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中国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性质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廊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道独特的理论景观。这道景观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30多年来，它以独有的话语体系和犀利的思想锋芒，刺激着中国学者的理论神经。一次次研讨与争鸣，一本本译作与著作，成果不可谓不丰。然而“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问题性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理论特质、学科边界、问题核心、历史与逻辑的主脉等基本问题，既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认识，也未达成共识性的见解。这种状况也许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复杂性。独立细致的专业化研究是必要的，但如果缺乏问题逻辑和整体意识，不自觉地将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题，就会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之所以是一个无法跨越的理论环节，就在于这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柯尔施在1923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长篇论文。在该文中，柯尔施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并间接地批评了列宁的一些观点。因此，该文一发表就受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但柯尔施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观点，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批评的范围。1930年，他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的论文(此文作为增补材料附在1930年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发表之后所遭到的批判进行反驳。在反驳中他指出了这样一个“现状”：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世以后，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哲学派别从马克思主义内部诞生了。这个派别的诞生使得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旧正统派和俄国列宁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另一派是以卢卡奇和他本人为代表的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带有批判性的理论趋向。柯尔施坦承了这两个派别的对立性，他说：“我们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派别。”①这里的“西方共产主义”，就是他后面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该文中，柯尔施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概念。
柯尔施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具有内涵和外延上的明确性。从内涵上看，柯尔施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一股“理论趋向”。这股“理论趋向”在论及俄国革命、西欧各国革命的成败等问题上，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不适用于西欧及整个西方。在列宁主义所指导下的俄国革命主要是在东方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西方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结合西方文化的特点，从马克思哲学中挖掘出强调辩证法的黑格尔主义源头，把总体性革命特别是主观意识革命置于重要地位，决不能像“正统马克思主义”那样，用旧的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自然化与实证化。从外延上看，柯尔施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植根于西欧大陆各国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奇、柯尔施等。可见，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意义上是明晰的，不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但是，这个概念在提出之后的20多年里，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直到1955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出版了《辩证法的历险》一书，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才开始流传开来。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梅洛·庞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章的主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尽管他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出直接的说明，也没有指明哪些人的理论属于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但从他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开始的、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这种理论突出强调主体能动作用的历史辩证法，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看成是其对立面；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理论”，为意识和意识形态恢复地位；突出强调“实践哲学”，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突出强调“历史相对主义”，注重偶然性的历史作用，等等。显然，梅洛·庞蒂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据此，可以把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看成是对柯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一种沿用，只不过在具体用法上略有差别而已。
如果说柯尔施与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属同一种用法，那么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是另一种用法。1976年，安德森出版了一本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安德森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界定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②在安德森看来，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历史继承表现为几代人的更迭：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者是拉布里奥拉等四人，他们都来自“落后的东欧或南欧地区”；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包括列宁等七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来自柏林以东的地区”④；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其理论具有与第一、二代继承者完全不同的崭新学术结构)包括卢卡奇等13位新一代理论家。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有一个地域上的显著特点——他们“都来自更远的西部”。⑤正因为如此，安德森继续使用了梅洛·庞蒂用过的术语，把他们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
但显而易见的是，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用法上是很不相同的。前者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后者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为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也就是说，安德森是从外延的角度来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而梅洛·庞蒂则是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这一概念的。从逻辑上讲，这两种界定概念的方法都是有效的，都能从特定的角度明确概念的意义。但是，仅从外延的角度或仅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概念，都会带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仅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概念，其外延会比较模糊；同样仅从外延的角度来界定概念，其内涵会比较模糊。事实上，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有比较清晰的内涵，但外延不甚明确；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有比较清晰的外延，但内涵却模糊不清。如何克服这种片面性？一个现存的且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将梅洛·庞蒂与安德森二者的用法结合起来，先从内涵的角度进行定义，再从外延的角度进行划分。
中国学者徐崇温先生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就是这样界定的。作为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徐崇温早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首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一书中又作了新的表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方面，它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分析和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而主张按照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些唯心主义流派，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精神，以后还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⑥
上述表达包含了内涵与外延的双重规定。其中，“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构成了这个概念的内涵；而“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等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划分，则构成了它的外延。很明显，徐崇温先生是把梅洛·庞蒂的内涵定义与安德森的外延定义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问题在于，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前者所揭示的内涵与后者所揭示的外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具有相同的语词形式(这是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但它们却不能很好地吻合，因为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之间只是交叉关系而不是全同关系。将这样的两个概念捏合在一起，必然造成意义上的混乱，造成内涵与外延上的不一致。⑦
