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西部地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克尔.波特(M.Porter，2002)认为，“每个国家的人力与资源都有一定的限制，最理想的状况是把资源应用到最有生产力的领域”[1]。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找寻“迈向优势国家之路”。这一道路包括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也就是经济的发展方式。
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现状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包括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卫生健康的变化、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和自然环境生态的变化等等[2]。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2000至2005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7％，累计新开工7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1万亿元[3]。但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高投入、高能耗发展模式
从经济增长方面看，西部地区走的是“初级生产要素”(basic factor)高投入的粗放型道路，包括了高资本投入、高自然资源投入和高人力资源投入。
由表1可以看出，从1998～2005年，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当。这反映了国家对西部投资力度的加大，也意味着同样的产出水平，西部所投入的资本更多，走的是高资本投入的投资推动型发展道路。
表1 西部地区和全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比较
年份199819992000 200120022003 2004 2005
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占地方GDP比重(％) 43.21
41.8941.6844.45
46.1250.9453.5855.35
全国资本形成占全国GDP比重(％) 46.85
45.5844.4544.38
44.6346.9249.1048.81
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 5.654.82 8.47 9.57
10.5514.2719.6721.42
全国GDP增长速度(％) 7.575.9110.88 9.83
10.4214.9320.4821.16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1998-2006)，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按当年价格计算。
由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水平，特别是贵州省、宁夏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能源消耗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地区的水平，经济发展走的是高能耗的道路。
表2 2005年西部地区各省同全国先进省市的能源消耗比较②
地区能耗(吨标准煤/万元)电耗(千瓦小时/万元)当量值(吨标准煤/万元)
北京 0.80 828.51 1.50
广东 0.791195.34 1.08
上海 0.881007.15 1.18
内蒙古
2.481714.06 5.67
广西 1.221251.67 3.19
重庆 1.421132.32 2.75
四川 1.531276.34 3.52
贵州 3.252460.64 5.38
云南 1.731604.57 3.55
陕西 1.481405.00 2.62
甘肃 2.262530.96 4.99
青海 3.073801.76 3.44
宁夏 4.144997.67 9.03
新疆 2.111190.91 3.0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2006)，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6/indexch.htm。
由表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水平仍偏低。另外西部的制造产业集群不发达，创新型特色优势产业比重不大。
表3 2006年西部各省份与全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内蒙古 13.4048.6038.00
广西21.5039.2039.30
重庆12.3043.0044.70
四川18.5643.7137.73
贵州17.3043.3039.40
云南18.8042.7038.50
陕西11.1052.9036.00
甘肃14.6546.0739.28
青海10.9051.6037.50
宁夏11.2049.2039.60
新疆17.6647.6334.71
西藏17.6027.6054.80
全国11.8048.7039.5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全国和各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gb/。
2.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模式
从城乡与区域发展方面看，西部地区走的是不平衡的发展道路。
一方面，省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在不平衡发展战略条件下，省会城市往往是全省经济的增长极，造成“极化效应”，详见表4。如果只计算市区数据，不考虑所辖郊县，省会城市人均GDP会更高，省内区域收入极化指数也会更高。在只考虑市区数据的前提下，曾德超(2005)的分析认为，近10年来，云南、贵州、四川的极化指数值都达到了4～5，远远高出中、东部地区的湖北、广东、江苏等省份水平[4]。
表4 2006年西部地区各省的收入极化程度比较
省份 省内极化指数 省际极化指数
云南 2.19 0.56
贵州 2.96 0.36
广西 1.26 0.64
四川 2.36 0.66
重庆 1.00 0.78
宁夏 1.98 0.74
新疆 2.20 0.92
陕西 1.50 0.74
青海 1.13 0.73
甘肃 2.24 0.55
西藏
-
0.65
内蒙古 -
1.26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各省及省会城市2006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缺少拉萨市和呼和浩特市的统计资料。
另一方面，省际收入“极化效应”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经济资源更多的向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增长极)集中，造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西部地区各省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省际(区域)收入“极化效应”。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各省(除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省际极化值普遍低于1，说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人均GDP水平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其中贵州省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6％，不到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分之一。
3.资源环境非持续发展的模式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和环境代价。一方面，资源面临枯竭。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前东川市)就是资源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当前面临资源枯竭，单一的产业(铜业)出现衰退，城市整体经济陷入困境。2004年6月，东川区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高达40.2％[5]。东川成了我国“矿竭城衰”老工业城市的代表。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遭受重大破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
改革开放后，虽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迅速，但是西部地区城乡的医疗卫生水平和城乡的文化教育还需进一步提高，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闭锁”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粗放性、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和经济环境发展的非持续性构成了现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此方式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发展路径有其依赖性。
1.经济增长的粗放性源于西部地区“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受制于“高级生产要素”的“比较劣势”
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的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初始条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等四大过程。初始条件决定路径选择。
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认为，竞争力源于四大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6]。
从第一个因素看，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丰富，但高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缺乏，技术创新力不强，这是西部地区面临的初始条件。因此西部地区一开始就采取了能发挥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粗放的增长方式。
从第二个因素看，西部地区自身的市场需求不旺，外商投资规模小，外贸不发达，外贸依存度低，转换为国际市场需求的能力弱。2006年广西、云南的出口总额分别为35.99亿美元和33.9亿美元，远远低于东部地区广东省3019.54亿美元和江苏省1604.2亿美元出口总额的水平[7]。
