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及当代启示^*

肖春花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 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同时对反思现代工业文明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他认为工具理性在极大地摧毁客观性的根基、消解人的生存价值的同时催生人的全面异化，导致自然的空洞化和精神的物化，并产生出一种现代工业社会的扭曲的总体性。透视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当代启示

马克斯·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人物。霍克海默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实质上，也就是更为直接地披露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弊病，这成为他对技术理性批判中的显著的理论特色。如何走出工业文明社会的“工具理性悖论”，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工具理性进行反思、批判和“祛魅”。深入研究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思想，透视这一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一、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概念由来

理性，在西方思想历史文化中是一个较为核心的概念，是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文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石，也是理解和把握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不可或缺的工具性概念。从词源考察可以发现，“理性”一词最早源自于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和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努斯”两个概念。尔后，斯多葛派指出，理性就是一种人的本性和神的属性。近代唯理论强调，理性最值得、最应该为人类所信赖，因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到了18世纪，理性被提升为一种价值尺度，用来衡量一切社会存在的价值。这也标志着法国哲学家将理性概念从认识论领域引申到社会领域，提出只要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就是理性。康德则是从“批判式的理性论”出发，一方面赞赏理性，主张理性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最高阶段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指出理性自身的有限性，因为在真正的理性认识或认知再现过程中，人的理性能力并不是像“笛卡尔式建构主义”所指认的那种范式，即无所不能。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从辩证法视角建构理性，指出理性可以不断靠近真理并揭示真理，理性精神的内部运动存在辩证法式的矛盾，即积极的理性和消极的理性之间的辩证运动，这一运动过程意味着理性作为一种精神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从而达到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从“理性”概念思想史的考察可以看出，人们对理性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存在争议，虽未达成一致的定义，但随着人类文明进程其内容得以深化和丰富，最终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检验和评判一切社会存在合理性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因此，理性试图突破、超越自身的界限，以诉求操控一切运动和征服一切，从而掌握绝对和永恒。

然而，正由于理性本身具有狂妄和僭越的内在冲动，在试图征服和控制一切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促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看似理性的表现，却充满着浓厚的蒙昧和专制主义气息。霍克海默指出，这种理性发展至与技术相结合时就演化生成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把“理性”划分成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两个方面，并作了进一步的指证。他认为理性最初既表示主体具有的一种思维能力，同时又表示为存在于人类社会、自然界等空间中的一种力量。“理性作为一种力量不仅存在于个体精神之中，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里面——存在于人类的关系、社会阶级、社会机构，自然及其它的现象之间。”(1)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Continuum.1974:5. 在他看来，理性就是客观理性，客观理性是一种普遍理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一种调整人们之间关系和行为的规范性力量和创造性的原则,客观理性具有实践的和伦理的维度。而主观理性则只是客观理性的一个部分功能。但是，后来在历史的过程中，理性的主观性层面逐步战胜客观性层面，最终主观理性取代了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在霍克海默那里就是工具理性或形式化理性。换言之，主观理性和目的理性就是工具理性，突出方式方法、手段途径以及它与目的之间的存在的张力情形，一旦追求目的时，这种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影响、结果都应在考虑范围之内，最终衡量的标准是根据人和自然界的操纵来评判这种活动是否合理、能不能为目的服务。

二、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思想的主要内容

霍克海默认为，工具理性作为技术理性具有双重性内容，推动了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的同时，也介入人和社会的发展成为一种阻碍力量。工具理性的初衷是追求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在技术理性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理性却屈从于为现实的虚假性作辩护。因此，霍克海默对这一深层次的悖论予以揭露和批判。

乔化砧苹果园株、行距采用4米×4米或3米×5米，亩定植42株或44株，山地果园也可修梯田，依据地形按照等高线种植。矮砧密植园株行距采用1.5～2.0米×4.0米，亩定植83～111株。

