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到《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始终关注着市民的生活，而这种关注不是一种很琐碎的关注，她的作品有一种超越，这也和黄允的剧作分不开。另外一个超越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市民生活的关注始终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若男的一生正是上海的历史和命运，因为有了超越的市民性，使它有了很好的收视和市场。
在当今电视剧比较浮躁的情况下，李莉却始终保持着稳健的导演风格。《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将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渲染得这么深刻细致，节奏把握得这么好，这是导演功力。所以艺术上的取胜还是一种实力的取胜，在这一点上李莉给我们以启示。
许纪霖（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我觉得当代海派电视剧的题目前几年说早了点，文本不是很多，《上海一家人》是成功的，但还没有形成一种趋势，而现在在有了更多一些文本后，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海派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李导的作品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她较早实践，而且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她在电视语言的把握上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境界，形成了鲜明的风格。我认为电视剧有两个因素更为重要，一个是故事，一个语言。由于电影和电视的欣赏空间不一样，对电视剧的故事要求就更高，过去好多电视剧太强调宏大叙事，而忽略故事本身，忽略人物的命运。要有好的故事与其说是导演的事不如说是编剧更为重要，现在的剧本创作还处于自发状态，应有一定的长远规划。看了李导的两部新作，从剧本的角度来看似乎《金融家》更好看一些，《金融家》是由程乃珊的小说改编的，基础更好一些，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发掘一些好的小说原作，这可能是电视剧创作的一个捷径。
另外一个是语言的问题，我基本的看法是现在电视剧分为京派海派粤派，但这三派中在语言上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国语是一种人造语言，适合于讨论宏大叙事，但不适合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实北京好多有影响的电视剧说的都是北京话，不是国语。北京的影视剧在这方面是沾光的，因为他反映的是生活的原生态，上海影视剧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探讨一下做些实验，拍些上海版的电视剧，《金融家》有几段上海话马上就感到很亲切，在《若男》中葵花一说东北话马上就感到特别生动，所以可以试验一下用上海话写作，然后再搞一个国语版，这样可能海派的特色更加鲜明，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
储水敖（上海市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当代海派电视剧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今天通过李莉导演的电视剧的创作道路，通过对她的电视剧从内容到形式到风格来进行讨论也有意义。李莉对电视剧的创作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我觉得当代海派电视剧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路，在众多导演中李莉是相当勤奋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探讨海派电视剧的特点：一是故事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对市民生活的关注，具备了这一点上海的观众都爱看；另外是取材的范围，李莉在取材上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有意识地考虑走现实主义路子，同时也很注意上海观众的口味；还有一个是语言，总体上说李莉对语言的掌握很有分寸感，尽管她用的是国语但却有上海的感觉和味道。在李莉的电视剧中没有一部是特别跳的，很恢宏的，这也是她艺术风格上的追求，我感觉《金融家》要好一些，在《金》剧中更能够反映一种国际化和开放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上海是个大都市，如果不考虑国际化和开放性，那么上海这个特征就不太明显。《金》剧反映的是三四十年代的生活，但编导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处理，有一种当代性，很有味道，文学的底蕴也较高，题材本身具备一种国际化和开放性。但从总体上来讲李莉的作品中的国际性和开放性还做得不够，对当代生活深层次的变化反映得还不多，在《若男》一剧中有这方面的东西但还不是很多，这里有一个电视剧怎么反映更广阔的更深层的东西，也许海派电视剧应将那种恢宏的雄伟的东西和人物很细的情感结合起来，而不仅仅局限在家庭人伦的琐事中。
