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是非谁管得——读袁良骏先生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谜团论文,恩怨论文,是非论文,不解论文,身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刚刚拜读《粤海风》2001年第5期所载袁良骏先生的大文《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 ，又悉该文为《中华读书报》转载。平心而论，这篇棱角分明、笔锋犀利的文章，若出 自一位对丁玲无甚研究、涉世不深的小青年之手，并不足为怪。因为时下对包括鲁迅在 内的革命文艺家进行酷评，甚至对他们的思想、作品、人格加以全面颠覆的文章比比皆 是。奇怪的是，袁先生却是“一名新时期的丁玲研究专家”。这不仅仅是自诩，新时期 以来，他确曾耗费大量心血，编辑出版、发表过上百万字的丁玲研究资料和丁玲研究文 章。也许，诚如袁先生所言，他所作的这些研究工作，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也出于对 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作家的同情和敬意。”然而，这篇所谓对评论对象充满“同情和敬意 ”的文章，却把本来非常清楚的事实，倏地化作团团迷雾，甚至化作莫须有的污点。
袁先生在他的这篇长文开头写道，他以前所做的丁玲研究，只是记下了对丁玲的“印 象和了解的一部分，现在我将记下这些印象和了解的另外一部分”。且看他的另外一部 分“印象和了解”是些什么吧。
丁玲真的“只对了一半”?
袁文第一部分，以“丁玲和周扬”这个题目，陈述他们之间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解的 恩怨”。耐人寻味的是，袁文对丁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一事，作了这样的述评：“周扬 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反右斗争之机，狠下杀手，一举铲除了自己在文艺界的心腹之患， 也报了‘四条汉子’之类的一箭之仇。1957年，是周扬的全盛期，也是他生命史上辉煌 的一页。而这一页，恰恰是用丁玲、冯雪峰及其拥戴者们的血泪凝成的。”紧接着又写 道：“丁玲一直认为，往死里整她和冯雪峰，这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愿，而是周 扬一手遮天，蒙蔽中央、毛主席的结果。因此，丁玲不埋怨党中央、毛主席，而是一直 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毛主席身上。”进而作者断言：“丁玲不无天真的是，她只对了 一半。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场可怕而错误的自相残杀……既 然决策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错了敌友，覆巢之下无完卵，像任何领域的‘反右斗争 ’一样，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绝对不是周扬等人一手遮天的结果。”
这里袁先生的意思很明确，丁玲的挨整，不应只怨恨周扬，还应该把怨恨投向“决策 者”——党中央和毛主席。否则，你丁玲就是“不无天真”，就“只对了一半”。果真 如此吗?就笔者所知丁玲并不“天真”，也并不“只对了一半”。
那还是1979年春天，笔者奉命赴京采写一位老革命家的传记。4月20日午后，我和林伯 渠同志的女儿秉元同志去拜访刚刚从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搬到友谊宾馆东北区的丁玲夫 妇。采访进行了约两个多小时，临结束时，我作为她家乡的后辈，害怕触及这位久历磨 难的老作家心灵的创伤，只是从周立波“文革”期间那么大年纪还拉到县里游斗说起， 不经意地说了句“您这么多年，受苦了”。她当时漠然一笑：“他还比我好一点，我是 双开，就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反右时，我们当时就明白，我的问题，是毛主席点了头 的，就像《十五贯》里的况钟，朱笔一点。但是我心里没有什么怨言，根据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作出那样的决定，我有什么想不通呢?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复杂的人物， 他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就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情况，结合外国的经验，把中国革命搞成功 了，是伟大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正确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摘自笔者1979年4月20日采访日记)。此后，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当年看到《文 艺报》上《再批判》的编者按语，就知道那不是周扬手下那几个笔杆子的文风，他们没 有那么大的气魄。除了毛主席谁有这么大的气魄?我的案算是铁定了。我心里明白，主 席不点头，周扬那几个人是打我不倒的”。特别是她在回忆录《风雪人间》中，更是清 楚地写道：“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 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认为只有他了解我，如 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这里所指的“他”是谁?当然是毛主席。是曾经赠她 《临江仙》，夸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的毛主席；是曾经在她的历史问题结论上最后一锤定音：“……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 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毛主席。试问，丁玲对毛主席有这样一番 撕肝裂肺的“天问”，难道还不够吗?
事实证明，丁玲非“天真”，她深知长达二十余年的灾难，决不仅仅是周扬“一手遮 天”造成的。那么，她为什么不怨恨党中央、毛主席?无需考证，也无需揣测，丁玲自 己曾作过明确的回答。1980年12月7日，丁玲应中国记协的邀请，参加了一次茶会。会 上，有一位外国记者问她：“共产党执政以来你老挨整受苦，你为什么还相信共产党? ”丁玲答：“不是共产党错了，是一些人错了，一些思想错了。”又有记者问：“对毛 主席的看法，与过去三十年的看法相比有何变化?”丁玲答：“每个人都可能有变化， 由于环境、条件不一样。我与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比较接近，当时革命条件非常艰苦。 毛主席引导大家抗日，大家都佩服他。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 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 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劳很大，我现在仍 然是这种看法。如果没有他的领导，国家的胜利就会迟一点，当然不是说不会胜利。‘
文革’十年，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见 《丁玲文集》第六卷《答外国驻京记者问》)。
丁玲在国内如是说，在国外亦如是说。1981年10月31日，丁玲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 写作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 人是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 人民也同受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一 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 ”(见《丁玲文集》第五卷，《我的生平与创作》)。此外，她还在1981年11月6日在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说：“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找我。我跟他说， 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 我革命的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见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份”》，《丁玲文集》第五卷419页)。丁玲这些讲话，无疑 是坦诚的，是她的肺腑之言，也算是掷地有声。在曾经遭受过如丁玲一样劫难的幸存者 中，也决非丁玲一人对自己的遭遇持这种态度。党、政、军及文艺界都有这样的典型， 如黄克诚、曾志、陈涌、刘绍棠等等，莫不如此。他(她)们的胸怀，才是真正共产党人 的胸怀，他(她)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完美的人格 力量。如果说丁玲在外国人面前不骂共产党，不骂毛主席，是一个中国人民族气节的体 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那么，遭到西方一些人的非议和嘲弄，那是很正常的 。问题在于她却因此还要不断遭到来自国内的那些先生们的诋毁和责难，死后也不能免 。大约在某些先生看来，丁玲不该那么匆匆离去，只有她才最有资格加入王若望、刘宾 雁们的营垒。亡命天涯，去专业地骂，那才叫“功德圆满”，才不至于“只对了一半” 。可惜，丁玲无此造化，终于走了，给这个世界留下永恒的缺憾。
丁玲“有变节行为”吗?
