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识别与测量:从单维到多维的变化
杨菊华1，刘轶锋1，王苏苏2
(1.中国人民大学 老年学研究所,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 沿着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测量这条线索,系统地比较和回顾国内外贫困的测量指标和指标体系,分析目前单维度和多维度测量的优长与局限,并对未来贫困测量提出思考。研究发现:(1)物质资源匮乏识别、可行能力剥夺识别、社会排斥识别和传统的收入识别,是国际主流的贫困识别方法。(2)随着对贫困内涵认知的深化,贫困的测量方法及测量指标经历了由单一向多维的转变。(3)未来贫困的度量需以明晰贫困的本源性要素和影响因素为前提,在国际通用标准基础上,探索科学合理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契合的、并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测量方法和指标体系。
关键词： 贫困;贫困测量;多维贫困测量;贫困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在减贫脱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了越来越多的人群;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此,2013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致力现行标准“农村贫困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绝对贫困。
然而,因测量指标不同,对贫困线的划定标准有异,故贫困人口或贫困发生率的估算存在很大分歧,且单维度测量往往低估了贫困人口。中国在数十年的扶贫实践中,每一次贫困标准的调整,都会带来贫困人口规模的巨大波动,扶贫对象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扶贫政策必须因此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因此,要推动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明确贫困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易于操作且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那么,现存有哪些常用指标?对后小康社会的贫困测量有何意义?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本文将在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国际社会主要的贫困测量及指标体系,并对后小康社会如何科学、有效、系统、全面地测量贫困提出初步的思考与建议,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参考,也为操作层面的精准扶贫提供科学依据。
一、贫困识别的国际标准
在整个20世纪,与贫困作斗争一直是全社会的重要关切,而贫困的识别和测量是精准把握贫困广度与深度的基础与前提条件。贫困线法是应用时间较长、范围较广的一种识别贫困人口的方法,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1887年,英国社会学家布斯首次提出了“穷人的线”这一说法;尽管他未对这条线作出科学的定义,但在1889年出版的《伦敦东区人们的劳动和生活》一书中,首次以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最低标准计算了伦敦的贫困线。此后,诸多学者开始探讨“穷人的线”的理论概念;由此,“贫困线”逐渐出现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中,如Bosanquet在《Poor and Rich》一书中便以“贫困线”指代布斯的“穷人的线”(Gillie,1996),但直到1901年,社会学家朗特里才第一次对贫困线作出了科学的界定(王荣党,2017)。
西方的许多法庭也似乎都意识到文化调解的风险而对译员的文化调解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比如，澳大利亚难民仲裁法庭提供的《译员手册》认为，除非司法人员意识到文化问题并要求解释，否则译员不可主动提供关于文化的评论[6]。美国马里兰州的《译员指南》明确指出：译员不可随意扮演文化调解者的角色，否则有越出其职责范围而去扮演律师的风险[7]。美国加州法院管理办公室出版的《加州法庭译员职业标准和守则》也指出：除非法官要求，译员不得自作主张进行解释。译员不是文化专家，对于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应该咨询相关领域的权威[8]。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贫困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贫困不仅仅是难以维持基本生计,还是一种个体或家庭的收入难以维持或达到社会所认可的基本生活标准的状态,故对贫困线的界定也从绝对转向相对,最低生活水平界定方法所涉及的“必需品”内涵也更加宽泛(杨菊华,2011)。阿尔柯克(Alcock,1993)将构造贫困线的方法划分为三类:标准预算法、收入替代法、指标遗缺法;莫泰基(1993)则将贫困线的构造方法划分为四类:市场菜篮子法、生活形态法、食费对比法、国际贫困标准线。奥迪·哈根纳斯与克拉斯·德沃依据客观-主观、绝对-相对的贫困双二维属性,认为界定贫困线的视角主要为客观绝对、客观相对、主观标准,故共有3类12种设定贫困线的方法(童星、林闽钢,1994)。
