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相互依存生成原理——静态主义视角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静态论文,视角论文,相互依存论文,原理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中世纪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和蒙古人惊心动魄的大西征，曾使欧亚大陆的国家关系模式呈现出准相互依存景观的话；如果说，近代社会中哥伦布、达·伽马的航海大发现、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曾将欧洲文明强行推进到全球，使世界的联系再次缜密的话；如果说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将国际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又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舞台上的话，那么本世纪后半叶所出现的科技革命浪潮、世界经济政治联系的全方位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使世界的相互依存进入从未有过的境界，定然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意义深远的变革和影响。
以静态的视角去分析世界相互依存的缘由，会梳理出这样的思路：
（一）文化
就像欧洲文明的确立和发展无不受到爱琴海文化的强烈影响一样，日本在建筑、书法、烹调、文字等众多方面无不强烈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而当蒙古人运用他们的马术践踏欧洲领地时，他们也在不断地求教于各种先进的异族文明。接着，在13世纪中叶，当蒙古人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于巴勒斯坦时，他们立即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使蒙古人的文化皈依伊斯兰教。在这里，文化的宽容性和相生性已体现得无以复加。由是，文化将世界联络成了统一的经纬网络。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轻易地找到依据。按照保罗·肯尼迪的说法：“欧洲很大一部分文化和科学遗产是从伊斯兰国家‘借来’的，同穆斯林社会通过几个世纪的相互贸易、征服和殖民从中国‘借来’一样”。[1]由此可见，东西方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发展的缘故。
甚至即使文化间对立、排斥和冲突，亦使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在这里，也许用宗教间的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说明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是较为适宜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行东西欧之间的联系与中世纪即已发生的十字军东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耶路撒冷所以能将中东地区的各种异族异教势力强有力地捆绑在一起，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文化的缘故。犹太人一直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城，因为其祖先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曾在那里建造了第一座圣殿；信基督的人深信，基督耶稣就是被绞死在耶路撒冷城的十字架上；而伊斯兰教徒则当仁不让，因为他们的真主穆罕默德曾在这座城登过天，得过先知。这种势不两立的文化冲突，终于导致了各异质文化的对立，也使得各异质文明被置于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几乎可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座城市能象耶路撒冷那样，将各异质文明同时包容进去，也从未有何种文化冲突现象，能象中东地区那样，使各异质文明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与互赖状态。这终于迫使联合国做出了独自管理耶城的决定。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被文明浓缩的城市竟将世界联系得异常紧密。
意识形态的因素丝毫不比宗教对人类相互依存的影响逊色。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谈相同的价值观念、理想精神，如何使同质国家结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即使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也使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地确立和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对抗的缘故（这种对抗被美国的副国务卿艾奇逊称为“冷战”出现的基石之一），才导致了两大阵营的难以融合性和对抗性，也使两大力量体制进入了互相制约的“冷战”状态。可以说，“冷战”时代不是世界隔绝的时代，正是世界密切联系的时代，它使人类在结束战争后不得不进入如何去摆脱新的战争的境地。于是，不同的国家又重新被分化和组合，被置于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和新的世界秩序之下生存。极大的文化差异性使东西方的对抗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双方的制约关系对峙了半个世纪。而当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对抗在本世纪末消失后，世界依存关系又进入了新的时空坐标之中。
（二）地缘
恶劣的地缘条件曾作为隔绝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参数，格外被地理学家们关注。其中，亚细亚高原、撒哈拉沙漠、热带丛林地区，尤其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都是近代社会以前人类交往的天然障碍。然而，凡是地理条件上占优势的地区或战略地位极高的地区，总是令那些实力国家毫不吝惜他们的国力，并一直以占据这一地区为光荣的梦想，从而使地缘因素成为民族间、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参数。这样的“案例”我们差不多在任何一般人类历史交往中都可以看到。哈尔福德·麦金德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曾对这种现象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他说，欧亚大陆其它的边缘地带，也像欧洲情况一样，有着早期的入侵纪录。中国不只一次地屈从于从北方来的征服者，印度则多次被来自西北的征服者征服。然而，就波斯来说，在早期的入侵中，至少有一次对西方的文明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蒙古人出现以前的三四百年，从中亚崛起的塞尔柱突厥人沿着这条道路蹂躏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五海地区——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海的广大地域。他们在克尔曼、在哈马丹和小亚细亚站稳脚跟，并推翻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萨拉森人统治。表面上是为了惩罚他们对耶路撒冷基督教徒朝圣者的虐待，而由基督教世界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总称为十字军的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没有达到他们的直接目的，但是它们如此地搅动了欧洲和团结了欧洲，以至我们可以把十字军东征看作近代史的开端——这是由反抗来自亚洲心脏地带的压力的需要，所激发起来的欧洲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实际上麦金德在描述那场东西方冲突和相互依存时，主要的一个基点是地缘的因素，即地缘因素吸引了东西方之间的大冲突。