袁先生在叙述丁玲和周扬的“恩怨”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花絮：“抱着‘和为贵’， ‘消释前嫌’的美好愿望，丁玲迫切地希望和周扬握手言欢。她回到北京后不久，便和 陈明，还有老朋友甘露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夏衍，主动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 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周扬并不买丁玲的帐，热脸碰到冷屁股，周扬仍把丁玲视为‘异 类’，仍有极大戒心。周扬对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惟独不向丁玲道 歉。周扬坚持认为：丁玲是变节分子!”
那一天是1979年5月9日。丁玲刚从山西返京，落实政策之事还茫无头绪。此次主动会 见周扬，据当事人之一陈明同志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决不是像袁良骏所说，‘希望 和周扬握手言欢’，希望周扬当面向她道歉。根本没有这一希望和要求。当时只有一个 目的，我们得知一两天内，周扬将率团出访日本。周扬到了日本，一些关心丁玲的日本 学者一定会向他问起丁玲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去看他，就是让他在外国友人面前便于交 待，对文坛有利。仅此而已。至于落实政策的事，我们依靠党组织，相信党组织”。是 的，正如袁文所说，周扬不仅没有当面向丁玲道歉，更没有表示愿意协助组织尽快落实 丁玲的政策。相反，直到这年10月，中组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建议中国作协恢复丁玲的 党籍，恢复其行政级别，以党员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周扬仍顶着说：“对没有改正 的右派，不能这么做”(见黎辛《我也说说“不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 995年1期)。对此袁文指出：“周扬的这一态度，似乎充满了党性，实际充满了私心… …对丁玲的不和解，不宽恕，不道歉，是周扬‘奴隶总管’心态的一次回光返照，是他 宗派主义的最后一记杀手锏，是解放派周扬没有割尽的最后一节整人的尾巴。”周扬之 所以这么做，是想证明：“我整别人错了，但整丁玲没错，因为她有历史问题。”作者
这一论断，也许没有错。1978年周扬就对丁的女儿说过：“你母亲的疑点可以排除，污 点不能去掉”(见杨桂欣编《观察丁玲》第380页)。周扬这里说的“疑点”，是指当年 陆定一曾指控丁玲从南京到陕北，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参看李之琏《我参与“ 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4年总第14期)；其“污点”是 指丁玲在南京囚禁期间有自首变节行为。在周扬看来，丁玲死了也应当背上这个“污点 ”。
我们可以看到，袁先生对周扬的宗派主义大张挞伐的同时，对他整人时采取双重标准 ，不一视同仁的作派也表示了不认同。他写道：“即使50年前，二三十岁的青年女作家 丁玲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难道在历经沧桑的半个世纪之后，还不能得到宽恕吗? 剧作家田汉不也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吗?为什么周扬等人却要用‘铮铮硬骨’大加 赞扬和悼念呢?相形之下，何其自相矛盾。”
袁先生这一段文字批判了周扬的宗派主义，同时也给读者以误导：仿佛丁玲和田汉一 样，也有什么“变节行为”(尽管作者在“变节行为”上加了引号，而这一比较方法本 身说明，这个引号是多余的)!
丁玲有“变节行为”吗(田汉是否有“变节行为”不是本文讨论范畴)?无独有偶，去年 第7期《百年潮》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的署名文章 ，认为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是丁玲本身的历史问题引起的。部分丁玲研 究学者和首都文艺界人士于去年8月3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对这篇存在着严重错误 的作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有关部门对此事也进行了严肃查处。《百年潮》2001 年第1期发表该刊记者闻亮《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陈明访谈录》时，在《编者 按》中表明：“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读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于本刊2000年第7期发表 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提出了批评。中国丁玲研究会的一些学者还为 此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些批评意见是中肯的，使我们感到了读者对本刊的关心，也使 我们看到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那么，袁先生所指的丁玲“变节行为”和《百年潮》杂志“一波三折”文章所指的“ 历史问题”是什么呢?这便是1943年8月丁玲在延安审干整风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补充 交待的她在南京囚禁期间，为应付敌人而写的一张条子。有人就是利用这张条子，在此 后几十年中，屡屡发难，层层加码，给丁玲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丁玲自己在《魍魉世界 》第十一章《欺骗敌人是污点吗》中对此事作了详细回忆，在此不再赘述。
丁玲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到底有无问题?第一，在延安整风之前的1939年，延安便有了丁 玲曾在南京“自首”的传言，它首先出自康生之口。丁玲知道后，要求中央予以澄清。 毛主席让丁玲找中组部，中组部长陈云同志呈请任弼时同志指导核查此事。1940年10月 4日，陈云、李富春签署了《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等经过的结论》明确指 出：“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过丁玲同志被禁于南京三年内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 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 的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丁玲 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曾回忆说，陈云同志当面对她说，最 后一句话是结论送审时毛主席所加——笔者)。”第二，刘白羽同志作为当时的中国作 协党组副书记，在参与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案全过 程中，是重要的当事人。因《百年潮》的文章牵涉到了他，所以他在去年中国丁玲研究 会召开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座谈会上，特意委托丁宁同志转告与会同志：1958年的“具 体情况是这样：作协不能专设丁玲历史专案组，而是周扬与罗瑞卿提出，经陆定一同意 ，派人去南京调查。公安部决定派六局局长陈钟，中宣部决定派刘白羽一同赴宁进行工 作。刘、陈各带了一名助手，担任具体事务。但调查的结果，没有查到丁玲的任何问题 。”第三，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央书记处同意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 的通知》，更是明确指出：“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1940年以来，党组织进 行过多次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以 后多年来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1943 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丁玲同志补充交代了她1933年10月给敌人写过一个申明书，其大意 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 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 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 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 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 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丁玲的所谓“变节行为”，无论是中央组织部的两次结论还是有关当 事人的证词，都作了彻底否定。特别是1984年的结论，是经中央批准的拨乱反正的历史 结论。对此，“丁玲研究专家”袁先生自然不会不清楚。
丁玲“同样充满了宗派色彩”吗?