刑事立法政策的最终目的之一是注重人文关怀，保障公民的自由。新时期公民的自由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网络舆情表达机制。网络的迅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刑事立法方式和政治过程的隐秘性和封闭性，因此，公众利用网络可以了解到从未有过的知情幅度，也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表达自由。利用网络民意调查刑事立法政策的得与失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工具。网络可以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评判提供专业、科学的方法手段了解群众的看法、意见和要求，获取第一手资料，建立量化的评价指标，可以为刑事立法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奠定基础，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立法工作的开展。
(一)生活必需品法——物质资源匮乏识别
尽管自诞生伊始,社会各界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入,贫困的多维性愈加明显,但贫困始终有一个基本内核,即物质资源的匮乏。通过物质资源测定贫困线是发展最早、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主要包括市场菜篮子法、恩格尔系数法、马丁法、拓展线性支出系统法。
1.市场菜篮子法
市场菜篮子法亦称“标准预算法”,是最古老、最传统的贫困线确定准则,其基本理念源于朗特里1901年在约克郡的调查。朗特里将贫困界定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不能支付家庭人口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燃料和照明、租金、食物、衣服和住房等所需的最低费用,并由此确定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支出为贫困线。在实际计算中,朗特里根据美国营养学家爱德华的研究,确定了维持基本生理功能所需的营养数据,然后将其转化为食物及其数量,并根据市场价格计算出具体金额,进而获得贫困线(Rowntree,1902)。
但是,除清单上的商品外,该方法并不考虑其他支出;为此,美国在制定贫困线时,对此进行修正。其贫困线为:
PL=∑X i P i +e
其中,X i 代表依据营养学标准确定的商品篮子,P i 表示相应商品的价格,e 表示无效支出或其他未被纳入篮子的商品支出。美国识别与朗特里的不同主要在于,除购买清单物品外,还考虑到部分其他商品(斯坦林恩,1993)。
低贫困线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k 是个体维持基本生存的总能量,e i 表示第i 种食品所包含的单位能量,q i 表示第i 种食品的摄入量。
2.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法即莫泰基食费对比法,也是阿尔柯克收入替代法中最主要的一种。对该方法贡献最大的是美国学者奥山斯基,他在观察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恩格尔系数对贫困线进行了界定,美国贫困线的设定便以奥山斯基的研究为基础。
恩格尔系数法的核心理念来自19世纪德国的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他在对153户比利时家庭的家庭预算和支出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后发现,一个家庭的收入越低,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占比越大;而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物支出占比随之降低;即“越是贫穷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中的食品开支比重就越大”。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其国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食物支出的占比就会越大,反之亦然。
Orshansky(1965)提出,生活必需品开支的社会平均水平可用来进行贫困识别;恩格尔曲线上存在一个转折点,即若一个家庭30%以上的预算用于食品开支即是贫困,这为美国贫困标准的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研究分为三步:一是根据农业部的经济食物计划,确定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个体一周所需食品;二是计算结构、规模不同的家庭每周所需的食品费用支出;三是计算食品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最后提出,三口或以上家庭的食品消费占其总收入33%及以上,或两口之家占27%及以上,即为贫困户。1969年,美国政府确定该方法为贫困识别标准。
因计算简单、且经验性研究也表明恩格尔定律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故应用较广,成为发展中国家测定贫困的重要方法。现阶段,以此设定贫困线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将某一恩格尔系数定为贫困线,如1970年代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二是利用恩格尔系数估算贫困线。具体分三步:首先,根据营养学家的建议,确定维持生存所需热量,再根据某地的饮食习惯确定食物清单,据此确定食物清单和消费量,并以市场价格计算维持生存的食物支出费用P 。其次,依据国际通行标准或某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α 。第三,利用食物支出费用和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计算贫困线PL,即:
PL=P /α
3.马丁法