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困难，徐崇温先生在其2000年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中，没有再给这个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国内其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都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轻易给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俞吾金、陈学明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一书，就没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明确定义；张一兵、胡大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也只有大致的背景描述，没有严格的性质定义。这样做确实避免了某种不必要的麻烦，但它同时又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定义，我们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呢？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解决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核心问题
上面的考察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只是明确了如下的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难以精确定义的。问题是，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对此的普遍看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而是一场多线索多形态的、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不难想象，给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织体”下一个严格的学术定义是困难的，难怪有人因此怀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的合法性。⑧一个“不统一”的现象却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字——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且广为流传，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人们深思。然而要真正思考这一现象必须借助“他山之石”。这不能不使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
“家族相似”理论是作为共相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一些事物之所以归在一个语词之下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属性。维特根斯坦以“游戏”为例否定了这一观念。他指出种种游戏并没有共同的属性。娱乐性不是游戏的共同属性，因为激烈的棋类比赛并不具有娱乐性；竞争性也不是游戏的共同属性，因为单人纸牌游戏或单人球类游戏也不具有竞争性……总之，在“游戏”这类事物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贯穿所有成员的共同之处，有的只是家族相似，即其中一些和另一些有相似之处，另一些又和其他的一些有相似之处，如此等等。维特根斯坦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⑨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因其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倾向而受到一些学者的诟病，这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共相观念的巨大惯性，不可能使人完全放弃对本质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家族相似的存在也不容否定。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人们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拓展，提出了一种叫作“建构型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在家族相似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寻找事物的本质，并指明了寻找本质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以各个成员的共有属性为本质；第二，以多数成员具有的属性为本质；第三，以众多属性中的核心属性为本质。所谓核心属性也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属性，它最能代表该类事物的本质。这种属性往往不是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甚至也不是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只为少部分成员所具有。核心属性在典型事例中显示得最为突出。因此，典型分析对于确认一类事物的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⑩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够统一的理论思潮无疑也是一个家族相似。也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处于争论中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干脆绕过这一问题，去进行具体的理论研究。这当然不失为一个有用的策略，但这一策略显然只是暂时的应对而不是长久之计。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站在家族相似的立场上，并借鉴“建构型的反本质主义”所提供的方法去探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并不那么困难，因为基于家族相似的求本质的方法并不指望找到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普遍本质”，它所要把握的只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别性特征”。
这一视角转换的效果是明显的。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性特征——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列宁主义的区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柯尔施和梅洛·庞蒂在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时候早就揭示出来了。也就是说，柯尔施和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所抓住的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性特征，它集中体现在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的理论中。
这一结论蕴涵着历史的视角。柯尔施和梅洛·庞蒂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股新的“理论趋向”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它的内部是统一的、同质的。因此，在柯尔施和梅洛·庞蒂那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乃是这一思潮的“共同属性”或“多数成员具有的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流派开始增加，各种不同旗号的理论开始出场。当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等人举起“科学主义”大旗的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更是出现了分化。此时，早期代表人物所具有的个性鲜明的区别性特征，在“众声喧哗”的历史舞台上逐渐被遮蔽起来了。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它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被深深地积淀在了历史的底部，成了这个理论思潮的“硬核”。这就类似树的年轮，越是早出现的越是占据“核心”位置，一切后来者都只能围绕这个“核心”扩展自己，尽管它们会越来越远离这个“核心”，但却不会完全脱离它。我们可以得到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家族相似，尽管理论流派纷呈复杂，但绝不是一盘散沙，事实上，在这个家族内部，有一个具有统摄作用的理论“核心”，这就是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的理论。究其所以占据“核心”地位，除了因为他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给这个思潮定下了一个“基调”。正是这个“基调”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家族”，也正是这个“基调”使得一个“不统一”的思潮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字——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特性，给我们把握它的性质带来了困难，同时也提供了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在庞杂的外表下抓住具有统摄意义或典型意义的“核心”，只有这样，性质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目前，我国学术界在经过了广泛的讨论之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三种不同的解答。第一，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第二，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第三，认为不能笼统地定性，必须针对不同人物、不同时期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前两种观点是对立的，第三种观点具有“折中”的性质。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根据上面提供的思路可以证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笼统地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都是片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家族相似，不存在贯穿所有成员的共同属性。事实上，只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稍加分析，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例如，卢卡奇从1918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述了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他被很多人誉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被法西斯监禁，在狱中继续坚持探索革命真理，写出了《狱中札记》这部优秀的理论著作，无疑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是德共的意识形态领导人，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对哲学和革命的理解，其理论框架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非马克思主义者；梅洛·庞蒂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宣称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和文化，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大多是歪曲的；科莱蒂是德拉·沃尔佩的学生，也是新实证主义学派最出众的成员，他于1950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64年退出，后来成为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至于法兰克福学派，最初大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40年代以后，某些理论家越来越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此可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不同流派、不同人物甚至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其思想倾向、政治态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若进行“一揽子”评价，无论是把他们笼统地归入马克思主义还是归入非马克思主义，都是失之偏颇的。