袁先生的这篇文章摆出不偏不倚的面孔，作者在批评周扬的同时，总是不忘对丁玲也 痛打五十大板。比方他在文章中讲到：由于周扬自始至终对丁玲采取了排斥异已的宗派 主义态度，“当然极大地激怒了丁玲。一方面，她向党中央上书陈词，说明自己囚禁南 京期间，并无变节行为；一方面，她召集了自己全部的复仇情绪，和周扬展开了一次新 的角逐，新的搏斗，丁玲所做的，大概有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串连(应作‘串联’ ——笔者)朋友，组织力量；二、创办《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并借以培养 青年作者；三、积极支持、筹组‘丁玲研究会’，组建一支支持自己的学术力量；四、 关注‘周扬派’的动态，伺隙乘虚，以便随时出击。毫无疑问，丁玲这些举措，同样充 满了宗派色彩，并不值得赞许。”接着，又不无公正地写道：“但由于这些都是周扬的 宗派主义所诱发，也就无可厚非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笔者以来，丁玲不满周扬们在她落实政策问题上设置障碍，向中央反映情况，完全是 一个党员的权利。至于文章所说的“召集了自己全部的复仇情绪，和周扬展开了一次新 的角逐，新的搏斗”，则完全是袁先生的捏造。作为和晚年丁玲有过频繁交往的袁先生 ，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这位已不可能动口为自己辩诬的老前辈，读来不能不使人齿冷。
关于“串连(联)朋友，组织力量，”作者没有具体点名。我们从丁玲晚年的文章或书 信中了解到，她复出后，的确看望过叶圣陶、王会悟、张天翼、楼适夷等一批给过她关 心、支持和帮助的老朋友，也看望过巴金、冰心、周立波等老作家。劫后余生，老友相 聚，乃人之常情。这里，笔者还要为袁先生补充一句：丁玲重返文坛后，还结识了不少 新朋友。正如袁先生所言，您自己就是最先到她下榻的友谊宾馆的访问者之一。并且“ 一来二往”，您“这位并不年轻的青年教师”便和丁玲这位文坛前辈有了较多接触”。 至于是否“组织”了什么“力量”，这“力量”发挥了什么作用，袁先生心里明白。我 希望他拿出具体证据来，这样的学术成果也许更有说服力。
关于创办《中国》杂志，是丁玲搞起“自己的舆论阵地……”。这纯系恶语中伤。丁 玲在《中国》刊号和创刊周年《编者的话》中，已将这份刊物的性质、宗旨说得清清楚 楚。“……我们的刊物不是同人刊物，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刊物的撰稿人将包括五湖四 海，老中青。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经历，积极介绍出来， 帮助读者，帮助青年，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容纳多 种风格流派，它是老中青作家的阵地，尤其是青年作家和要成为作家的青年成长的土壤 。《中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扶植严肃地对待社会人生，在任何艰苦环境都不放弃诚 挚的艺术追求的青年作家和文学青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丁玲作为该刊创办人 和主编之一，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更充分体现‘五湖四海’的办刊宗旨 ，她提议聘请叶圣陶、冰心、胡风当顾问。叶圣陶很快应允，周扬迟迟未联系上。”丁 玲找到作协秘书长张僖，得知周扬已患脑软化症，成了“植物人”，此事遂未果(参见 王增如《无奈的涅槃》，载《雨花》2001年第5期)。在具体编务工作中，她不 仅向一大批包括二三十年代著名作家在内的文坛宿将约稿，更是注重刊发青年作者的作 品。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中国》杂志上，筹经费，跑编制，物 色编辑，审阅稿件，事无巨细，不敢稍有懈怠。那时作家白桦因为《苦恋》受了批评， 丁玲为了团结他，激励他振作精神，向他约稿。并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还希 望你源源不断地寄文章来，并且替我留心有没有别人的，你的朋友的，或辗转来的好稿 子。我这里不是以人划线的，请大家放心。也会展开讨论或批评，但决不准抡棍子，也 不准瞎捧。要搞大团结，不搞小圈子，广交朋友，不搞关系。我已经八十岁了，没有什 么争头，名利于我如浮云，好恶也不在乎，只有一条心，要为党做点事，尽管知道困难 ，甚至困难重重，但只要真正无私心，坦率诚恳，我相信帮助我的人还是会多的”(见 《丁玲文集》第十卷《致白桦》)。这难道不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文艺工作者真情的袒 露?字里行间能读出“宗派”来么?此外，笔者试图找到袁文中所列罪名的证据，重新翻 阅了《中国》杂志合订本，里面怎么也找不到一篇针对或影射周扬的文章。丁玲除了两 段《编者的话》外，生前只在《中国》发表一篇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其回忆录《魍 魉世界》是丁玲逝世后发表的)。这篇作品写的是一位青年企业家，更和“宗派主义” 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积极支持、筹组‘丁玲研究会’，组建一支支持自己的学术力量”。这又是令 人难以容忍的捏造。1984年6月14日至20日，由厦门大学发起，召开了“全国首次丁玲 创作讨论会”，邀请了老作家楼适夷、徐霞村、蒋锡金、魏巍、马烽、陈登科、骆宾基 、秦兆阳等及一批大专院校中青年学者与会。其时丁玲正在鼓浪屿疗养，应邀出席了会 议开幕式闭幕式，礼节性地作了简短发言。1985年9月，由辽宁师大中文系教授陆文采 先生发起，联络五省市20余名丁玲研究者，在大连举行了“丁玲创作研究座谈会”。丁 玲因病未能应邀与会，只给陆文采写了一封几百字的短信，转与会同志。她在信中说： “我曾是被打入另册的人。我在社会上曾非常孤立但却又拥有多数善良人的感情；我常 常在一些仇恨的眼光中挣扎，但却又基本上是在爱情中生长。我是一个贡献很少，而获 得却很多的人。我曾有过慨叹，叹息自己生不逢辰。但却又实实在在满怀激情，幸福地 感到压在双肩上的责任。我常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压迫的感觉，如果没有必要的挣扎 ，那种轻松有什么价值呢?人有过痛苦，要蔑视它，痛定思痛，要排除它，决不能为痛 苦所影响而迷失方向……要像战士那样，坚守阵地，即使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 下去……我不知道在这次会上你们将谈些什么，我一直勉励自己，听到好话不骄傲，听 到批评也应从各方面考虑，虚心学习才是。我以为凡事都要向远处看，而站得高，才能 看得远，没有个人顾虑，才能得益。”这是丁玲去世前五个多月写给丁玲研究者们的信 。袁先生参加过这次大连会议，会议组织者向与会同志念了这封信。信中除了一位老作 家“倔强不屈的个性，洁美的心灵，坦荡的胸襟，心底无私的情愫”(陆文采：《我所 认识的丁玲同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货?人们研究丁玲，也并非始于80年代，早在 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袁先生自己所编的《丁玲研究资料》、《丁玲研究五十年》 二书，便是证明之一。而且，美、日、英、法、俄等十多个国家都有她的研究者。难道 ，包括袁先生自己在内的这支不小的丁玲研究学术力量，是由于丁玲“支持”、“拉帮 结伙”才出现的?