马丁·雷布林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提出,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三个层次:维持“生存”的食物需求,基本非食物需求,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食物需求。需要注意的是:一是不应混淆“生存”食物需求与基本食物需求这两个概念;二是马丁法中的“需求”和“支出”还有“线”(threshold)这几个概念存在一定差别,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
马丁认为,最低生活标准的计算应包括食物支出和非食物支出两部分,并由此设定了两条贫困线:食物贫困线、非食物贫困线。其中,食物支出是为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营养支出,非食物支出是指刚够支付食物支出的贫困人口以放弃食物需要来购买非食物产品的支出。“放弃食物需要来购买非食物产品”之说是在讨论“set a reasonable lower bound”时提出;在确定上限(upper bound)和下限(lower bound)时,他分别说明了“基本食物需求”和“基本非食物需求”的含义(Ravallion,1998)。
一天我回家，他轻轻对我“嘘”了声，说：“你妈刚刚睡着了，轻点儿。”我们轻手轻脚地绕过房间，父亲领我去看他种的瓜果蔬菜。
其中,S f 表示某一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S 表示家庭总支出,FPL 是家庭所在区域的食物贫困线,N i 是指家庭人口数量,α 、β 、γ 分别为待估计参数,ε 为误差项。
利用马丁法确定贫困线,首先要确定食物贫困线,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X i 指某一家庭维持生存和正常活动所需的食物篮子,P i 是某一品类食物的市场价格。
其次,确定非食物贫困线。
最后,计算高低两条贫困线。
与贫困的内涵和外延拓展轨迹相对应,国际主流的贫困识别方法也可分为三大类:识别物质资源匮乏的生活必需品法、识别可行能力剥夺的权利分析法、识别社会排斥的社会指标分析法。
在弯头1入口处泥浆流体产生切向分速度，二次流开始发展；在弯头1出口处可以观察到完全发展的二次流；在弯头2出口处分速度值最大，二次流强度最强；泥浆在离开弯头部分以后，不再受到离心力的作用，混合相垂直分速度逐渐减小，但由图5e)、图5f)可看出X=5D处二次流仍有一定存留，在X=20D处二次流已基本消失。爬坡管内泥浆所受到的离心力沿流动方向不断变化，当流经弯头2时与弯头1中离心力方向相反，弯头2入口面二次流强度较弯头1出口明显降低，在流过弯头2后涡流方向改变。
此方法简单明了,且从个体的基本需求出发,通过物价来确定贫困线,可更好地反映地区的真实情况。菜篮子的确定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先确定给定情况下的食物组合,在已知食物卡路里的条件下,确定食物篮子;另一种是通过调查获得某群体或某地区的真实消费品,依据消费比例赋予权重,再确定达到最低卡路里摄入量的食品组合。
LPL=FPL +(1-α 1)FPL=(2-α 1)FPL ,当S =FPL 时,α 1=α +γ ln(N i )+ε
在确定高贫困线时,S =FPL,则有
又因为
故
则高贫困线的计算公式为:
通过绘制ROC曲线模型发现，Netrin-1联合Kim-1预测AKI风险的敏感度、特异度较高，利用COX回归性分析证实，两者均为新生儿窒息后AK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提示两者与AKI发生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对尿Netrin-1、Kim-1进行检测，能为预测窒息后AKI风险提供可靠性依据。有研究证实，AKI后上述两项指标呈正相关，且随着损伤程度加重，两者相关性越明显[20]，提示AKI患者尿液中Netrin-1、Kim-1表达存在密切关联。
分层选择怎么操作呢？第一，选择原则是合适，合适自己的课程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课程是一种合适，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或者能够弥补自己缺陷的也是合适的课程。第二，分段选择。选择前，学生需要对自己有所了解，对课程有所了解，否则就是盲目跟风。小学低段学生处于自我无意识状态，不具备自主选择能力，高段才完全具有选择能力。因此，自由选择课程放在中高段比较可行。第三，选择一定要有结果，分层选择是教师指导下的选择，可以调控选择方向过于集中的问题，保证每个人都能选到课。
4.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
1. 贫困广度测定
该方法有一个强假设,即个人对物品消费量的支出Y 由商品价格P 和个人总收入I 共同决定。那么,某种物品消费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Y i 表示个体对第i 类产品的消费支出;P i 表示第i 类产品的市场价格;Q i 指对第i 类产品需求的消费量;R i 表示个体对第i 类产品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量,β i 是除基本需求外,个体可支配收入满足超基本需求额的份额,
表示没有储蓄;若有储蓄,则
贫困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精准掌握某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状况,从而为社会政策制定提供实践依据。实际上,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贫困测量的维度不断增多,指标体系也愈加复杂。
由此,便可获得贫困线:
利用函数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则有:
令
则有:Y i =a i +β i I +ε
其中,ε 为随机项,利用统计年鉴或调查数据可获得每一类商品的支出量及个人的收入,从而采用最小二乘法获得两个参数。
由此,贫困线的测定模型为:
(二)社会选择法——可行能力剥夺识别