徐甡民（《文汇报》记者）
讨论李莉导演的作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李莉作为全国电视剧导演中的中坚人物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二是李莉在97年拿出两部大戏，这在李莉的创作上是一个大年。最新统计《若男》的收视率达29%，大家都感觉到《金融家》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李莉为上海的电视剧创作是作出贡献的，从作品和经验的积累上都有她的贡献。
这两年上海非常注重现实题材的创作，这比较符合电视剧的特性，但是现在上海的《儿女情长》被看好以后，大家一窝蜂地都去搞家长里短的东西，这种现象值得忧虑，上海不能搞来搞去就是石库门，应在大背景之下写出上海的生态和心态，而我觉得李莉在题材的选择上比较全面，《上海一家人》《若男和她的儿女们》《金融家》填补了上海题材的一个空白。
上海电视剧创作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活质感的问题，上海的电视剧经常丢弃了很多原生态的东西，形象非常突出，主题非常鲜明，背景一片空白，而李莉导的戏比较注重生活的质感，艺术质量总是给人比较稳定比较扎实的感觉，我觉得李莉的作品不一定是思想上的深沉和深刻而是人情人性上的深沉和深刻，在节奏感和道德感上都把握得很好，细节末梢的东西也都把握得很好。
徐俊西（上海作协党组书记）
我们的创作队伍中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能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李莉追求自己的艺术风格，她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扎扎实实地搞戏，这是李莉电视剧创作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对自己从事的艺术有理想追求，要执着要甘于寂寞，这几年的创作我们过份强调写什么，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写的问题，是有没有功力有没有驾驭能力的问题，有没有真正的感受的问题。那些工程戏往往缺少一种有血有肉的东西，最近出来了一批如《儿女情长》《何须再回首》这样的作品，这些电视剧思想比较松弛，对市民生活的展现也很符合电视剧特点。反映儿女情长姑嫂关系等这些小题材是可以的，问题是有些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在艺术上太粗俗，给人的感觉比较浅，故事比较散，我看大家还是要在艺术内涵上下点功夫，鲁迅说过不在于题材怎么样，在于开掘要深，现在追求雅俗共赏，最重要的要开掘得深。李莉的电视剧有一点“精品意识”，她把电视剧当作艺术来追求。至于什么是海派，我没有搞清楚，说李莉就代表海派我也不赞同，她的作品主要是艺术上精一点，开掘得深一点，另外在必要时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李莉的所有作品都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有时代的氛围，这样就能引起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共鸣。所谓小家子气就是不要为一点点东西人为地搞来搞去，作为一个作家总得有美学上的追求，人生上的追求。从目前来讲李莉是比较成功的，既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流于琐碎。像《上海一家人》，题目很大但还是反映了旧上海的生存状态，有一定的深度。另外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讨论电视剧还是要从群众的需要来考虑，作家一定要守住自己，自己是最懂得自己的，一定要忠于生活，忠于艺术，这样才能坐怀不乱。
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第一个问题我想谈关于收视率的问题，现在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都要适应市场经济，但是是否能把收视率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而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观众欣赏水平太低的问题，有的时候一部作品收视率低并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读者不能理解，这在我们哲学领域有很多例子，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关于宇宙发展史概论》写了50年没有销路，后来成了世界名著。还有叔本华的《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28年中间没有销路。好的作品不仅会适应一个时代，有时候会创造一个时代和一种风格，好的作品不能纯粹从接受上来判断，有的时候电视台反映很快，黄金时间收视率不高就赶出去，电视台这样的作法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仅用这个方法来判断作品的好坏，有的时候却显得过于匆忙，有的时候需要用好的作品来提升人，所以说恰恰是作品本身要同群众低的鉴赏力作斗争。