从第三个因素看，西部地区相关的配套性、支持性产业是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主导产业”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群”，而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不发达。与中东部相比，不能“提供更健全的相关与支持性产业”，而“竞争优势主要建立在产业的创新能力或分享相关经验上面”[8]。这对西部的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制约。
从最后的因素看，关键是企业。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要体现地区的差异和地区的特色。能否不断开发新产品，把握市场发展趋势是成功的关键。开发新产品的能力也是西部企业所缺乏的。
资源型、高能耗、粗加工产品成了西部许多地区的比较优势产品。由于竞争力不强，从直接生产成本的角度看，企业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由于“高级生产要素”的不足，又缺少“技术创新”的能力；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缺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大部分制造企业就在高能耗、低创新的粗放型模式下徘徊与发展，并不断被重复和强化，造成经济增长模式的“固化”和路径“闭锁”。在追求地方GDP的动力作用下，粗放的、消耗资源的甚至是破坏生态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了一种现实的而又无奈的选择。
2.不平衡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决定了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的不均衡。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发展理论，如艾尔伯特.赫尔希曼(A.Hirschman)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及相应的“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和“涓滴效应”(trackle down effect)理论、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G.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及相应“扩散效应”(diffusion or spread effect)和“回波效应”(bachwash effect)理论、弗农(Vernon)的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等。
西部地区发展特别不平衡，2006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为5750元，而内蒙古自治区人均GDP已达到20047元[6]。颜鹏飞，邵秋芬(2001)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20世纪50—70年代)—非均衡(80年代)—非均衡协调(90年代)的动态发展过程。典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种必然的选择[9]。刘朝明，杨玉明，岳书敬(2004)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并由此导致区域增长极的孕育和形成[10]。经济增长极有产业增长极、城市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它们促进了产业、城市和区域的非平衡发展，造成了“极化效应”。同时西部的经济增长点所产生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也不甚明显，梯度转移理论中的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效果不很理想。一段时间内，西部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不会自动消除，区域和城乡的收入差异、社会福利差异、卫生健康及受教育程度和质量差异将会继续存在。这些因素会制约西部地区的和谐发展。
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技术演变过程中，存在自我强化现象。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打破技术“闭锁”，实现“技术创新”十分重要。道格拉斯.C.诺斯(D.C.North，1973)在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西方社会兴起的原因所在，西部地区更要进行“制度创新”。
1.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创新”
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约瑟夫.熊比特(Schumpeter，1912)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意大利经济学家，国际熊比特协会副主席克瑞斯提诺.安东内利(Cristino Antonelli，2006)认为技术创新有“内部路径依赖”和“外部路径依赖”。“当厂商行动的路径由其生产要素的不可逆性决定，并且厂商的学习机会与其现有技能有关时，将发生内部路径依赖”[11]。此情况下，厂商将被其内部特征所引导进行技术创新。但新技术采用，会带来转换成本，影响企业的收益，制约技术创新的步伐。“外部路径依赖”是则由外部条件决定，受要素禀赋及其相对价格的影响。
面对“内部路径依赖”，可以通过内部的自主创新，在利用好自然资源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蒙牛(乳制品)、伊利(乳制品)、鄂尔多斯(绒制品)、云南白药(医药)，云南红塔(烟草)、贵州茅台(酒制品)、四川五粮液(酒制品)等企业就是取得成功的代表性企业。内蒙古形成了以鄂尔多斯、伊利、蒙牛为代表的规模化绿色品牌集群。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均GDP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企业自身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体现出了地方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又通过前后向联系效应，惠及了一大批关联企业和农户，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实现了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但是这还不是西部普遍性的发展模式，需要“制度创新”来促进“技术创新”。
面对“外部路径依赖”，“每一个区域内的厂商将选择更适合其要素市场的特定条件的技术”[12]。此时“相对要素价格”将决定企业的要素投入选择和技术选择，带来新技术的引入和创新。参与国际竞争更有可能改变技术路径的方向。就此而言，我国企业与日韩企业相比存在大的差距，我国西部企业与东部企业相比，也存在大的差距。需要国家针对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扶持。
2.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创新”
解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闭锁”，要改变既有发展模式，更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林毅夫(1989)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潜在外部收益往往能诱致出新的制度安排；但是诱致性变迁下的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又需要政府的强制力来推进制度变迁。在既有发展模式的制约下，解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问题，重点是解决路径的“闭锁”，因此要建立和健全国家战略支持的制度安排机制，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创造条件让其演变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
从西部地区自身制度创新看，西部地区要改变观念，建立和健全机制，鼓励技术创新和特色优势企业形成。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为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企业创造良好孵化环境和融资机制，做强做大；积极争取和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整合区位优势，促进能自主创新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
从国家针对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扶持政策看，要建立和健全国家对西部地区战略扶持的制度安排机制。丹尼尔.W.布罗姆利(Daniel W.Bromley，1989)认为制度变迁实现了“经济优势的重新分配”和“经济机会的重新配置”[13]。国家针对西部地区所进行的“经济优势的重新分配”和“经济机会的重新配置”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设立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园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区，加大针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持或强化针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税收优惠，允许西部地区合理范围的税收竞争，并通过金融和产业扶持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鼓励措施，引导创新，鼓励创新，强化创新，充分发挥西部地区资源的特色优势，实现特色价值，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通过设立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等制度安排，逐步建立、推广和健全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减弱由于不平衡发展战略所带来的“极化效应”和“回波效应”，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
注释：
①迈克尔.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前者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或半)技术人工和融资等等；后者则包括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才以及科教机构等。
②不包括西藏地区统计资料。各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按当年价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