阿马蒂亚·森(2001)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提出,识别贫困最普通的做法即是确定一个“基本生活必需品集合”,以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能力为贫困的检验标准:一是直接方法,考察人们的消费组合是否满足基本需要;二是间接方法,以计算满足最低基本需要的最低收入为基础。但是,在确定基本必需品时存在一个技术性问题——基本必需品应当被定义为某种具体的商品还是某种特性?森认为,如果某种特性只能从唯一的某种商品中获得,商品与特性之间的转换就很容易完成,但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特性对应多种商品,故基本需求一般被定义为包括特性与具体商品两类的合成向量。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一种特性对应多种商品,但社会偏好会导致该特性只能源于某种特定商品,即基本需要与最低成本饮食函数的转换由食品价格及消费习惯共同决定。在数理意义上,是将社会偏好作为约束条件引入最低生活成本函数,从而确定贫困标准。
信息时代是开放的时代，科研范式正在变革，学术期刊应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联合发起倡议：
(三)社会剥夺法——社会排斥识别
社会剥夺法又称生活形态法,是通过一系列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等有关贫困家庭生活形态的问题,获得若干“剥夺指标”,进而计算得到贫困的门槛,再分析贫困个体的需求、消费和收入,从而获得贫困标准(Aclock,1993;Townsend,1970;王荣党,2006)。其背后的逻辑是,人们若缺乏或不能享有一般认为的应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与服务,则他们就是贫困的(Smeeding and Weinberg,2001)。此后,Mack and Lansley(1985)通过电视调查,确定了一份必需品清单,将贫困线界定为至少缺乏清单中的三项物品。从社会排斥的视角识别贫困,不再使贫困局限于“生活必需品”范围。
在此基础上,Gordon等人(2000)提出,若有超过50%的调查者认为,某种事物是生活必需品,则该事物便可作为剥夺指标之一。Desai and Shah(1988)对此提出了数理定义:
δ ij =δ (θ ij ,θ i )
其中,θ ij 表示j 个体拥有的第i 类必需品,θ i 表示社会所认可的第i 类必需品的拥有量。
先计算出第i 类产品的被剥夺程度,进而依据不同权重计算出总的被剥夺程度:
D i =∑λ i δ ij
其中,λ i 是指第i 类产品中非剥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据此,便可利用方差分析、回归模型等方法计算出贫困线,识别贫困人口。
(四)收入法
除上述几种方法之外,依据收入识别贫困也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方法。在利用收入确定贫困人口时,一是按照收入多寡,将居民划分为几个等份,再确定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得到低收入家庭贫困线;二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如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线,即是规定某国或地区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或60%。
二、从单维向多维的贫困测量
治疗前，2组患者的FMA-UE、ARAT、FTHUE-HK、MAL-AOU、 MAL-QOM、MBI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2组患者FMA-UE、ARAT、FTHUE-HK、MAL-AOU、MAL-QOM、MBI评分与治疗前比均有显著提高(均P<0.05)，治疗后2组间比较，gmCIMT组患者的FMA-UE、ARAT、FTHUE-HK、MAL-AOU及MAL-QOM评分的改变比常规组更加显著(均P<0.05)，MBI评分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2。
(一)单维贫困指数
常用的单维贫困指数主要包括反映贫困发生率的H 指数和反映贫困差距的G 指数。
上述几种方法都涉及如何区分必需品和非必需品这一概念。物质资料的菜篮子确定难度较大。为此,经济学家Liuch于1973年在线性支出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法则,可避免这一复杂性。Liuch认为,个体日常消费行为中已经区分了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利用居民消费数据即可计算得出贫困线(池振合、杨宜勇,2012)。
常用的贫困广度测定主要是人口指标,包括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两类。贫困人口数即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贫困发生率指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计算公式如下:
H =q /n
其中,q 代表贫困人口数,n 表示总人口规模;也可根据性别、年龄、户籍等,对人口做进一步划分。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智能应用工具。随着各种智能化、人性化手机软件的开发，智能手机已经实现智能查询、导航、交互、支付等多种功能，并在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而在大学生群体中，智能手机更是必备的应用工具。据相关调查发现，目前高校大学生几乎人人使用手机。除了生活中的应用外，智能手机以其便于携带、支持多媒体播放、实现信息互动的特性，使得高校学生在学习中也会普遍使用其上网查找学习资源，阅读电子书籍，开展个性化的自主学习，与老师、同学交流互动等。
H 指数的表达式为:
其中,k 为总组群数,H i 为不同群组人口的贫困发生率,n i 指第i 组人口中的总人口数。该指标只能反映贫困人口总量及其占比,不能反映贫困人口的收入情况,也不会因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差异而有所不同。
