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和平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5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06)05-0005-09
一、当前国际体系与大国关系转型的主要特征
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和地区层面上可以分别称为“世界体系”和“区域体系”。“国际体系”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主体，在力量和利益排序的基础上，按照一系列原则、规范和工具进行组合与互动，形成比较稳定而系统的国际社会运行机制和权力结构。
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的起点，它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民族国家体制的框架基础。在至今350多年的时间里，构成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这点始终未变，但是更多的国际行为体参与和影响着国际体系，如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跨国界社会运动等等。影响国际体系转变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
按照强国实力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布局和利益分配方式的不同，国际体系可以划分为单极体系、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19世纪中下叶世界上的英国单极体系和欧洲的两极体系(两大军事集团)并存，维持了从普法战争到一次大战大约40年的“和平时期”。二次大战后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和世界的两极格局并存，保持了大约50年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
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美国单极格局和各个大区域内的多极力量并存，可能保持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的和平。只有中东是例外，因为那里只有美国单极和广泛的反美力量对抗，并没有两极或多极的地区力量平衡。因此，在国际体系仍然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大国力量为基础框架的历史条件下，其转型的时间、方向和性质取决于大国平衡的保持与打破。“和平”转型的关键在于大国力量转换是否以和平方式进行。
新的国际体系转型将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要素结构消长而发生演变。一方面，我们承认，民族和国家利益、国家主权、权力制衡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中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许多新的因素、力量、趋势已经出现甚至左右着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和方向。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主要应当利用和强化这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克服和减少那些旧的因素和力量，利用体系转型取得不断扩大的空间。
从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来看，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并不存在国际体系根本变革的条件。国际体系应包括三个主要分支构成，即国际机制、国际秩序和大国格局。其中国际机制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国际秩序的稳定性稍次之；而大国格局是三者之中最具有可变性的部分。因此国际体系的转型往往始于大国格局的变化。在大国格局发生突变的历史条件下，国际体系转型就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的结构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导致联合国体系的诞生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而在大国格局处于长期缓慢的演进过程中，国际体系转型就难以发生断裂式的变革。但是，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的变革却比大国格局改变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要小得多。例如，1960年代末布雷登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机制解体，并没有引起联合国体系的重大变革。又如1950-196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了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也没有改变联合国体系的基本存在方式。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机制的变革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要超过大国格局的变化，却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
国际体系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国际秩序的稳定运作。所谓国际秩序，就是各国际行为体普遍认同的规则、规范和排列，它们规定着各国交往和互动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总的国际秩序下面，可以分为横向的政治、安全、经济和文明等秩序，它们可以同步发生大范围、深层次的变革，也可以在某个领域发生重大变化而在其他领域维持现状。在纵向层次上，可区分为以主权国家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秩序、以区域一体化合作或冲突为主要特征的地区秩序、以国际组织和世界治理机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从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式来看，由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低潮、民族解放运动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难以期待通过世界革命的方式在短期内建立“国际新秩序”。我们只能从国际秩序可能发生变革的客观条件来考虑如何处理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顺应、融入、建设还是挑战、颠覆。对国际秩序的选择，也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而是客观的力量对比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归纳三种基本的国际秩序模式：一是理想主义的世界政府模式，二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秩序，三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秩序。治理模式上又可分为霸权型、权力均衡型、共同参与型、国际组织型和世界政府型等类型。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可能得到多数国家认可的只能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参与的共同体秩序。显然，这也是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最为有利、最可能接受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秩序全面变革不可能出现的历史条件下，由某个领域、地区、层面带动的局部秩序变革，同时维持整体国际秩序的稳定，就成为新兴大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历史机遇。历史上后起大国急于在整体上改变国际秩序的例子几乎都是失败的。即使是最强大的霸权国家，要在短期内全面改造国际秩序的企图也难以成功。1991年海湾战争前后，美国就提出“世界新秩序”。直到最近，美国仍然希望按照美国模式改变现存世界秩序，结果都是美国本身的利益和软力量遭到重大损害。可见在当今世界，无一国家可以单独改变既存的国际秩序。今后可能出现的有趣现象是，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急于要改变现存国际秩序，而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却能够在总体上接受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这就可能改变历史上后起大国急于改变国际秩序、霸权国家极力维护现存秩序的惯例。这种变化恰恰对中国十分有利。因为霸权国家本身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并为此支付极高的成本，它将不得不寻求与后起大国的合作以减少维持秩序的成本，甚至接受对国际秩序渐进式的改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的转型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冷战体系结束是第一次以非战争方式完成的国际体系转型。尽管大国划分势力范围、意识形态对抗、军事集团结盟对峙等国际体系特征依然存在，但是区域一体化、非传统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信息流动等在国际体系构成中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依然存在，但是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单极霸权交织推动着全球治理的雏形正在出现。从这些大的结构性过渡特征来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处在向“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型的历史长周期。