第二个是关于语言的意见，许纪霖认为地方的方言包含着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感受，但我认为它另外也会带来一种麻烦，如果用那种观念来推断，那么象沪剧这样的地方剧种应该是最有优势的，但为什么它们还是走下坡路呢？所以语言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倒是认为李导的两部电视剧用普通话，又有上海味道，效果也不错。所以普通话仍然能贴切地体现角色，上海话的表述有的时候根本不能表达人物的思想，重要的是要走向普通话，这是超越海派的一个方面，可以保留一小部分方言的东西，但我们仍然要在语言上采取一种更容易为全国或者国际的人更能够接受的语言。语言要强调质量，电视剧主要是动感，要靠行为，《金融家》中李羚的话不多，我觉得这个角色很好。
商业化和市民化构成海派文化的基本点，李导的这两部作品都围绕着市民生活，商品经济来展开，这是李导眼光独特深刻的地方，表明了李导本身对当今世界社会本质的深入的理解。过去我们常说不懂得过去，就不懂得现在，其实这话很肤浅，应该这样说不懂得现在就不能描述过去。一个导演在导演一个历史剧，如果他对现代社会没有理解，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他的东西也不能打动人，而李导的作品恰恰表明了她理解了现代生活和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她没有象一些其他导演迷失在一些清朝的宫帏之中。《金融家》和《若男和她的儿女们》这两部作品切入点都较好。都用感情来感动观众，有朋友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等等，比较重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既展示一个宽广的社会生活场面又展示每个人物的鲜明性格。如果说有什么意见，那就是过去和现在的穿插在手法上单调了一点。另外若男这一人物形象没有缺点，这可能也是李导的理想化的人物。在性格上，浪浪的性格本身有一种轻微的模式化。结尾如果用一种开放性的结局，进一步来深化对主题的认识，可能更能引起思索。还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人物中没有一个比较幽默的。总的说看后我非常感动，很多地方我都流泪了。我想讨论海派，既要体现海派的风格和特征，又要有一种能够超越海派的更广的东西。
张震钦（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当代室主任）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电视剧存在着四种格局。第一种格局以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为主，从郑晓成、冯晓刚以《渴望》为敲门砖，以这样一批力量为代表所拍摄的作品，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社会热点又与京味文化相结合，并不追求深厚的历史感，他们所创作的从《编辑部的故事》到《一地鸡毛》到《无悔追踪》到《刘罗锅》在地域特色和思想艺术两个方面不断在完美，它不一定厚重，不一定有时代的纵深感。
第二种格局以广东的影视界同仁与全国的精英机制联手在政府部门的直接领导下有明确主题的主要反映广东开放的沿海省份的我们称之为大主旋律的作品，同样它不追求历史纵深感，它不追求广东文化的纵深感，它追求一种宏大、横向的容量，它要求故事性非常饱满，要求思想性在现时阶段的深刻。
第三种格局是以上海的影视界共同努力，走出《围城》以后也想搞大主旋律作品，后来终于经过《家春秋》《上海的早晨》《杨乃武与小白菜》，而崛起于《上海一家人》。以我个人的感觉《上海一家人》跳出了上海的小家子气，以后又有了《儿女情长》《若男和她的儿女们》《金融家》等一些优秀的作品。我很看重《上海一家人》，它对于评论海派电视剧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种格局是游散于各民营公司中的创作者，这些作品不追求政治性，而且还有意识地削弱政治上的限制性，公司的经营者大量寻求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过度时期中必然的，但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包括《蝴蝶兰》，不管南北方，凡是这类题材它炒作的主要题材选择和故事题材都是上海，旧花园里的很多故事。