本来，在厦门大学和大连的丁玲学术研究会期间，由庄钟庆、陆文采、颜雄、彭漱芬 等学者建议，筹组丁玲研究会。据庄钟庆先生回忆，在厦门会议期间，丁玲没有同意他 们的建议。第二年的大连会议上，成立了一个“丁玲作品研究会筹备小组”。完全是与 会研究者们自发组织的，丁玲没有到会，也未表态支持。而丁玲研究会的正式成立，是 在1986年6月丁玲去世三个多月后在长沙举行的“丁玲文学创作六十周年研讨会”期间 。与会者选举严家炎(北大中文系主任)为会长、庄钟庆(厦门大学教授)、陆文采(辽宁 师大教授)、袁良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 编审)为副会长。后因袁良骏先生坚辞不受，1989年5月西安第二次理事会上补选原中共 常德市委副书记(现湖南省副省长)庞道沐同志为副会长。而文化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 丁玲研究会”，是1990年6月。民政部注册登记则到了1991年12月，离丁玲去世整整五 年多了!试问，无论是原会长严家炎先生，还是现会长张炯先生，包括那几位副会长， 哪一位不是堂堂正正的学者，他们是一群“宗派”势力的结合吗?况且，中国丁玲研究 会自成立以来，召开过数次全国或国际性丁玲学术研讨会，其论文均选编出版，其中， 有哪一篇是宣扬宗派主义倾向的文章?因此，笔者以为，袁先生对丁玲研究会所下的定 论，不仅是对丁玲在天之灵的污辱，也是对该会三百多名中外会员的亵渎。
关于“关注‘周扬派’的动态，伺隙乘虚，以便随时出击”，不知袁先生从何说起。 大家知道，丁玲1979年初重返文坛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到她1986年3月逝世，仅 仅七年多一点。其间还多次出访，创办刊物。在这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她不顾年迈体弱 ，勤奋写作，以其多病之躯留下了90多万字的新作，哪来闲情逸致“关注‘周扬派’的 动态”，“伺机出击”?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对于周扬的宗派主义，丁玲和所有正直 的文艺工作者一样，的确是憎恨的。但是，丁玲对此是堂堂正正的反对，光明正大的反 对。如她在1979年11月8日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即席发言，就重点对文艺 界的宗派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当时，不仅受到广大与会作家的拥护，也得到中央的认 可——丁玲这次讲话录音，旋即被整理为《讲一点心里话》，发表于同年12月2日《红 旗》杂志第12期。
1983年3月16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文，惊动了中央，并受到严厉批评。对此，丁玲绝没有像作家王蒙所说：“当她的 对手××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 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见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她从来不是那种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的小人。她对周扬的那些理论没有什么兴趣，从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或讲话“伺 隙出击”。但是，对当时有的人一边阔论“人道主义”，一边意欲继续置革命同志于死 地的虚伪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她在1983年12月2日《致陈学昭》信中写道：“几天前读 《人民日报》上的《还想秋后算账吗》一篇短文，引起我无限的感慨和愤怒。你的文章 ，你的为人，你的一生的命运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不想到：一个人要被了解是如 此之难。我们在半个多世纪里，甚至八十多年来，经过各种浪涛颠簸，九死一生，死而 复生，为什么还不能为人所容?现在我们的年龄，都到了某些人诅咒的将‘火化’的时 候，居然还有少数人违抗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违犯宪法的规定，企图保存‘文化大革 命’中诬陷迫害我们的档案材料，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想干什么呢?还想秋后算账!还想 置革命同志于死地。对这种人，我们要讲人道主义?讲人性论?和嗜血的人拉手?不能， 不能”(见《丁玲文集》第10卷)。丁玲这番感慨并非空穴来风，直到她去世十多年后， 有人家里还私藏着“档案材料”。前述《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其材料 来源之一就是本应归档或销毁的私人收藏材料。
丁玲一生厌恶宗派主义，深受宗派主义之害。她曾被诬为和陈企霞搞小集团，和冯雪 峰搞小宗派。这些谣言都在历史事实面前破产了。没想到在她死后，她和朋友的正常往 来，她创办《中国》杂志，甚至她生前没有见到的“中国丁玲研究会”，都成了她“搞 宗派”的“证据”。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也谈丁玲、沈从文的历史恩怨
袁先生的这篇长文，陈述的第二大内容是丁玲和沈从文的历史恩怨。自《诗刊》1980 年第3期发表《也频与革命》这篇短文以来，所谓“丁、沈文坛公案”，已热热闹闹地 炒了20多年。袁文在“丁玲和沈从文”这一部分的开头写道：“假如说，在和周扬的历 史恩怨中丁玲始终是值得同情的弱者，那么，在和沈从文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就是让人 望而生畏的强者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丁玲与沈从文都是二十年代起步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各自的辉煌。而 且，他们同是湘西人，在追求文学之路的初期，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三人共同办过刊 物，确曾有过一段诚挚的友谊。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陪丁玲辗转宁沪，全力营救。胡 也频牺牲时，身上穿的是沈从文脱给他的海虎绒袍子。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送丁 玲及其幼子返回常德。后来，丁玲走上了革命之路，沈从文则在胡适的提携下登上了大 学讲台——走上了他的绅士之路。虽说两人政治上已分道扬镳，但朋友间的友谊仍存。 不久，丁玲身陷囹圄，沈从文虽依然悠闲地教书写作，但当他知道丁玲已失踪，也发表 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见1933年6月4日《独立评 论》和1933年6月12日《大公报》)两篇短文，并参与上海进步文化人的联名抗议。尔后 ，社会上传说丁玲已死，他便开始创作小说《三个女性》和《记丁玲女士》两部作品。 丁玲在幽禁中，恐遭敌人毒手，曾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她回忆说：“在信里，拜托他 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 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 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 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 透露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此信是 否转到沈从文手中，现已无从考证。丁玲在回忆中说：“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 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均见丁玲《魍魉世界·谣言杀人》)。而那时的沈从文，正在 北平准备度蜜月，创作他的传世之作《边城》和纪念“亡友”的《记丁玲女士》(参见 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即使丁玲给他的信未收 到，但是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组织的“丁、潘救营委员会”委托丁的朋友、李达夫人王 会悟女士写信给沈从文，托其南下，将丁玲的母亲接来上海共商营救事宜的信他是收到 了的，可是却被沈从文回信拒绝。1988年，《沈从文传略》在上海《文学报》发表，《 沈从文传》亦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年参与营救丁玲的当事人楼适夷同志看 到《文学报》后，即致信陈明同志(此信原件现存陈明同志处，系未刊稿——笔者)：
陈明同志：
……今天阅3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文学报》第三版上凌宇《丁玲失踪事件前后》(沈从 文传略之二)，写沈从文对丁玲被捕后的态度与行动，与我当时在参加营救中所知完全 不同。我所知的情况，都与丁玲讲过，她完全相信我的话，对沈是有意见的，并托我找 来在丁被捕后沈所写《记丁玲》一书，认为沈所记歪曲甚多。有机会要予以澄清的。现 在沈的传略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丁玲要澄清的愿望已无法实现。我们应该考 虑措施。
我对丁玲的证言只是我的孤证，但王会悟同志尚健在，她应该是比我更有权威的知情 人。她给沈从文写信，托其南下共商营救事宜，被复信拒绝，情态十分冷淡，根据胡适 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探问，否认丁的被捕，并表示与丁已经没有共同言语，不打算参与其 事。不知此事你们向会悟同志问过否?