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根本条件和外部环境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际体系更替都不同。首先，这是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从冷战体系向后冷战体系的转型，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以战争摧毁任何一个帝国而实现国际体系的更迭，它是以非战争方式进行的，新的国际体系并不是随着苏联解体而立即出现的，其过程相当漫长。其次，这是以“9·11事件”为标志，从传统的大国对抗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体系向大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体系转变。这种大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体系化是国际体系从全球“无政府状态”向全球治理体系转变的主体和基本趋势。这个转变过程比前一个转变的时间更长。其三，这次转变过程中可能产生一批潜力巨大的地区强国而不是世界强国，以“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崛起为标志，新兴强国都是来自非西方世界。西方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过渡到非西方的全球体系的过程比前两个过程更长。其四，中国的和平发展将引起大国力量对比和国际规则的深刻变化，但是中国又需要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来确保和平发展道路的可预见性。中国和平崛起的长期性决定了国际体系转型的长期性。其五，当前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是美国，它的软硬力量几乎相当于甚至超过其他大国之总和。这种不平衡性是美国可以实行单边主义的根本原因；这种平衡又是美国不能完全操纵国际体系的根本原因。美国力量的下降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而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必然是非常漫长的过程。
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共存关系来看，这次国际体系转型也将以和平的、渐进的长期过渡为主。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曾经与一些国家的社会革命交织在一起，也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对抗相联系。例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欧洲君主制国家结成的“神圣同盟”，是维也纳体系的基础。1848年欧洲革命导致维也纳体系解体，并成为以后德国统一和普法战争的前因。这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对抗同霸权争夺结合，形成18世纪到19世纪欧洲国际体系转型的两条主线。20世纪国际体系转型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对峙也紧密相关。一次大战后的国际联盟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孤立新生的苏联，由此造成绥靖德国纳粹的后果。二次大战后的联合国因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而形同虚设，两大军事集团构成实际上的国际体系主干。可以说，直到冷战结束以前的国际体系都受到社会制度因素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成为战争而不是和平、冷战而不是合作的策源地。然而，这次国际体系转型是历史上第一次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同参与的过程。尽管意识形态竞争和社会制度摩擦还会长期存在，但是它们既不可能重复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更不可能重演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
不同制度国家在世界范围的对抗减少，是因为国际体系转型的内在动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首先，这次国际体系转型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大国之间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难以分离的程度，后起的大国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新配置获得各种要素。因此，大国之间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场而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其次，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国际行为体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后国际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和NGO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迅速发展冲击了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同时WTO以及某些区域组织的协调作用也对促进国际体系的转型有积极影响。主权国家之间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被非国家行为体的上升所减缓或抵消。其三，当代国际体系在力量结构上从金字塔型向多维结构转变。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依然占据着金字塔的顶层，但是美国的军事单极力量并不能应对全球范围的安全挑战，美国在经济上并不能构成单极力量，各种区域合作结构正在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美国的价值观体系更加难以主导世界的话语体系。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难以把它的盟国体系维持在遏制某个共同敌国的战略目标之下。其四，对国际体系的最大挑战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单边主义。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以共同安全、合作共赢为宗旨的新安全观正在主要大国之间形成，遏止共同威胁、促进共同利益的国际机制正在形成。联合国改革将围绕这些目标展开，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区域安全对话机制、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防扩散机制和人类安全公共管理机制等正在加快形成和发展。在上述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动力中，中国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体系转型的主要参与者和建设者。
同时也要看到国际体系的转型是个极其漫长的进程。国际社会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在逐步加深的同时还会出现一系列摩擦甚至对抗，形成一种广义的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体系形态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现实主义仍然是大国政策和战略选择的主要理论来源，追求权力或安全的最大化仍然是主权国家的目标追求。世界各国在应对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时能否达到平衡，是否能够为了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而放弃偏见和对抗，仍然需要长期曲折的磨合过程。由于霸权国家的力量衰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大国力量结构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多极和单极、多边和单边两种趋势交叉发展。因此，高端政治和低端政治、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等要素的转换和替代也是复杂而长期的。基于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在国际体现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也应当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