当然,收入广度测定除简单“数人头法”外,还包括一些其他方法。考虑到每个被定义为“贫困”的个体经济状况并不相同,存在以个体距离贫困线的距离为权重进行积分,使得更穷的个体占更高权重这样的测量方法(Atkinson,1987)。
在铁路工程连续梁桥的施工控制中，正装控制与倒装控制是比较重要的控制方法。该铁路桥连续梁的施工控制过程中，可以参考正装控制与倒装控制方法，实现对该工程施工的综合控制。连续梁桥的正装施工控制，主要是根据连续梁的情况，施工流程以及工序对其结构进行分析和控制。作为铁路工程桥梁结构模拟较为精确的方法之一，正装控制法需要掌握连续梁桥施工中的变形和受力情况，根据获得的检测数据，对不同施工阶段桥梁结构的位移状况进行计算和分析，从而为连续梁桥的施工控制提供数据依据。但该施工控制方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在理论挠度和实际挠度的差异的影响下，会导致竣工标高存在误差，从而影响施工质量。
全市水功能区中，入河排污口单口污染物排放总量列前3名的分别是石榴河、丰润区污水处理厂、国祯污水处理厂入清水河排污口，这3个排污口是影响全市水功能区的主要污染源。
2. 贫困深度测定
收入常被用来测定贫困深度,主要指标是收入缺口、收入平均缺口和收入缺口率。收入缺口(P )指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总差额;收入平均缺口表示样本或总体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与收入缺口相比,收入平均缺口排除了人口规模因素,更多地反映贫困程度的平均水平。收入缺口率(I )指收入缺口与刚好达到贫困线的个体收入的比值。
其中,y i 为第i 位贫困人口的收入,q 为贫困人口数,z 为贫困线。
3. 贫困差异度测定
贫困人口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故除贫困广度与深度外,还需考察贫困的差异度。现阶段,常用的测量指数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赫希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以衡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儿童血脂紊乱的检出率之高。现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外源性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增多,运动减少,肥胖儿童增多等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当然,地域差异,家族遗传,被动吸烟,血糖,血压等均对其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对儿童青少年血脂异常进行防治,首先改变其饮食习惯,增加运动入手。
其中,A 表示绝对平等线与洛伦兹曲线之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份额,B 指洛伦兹曲线以下进行平等分配的份额,G 即是用于进行不平等分配的收入所占比例。
(二)三维贫困指数
一个好的贫困测量指数应当对贫困人口收入变化敏感,且可进行加总(杨冬妮、杨叶,1989),故贫困指数的构造逐渐向多维发展。
1. S指数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指数的构造不应仅以先验经验为基础,还应当符合单调性、弱传递性、核心性三个公理,并可同时反映贫困的多维特征。据此,出现了S指数。用数学公式表达,则有:
其中,H 为贫困发生率,I 为贫困人口平均收入缺口率,q 为贫困人口数,G 为指定贫困线以下人口的基尼系数。
2. FGT指数
1984年,福斯特等人在S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FGT贫困指数。FGT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Z 为贫困线,Y i 指第i 个贫困者的收入或支出,N 为总人口数,Q 为贫困人口数,α 为不小于0的参数。
1.3.2 葡萄糖标准曲线的绘制。精密称取干燥恒重的标准葡萄糖10 mg，定容于100 mL容量瓶中，配制成浓度为0.1 mg/mL的葡萄糖标准溶液。精密移取0.2、0.4、0.6、0.8、1.0、1.2 mL的葡萄糖标准品溶液，分别置于具塞试管中，依次加水定容至2 mL，另取2.0 mL蒸馏水作空白对照。然后加入1.0 mL浓度5%的苯酚溶液，摇匀，迅速加入5 mL浓硫酸，摇匀后待试管冷却至室温即可。在波长490 nm处测定吸光值，以所测吸光值为纵坐标，标准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并求出线性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当α =0时,
即贫困发生率;当α =1时,
即贫困缺口率;当α =2时,
可反映贫困人口内部的贫困差异度。因该指数涵盖维度较多,且基于具有可分解性,能够将总人口按比例分成不同的组别,计算各组的贫困程度,成为世界各国较为常用的贫困度量指标。
3. SST指数
马丁法识别贫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确定出高低两条贫困线。其中,低贫困线是指基于食物需求确定的基本食物贫困线(basic food needs),加上家庭自愿牺牲食物支出以获得其他商品的必需的非食物支出;高贫困线是指达到食物贫困线的家庭的总支出(Ravallion,1998)。在计算非食物贫困线时,通常假设食物支出需求服从下列函数分布:
早期的S指数并不满足连续性等公理,Chakravarty(199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SST指数,其数理表达式为:
其中,H 为贫困发生率,
为贫困人口平均收入缺口率,G 为指定贫困线以下人口的基尼系数。
(三)多维贫困指数