其实，当社会发展到现代文明阶段，当人类的活动可以较为轻易地实施跨海洋、跨洲际的活动时，也仍然受到地缘因素的制约。换言之，那些地缘因素极为重要的地区，始终是连结不同族际和国家的天然纽带，世界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变得无法离散。当狭小的领土和贫瘠的资源困扰一些有极权政治倾向的国家时，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就以残暴的形式将世界各国的异质文明强行地拉到统一的战场上，目的是为帝国开拓广大的领地；当共同的敌人被打败后，苏美间的战时盟友关系即宣告结束，接着美国人就将从阿拉斯加、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到希腊、土耳其，再到东西欧分界线（“铁幕”）编为统一的战略链条，为的是借助地缘的因素实现对太平洋、大西洋的有效控制和对北部势力的遏制；当我们发现那些地理结合部不是因为利益的合作（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北亚经济开发带、欧共体等），就是因为激烈的冲突（如中东地区、巴尔干地区、北高加索等）而使相关国家的依存互赖性日益缜密时，就会自然地锤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地缘因素始终与国际相互依存相生相联。
（三）福利化
“福利化”的追求源于人类本性。现代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追求高层次的福利化，而发展中国家首先视国民福利的基本满足为其发展战略。然而，无论何种层次或何种类型的国家政策都在追求社会福利最优化。同样，国家政府和执政党派集团的政绩也主要由他们实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评判。关于这一点，工业人本主义者马斯洛和社会稳定设计大师塞缪尔、亨廷顿给我们提供了启示。马斯洛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有低层次需要，即低层次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高层次需要，即归属需要、爱的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价值需要。低层次需要得到部分满足后，会立刻转化为高层次需要。亨廷顿则在其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公式：
上述理论原则说明，当国民的福利得到满足后，会导致政府与国民的互相支持与信任，以及社会和谐式的发展；当国民的福利未得到满足时，他们与政府的敌对情绪便会上扬。
这样，就会导致约翰·斯帕尼尔的结论，即各国政府不得不越来越重视国民福利政策。如果各国政府要满足本国国民更加富足的要求，它们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否则，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将可能发生，在政治上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经济增长也将变得缓慢。各国政府因而越来越深地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要求，政府实行这样的国内经济政策，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出国界的国际行为。于是，外交政策必然会与贸易、援助、发展、货币稳定和汇率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每个国家经济的活力和繁荣都有赖于其他所有国家经济的活力与繁荣。高度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应付原料供应的减少、资源衰竭、人口过剩、粮食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样，国家之间无数的经济纽带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网，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都无法摆脱地连结在一起。
于是，为适应福利化的需要，国家行为就具备了国际属性，其外交政策相应地体现出了国际合作或国际对抗的气质。从国际合作上看，国家的外交政策必然地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相联系，体现出如前所述的贸易、援助的合作精神的一致行动。从国际对抗上看，国家外交政策则以制裁、封锁等报复性措施和诉诸武力的形式侵占它国的财富，实现国家福利的满足化。从这一意义上讲，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等跨地区的经济网络的形成都与国家的福利化有关系；而许多国际贸易争端和经济冲突也都无不打上国家福利化的烙印。
（四）帝国化
无论是作为政治运动、经济行为、还是存在意识，帝国主义都毫无例外地充斥在国际社会之中。由于国际单位之间权力的差距性和权力的张力性，由于征讨精神、福利主义和霸权意志的存在，也由于生产力行为无法抑制的发展和膨胀，常常使帝国化行为时有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帝国化即意味着生产系统的超国界化，意味着政治权力的扩大化，意味着国家意志的征服化。这样，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广大非洲地区的相互依存程度自始至终不像欧亚大陆那样浓烈，因为非洲大陆土生土长的帝国化概念少得象撒哈拉沙漠的水一样；为什么古代至中世纪东方、西方领地上的相互依存程度不及近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络，因为后者时段中的帝国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期望尘莫及的程度；为什么现代国际关系中，世界相互依存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因为帝国主义真正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中世纪的东方帝国化在满足于占领和扩大封闭隔绝的农耕文明领地时，西方帝国化则加快了农耕文明大厦的崩溃，它逐渐地使世界成为统一的部落。