二、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
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应如何定位，这是我们应当讨论的基本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从1840年开始被动地卷入国际体系，是殖民主义强权侵略的结果。此后，中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但基本上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甚至一度脱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因此，我们在经验上或潜意识地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看成是一种敌对的或异己的力量。即使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是接受外国的投资和技术转移，并不是自觉地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同步发生，预示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将发生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在经济上高度融入世界体系，在政治上从边缘走向中心。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这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基本估计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在根本上是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中国进入和参与国际体系转型，有效战略时空将大大拓宽，霸权国的对华围堵战略无法实施，经济外交和多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框架的突破点和支撑点，亚洲地区合作机制成为中国创新国际秩序的重要实践，国际经济体系重组和中国国内经济体制变革互为促进，使中国的世界市场参与竞争能力获得国际体系的承认和法理保证。因此，当前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并行，是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之一。
一个处于上升过程中的大国，如果同国际体系的转型轨迹相冲撞，那么它将处于极为险恶的国际环境之中。反之，如果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同后起大国的上升轨迹保持同步和共存，那么后期大国将获得极其难得的有利国际环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因此而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对于中国而言，到2020年以前，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体系，逐步实现国际秩序的相对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2020年以后到2050年，中国将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圈，但是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2050年以后，中国将与世界体系的各个领域形成内在一致的体制融合，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创新更加符合中国与各国的共同利益。能否在2020年以前保持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对于整个21世纪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问题与中国的国力定位相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自己不但与最强的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而且在许多领域与许多发展中大国相比也是落后的。中国GDP总量虽然已经排名世界第4，可是人均GDP排名还在世界第100位之后。中国的资源也相对贫乏，对国际要素转移的方向和速度基本上不具备控制能力。中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在市场供求关系中我们更多的是受制于人。我们拥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但是远未形成人力资源强势的国际竞争力。对地区安全争端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并不具备对于冲突和危机的最终解决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国际争端，我们虽有声张正义的发言权，但是远远未达到直接参与争端解决的影响力。我们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是在联合国决议表决过程中能够使用否决权的实际作用还难以到位。中国是核大国，但是在远距离投放能力和常规先进武器方面甚至低于某些周边邻国。中国是文明古国，但是在当代世界文化竞争和软力量优势方面，还差于许多发达小国。“大而不强、结构失衡、影响不足”，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家力量的基本特征。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应当定位在“有世界影响的区域性大国”，远不是“世界强国”。笔者认为，这个定位还是偏高。所谓“世界影响”，实际上中国在相当多的地区还“力不能及”；所谓“地区大国”，实际上中国在许多单项指标上甚至不及周边的小国。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定位在“在亚洲地区事务中开始发挥作用的发展中大国”。
与上述定位相反，国内外一些战略界人士认为，中国可能迅速地成为世界级强国，从而推断中国将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这种战略判断基于以下要素：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腹地深厚，在战略上既有陆权优势又有海权潜力，具备世界级强国的地缘特征。其次，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超过美国、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一旦实现中国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在人口质量上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三，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的第四位，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2020年进入第二号世界经济大国是可能的，而且中国具备极强的学习赶超能力，可以较快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其四，中国的军事力量到2020年将是目前的两倍，是美国的1/4，中国具备战略报复能力，可以形成完整的核威慑体系，从而跻身于世界军事超强行列。
这些要素的集合就归结为中国改变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这种战略推断的基础就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实力理论，似乎“硬力量”的超大规模必然导致霸权更替和国际体系颠覆。这是最具有系统概念的“中国威胁论”。如果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理念、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新安全观等概念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就很容易陷入这种“强国称霸”的传统逻辑。即使中国有良好的愿望，但是过高的国力评估和国际定位，同样会导致急于改变国际体系的动机和行为，反证“中国威胁论”的合理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高估中国实力与急于改变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一旦这种战略设定，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产生扭曲，甚至对整个国际环境产生破坏性后果。