剪报附上。
敬礼!
适夷 3.28/88
除了楼适夷同志的这封信，我们还可以在《魍魉世界》附录《楼适夷同志谈丁、潘营 救委员会》中，读到大致相同的内容：“丁玲、潘梓年同志被捕后，成立了一个丁、潘 营救委员会，有柳亚子，郁达夫、田汉等同志。我是做主持工作的。……我们还在王会 悟(李达不在家)家里商量，准备把丁玲同志的母亲从湖南家中接出来，让丁玲同志的母 亲出面到南京找国民党政府把女儿要出来，又考虑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公开陪着丁玲同志 的母亲去找国民党政府，所以这件事没有成功。我们找了沈从文，请他帮忙，沈从文说 他找了胡适，胡适问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否认抓了丁玲这件事，沈相信了，说他 这几年和丁玲没关系，不能帮忙”(根据1983年5月3日楼适夷谈话录音整理，见《丁玲 文集》第八卷162页)。笔者1988年6月曾经和陈明同志一同去建国门外永安里探访王会 悟同志，也听过王会悟同志谈沈从文的讲话录音。老太太讲得很激动，未了用她的嘉兴 口音骂了一句：“沈从文混蛋!”现在，所有当事人多已作古，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文字 资料和录音资料中究其真伪。尽管如此，是不是如袁文所说“有了这条裂痕，再要回复 当年的情谊确乎不可能了”呢?笔者以为并不完全如此。双方虽说有了这样的“芥蒂” ，但是友谊决没有完全破裂。如1936年初，“由于日本人入侵华北形势吃紧，他(沈从 文)送幼子龙朱去苏州张兆和家。因事前得知丁玲还活在人间，现被软禁在南京的苜蓿 园，他路过南京时，便携妇将雏去看望”(见《沈从文年表简编》)。当时，他见丁玲一 家数口蛰住在这荒野外，生活委实拮据，曾主动劝她去外边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 他说他认识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可以请他帮忙。自然，丁玲谢绝了这番好意 (参见《魍魉世界·春暖待花开》)。
随后，丁玲在党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不久，因北平沦陷，沈从文亦辗转 云南，在西南联大教书写作。天各一方，无从通问。但是到了1949年6月8日，丁玲奉命 从沈阳赴北平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她得知沈从文因受到左翼文坛的严厉批判而陷 入“灵魂的迷乱”，在极度紧张和恐惧中，试图用小刀划破血管自杀(后被家人发现送 医院抢救)，便于6月10日去沙滩中老胡同看了他。此事可在丁玲1949年6月11日致陈明 信中找到佐证。丁玲在信中写道：“陈明：我8号下午到达北平，住东总布胡同二十二 号，这里有甘露、企霞，生活一切自然好……见到一些人，但我不能四处拜访人，因此 还有些人未见到。今天准备上香山，明天回来。昨天去看了表哥(即余嘉锡，时任辅仁 大学教授——陈明注)和沈从文”(见《丁玲文集》第十卷356页)。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上发表的沈从文的凤凰老乡、曾任中 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刘祖春同志的那篇长文《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他在文 章中写道：
……从文一家人和北京解放前后来看望从文的亲朋好友都无法帮助解除从文心中的疑 惧。穿军服的和不穿军服的解放军来看望从文，劝慰他，从文认为他们年青，不是负责 的。谁能负责呢?从文一家人都想起那个从文最信任的人，然而这个人最后托人带来口 信，要从文去见她。这就是丁玲。
大约是三月上旬一天，从文带着虎雏到北池子中段面对路东骑河楼那个大铁门去见丁 玲。从文去找丁的目的，并不想向她祈求什么，还是想弄清楚心中那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到底对他是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如郭沫若文章那样把他看作“ 反动派”。
从文带着微笑，走进铁门内那间充满阳光的二楼。从文原以为丁玲与他有多年友谊， 能够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几句真心话，说明白人民政府的政策，向他交个底，让他放心。 谁知道见了面，从文大失所望，受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站在他面前的已非昔日 故旧，而是一位穿上人民解放军棉军装的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从文是个倔强的人，只 好默默的带着小儿子走出那个铁门。
显然，这段文字是刘祖春同志听来的故事。无论是听从文所说还是听他的儿子虎雏所 说或是别的什么人所说，都是一段天方夜谭!第一，这段文字中所指的3月，肯定是1949 年3月(因为1950年2—12月，沈从文已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而此时恰恰丁玲不 在北平。她1948年12月出席布达佩斯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后，1949年1月中旬才取道 苏联回到哈尔滨，不久到沈阳，和陈明同住在“鲁艺”。2月，在沈阳“鲁艺”写作《 欧行散记》，3月，在沈阳参加东北文艺座谈会，4月，随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 团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5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访问。6月初才从苏 联回到沈阳(参见王增如编《丁玲年谱》)，载《丁玲纪念集》)。北京和平解放是1949 年1月31日，2月3日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刘文所指的“北京解放前后”那段时 间，丁玲的行踪有明确的记载，6月8日下午才奉命抵达北平。6月的北平，还用穿棉军 装吗?第二，丁玲抵北平后，住地和办公地址均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当时称文协)机 关，1951年虽迁居多福巷16号，但作协办公地址一直未变。她从未在北池子骑河楼那个 “大铁门”内工作过，当年与丁玲共事的还有不少人健在，可以为证。
更令人费解的是，刘祖春同志还写道：“从文终于意识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非事出无 因，《斥反动文艺》对他的评价与丁玲的态度有某种一致性……强加在他头上的政治压 力终于帮助这个五溪蛮的后裔自然而然作出天性中最佳的选择，在1949年3月9日决心以 自杀来自白于人世……”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年沈从文自杀之日，丁玲远在沈阳。那 时她和沈先生没有任何联系，并且一点也不知道沈先生的情况”(见陈明《澄清几件事 ——关于刘祖春同志<忧伤的遐思>涉及丁玲的几段文字》，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 3期)。
1949年6月10日第一次看望沈从文半个月后，陈明也从沈阳调到北京。不久，丁玲便约 了作家何其芳和陈明一道再去沈从文家看望。“并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见 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就在丁玲和何其芳与他谈 过之后的9月8日，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陆解放后 ，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 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生存了无意义”。二是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 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了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 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是望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 排他从事工艺美术史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 四是希望能劝劝他的妻子留在北平做事，不要离开他，不致家庭毁灭。言辞恳切，仍然 是对老友的肺腑之言(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不久，沈从文虽仍在辅仁大学 继续兼课，但工作则由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安排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从事 文物编目和鉴定工作。这其中是否由丁玲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沈从文、丁玲研究者们 ，尚可进一步考证。