据此，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第三种观点？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针对具体的理论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出整体性评价？当然不是。根据上面提供的思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质是可以评价的。既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理论核心的家族相似，这个核心统摄着整个“家族”，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质应该从这个核心来得到说明。前面已经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乃是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的理论。这些人的理论观点、政治倾向除个别之外都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说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非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显然具有统计学的意味，它是基于统计推理而不是演绎推理的结果，它没有排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但不认为这些成分具有代表性从而可以决定整个“家族”的性质；恰恰相反，这些成分只是非典型意义上的“特例”，它们在“正态分布”中处于边沿位置。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除了事实的依据之外，还有一个逻辑上的理由。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只能这样作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但问题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这显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相反，它还处于争论之中。以这样的前提为出发点，其结论必然是可疑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蕴涵着逻辑上的困难，它不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命题，它与“白马非马”的命题如出一辙，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了。其实，无论是从逻辑自洽还是从“名实相符”的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既合乎逻辑又合乎直观。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边界
前面列举的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柯尔施和梅洛·庞蒂的定义是值得推崇的。因为他们的定义是基于“典型特征”或“区别性特征”的意义作出的，抓住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家族”的“核心属性”，从而在“总体上”揭示了它的本质特征。据此，柯尔施和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是，柯尔施和梅洛·庞蒂是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他们的定义并没有明确其外延，我们从中不能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边界在哪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逻辑上的缺陷。
因此，必须在明确其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它的外延。概念的外延由概念的内涵所决定，一个概念的内涵确定了，其外延也就随之确定。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似乎不那么简单，即使阐明了它的内涵，其外延仍然难以把握。问题在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英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归根到底还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思潮，而是一个家族相似。家族相似的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它的内涵难于精确定义，同时也造成了它的外延难以明确划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包括哪些流派？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徐崇温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思想路线来划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致上可划分为五个流派，即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赖希、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梅洛·庞蒂、萨特、高兹和列菲弗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俞吾金和陈学明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一书中，除了论述上述流派之外，还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等最新流派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中予以论述。该书前后共涉及32位作者的87部著作，可谓视野开阔、取材宏富。张一兵和胡大平先生在2003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中，则以安德森所说的“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论述对象，同时兼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至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张一兵、胡大平先生则将它们排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外而以“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概念来标识，因为在他们看来，从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出版《否定辩证法》开始，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终结了。(11)此外，衣俊卿等学者合著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其西方马克思主义部分主要论述的是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理论的发展，分析学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在论述之列。
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与其性质问题一样，也是一个争议颇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来看。从现象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集中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从本质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可以理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如果有，这个边界是什么，如果没有，应如何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显然，本质的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本质的问题解决了，现象的问题也就相应地解决了。因此，必须从“边界”问题着手来解决对象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这个问题和家族相似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是一个家族相似而是经典意义上的“封闭集合”，那么其对象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它直接蕴涵在概念的内涵之中，而内涵明确了，其外延或对象也就随之明确了。但现在的情况是，即使给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其外延仍然不甚清晰。这正是家族相似的典型特征。对此，维特根斯坦在阐述家族相似的外延问题时，曾以“数”为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这样来对‘数’这个概念作出严格的限定，也就是把‘数’这个词用作一个严格限定的概念，但是，我也可以这样来使用这个词，使这个概念的外延并不被一个边界所封闭。而这正是我们使用‘游戏’一词的方式。因为游戏的概念该怎样来约束呢？什么仍可算作游戏，什么又不能再算了呢？你能给出一个边界来吗？不能。”(12)
“游戏”之类的家族相似，其外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决定了家族相似的成员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增加的，就像“游戏”的种类越来越多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正是这样一种“开放集合”，它的成员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开始一直处在扩展之中。尽管1966年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出版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发生使这一思潮有了“断裂”的痕迹从而被部分学者指认成思潮本身的“逻辑终结”，(13)但我们确实很难以此为界限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封闭起来并圈定一份精确的对象名单，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身影依然飘拂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国家的理论园地，它们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问题只是给这些“身影”以怎样的命名，是依然如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赋予它们以“晚期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等新的名称。