这四种格局同时并存，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局限，现在很难去定位，因为它们在发展，对海派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大致包括了城市商业性，贫民性，市场性，大概有这些特性吧。上海的电视剧大多以家庭或家族为载体来展示时代的变化，这是它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儿女情长的故事对全国的普通电视观众有吸引力，《孽债》《上海一家人》在北京收视率很高，是因为这样的载体最能产生共鸣。我认为上海改革开放有那么大的变化，可是我们以这个载体来结构故事，它的思想含量却不能与上海的前进同步，它老有一种追寻旧梦的感觉，而且上海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如他的智慧，对现代的敏感，那种接受中西文化的灵活，都被那种姑嫂之争的小家子气的东西淹没了，这并不是载体本身的问题，而是那样一批人后面的历史厚重的东西不够，这里就有一个怎样把上海的特色生发出去的问题。《上海一家人》的长处使人们了解了这一段历史，而且塑造了若男这个人物，短处是有点历史演绎的痕迹。而《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就好得多，化解这个小家子气，李导力求最大限度地展现它身后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厚度，它尽量做到人物和历史的有机结合，而且含而不露。有些地方很动人，当我看到第七集若男接志伟回来的那场戏，我非常感动，影像本身给人的冲力大于编排的语言，使人回味了很多有关历史政治和人的问题。但这部戏遗憾的地方总觉得还有更新鲜的东西没能概括进去。
《金融家》对影视本体做得较好，可以看出李莉导演的艺术功力，它完全不同于那些快餐文化。
王人殷（《电影艺术》主编）
我想海派不意味着是地域色彩，如果有所谓的海派，那么应该指的是它的艺术特色和艺术追求。我不赞成在电视剧中对话用上海话，并不是因为我不是上海人，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小家子气的。为什么中国人看电视还要看字幕，现在银幕上领袖人物都规定要说普通话了。我想上海的风格不在对话用不用方言，海派的气质是通过信息、氛围和性格传达出来的。
现在的电视剧创作，总的来说有优秀作品，但平庸之作是大量的，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肤浅，浮躁，浮华，拍出精良之作对当前电视剧创作是太有好处了。我看《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受到了感动，我还想回味，我受到一定的启迪，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剧作匠心，导演精心，制作精良的好作品。如果说上海要有上海的特色，姑且先用海派来说，上海最擅长拍言情片，从30年代的电影就可以看出来，从中国目前影视运作的机制来看，言情片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从这部片子我就看好言情片，并不是说以家庭为题材就是小家子气。《红楼梦》写的就是家庭，写家庭往往是文艺作品最好的切入点，《阿信》就是写女人的一辈子，可是它表现的是日本几十年的历史变化，你可以从中看出大和民族的精神，所以我觉得题材不在大小，思想深度是最重要的，这就在于创作者对生活的发现和感悟。《若男和她的儿女们》是一个言情剧，但它不是一般的小市民的言情剧，它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比较深刻的思想。这个戏写了一家人，它的跨度是这么大，写出了中国几十年的变化，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价值观念上的变化在其中都有反映。它写了普通人的最平常的生活，它是通俗的这个通俗，适合电视剧的表现。
目前电视剧在中国存在三种意识形态，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一个是知识分子 人文形态，还有一种就是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而《若》剧是这三点的互相渗透，它是部大俗大雅的作品，这就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艺术境界。它站得比较高，较宏观地看中国社会历史，同时它又是平视的看普通老百姓的最琐碎的生活，所以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亲切，其中的人物我们都似曾相识，由此能与观众产生共鸣。它的视点的开阔性是有些电视剧没有的。这里涉及的事件很多，几乎是70年代后中国碰到的许多的新问题它都涉及到了，如下海、炒股、炒房地产、扫黄、个体户、还有严肃音乐家的失落等等。所有这一些都是有生活感受的，如果没有这种生活感受是编不出来的，我很佩服编剧黄允。另外我觉得若男这个人物也是成功的，固然她身上没有什么缺点或更复杂的人性的东西，但看完后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母亲，她通达事理，理解儿女，处处想到别人，她有传统观念，但她并不保守，她在事业上也有进取心，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形象，她要比刘慧芳成功，因为它在观念上是和时代同步的。另外几个女性形象象秀英、莲子也都真实，很可爱。我非常喜欢莲子和光辉这一对时代新人，从光辉一出来就显得新鲜可爱，唯一遗憾的是少了点幽默感。浪浪这个人物也是成功的，尤其是最后的结局没有流于俗套。这个戏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对感情的细腻刻划，如光明和光辉在美国见面，情感处理非常准确，还有浪浪出狱后的发泄都把握得好。这个戏给了我们很多人生的体会和沧桑感岁月感，有相当的文化品味，这是导演、编剧的功力。