最后，批判工具理性衍生出一种现代工业社会的扭曲的总体性。霍克海默接受了韦伯对西方社会合理化的诊断。他认为，行政和政治控制的机器已经延伸到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领域。与早期社会比起来，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组织机制是一种总体理性控制。总体理性是指塑造理性自我的社会匿名统治系统，它是理性工具化的社会延伸，或者说是工具理性行为的制度化，它主要体现在现代的行政管理、法律和经济等制度化形式中。在霍克海默看来，旧社会的机制也是总体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成长为等级森严的组织化实体。图腾崇拜时代的部落、氏族、中世纪的教会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的生活，都是按照思想体系的模式经过历史的发展而被塑造出来的。现代工业社会总体性，是一种没有精神的、冷酷的，同时是匿名性、客观性和必然性系统，它在自我整合和总体控制方面，比起早期社会总体性更加先进和强大。一方面，它压抑不顺从的批判性思想，本来这种思想可以去帮助人们塑造社会生活，形成个体的主体自发性和反抗既定行为模式。这种压抑导致了顺从型的人们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它阻止社会成员去洞察他们自己压抑性的机制，这使得人们对现代社会总体性的反抗再次被纳入到新的压迫当中。霍克海默据此揭示了为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带来工人的反抗，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吸纳到现代社会总体性中，这种总体性具有压抑工人反抗意识的整合机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霍克海默欣赏客观理性的哲学体系把理性理解为超越个体自我存在的基础上的某种普遍性力量，但是他既不认为理性或客观理性相对于自然可以被赋予某种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也不认为客观理性的哲学体系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理性与自然彼此相互分离，同时又相互交融；客观理性的哲学体系用理想掩盖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痕，美化了社会现实的不公正。

具体要求：各个组之间的对比在于移动过程中球不能够落地，而并不对比各组使用的时间。当学生完成之后，让其总结最终顺利完成的主要原因。

同时，批判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和束缚所造成的全面异化。在完全被工具理性统治的社会中，人置身于全面的异化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走向全面物化、遮蔽真实面目变得更加神化，随着工具和技术的发展，启蒙精神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即要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发展人的个性、实现人的普遍自由。霍克海默揭示并分析了这种现象，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3) 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当工具理性的膨胀发展成为自律的、统治的、能够自我运行的、甚至是失控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时，这种比传统政治力量还强大的力量就未必能给人类造福。因为工具理性逐渐把人看作是无主体性的客体，自身力量凌驾于人之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变成赤裸裸的主体与物的关系，也就走向异化的关系，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互相冲突、互相厮杀的野蛮关系。由此，人的自我确定权被剥夺，人本应该发展的积极力量被异己的、消极的力量所阻碍，人的存在降格为被迫的、受动的、甚至变得机械麻木的存在。

其次，批判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消解。霍克海默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逐步提高，人们可以运用各种机器设备实现愿望，但是，这样也带来很大的危险，人们越发等同于机器设备，按照机器那样进行活动，成为了机器的奴隶。人们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机器设备上，丧失了自我的见解和意识。同时依托于各种指示和命令，从事各项工作，人们的思维也日益变得程式化，从而也就消除了这种程式化思维所具有的一切意义。在人类思维程式化的影响下，人类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失去，这将从更深层次上危及到人类的自由。“工具理性的膨胀，不仅造就了毁灭自然的力量，也造就了控制人的力量，而人类进行毁灭自然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旦这种力量得到实现，整个地球就会变成不毛之地。所以说启蒙理性作为工具理性实际上以非理性而告终”。(2) 王凤才.批判与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理性的工具化和技术化所造成的最直接和最隐蔽的危害结果则是使得人们只看到、只注重这一过程中计算、效率、功用的实现，而放弃甚至忽略对人生价值、人生目标、人生意义的追求。当人们的本性被束缚，人的自由也就丧失了，这种理性最后其实是非理性，把人类世界改变为可怕的地狱。工具理性使得权利集于一体，不仅使得社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价值内容遭到威胁，更是迫使人类缺乏独立的决定力和判断力、最终丧失自由的基础。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基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和批判，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建构了一种标准的社会批判理论模式，是对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探究和思考。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批判工具理性摧毁客观性的根基。霍克海默认为，理性在逐渐演变成主观理性之时，它不考虑超越社会现实层面的事物，仅仅服务于主体(个体或共同体)的自我存在的利益。同时，主观理性不考虑主体所追求的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一个中立性的工具。如此，理性就不再作为评判人类行为的标准，原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一切观念、概念和意义都将丧失客观性根基。按照现代普通的理智哲学，只有一个权威，即科学，它被设想为对事实的分类和对可能性的计算。正义和自由就其自身而言要比非正义和压迫更好，这种称述由于无法进行科学的检测，因而也就是无用的，它听上去就像说红色要比蓝色更美，或一个鸡蛋要比牛奶更好一样是无意义的。同时，既然目的不再由理性决定，那么说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的体系，不管它多么残忍和暴虐，要比另一种缺乏合理性也是不可能的。按照形式化的理性，专制、残忍、压迫就其自身并不坏，如果专政的支持者们将从中获益的话，那么就没有理性的中介将会支持一种裁决去反对这种专政。

