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社会，“德治”思想很早就提出来了。甲骨文中已出现“德”字，《尚书·盘庚》篇中多处讲到“德”：“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敕民德，永肩一心”，其意义大体上都是指的一种道德境界。不过，由于商朝统治者一味依靠上帝祖宗神的保佑过日子，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不重视，所以也就未能对“德”字作更多的发挥。真正提出“德治”思想的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的“德治”说是通过“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皇天上帝对谁都不偏私，只辅佑“敬德”之人。他谆谆告诫以成王为代表的周朝最高统治者，要时时以夏殷“失德而上”为鉴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地操持政柄，像文王那样，时刻抑制享受欲望，“克自抑畏”，不要贪图安逸，不要大兴游观，不要无休止地田猎，更不要聚徒狂饮，而是要不断加强个人的修养，在道德上成为万民的表率。为此，必须贯彻“任人惟贤”的原则，各级执政人选坚决摒弃无德无才的“谶人”，选取“克明俊德”的“吉士”、“常人”，从而达到“劢相我国家”，“以觐女五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尚书·立政》）的目的。为此，还必须“保民”和“慎刑”，要“闻小人之劳”，“知稼穑之难”，（《尚书·无逸》）关心百姓的疾苦，使之过上温饱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思想界空前活跃，形成了犹如小山乍裂、波洪起涌般的“百家争鸣”思潮。儒、墨、名、法、道、阴阳、纵横、杂、农、兵各派，互相辩诘，异彩纷呈，在政治思想方面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春秋末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继承周公的“德治”思想，提出了“德政”的理念。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他特别强调国君道德人格的榜样力量：“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因此，国君应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严于律己”、“薄责于人”、（《卫灵公》）“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的仁人君子。在强调君主的道德人格的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对所有人的教化作用，要求以“德”为先导，以“礼”为规范，化导百姓，使之成为自觉接受统治的顺民。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发挥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将“保民”、“惠民”、“恤民”、“养民”、“富民”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要求给百姓以看得见的实在利益。孔子的“德政”思想也包括“任人惟贤”的内容，提出“尊贤而容众”，实际上是各级执政人选的道德和能力要求。当然，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刑的作用，他认为“为政”最理想的运行原则应是“宽猛相济”，对那些敢于反抗统治秩序的百姓必须“纠之以猛”，用刑罚使他们惮于反叛。
孔子死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两位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他们进一步丰富了“德治”思想。
孟子的“德治”思想是通过“仁政”阐发的。他发展孔子“仁”的学说，将“德治”表述为“政在得民”的“仁政”与“王道”。其思想的核心是民本，即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他强调教化的作用，“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而得民心的关键是当政者“以德服人”，这就要求当政者首先是一个仁人君子，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梁惠王上》）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教民”的前提下“养民”，给民以相当的生产与生活资料，“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同时还要“省刑罚，薄赋敛”，使“黎民不饥不寒”，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保证，教化的功能就更能显现出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百姓就会上下协和，“王道”也就实现了。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闪光之点是他认为推翻“虐民害物”的暴君暴政是正义的行动，所以他大力赞扬“汤放桀，武王伐纣”。“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桀，未闻杀君也。”（《梁惠王下》）
荀子的“德治”思想着重阐发了“重民”与“尊贤”的理念。他第一次以舟水比喻君民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王制》）由此他提出“爱民”、“利民”、“惠民”、“裕民”、“宽政”等一系列主张，并认为这是社稷长治久安之本，他说：“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君道》）在“治人”与“治法”的关系上，他强调“治人”的作用：“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他要求国君与各级执政人选都应是品德高尚、能力卓越的君子，所以必须打破世卿世禄的制度，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无德不贵，无能不官”，（《王制》）“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道》）“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
被称为“杂家”代表作的《吕氏春秋》中亦有较丰富的“德治”思想，它始终把“德政”放在首位，强调教化的作用，“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吕氏春秋·义赏》）而“德政”的内容则是“怜人之困，哀人之穷”，“爱民”、“便民”、“利民”、“信于民”。对民虽然“威不可以无有，而不足恃”。（《用民》）但是由于统一中国以后的秦始皇实行的是严刑峻法的治国原则，“德治”的理念完全被摒弃，结果是“二世而亡”。有鉴于此，代秦而起的西汉皇朝朝野上下形成了持续很长时间的反思秦亡教训的思潮。在此背景下，“德治”思想再次得以高扬。黄老学派的陆贾尖锐指出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提倡“遵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他的“德治”思想表述为“行仁义，法先主”。文帝时的青年思想家贾谊，以“行仁义”、“兴礼乐”来归纳自己的“德治”思想，其对“重民”的阐发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思想家。他对“民为国本”、“民治则国安”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