更为清楚的事实是，1952年8月18日，沈从文再次致丁玲信，他写道：
丁玲：
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据《沈从文年表简编》云：沈从文1951年 10月赴四川参加土改，1952年3月返回北京——笔者)，五月中旬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 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 ，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知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件寄天安门 内历史博物馆陈列组，我还在那里作事。你如有钱，望为借一百万，也派个人送到博物 馆那边，我因特别事急要钱用。大致可以分二次还你。
从文 八月十八日
可见，此时丁玲、沈从文之间友谊的清泉并未干涸。正如后来沈从文对来访的周健强 女士所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一直要好。解放后，她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时候，我没 有去巴她，她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意(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 在》，载《人物》1990年第5期)。关于这封信中所述二事，笔者问过陈明同志，他说， 钱当时就如数派人送给了沈从文。关于那篇文章，即有的研究者提到的小说《老同志》 ，是沈从文以在中央革大学习期间认识的那位行伍出身的老炊事员为模特儿创作的。先 寄给一家报纸未发，后寄给丁玲，是稿子不合时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未发表，亦待考证 。总之，文章是写好了，并非如有的书中写的那样，沈从文认为手中的一支笔已经过时 ，“思前想后的结果，他将写成的文稿揉成了一团。这篇文章的生命，终于结束在它的 摇篮里”(见凌宇《沈从文传》428页)。至于沈从文决定改行，不再写小说而致力于工 艺美术研究，他自己曾有清楚的说明，与丁玲实在没有什么联系。1988年春，笔者受中 共常德地委负责同志派遣，前往北京协助陈明同志整理丁玲书信、手稿及国内外作家、 友人信函等资料，并逐一编目。沈从文的小说《老同志》，即夹在1952年8月18日致丁 玲信中，此批信件系“文革”中抄走后退还的物件之一，可谓历尽沧桑，尘封已久。丁 玲复出文坛以后根本无暇处理那一包包为尘埃所裹的珍品。笔者记得沈的文稿系用极细 的篮色钢笔字竖写在几张横格笔记本纸上，字迹清秀工整。后悔当时未复印下来。其后 ，陈明同志家中曾发生一场小小的不愉快的变故，沈从文致丁玲的那两封信及小说《老 同志》原稿遂不知所终。提及此事，陈明同志极为懊恼，追悔莫及。
袁文在陈述丁、沈历史恩怨时，突然来了一段弦外之音：“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不 要同情丁玲。丁玲如果掌了权，整起周扬来，也绝不会比周扬整她差!’是这样吗?我不 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丁玲“整”过谁?袁先生花了大量篇幅所谴责的，是丁玲那篇 “痛骂沈从文的章”——《也频与革命》。他认为此文“全然不顾当年老朋友的深情厚 谊，出口伤人，不留丝毫余地，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十足表现了她的 盛气凌人，唯我独‘革’”。总之，仅此一端，便足以使丁玲遗臭万年。
《也频与革命》这篇文章，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引发的。1979年8月，丁玲还住在友谊宾 馆，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和他的丈夫中岛长文夫妇来访。日本友人从拎包里取出沈从 文早年写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本书给丁玲看，丁玲接过来看时，才知道这 书是香港某书店据1939年9月上海良友复兴公司初版的普及本翻印的。她翻了翻说：“ 我还不知道有这两本书，沈从文从没有向我提起过。”中岛碧女士便将这两本书赠送给 丁玲，同时，也对书中一些问题提出疑问，如沈从文在书中关于沈从文、丁玲、胡也频 “同住”的说法，是怎么回事等等。丁玲当时一一做了解答。不久，又有美国学者艾勒 先生到木樨地寓所访问，也向丁玲提及这本书中类似问题。显然，国外汉学家们把沈从 文《记丁玲》当成了研究丁玲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种情况下，丁玲尽管忙，还是很认真地把这部书看完。她看得很仔细，在两书上 所作的眉批、旁注多达127条。原来，丁玲1933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后，社 会上一时传闻丁玲已死，沈从文便开始写作这部怀念友人的作品。它最早以《记丁玲女 士》为题，从1933年10月9日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到12月18日载完。1934年9月， 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第10种，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记丁 玲》。由于当时国民党图书检查机关检查严格，该书只出了前面半部，而且还删掉了一 些文字。至1939年9月，方以《记丁玲续集》为题，由上海良友复兴公司出版后半部的 单行本，并再次受到图书检查机关大量删改。
历经近50年风雨沧桑之后，丁玲第一次读到老朋友写的这本关于她和胡也频的书，实 在生气。她不能忍受沈从文对她和胡也频的歪曲。不久，《诗刊》刊发胡也频三首诗， 并向丁玲约稿，于是，她便写了《也频与革命》这篇短文，介绍也频与革命的关系，也 捎带敲打了沈从文几句。丁玲此举，在当时几乎掀起轩然大波，受到或明或暗的各种谴 责。
那么，丁玲认为《记丁玲》一书中对她和胡也频有哪些失实或歪曲的描写?笔者近日将 丁玲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上所作部分眉批和旁注(打印稿——笔者)，对照新 出版的《记丁玲》(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沈夫人张兆和校阅)，摘录几处供读者阅评。需 说明的是，笔者采用的是1992年版《记丁玲》的页码。
《记丁玲》第45—46页：
她的爸爸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生平极其爱马……把马牵到城外去，见有什么 陌生人对于马匹加了些称赞……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 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在他看来皆以为事极平常，毫 不稀奇。
丁批：夸大了，哪里有这样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 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
《记丁玲》第46页：
她的母亲当时对于丈夫的行为，当然不会同意，但他们夫妇之间，感情极好，却不因 为这类事情，有过一次反目。某一次这个公子把马赠给路人以后……她问里边的主人： “大少爷，你那宝马呢”?“宝马还是宝马”!“又生翅膀飞了”……那一方面便带了忸 怩害羞的神气，只是微笑，什么也不说。
丁批：这是作小说，他怎么知道的?