从单维指数到三维指数,对贫困的测定更加全面,但无论是单维还是三维指数,对贫困的测定仍主要是从物质层面或经济层面来进行的。实际上,自阿马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剥夺视角下的贫困概念后,学者及国际组织便一直在进行多维贫困指数的探索工作,希望将更多的非经济变量纳入其中,以便更全面、更深入地反映贫困状况。
在科学合理的多维贫困指数的建构上,国外学者和国际组织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从Hagenaars(1987)提出的包括收入和闲暇两个维度的H -M 指数,Allardt(1993)提出的包括自主决策、政治参与、闲暇活动、工作的四维指数,Max-Neef(1993)提出了包括生存、保护、情感、理解能力、参与、休闲、创造、自我和自由的九维指数,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依据阿马蒂亚·森理论视角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提出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等,对贫困多维性的认知愈加深入。本文仅对后两个指数进行简要介绍。
1. 人类贫困指数
1990年,UNDP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发布了三维度四指标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其测度指标为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与毛入学率、按美元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7年,UNDP在HDI的基础上提出HPI,并针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制定了不同的指标体系。对发展中国家,HPI-1采用HDI的三个维度,但具体指标分别为出生时无法存活到40岁的概率、成人文盲率、无法持续获得改善的水源的人口占比与相对于年龄的低体重儿童占比。HPI-2用于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包括四维度指标:出生时无法活到60岁的概率、缺乏有效读写能力的成人占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比、长期失业率(见图1)。
随着HPI的局限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来,UNDP持续探索新的更加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MPI是对人类贫困指数(HPI)的进一步完善。它不仅可测量个体是否贫困、且还能反映贫困的深度与强度,即个体所经历的被剥夺量。换言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更广的范围内,MPI不仅可从微观层面全面描绘生活在某时某地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可通过对个人或家庭的剥夺量来测度出贫困的程度、识别“穷人中最穷”这个最脆弱群体,还可反映宏观层面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对国家或地区之间、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子群体进行比较,进而揭示国别之间、国家之内因时间而异的贫困模式,使决策者能够更有效地瞄准资源和设计政策。
2. 多维贫困指数
MPI共有三个维度,10个加权二级指标和相对应的三级测度变量(见图2),通过捕捉个体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准上同时面临的剥夺程度来弥补传统的仅基于收入/支出计算的贫困衡量缺陷,是微观个体层面的评估。其基本准则是:若某人被剥夺了10指标中的三个或以上,则将其确定为“贫困”;被剥夺的指标越多,贫困的程度越深;相反,指数的取值越小,贫困程度越低。
指数建构包括四个步骤:识别贫困、计算贫困发生率、确定贫困程度、计算MPI。
第一步,识别贫困。
健康:(1)在营养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任何一位70岁以下的成年人或儿童营养不良(1) 体重指数低于18.5 m/kg2的20岁及以上人口为营养不良;15～19岁的人口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年龄别-体重指数临界值判断其是否营养不良;若身高-年龄比值或体重年龄比值低于参考人群两个及以上的标准差,即表示该儿童营养不良。 。(2)儿童死亡率:在调查前的5年时间内,一名儿童死于家中;但若缺乏数据,其余时间的儿童死亡情况可作替代。
教育:(1)在校年限:1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的在校年限都不足6年。(2)儿童入学率:没有一名8年级以下的学龄儿童在学。
生活水平:(1)烹饪燃料:使用粪便、木头或木炭等不干净的燃料。(2)卫生设施:据千年发展目标指南,家庭卫生设施未得到改善或虽得到改善却与其他家庭共享。(3)饮用水:据千年发展目标指南,家庭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或从家中往返于安全饮用水水源的距离需步行30分钟或以上。(4)电:家庭没有电。(5)居住环境:地板、墙壁或屋顶中,至少有一个由不适合的材料制成,如地板由泥土、黏土、沙子等天然的材料制成;住宅没屋顶或屋顶由天然材料、合成材料制成等。(6)资产:家中没有可获得信息的设备,如收音机、电视或电话;对有获取信息资产的家庭而言,家中没有交通工具,如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卡车等,或没有与生计相关的资产,如冰箱、耕地、牲畜。
根据上述指标得分,识别贫困家庭及贫困人口:1/3为区分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临界值。若综合得分大于1/3,则该家庭被定义为贫困家庭,家庭成员为贫困人口;若综合得分处于1/5-1/3之间,则该家庭接近贫困;若综合得分为1/2及以上,则该家庭在多个方面处于严重贫困状态。
第二步,计算贫困发生率。