闻之于攻也，民无不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
民者万世之本，……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
贾谊认为，为了得到“民心”、“民力”、“民功”，必须实行一系列稳定百姓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措施。西汉时期，将“德治”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儒学大师是董仲舒，他的“德治”主张以“德主刑辅”为主要内容。他以“天之任德不任刑”将“德治”与“天意”联系起来，从而使之神圣化与神秘化。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有二层意思：一是执政者必须有德，国家必须以“德治”作为根本目的，“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春秋繁露·保位权》）因此，君主应该“固守其德”，始终坚持“以德为国”的原则，使自己治下的百姓能够得到福泽德惠。二是“以教化为大务”，“以德善化民”，办法是“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目的是使天下的臣民都能实行“三纲五常”的道德信条，取得上下相安、社会稳定的效果。当然，董仲舒也重视刑的作用：“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精华》）
东汉初年的桓谭以激烈反对谶纬迷信名重一时。他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王霸并用。王道喻德治，霸道喻刑罚，二者缺一不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珠，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天任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皇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也。”（《新论·王霸》）
东汉末年的王符以孔子的“富而教之”表述自己的“德治”思想。他认为君主治国，“富民”、“教民”不可偏废，“庶则富之，既富则教之”，而教民“以道义为本”。（《潜夫论·本务本》）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必须坚持“重本抑末”的政策，一方面抑制朝廷的横征暴敛，官吏的贪赃枉法和贵戚豪家的奢侈糜费，同时“省力役而为民爱日”，（《爱日》）为百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与生活环境。还应该改变“阀阅取士”的制度，选取品学兼优、能力卓异的贤才充任国家各级官吏，使之既为百姓表率，又能执行“富民”、“教民”的政策。与王符同时代的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的治国原则，要求从君主到各级官吏都要加强修养，“克己责躬”，“自省无衍”，达到“
上之公德”。同时要求“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于罪恶”，从而达到“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君书治要》）的目的。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一个主张儒法并用、德刑兼施的政治家。他强调法治，更强调以德行法，他以“私不害公”、“赏罚公平”，以身作则，为臣民树立了一个为政者崇高的道德形象。他要求为政者严以律己，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保持自身之正，因为“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便宜十六策·教令》）他认为明君治国必须正纲理纪，以三纲六纪规范君臣百姓的言行。诸葛亮德刑兼施的治国方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蜀汉在三国中虽然地域最小、人口最少，但却是治理得最有条理的地方。陈寿赞扬它“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并非过誉。
魏末晋初的思想家傅玄，针对魏晋之际清谈成风、思想混乱、纲纪败坏、人心涣散的状况，忧心如焚，提出了兴学重儒、加强教化的主张。他强调教化的作用：“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粗也，可教而使；木至劲也，可柔而屈；石至坚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贵教之道行，壬有仗节成义，死而不顾者矣。此先王因善道义，因义而立礼者也。”（《傅子·贯教》）认为贵教必须兴学重儒，而教化的根本目的则是以三纲五常的道德信条规范所有人的言行，其关键是“正心”，通过“内省”、“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
唐朝皇帝李世民是参与创业的一代英主，他当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清明之世。他的“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深刻，政治实践活动成效辉煌。他充分认识到以儒学加强教化，齐导风俗和安定人心的作用，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宣传三纲五常，就能收到“百姓渐知廉耻，官人奉法，盗贼日稀”的效果。李世民“德治”思想的核心是“重民”，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192）他引申荀子的话强调“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论教戒太子诸王书》）所以，为国之术，必须以民为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作为国君，应该清净寡欲，节己顺民，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决策减少失误，应广开言路，求谏纳谏，做到兼听而不偏信，使“下情得以上通”，君主才不会被佞臣所蒙蔽。为了使各级官吏都能由贤人充任，他以用人惟贤、亲疏并举的政策将当代精英都汇聚到自己麾下。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以辟佛老、恢复儒学独尊为己任。他的“德治”思想将仁义道德作为个人修养的中心内容和衡量尺度，同时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目的定位于治国平天下。他也倡导举贤才，但认为贤才的首要条件不是能力而是品格。
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继承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思想，他说：“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王道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而远罪者，王道也。”（《熙丰知遇录》）不过，对百姓的教化主要不是靠说教，而是靠各级理民官，尤其是高级理民官以身作则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他并不认为教化是万能的，还须以刑为辅：“君任德，则下不忍欺，君任察，则下不能欺，君任刑，则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为次。”（《三不欺》）