任仲伦（《文汇电影时报》主编）
成熟的艺术家总是有其成熟的思想立足点。在李莉导演的作品中，鲜明地构筑了一幅洋溢着市民理想的世俗图景。这样的图景恰是对时下社会变动的一次平视的理解、一次深刻的揭示。
市民理想不同于人文理想。后者更多地强调人文的终极关怀，它所孕育的形象往往用救世责任支撑起骨胳，充当时代精神引路人的角色。市民理想重视的是对百姓的日常关注，它所孕育的世俗形象常常从市民的生存境遇出发，表达百姓的生活要求和思想寄托。在近年推出的海派电视剧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市民形象与人文形象正在进行换场。这次换场表明了市民接管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在思想启蒙时期被瓦解的市民自信，在弥散着市民意识的都市经济中得以修复。他们在拥抱世俗欢乐的同时，开始真诚叙述自己的生活理解。李导演的作品正是敏感地搭准了这种社会的脉跳。
展现市民理想的世俗图景，其价值是否低于人文理想和人文英雄的塑造？我觉得这是不同层面的事儿。艺术的价值在于表达，也在于发现。以人文理想为思想主宰的作品，是艺术家在“表达”一种人生终极理想（有时仅仅是“转达”，“转达”他人的现成思想），无疑具有较高的精神价值。而象李导演那样能够在社会转型中“发现”市民生活真实演变，并加以到位的揭示，其价值更加具有创造意义。
李莉（电视剧导演）
我是学戏剧出身的，由于时代社会的巧合和机遇让我跑进电视剧这块领域，从事起电视剧的导演创作。从1979年执导处女作《永不凋谢的红花》开始，我在电视剧创作的这条路上不知不觉走了已近20个年头了，从最初的单本剧到后来的多集电视剧一直到长篇连续剧。从舞台到荧屏，我的观众一下子从原先舞台下的几千人变成了几亿人，这种变化使我深切地感受到电视绝对是一种大众文化。我所搞的作品只有和大众紧紧贴在一起，才会有它的生命力。这些年搞了许多有关“家”的题材，如《家风》《家事》《家》《春》《秋》《上海一家人》等等，我觉得“家”是和老百姓贴得最近的一个字眼，而电视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就是一种家庭文化，这一点它和舞台剧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光有高雅的品味是不行的，它必须有最通俗的生活。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认为电视剧就排斥高层次高水平的艺术品，反过来这恰恰是我这些年所追求的东西，我认为只有有了高层次高水平的艺术品，才能让我们的电视剧事业往前发展。首先我们必须说出老百姓想说的话和老百姓想看的故事，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到有一个精良的制作和有内涵的思想，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这应是我们电视剧人的奋斗目标，也是我的努力方向。《杨乃武与小白菜》在雅俗共赏这方面做了较大的尝试，结果令自己还比较满意。
我是一个北方人，但在上海生活几十年，用这种既是上海人又不是上海人的眼光看上海，我觉得很有意思。上海的文化非常独特，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上海作为当今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探索很多东西。我一直很想了解上海理解上海也很想表现上海，所以在最近七、八年里，我拍了《上海一家人》《若男和她的儿女们》《金融家》一系列表现上海生活反映上海面貌的作品。《上海一家》写的是从旧上海的贫民窟和石库门中走出来的上海人；《金融家》写的十里洋场上的最上层的上海人；《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写的是今天的形形色色的上海人，它和《上海一家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上海70年的风云变化。通过这些作品我努力地想尽可能深入细致地表现上海，挖掘上海的文化内涵，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
电视和电影一样是个遗憾之作，在我以往的百多部（集）的作品中或多或少总带着遗憾。我非常感谢《电影艺术》杂志社和《文汇电影时报》给了我这次总结和交流的机会，我也十分感谢在这里给我指点的朋友们，我认为我们的电视剧事业要得到发展，创作人员的艺术水平和观众的鉴赏水平应该得到同步的提高，而能在前面拉着我们同时往前走的就是理论界和评论界的朋友们，他们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认识我们，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长处或潜能、不足或误区。在这里同时还要感谢和我合作的编剧，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们，更特别要感谢投资我拍戏的领导和企业家，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些戏，是他们激励着我还想再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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