当前国际体系仍然是由大国主导的，大国关系和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动力。中国在其力量上升过程中如何处理同唯一的世界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就成为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也是美国战略界当前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在讨论这个重大问题时，首先应当对美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的基本走向作出判断。
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是由历史条件和美国的软硬力量等诸多因素决定的。美国通过创设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来谋求和巩固其霸权地位，美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并通过操纵国际规则和舆论力量使其主导地位和单边主义行为合法化。美国的霸权地位即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虽然受到种种质疑和批判，但是尚未受到根本的挑战和动员。美国把“保持对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不受到挑战”作为其“核心国家利益”，把任何潜在的或现实的挑战者作为其“战略威胁”。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把自己的霸权地位等同于现存的国际体系，挑战国际体系就是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又不能完全控制现存的国际体系，不断以其单边主义政策冲撞国际机制和规则。于是，美国正在陷入自我挑战国际体系的怪圈，它维持现存国际体系的战略资产和破坏这个体系的战略负债相抵，已经越来越入不敷出，从而动摇其帝国霸权的基础。这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现象，也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战略机遇。
国际体系转型与美国霸权之间的悖论，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带来了两重性。一方面，美国力图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来控制作为“异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把中国纳入这个体系的同时限制中国的国际空间，防止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中美之间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力量结构定位上存在着长期的、根本的战略分歧。另一方面，中国在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方面，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使美国意识到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不是与现存国际体系相对抗的破坏性力量。在美国维持其霸权的代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考虑与中国合作来分担维护国际体系的成本。这就是美国官方提出对华政策新概念的深刻背景。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有关中美关系的讲话，提出中国应当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表明中美关系正在从一般的双边关系转变到在国际体系框架下的战略关系，从而增加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诠释所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至少包含若干层面的内涵：首先，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难以遏制的客观趋势。与其以“遏制战略”同中国全面对抗，不如以“接纳战略”使中国成为美国可以接受的国际体系成员。其次，美国与中国已经形成比较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由此构成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这种相互依存不仅影响两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而且可能影响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其三，美国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正在扩展到安全领域，反恐和防扩散是美中安全合作的两个重点领域。防止极端势力和极端思潮对国际体系的颠覆和破坏作用，符合美国与中国的共同需要。其四，美国试图以它主导的国际规则来“规范”和限制中国的国际行为，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防止进而消弭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威胁。其五，美国企图提高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民主标准”，通过西方价值观渗透把中国从“异质异类”转变为“同质同类”；同时利用国际体系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使美国和西方力量有可能越来越影响中国的内部进程。其六，设定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轨迹，即在不威胁美国霸权的前提下承认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一定地位和空间。应当承认，无论美国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本质是如何服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位置。“国际体系”成为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背景，这可以说是佐立克演讲的意义所在。
就中国而言，如何分析和利用“利益相关者”概念的两重性，使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减少障碍和风险，拓宽通道和空间，是一个新的战略课题。这里提出的只是若干初步思考。首先，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与国际体系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坚持这种长期性、渐进性，就可能使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与美国在此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对抗性降到最低点。其次，承认中国成为国际体系重要成员的思维一旦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就意味着“军事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失去其意义和对象。换言之，如果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中，“和”的一手大于“战”的一手，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总体上是有利的。其三，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量不断加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将不断加深而不是对抗强化。因此，“利益相关者”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概念，其内涵的“同质”部分将超过“异质”部分。其四，美国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任行为”，可以从双向的角度来分析，一是中国总体上正在成为“负责任大国”，这可以由大量事实和国际舆论得到证明；二是美国也应当对其国际行为“负责任”，否则美国将损害它本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其五，美国企图利用国际体系来输出其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民主战略”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被证明是难以成功的。中国在接受国际体系的同时不断进行内部的制度建设，问题在于其速度和承受力的差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并建设国内市场体制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例证。其六，中美双方都应当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其中关键是要相互尊重各自的重大战略关切。就当前而言，中国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体系，美国不支持台湾当局改变其法理地位的行为，应当成为中美双方共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性的基石。尽管我们在分析“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本质和影响时存在着多种分歧，但是承认中美必须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共存，这一点似乎可以成立。