《记丁玲》第57页：
回上海一年左右，那身材美丽个性特强的王女士，在肺病中死去了，丁玲女士当时大 致也同家中讲了和。愿意接受家中的帮助，得到了家中办小学教育的母亲一点接济……
丁批：我从未与家中及母亲有不和事，我母亲是完全支持我的。
《记丁玲》第65页：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 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 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记丁玲》第91页：
譬如两人的书想卖去时，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去，两人把文章送去同一地方发表时 ，海军学生的则常常被退还。(第76页：我所知道的，则是那海军学生的小说，在发表 以前，常常需那个女作家修正)。
丁批：胡也频的稿子，我从未改过。也频牺牲后，为需要钱，我出了一个集子，字数 不多，编进了他的两篇小说《一个人的诞生》还有(一篇)不记得了。未署他的名字，是 因为他的名字由于政治关系未署。
《记丁玲》第82—83页：
别人如何我不清楚，就丁玲看来，她的感情生活是需要在熟悉环境中休息，方能把生 命发展得完美无疵的。海军学生一死，她便不能再过一天稍好的日子了。
丁批：岂有此理!
《记丁玲》第83页：
我总觉得从生理方面的特长，她征服了海军学生……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起 ，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丁批：混蛋!
《记丁玲》第124页：
最糟的事便是引起问题的女人，不只是个性情洒脱的湖南女子，同时还是个熟读法国 作品的新进女作家，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 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 ，却只是一个像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爱情一方面见得 “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见得“无害于事”。
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人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记丁玲》第144—145页：
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 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 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
丁批：真是无耻。胡适之、徐志摩确曾帮过沈从文的忙。从文是投靠的。此段事实非 说明不可!
《记丁玲》第148页：
稍前一时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为政府商人两方面的合作，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 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 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的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左翼文学”在是时 已经是个不时髦的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捡取这样一个过了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 无人不觉得希奇的。
丁批：胡说!这时左联刚成立。只有你觉得是希奇的。也频既不告诉你，可见认为同你 不必再谈什么了!
《记丁玲》第150页：
左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商人所支配的各杂 志，皆不愿再接收这种作家的作品，书店也毫无印行这方面作品的意思，写的文章不能 卖出。
丁批：可笑!只有你菲薄左联。
《记丁玲》第162页：
且共党(原版如此，现版改为××——笔者)方面将来的问题，若与军事发展不能相互 为用，则一切计划将成为租界中的儿戏，结果乃不过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 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形式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
丁批：表现他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记丁玲》第165页：
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 仰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 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
丁批：他好像预感到胡也频被捕，发此狗屁言论。
《记丁玲》第174页：
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并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 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
丁批：你谈这些干什么，表现你的政治才识吗?
《记丁玲》第193页：
海军学生又不过一个文学作家……促成这人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 的热情，并非出于理知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 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 公式把他弄得稍稍胡胡涂罢了。
丁批：以小人之心!
………
笔者从丁玲127条批注中，仅录十数条，大约已经够了。像书中“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 国的情形，还是那末少，那末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 然而那份固执朦胧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 其余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件事情看得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 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见《记丁玲》第164页)这样的段落 ，丁玲尚未一一批注。正如她在《也频与革命》中所说：“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 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 的歪曲和嘲弄。”
从上述批注中，我们不难看出，丁玲对《记丁玲》这本书的意见，大致在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该书有违真实，不少内容纯系虚构，夸张臆断，“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二是讨厌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丁玲描写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的 轻佻女人，把胡也频写成了一个既无文学才能又无政治才识的庸才，嘲笑他的转向革命 ；三是不能容忍沈从文对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歪曲和嘲弄态度。所以 ，她在《也频与革命》这篇短文中，正如袁先生所云，给沈从文扣了“三顶大帽子”， 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 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老太太的话说得比较重，但并非没有分寸。她没有给沈扣 政治帽子。她深知这位老朋友的为人，对他的弱点的概括既很尖刻，也不失为入木三分 。
值得留意的是，《记丁玲女士》这篇长文在1934年《国闻周报》上连载时，沈从文曾 在致编者函中称：“此文因综合其人过去生活各方面而言，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与批评 。在方法上，有时既象小说，又象传记，且象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 即秩序排比，亦不混乱。故私意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 革命种种因缘，以之作批评读，或较之其他批评稍能说到肯窍”(转引自《干涸的清泉 》)。沈从文自己都承认“在方法上，有时既象小说”，而且“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 ，那么，其中“推断”的“小说”成分，能否保证“所记多可征信”?如若“推断”有 悖真实，丁玲说它是“编得拙劣”的“小说”，亦不无道理。《也频与革命》的发表， 的确“大大惹恼了沈从文”。他在给香港一位女士的私人信件中说，丁玲之所以对《记 丁玲》一书不满，是嫌这本书“举得她不够高，有损于她的伟大形象，如此而已”(《 致周健强》，见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11期第82页)。但当美国汉学家艾勒访问沈从 文时，他还是冷静地说：“过去的事已隔多年，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和丁玲说得有不一 致的地方，以丁玲说的为准”(见陈明：《丁玲推迟手术的一年里》，载《新文学史料 》1991年第1期)。
沈从文写《记丁玲》时，丁玲决不是什么“让人望而生畏的强者”。她身陷囹圄、命 系危卵，哪里有什么“强者”之气?写《也频与革命》时，丁玲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改 正，也谈不上是什么“强者”。问题不在于双方的地位怎么样，而在于沈的《记丁玲》 是否歪曲了事实、伤害了丁玲。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丁玲动了肝火，也扯不上是什么 以强凌弱。事实上丁玲在初次看到《记丁玲》时，确实很生气。后来，她还是留有余地 ，很体谅那位老朋友。1980年1月，她在致赵家璧的信中说，对于《记丁玲》，“我的 确想写一篇文章逐点加以改正”。“可是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我的 文章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或者有点不人道。我是以一种恻隐之心强制住我的秃笔的。 最近在给《诗刊》写了一篇短文《也频与革命》，稍稍点了一点，说这篇《记丁玲》是 一篇坏小说。不过其中另有几点，仍将在某一天说清楚”(见《丁玲文集》第十卷)。19 85年6月，她在致姚明强的信中也讲了类似的意思：“我曾想逐条批驳，但转念我个人 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只 是它有影响，成为研究我为人的第一本资料，还当着是非常可靠的。我在写《也频与革 命》中曾说过这是一本很坏的小说。我想也够了。去年我在厦门读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 论文稿，我也建议不要发表(即指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同志所撰《丁玲与<记丁玲>》一文 ，近三万字，至今亦未发表——笔者)，实在认为他也受过一些罪，现在老了，又多病 ，宽厚一些好了……”(见《丁玲文集》第十卷)。
这些都说明，丁玲十分了解沈从文的为人，并且也从心底里原谅了沈从文的不是之处 。1997年初夏，笔者曾陪陈明同志寻访湘西凤凰县城沈从文故居和沈从文墓地。在沈从 文故居陈列室留言薄上，陈明同志郑重地写下了“怀念沈老”四个大字。笔者以为至少 在丁玲这边，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与沈从文并无“不解的恩怨”。
丁玲、胡也频、沈从文曾“大被同眠”吗?