根据上述统计指标,得出贫困人口规模为q ,总人口为n ,则贫困发生率的计算公式为:
第三步,确定贫困程度。
贫困程度指贫困人口被剥夺指标加权后获得的百分比。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剥夺得分即是全部贫困人口剥夺得分的平均值。
其中,c i 是指第i 个贫困人口的剥夺得分,c ij 指第i 个贫困人口在第j 项指标上的得分,μ 为其相应的权重。
确定权重的方法有多种:等权重法、频率法、统计法、社会选择法(霍萱,2017)。人类发展报告采用等权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根据其家庭在每一项指标上的剥夺情况获得相应的“剥夺分数”。三个维度权重相等,即单个维度的权重为1/3;健康和教育均有两个测量指标,故每一个指标的权重为1/6,生活水平有6个指标,则每个指标的权重为1/18。
第四步,计算多维贫困指数(MPI)。
多维贫困指数即是贫困发生率与贫困程度之积,其数理表达式为:
MPI=H ×A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每一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b )的计算公式为:
总体而言,MPI在测度多维贫困时更具有代表性、实用性、科学性,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文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上具有更好的效度和信度,是一种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贫困测度方法。
三、对贫困度量与未来测度指标的反思
一是如何认识贫困并合理处理贫困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这看似是一个方法问题,实则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首先明确学理意义上的贫困。目前,社会上通行的贫困认知是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说,但它混淆了贫困的本源性要素与影响要素。即便可以考虑两类指数,一是贫困的本源性要素指数,二是贫困的影响因素指数,森依旧混淆了能力和到达功能性活动的中间活动(Cohen,1993)。为此,笔者在前期研究中,对何为贫困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读,认为贫困的本源性意义包括四个维度: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健康贫困、精神贫困。尽管对不同人群,贫困的意义不尽相同,但至少应有一个相对普适性的理论辨识,方可讨论贫困的测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维度之间彼此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如何处理,也将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法论问题。
二是贫困线确立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是政策导向还是学术导向?从学理上看,一般认为,贫困线的划定至少应遵循如下原则:第一,能否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乔晓春、张恺蒂、孙陆军，等,2005)。如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异较大,农村人口较多,故城乡宜制定不同的标准(Smeeding and Weinberg,2001),对长期处于二元社会结构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刘纯彬,2006)。第二,计算方法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可操作性(乔晓春、张恺蒂、孙陆军等,2005;Michael and Atkinson, 1997)。第三,能反映结果贫困与过程贫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标准可能都会被让步。如前所言,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将减少贫困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有全球减贫目标,各国也有类似战略。确定目标是必须的,因为从全人类的角度看,人类福祉总应得到改善,福祉的改善也需要逐步实现;而在确定减贫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时,制定好操作、易考量的政策目标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政策定义有时与政治任务相关联,贫困线的确定难免因政治目的而具有随意性,这是需要避免的。
三是如何选择贫困的测量指标?即便学界对贫困的本源性内核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也面临贫困的实际测量问题。对于国际组织,若要进行国际比较,就需有测量简单、数据易得、结果可比的指标。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国际贫困线等指标尽管存在问题,但始终通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在赤贫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如此简单的指标就显得捉襟见肘,多维贫困的测量思路也由此开始渐获成熟。不过,无论是单维度量还是多维度量,其前提依旧是指标的识别;从实际操作角度,多维贫困面临比单维贫困更大的度量困境。一级维度、二级指标、三级变量该如何选择与确定,不仅是操作化的问题,更是理论问题。在概念明确后,建构多维贫困指数的关键和核心便落于指标的选取;所选指标必须能客观反映大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小到一个家庭或个体方方面面的贫困发生状况,且具有时空可比性。无论贫困如何界定,收入/消费总具有基础核心性,但非物质性的贫困如何测量方能保证可比性,则需要多维贫困的更多研究。