与之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两面下注”即“对冲战略”，它的另一手仍然是制约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美国试图掌握对台湾海峡“现状”的定义权，保持其对台湾内部政治的影响力，尽可能地维持台湾在亚太地区牵制中国内地的战略作用，在明确中国是否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以前，不愿意看到中国解决其国家统一问题，至少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其二，美国对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越来越给予战略关注，其中包括把中国作为主要逆差来源加以惩罚，加大压力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最大限度地制止尖端技术向中国转移，防止中国控制能源生产国和运输通道。其三，在军事部署和力量配置方面，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心向西太平洋地区转移已是明显趋势。美国组建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力图造成日本等地区大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均势。同时，要求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动机和能力具有更清晰的了解。其四，美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改变中国的战略和策略在发展变化，利用“民主”、“人权”宗教、非政府组织、社会不稳定、网络信息等因素加深中国内部的离心倾向，企图使中国的政治进程逐步地偏离原来的轨道。布什政府官方文件中把“一个繁荣、稳定、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改为“一个繁荣、稳定、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一词之差足以了解美国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真实含义，就是在符合美国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前提下成为国际体系的成员。
问题在于，美国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与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以美国为轴心来判定中国是否“负责任”不会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而且美国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大量“不负责任”的言行往往混淆是非标准，甚至与美国标榜的“负责任大国”自相矛盾。因此，只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识大体、顾大局，以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为行动选择的主要参考系，就是名副其实的“负责任大国”。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全国人大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列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十点基本事实，是有目共睹、世人公认的。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出发点和方向，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体系中站稳脚跟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要素分析
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只是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当今世界其他重要力量的利益互动。国际体系转型的力量结构实际上是霸权国家和后起大国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并建立再平衡的关系。霸权国家要防止平衡被打破，后起大国必然要打破旧的平衡，二者之间能否建立新的平衡就成为国际体系转型是否成功的关键。同时，当后起大国处于群雄并起的状态，这种平衡和失衡还存在于后起大国之间的力量和利益互动。霸权国家要制止上升最快、潜在威胁最大的后起大国，往往与其他后起大国联手或利用后起大国之间的矛盾来牵制最主要的后起大国迅速崛起。从这个力量格局来思考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观点：发展与其他后起大国的共同利益，既是防止美国拉拢其他大国构筑遏制中国的战略联盟的需要，也是保持国际体系平稳转型的需要。
从目前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性来看，中国有可能获得一个基本有利的大国力量格局，并且对国际体系转型发挥不断增长的积极影响。
首先，美国与欧盟在全球战略和中国问题上难以达到高度一致的战略联盟。中国和欧洲相互不构成地缘冲突和战略威胁，却存在着深入发展的经济文化关系。美国和欧盟虽然仍然是盟国关系，但是战略利益分歧和理念差异已经相当明显且深刻。从力量的规模和质量上来看，可能对美国霸权构成真正威胁的是欧盟而不是中国。美国防止欧盟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欧盟极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而成为与美国对等的力量，这种状态在相当长的未来时段将保持下去。只要美欧在对华政策上难以步调一致地展开战略配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遏制中国的国际体系就不具备可能性。而中欧之间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共识则不断增多。
其次，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不断加深，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处境具有相似性。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受到西方严重挤压，外有北约直逼俄罗斯腹地，内有亲西方利益集团，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此起彼伏。美国强硬派甚至策划“一次性摧毁俄罗斯的核力量”，大有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势。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政治秩序恢复，能源涨价刺激俄经济迅速恢复，国家安全能力逐步强化，在国际事务中展现主动姿态，美俄战略较量时隐时现。为了抗衡西方的战略压力，俄罗斯只能向东方寻求中国的支持；为了维护两国根本利益，中俄需要相互支持。中俄相互接近是一个长期趋势，对国际体系转型将产生深远影响。
其三，中国和日本在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处于两个方向上，反映着这种转型的两种趋势。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日本是与美国继续保持紧密盟国关系的个别西方大国，又力图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彻底改变其战败国地位，以其第二位的经济实力换取军事政治大国的地位。在亚洲地区秩序中，日本企图占据头把交椅，却不能正视和检讨其对亚洲国家的历史负债，使其对亚洲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日本对国际体系的基本认识仍然停留在“盟国”、“实力”、“对抗”等陈旧概念上，这是日本在国际体系转型中难以实现其目标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抵触情绪并制造障碍的根本原因。中国以“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等新概念参与国际体系转型，就可能取得比日本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也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和建设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其四，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现象之一是一批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即所谓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南非(BRICS)。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具有某些共同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具有所在地区的主导优势，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在联合国体制中或是常任理事国、或是候选常理国；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而是东方大国或发展中大国。这五个新兴大国是21世纪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和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可以预料，未来的G8将不得不以BRICS为主要对话与合作伙伴。美国也不可能同时遏制所有新兴大国的崛起。因此，与传统西方大国相比较而言，中国与新兴大国的共同利益更广泛更深刻，对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建具有更多的共同追求。寓中国崛起于“金砖五国”的崛起之中，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合乎逻辑的。