随着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在《国联周报》连载，以及后来《记丁玲》与《记丁玲 续集》的出版，有关沈从文、丁玲、胡也频间的“桃色新闻”便开始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记丁玲》二书70年代由香港重印以后，一些国外丁玲研究者就书中几次提及的三人 “同住”问题，多次向丁玲来信或面询。在我们的汉语中，“同住”和“同居”这两个 词有着明确区别。或是翻译成外文，意思有些相近，或是受了有关传言影响，在国外学 者的有关文章中对这一传言虽有所提及，但基本上仅限于“同住”之类说法。想不到袁 先生的文章中，谈及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的友谊及有关传言时，竟这样写道：“丁玲 结识沈从文在1925年的北平，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而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 。传言三人情深而浪漫，往往百无避忌，大被同眠……”
尽管袁先生说过“传言难免夸张”，而这“情深浪漫”、“百无避忌”的“大被同眠 ”之说，袁先生并未注明出处。是转述别人的“传言”，还是袁先生自己杜撰出来的? 这就只有袁先生心里清楚了。若不幸是后者，那就不免有点令人费解——当今文坛，靓 女们乐于“用身体写作”，某些评论家对“做爱”文学屡屡堂皇加冕，都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而袁先生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竟对名声赫然的已故文坛前辈们的私生活，编 造出如此花絮，以求卖点，这不能不使笔者同样“陷入深深的困惑”。
那么，三个人“同住”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丁玲是“名誉受损”者，她在她几篇文章 和致友人书信中，都对这个问题作了如实说明：
……那时我们倚文为生，卖稿不易，收入不平衡，更不稳定……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 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于是“红黑 出版社”和《红黑月刊》都办起来了。我们拿借来的钱在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租了一栋 三层楼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今年我路过上海时去看，房子依旧，只是街名改为淡水路， 门牌号也改了。楼下做出版处，雇用了一个干事秘书之类的人，用了一两个月，他大约 看出这个出版社的前途涉茫，就辞职不干了。我和也频，后来加上我母亲住在二楼，沈 从文和他妹妹岳萌住三楼。有一个时期他母亲来了，也住三楼，沈从文的哥哥和弟弟也 短时住过。我们两家人各自起伙做饭。这就是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 了以后，在《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同住”。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到。直 到去年由一位在我国教书的日本专家送我两本，我才读到。她告诉我这本书已在香港重 版，是现今欧洲、美国、日本研究丁玲的最重要的资料，她并提出了许多疑问。上述所 谓“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颇不乏人。我只得在这里附带说明一 下，也是对好心的读者一个答复。我们在萨坡赛路没有住到一年，沈从文搬去吴淞中国 公学，我们也搬了家，出版社就关门了。(见《丁玲写作生涯》第214—215页)
到此，所谓三人“同住”的谣传，读者心中大约都有了底。那么，袁先生所指的三人 “情深浪漫”、“百无避忌”的“传言”源于何处呢?凌宇先生是研究沈从文的专家， 他在《沈从文传》中披露，对丁、胡、沈三人的“文坛艳闻”，最早源于30年代初的上 海滩一些小报，如《雷雨》创刊号所载《丁玲小传》就写道：“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 女士的日记》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 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 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僻静地同居。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 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也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 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 或被封禁(转引自(沈从文传)第238页)。
当时，沈从文虽去武汉大学教书，听到这些谣言后，也很生气。他在《记胡也频》一 书中写道：“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 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见《沈从文文集》第九 卷，《记胡也频》)。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秘密押解南京特务机关软禁。由于丁玲 失踪，社会上传说纷纭，有的说丁玲已被杀，有的说丁玲已自首。有一个叫张铁生的燕 京大学学生，在报上造谣说“丁玲还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沈从文对此极 为愤恨，便写了《丁玲女士失踪》一文在6月12日《大公报》上发表。不料招来了张铁 生的攻击和谩骂，进而编造极为下流的谣言，对沈从文和丁玲进行诽谤，语言污秽，不 堪入目。张铁生此举，“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党员鼓励 沈从文向法院起诉，同张铁生打官司……《庸报》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 歉，事情才算作罢”(参见凌宇《沈从文传》第292—293页)。
《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先生为弄清传闻真相，曾当面问过沈从文。他在书中记述此 事：“1984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 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的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 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那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对此，凌宇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一贯被丁玲看作‘轻弱’、‘动摇’、‘胆小’ 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使在当时， 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见《沈从文传》第241页)。
笔者孤陋寡闻，“大被同眠”的提法是第一次从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的。古人讲“道 德文章”。袁先生此举实在大大背离了“道德文章”。
丁玲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如瞿秋白所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自从她踏 着自己的亲人，踏着烈士的血迹加入共产党以后，无论是在群魔乱舞的魍魉世界，还是 在沉冤莫白的风雪人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浪头从“左”边打来， 她成了右派，浪头从右边打来，她成了“左”派。直到去见马克思那天为止，也没有学 会跟风赶浪，没有学会变来变去。如此性格的人，死后仍要遭到责难，这便是丁玲的宿 命。
袁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经为丁玲说过公道话。丁玲逝世不久，他在纪念文章《丁玲同志 印象》中写道：“在很多问题上，我觉得她并不‘左’，比如，坚持文艺反映现实，坚 持作家深入生活，坚持文艺作品的健康情操，坚持文艺的民族特色……所有这些，怎么 能叫‘左’呢?而在事实上，有些人正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给她扣上了‘左’的帽 子，这和五七年打‘右派’时的手法又有多少差别呢?”他还说：“丁玲是不折不扣地 站在鲁迅一边的。她的客厅的东墙上，正有一个鲁迅诗的‘斗方’，是一位有名的书法 家写的，但是，除了思想上的一致，她不搞宗派活动。”(见《丁玲纪念集》第374页) 把《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和十多年前的文章相比较，人们不难看出前后的巨大反 差。是发现了什么新材料，促使袁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巨大转折，还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 因，使袁先生摆出了另一副面孔?笔者以为，研究丁玲，首先要学习丁玲的为人，有坚 定的理想，不随风摇摆，真诚做人，真诚为文。否则，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丁玲的。
责任编辑注：袁良骏先生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一文请见本专题2001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