南宋理学的集其大成者宋熹的“德治”思想在德、刑关系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继承孔子将“仁”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因而应“汲汲于求仁”，“亲亲、仁民、爱物”，另一方面，在施政的宽、严关系上，他又提出“以严为本”的主张：“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家之实已行乎其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朱子语录》卷78）
南宋两位反理学的思想家陈亮、叶适都有丰富的“德治”思想。陈亮主张师道与君道并举，王道与霸道兼用，而以师道、王道为主。由此出发，他强调君主必须加强自身修养，节制七情六欲，不要生杀由已，作威作福，骄奢淫逸，应使自己德才兼备，足为世之楷模。叶适主张重德轻法，实行“仁政”，要求君主“视民如子”，“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为下甚逸，为上甚劳”。
明朝中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王阳明在“德治”思想方面的最大贡献是他在道德修养上的“致良知”说。尽管他是一个主张“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论者，但在探索道德修养上却有不少可取之处。他认为“良知”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而且是先天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先验知识与道德观念，同时还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而他心目中的道德无非是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信条。他的道德修养方法是“致良知在格物”，即通过“省察克治之功”祛除“私欲邪念”，“去得人欲，便识天理”，使自己的言行完全符合“良知”的要求。虽然“致良知”不过是一种封建道德践履，但其中关于“自律”、“自省”等修养方法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
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呼唤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闻名于世。他的“德治”思想突出表现在以“万民忧乐”作为君主和官府行政的标准，要求国君处处时时为百姓着想，“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要求各级官吏“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最后的结论是，天下的正气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另一启蒙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主张“公天下”、反对“私天下”展开自己“宽以待民”的“德治”思想的理念。对百姓他主张施以德教，反对专任刑罚，主张“柔道”与“安抚”，反对“宽猛相济”。他虽然也认为刑罚为治国所必须，但主张刑法简而宽，反对奇而繁，特别赞扬唐人杨相如对此问题恰到好处的论述：“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繁苛，大罪不漏则止奸匿。”在经济上，他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缓和阶级矛盾，为百姓创造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他特别主张“严以治吏”，认为“治吏以宽”必须造成对百姓的残害，因为官吏犹如鹰与獭，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对百姓大发淫威，造成难以估量的戕害。
明清之际的另一大思想家顾炎武，以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当代与后世。他首次将王朝与国家区别开来，反对君主独裁，倡导君民平等，反对以法为治，主张以教化为基本内容的“名治”。他说：“法制禁令，王者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基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日知录》卷9《人才》）他针对当时“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的颓风积弊，认为必须在官民中弘扬名教、名节，整顿风俗，而教化纪纲之本则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日知录》卷13《廉耻》）为此，他主张恢复清议以对官吏的选取、行政进行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同时对名节突出的人物加以褒扬，以便形成人心正、风俗醇的社会风气。
清朝初年的唐甄，阐发了独具特色的“德治”思想。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皆贼，社会的灾难主要由他们造成。他强调“德治”必须从皇帝的自律开始，凡事以身作则，成为臣民表率：“人无贤不贤，贤不贤惟君；政无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虽恒才恒法，可以为治；君惟无道、虽有大贤良法，亦以成乱。是故明哲之君，无所为恃，必责于己，知天子于民庶，过及十一，祸倍百千。”（《潜书·远谏》）同时还必须树立“民为邦本”的思想：“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明鉴》）从民本出发，他提出爱民、富民、保民的主张。为了保民，应对那些以残民为能事的贪官污吏处以重刑。为了富民则必须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卿牧》）只要百姓富足安康，社会自然稳定。他提出的养民的十八条善政，涉及到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方方面面，显示了他关心民瘼、真诚期望百姓富裕安定的良好愿望。
以上简要考察表明，在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德治”思想，其中的不少精华之论可以为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提供资鉴。如：
一、治国以“德主刑辅”，治民以教化为先。
二、君主百官为民表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以治吏，宽以治民，培育良好的政风。
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因而为政必须为民、爱民、养民、富民、教民，使之“有耻且格”，培育淳厚民风。
四、个人道德修养，着重自律，通过“内省”、“慎独”、“苦心”、“劳志”，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也注重舆论监督，形成人人奋发自力的社会氛围。
当然，由于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都是在长期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它所倡导的道德信条浸透着浓重的封建意识，是为封建皇朝和剥削阶级服务的。它虽然也强调皇帝与百官应加强道德修养，但更强调百姓必须接受“为民父母”的皇帝与百官的教化，二者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它鼓吹的许多修养方法都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心灵自省，内中有不少唯心主义的糟粕，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辨别和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