其五，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更加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力量基础。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本质上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任务和国际体系的目标追求。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曾经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的主要支持者和成员，对于终结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发挥过历史性的作用。经过1990年代的关系调整，中国在21世纪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新的合作模式和观念。其中包括以市场互利为基础、与经济援助相结合的投资贸易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破除“西方中心论”、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成为发展的空间和条件；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有形和无形支持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是中国取得世界市场的资源、市场和投资场所的后续空间；是中国在联合国改革、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抵御强权干涉内政等重大问题上的最广大同盟军。因此，无论中国的整体国际地位如何发生变化，坚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念，都是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从长远看，国际体系转型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仍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其六，美国和西方大国关注中国如何使用不断增长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投放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事实证明，中国的力量增长是和平因素的增长，是发展因素的增长，是稳定因素的增长，是建设性因素的增长；而绝不是战争因素、衰退因素、动乱因素和破坏性因素的增长。中国力量投放的方向不是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核心利益部位，更不是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2000年以来，中国力量向国际社会投放的方向，首先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市场要素；其次是与中国睦邻的亚洲经济社会合作机制；其三是努力制止现实冲突和消除潜在危机；其四是应对各种危害人类生存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五是加深国际社会相互了解的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合。中国的力量投放方式是互利的、和平的、对话式的、非军事的。这种全方位的和平力量投放，是历史上和现实的大国崛起案例所没有的。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对外力量投放的积极作用将充分显示出来，并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其七，今后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力将主要发生在国际经济体系领域。随着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接近实现，中国将逐步从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转变，从最大的生产者经济体向最大的消费者经济体转变，从而影响以至改变世界市场的供求结构和价格体系。随着汇率机制改革和可兑换货币的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进而改变世界货币的储备体系和币种结构，对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有深刻影响。中国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建立知识产权体系，人力资源的结构升级，将加快中国走向高端技术的国际分工体系，以至推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出现。所有这些国际经济体系变化的过程，都可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摩擦和危机，这就需要中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高层次的政策协调机制、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利益分配和共享机制等，这本身就是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而且也是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八，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内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国加入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缔约、过渡和兑现承诺的进程，就体现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随着这个进程的深入，中国再次面临从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到“市场经济地位”的转变。西方国家利用“非市场经济”概念，既有主观上歧视、限制、打击中国增长势头的用意，也有客观上促使中国达到完整的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以及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中国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中国在参与其他国际机制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摩擦、适应、融入和构建。从局部到整体，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安全，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新，中国国内改革的渐进探索模式也可以应用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实践中。中国国内制度创新越深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就越改善；中国越深入地介入国际体系转型，则内部制度建设也越系统越深入。由于国际体系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则中国的内部制度建设也具有长期性。两种长期性并存，显然对中国是有利的。
从以上主要因素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转型的总体环境是有利的；这个过程具有长期性、渐进性、总体性、曲折性和互动性等特点；美国将中国定位在“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是其遏制中国战略向融入中国战略的转变；中国与其他大国共同参与国际体系转型是对美国霸权的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国际体系转型的最终决定因素；参与国际体系转型和加快国内制度创新互为条件，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取得成功的两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