三、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思想的当代启示

再次，批判工具理性导致自然的空洞化和精神的物化。霍克海默认为，理性的工具化，对于自然和精神的本性而言都是一种灾难：一方面是对自然的破坏，工具理性对自然的征服和攫取导致人类生存空间和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另一方面是轻视精神需要，工具理性使得人们一味地追求物质需要，导致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丧失。因而，一切都要在科学形式主义形式逻辑的符号系统面前加以检测，不符合科学形式主义形式逻辑的都将被视为是虚幻物而予以排除或遭到压抑。理性的工具化，使得精神丧失自身的超越性、理解性和认识性功能,这导致了自然的空洞化和精神的物化。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市场交易机制的复杂性和效能性需求的增强，概念和范畴已经逐步被数字符号系统所取代。“过去启蒙的纲领曾经是使世界清醒。启蒙想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4) 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现在，事物和存在不再是被概念抽象化，而是被数字符号加以量化和核算，概念只是对其数据加以组织和分类，目的是便于人们的操作、计算、管理和使用。工具理性将启蒙的统治精神发挥到极致，概念也被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残余而被抛弃。

新络有关，迫切需要纪检监察干部强化互联网思维，提高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监督的能力。（《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16日）

首先，防止膨胀性的技术理性，讲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自启蒙运动以来，科技进步和技术理性发展的话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科技发展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巨大贡献也是不争的事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手段，与人的自我本质力量和存在价值的确证、人类崇高价值的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无视资本增值与利润最大化以外的东西，对科学技术的采用从极致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目标出发。霍克海默发现并指出，工具理性急剧膨胀的危机，将会导致人的物化和自由个性的摧毁、社会的异化、环境的恶化以及生态的失衡。对技术理性发展带来的效应，我们应持有辩证的客观评价态度，既要纠正其自身产生的偏差，也要正视其突出作用。中国正处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时期，对于技术理性化的进程，我们既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也不能完全否定技术理性的发展，而要在鼓励技术理性正向发展的同时扬弃技术理性的膨胀性发展。要从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眼光追求物质财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注重技术理性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构建技术与环境共生共存共融的关系，建立“技术-生态系统”的发展机制。

其次，超越片面性的工具理性，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西方社会片面追求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张扬工具理性，出现工具理性霸权，促使价值理性逐渐走向式微甚至毁灭。因而在工具理性代替人文精神的催化下，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系统与价值原则被一切经济假象背后的力量所击破，将统一的文明精神世界割裂成“碎片的文明”，造成人心秩序失范、社会秩序混乱、人文价值虚无、沉浸物质享乐。霍克海默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诟病”，对此大力批判。鉴于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在推进自身特色现代化进程中要着力避免，就不仅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吹捧工具理性化的弊病，而且要避免西方国家已经出现的误导和弯路。诚如后现代主义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所言：“应该通过了解西方社会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5)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可见，在当今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汲取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精神，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深厚的优秀文化，将中华传统的优秀价值理念和思想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理念相契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少走弯路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化新型道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突出创新驱动，构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持续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攻坚力度，设立了 “水利改革创新奖”，开展了“抓试点、树典型”活动，鼓励褒奖全系统大胆改革创新，完善水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水利投资机制不断完善，全省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金融部门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水利投入格局。二是水资源配置取得重大突破，用水效率不断提高，万元GDP用水量由586m3下降到239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1620 m3下降到166 m3，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由0.45提高至0.49。三是水管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基层管理焕发生机活力。四是科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水利现代化坚实起步。

最后，正视科学技术的双重性，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单向度的”、精神的物化和自然的空洞化的弊端，归根到底在于工具理性，也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他看到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负效应，但过度强调科学技术的不利影响，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科学技术。同时，霍克海默在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指出工具理性的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性和统一性。因而，我们应该正确审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坚决反对“技术悲观论”。霍克海默这些理论观点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时，应该充分考虑并正确审视其与生俱来的双重性，尽最大可能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减少、限制或避免科学技术的不利因素。通过科学技术满足和改善人们的生活需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当然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换言之，改造人和人类社会的过程也就在改造外部自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运用科学技术就能对自然的挖掘和占有持有绝对的、“掠夺”式的自由支配权。因此，我们在改革、发展和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应当科学认识和把握科技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建立人类、社会、科技、自然之间关系的交互性、普遍性和全面性。

Horkheimer ’s Critical Though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XIAO Chun-hua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 Marx Horkheimer’s critical thought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a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and also has an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refle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his opini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destroys the foundation of objectivity greatly, dispels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promotes the overall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which leads to the hollowness of nature and materialization of spirit, and produces a distorted totality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It is very inspiring and referential for u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n condition that we can comprehend this thought’s temporal value.

Keywords : Horkheimer；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15AKS003)”、2017年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专项计划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研究(ZX2018-YB0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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