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感叹到：资产阶级的全球性运动，使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在帝国化的格局上，国家与私人领地之间，公法与私法之间，对内关系与国际关系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国家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宗教之间，已经越来越滥化了必要的界限。甚至帝国化导致了国家联姻政策的出现。有资料表明，中世纪的俄罗斯政治联姻中，几乎所有与俄罗斯毗邻的国家都没能走出与其联姻的视野之外。当然，帝国化还导致另外一个使现代依存进入极致状态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国家利益或党团利益而策划帝国政策和实施战争行为，导致了那场帝国战争，世界被空前地连结起来，各个国家的联系和依存关系也被空前地粘合在一起。我们发现，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场运动，能象这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将世界不同种族、语言、文化、地域、国家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也不曾有过这样一种运动，能将东西南北各异族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浓缩在统一的时空急剧地爆发。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人类更加理性地去对待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使相互依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五）科技化
科学技术在马克思那里被称为“历史上有力的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三次大启动都曾给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以及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如果说，18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伦之岛的蒸汽机革命，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工业，从而引来英国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无限放大，并导致殖民化、扩张化和帝国化，从而将世界逐渐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则以电力的巨大优势取代了蒸汽动力的统治地位。它直接引发的电气、化工、汽车、运输、石油等一系列工业文明，使农村急速地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使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地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也使资本输出、殖民地的开垦的气象横贯全球，区域集中关系模式开始大踏步地向洲际乃至全球发散型结构进发，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东方人郑和下西洋和大西洋人地理大发现的境界，更不用说是罗马和迦太基对抗时期的地中海视野了，这时人类已被推向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只要我们稍微审视一下欧洲诸国的纵横相存相依的景观，以及东方世界被西方世界强行拉入到殖民体系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科学技术革命引发的炮船革命而导致的世界性的融合与冲突。不过，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更让人激动不已，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两次科学技术革命所无法比拟的。这次革命首先以欧洲大陆为基地，开始向全球的各个民族的领地伸展过去。从此，人类进入了电脑信息时代和宇宙空间的时代。这次革命使人类真正地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使世界的相互依存经历了崭新的历史发轫期。世界从此由原来的无限广阔的空间变成了渺小的“世界村”；世界不再是分离的世界，而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总地来说，无论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如何使美国和西欧国家成为联系世界的枢纽，无论第二次科技革命如何使欧洲和北美成为沟通世界的中心，也无论第三次科技革命如何使世界众多国家无一例外地进入世界体系之中，科技革命的无国界性，即世界性的本质特征，由不得人类不去相互沟通、借鉴和联络。譬如，由法国密特朗总统于1985年4月17日倡仪的尤里卡计划，即是一项欧洲众多国家参与的含计算机和软件、自动装置加工厂、激光和新材料、通讯、运输以及生物技术的跨国行动。可以说，这是一个通过科学技术推动国家间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实例。从另外的视角出发，当人类的科学技术发达之极时或者走向极端时，有时科学技术的力量又有可能成为人类生存异化的产物，人类又不得不去共同研究如何应付科学技术畸形化的发展了。
（六）核化
科学技术畸形化给人类带来的异已力量之一便是核武器。50多年前广岛和长崎事件仍让人记忆犹新。据1990年5月日本厚生省的报告说，包括因患核辐射疾病而死去的人数竟达295,956人。原子弹的出现，将人类的生存笼罩在核恐怖的氛围之中，人类之间的互赖程度也进入到了核境界。它再次残酷地验证了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人类一旦插上科学的翅膀，将飞回到石器时代。
当然，在现代的核化进程中已经不再将广岛和长崎视为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在人类文明所拥有的巨大能量面前，地球显得弱不禁风。需要指出的是，核化给人类造成的心理威慑力不仅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是长期的。正如詹姆斯·多尔蒂所言，这种威慑“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和心理上的问题”。[3]毫无疑问，核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人类不得不正视文明异化的事实。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许多国家还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的话，那么，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核化为统一的人质对象。人类生存与发展已不再仅仅属于某一国家，却又属于每一个国家。也可以说，核化使国家行为被空前地责任化、一致化起来。就像核辐射能穿透世界上最坚硬的堡垒一样，世界性的相互依存因为核的存在，而张开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辐射网络，世界再也不会是零散的单位所组成的有机体，它已跨越了不同的地缘因素，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
[3]詹姆斯·多尔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