四是如何设定权重?在各级指标确定后,接下来面临的就是确定大到维度、小到度量变量的权重问题。这看似技术问题,实则理论问题,反映各维度、各二级指标、各度量变量在总指数中的位置或重要性。因此,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确定权重需遵循一个基本准则——越是贫困,赋权就应越大,即个体在贫困中的位置不因权重不同而发生变化。但这个度该如何把握?多维贫困指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恒定性,其原因正在于指数结果对权重的敏感性——指标权重的些微调整,就可能给指数取值带来较大变化。因其既是一个理论挑战,更是经验研究中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尽可能接近真实地确立权重便成为深受学界的关注与重视的话题所在(Decancq and Lugo,2010;Kim,2012;Robeyns,2006)。目前,权重设计的方法主要包括统计法、频率法、等权重法、社会选择法等,各有优劣(霍萱,2017),难以达成共识。这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贫困程度或发生率。比如,若多维指数的维度之间、指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一个维度/指标的贫困可由其他维度/指标来替代,则简单加权平均就可能高估贫困程度;反之,若是互动关系,即一个维度/指标的贫困与另一维度/指标相关联,则简单加权平均就可能低估贫困的发生率。
最后,数据如何获得与不同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问题。多维贫困度量关涉众多指标,而要在一个数据中同时获得这些指标并非易事,故往往只有部分指标进入分析。同时,覆盖贫困指标的数据是否可比,是另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不同的数据因调查目的不同,虽都含有类似指标,但因要回应的问题有别,提出问题的机理不一,也可能限制它们之间的可比性。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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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Poverty :Changes from Single Indicator to Multiple Indicator
YANG Juhua1, LIU Yifeng1 & WANG Susu2
(1.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verty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indicator system, analy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urrent single-dimens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and thoughts on future poverty measurement. The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lack of material and resource, deprivation of feasible ability, social exclusion and traditional income difference are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cognition methods；wit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ion of poverty,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dicators of poverty have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single to multi-dimension；poverty measurement in the future should differentiate essential elemen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and expl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dex system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overty, measurement of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poverty index
收稿日期： 2019-07-08
DOI： 10.19411/j.cnki.1007-7030.2019.05.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17ZDA120)
作者简介： 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老年学与人口学；刘轶锋，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学；王苏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学。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9)05 -0032-12
(责任编辑 赵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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