这就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不是如何“制造”边界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那些远离中心的“新生代”究竟还是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它们作为“远亲”，我们还要不要把它们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之中？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英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而在于看问题的视角。因为英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它的内部包含众多不同的理论派系，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无论我们怎样分析和比较，所能看到的都只能是无尽的“重叠和交叉”，不可能发现一种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线性关系。因此，英美马克思主义究竟属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在这里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上述新旧名称的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回答。如果继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指称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承认了那些“远亲”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家族的成员；相反，如果赋予它们以新的名字，则表明它们已被排斥在这个家族之外。俞吾金、陈学明等学者的观点显然属于前者，而张一兵、胡大平等学者的观点则无疑属于后者。
对于这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我们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去驳斥某一方而支持另一方。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调整观察的视角，即通过增加或减少概念的内涵来缩小或扩大概念的外延。具体地讲，如果不在“反对列宁主义”、“植根于西欧大陆”以及“局限于哲学领域”等意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只是把它看成是“西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提出的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14)则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是可以很宽泛的，涵盖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成问题的。国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超出“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宽泛用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大部分学者默认了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法从而不再为对象问题纠缠不休。应该说这是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明智之举，我们不能死守过去的用法而无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发展自己，必然会有时空上的起点但不必然局限于这个起点，以这个起点的名字命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的选择。事实上，柯尔施和梅洛·庞蒂当初完全可以不用“西方”这个地域性名词作修饰语而选用别的修饰语，比如某个代表其理论特质的修饰语。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家族成员”之间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差异的。比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部分缘于认为西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匮乏革命精神，而这恰恰是由商品经济所产生的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因而特别突出意识形态斗争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功能的重要性；后马克思主义则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激发下，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的挑战，需要积极地利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来重建现代政治，且主张从“霸权”概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作批判性的解构。这就从问题意识到理论构建上都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流派之间存在理论逻辑差异，而且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也存在着理论差异。如詹姆逊所言，“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行制度，从后现代性，从曼德尔划分的信息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产生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各场政治运动以及知识和理论的抵抗形式)，必然会不同于现代时期，即第二阶段，也即帝国主义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它们与全球化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而且，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相比，也似乎更具文化性，从根本上转向迄今人们所知的商品物化和消费主义等现象。”(15)虽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及其在各个不同流派之间固然存在理论逻辑上的差异，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家族相似”，总体上却享有共同的“理论特质”，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基因”。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被看做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应当被看做是一个“家族相似”。当这股思潮跨越空间的限制蔓延到西欧以外的地区时，我们不能人为地剪断它们与这个家族的联系，而应该以新的视角打量它们的理论特质，审视它们的理论躯体中是否还含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基因”，如果有，我们就得承认它们是这个家族的成员；如果没有，就不能勉强将它们纳入到这个家族的谱系之中。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建立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就不会存在对象问题上的混乱。当然，这是一件具体而细致的工作，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证精神，需要众多理论工作者的长期努力，惟其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或边界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
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应该与前面讨论的“定义问题”一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逻辑中既是基本的又是重要的，它作为“定义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体现了认识过程的连续性和纵深性，是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必经之路。但是，这一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者们大都热衷于探讨更为具体的理论问题而将它弃之不顾。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程。虽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深入考察理论内部的种种辩论与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观念与主张，但也应当在辨析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理论特质和边界问题之后，清晰地把握住支撑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展的“问题意识”，从而明确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因此，如果说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那么忽视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徐崇温先生的介绍，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缘起，乃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16)这个最初的缘起，不能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户的必然性——即使当初没有这个“政治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仍然会在通往中国的旅途中找到自己的路，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带有必然性与紧迫性。
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强行叩开国门，硬生生被裹挟进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历史，全面遭遇到现代性。从此，“救亡图存”与“启蒙大众”相交织，诸多西方的学术理论被引介进中国社会，与中国传统学说相竞胜，并掀起了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建构。虽说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一开始并非主动为之，但也隶属于世界历史一部分。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以及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浪潮的进一步拓展，中国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融入世界历史，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然而，现代性建构在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的同时，也日益暴露自身之矛盾和困境，这样一来，现时中国必须面对的即是“如何推进现代化同时克服现代性问题”这一全球理论难题。(17)
毋庸置疑，对这一难题的解答需要我们深刻理解“现代性问题”，理解造就现代社会的历史渊源，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理解西方，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健康发展，理论研究上离不开对伴随着“全球化”从西方蔓延至世界各地的“现代性问题”的把握，更需要批判吸收西方应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脉络中的一员，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的学术结构”，因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而兴起，充分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这对于长期浸染在僵化、封闭的教科书体系中的中国学者来说，无异于他山之石。
依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家族相似”的理论特质在于其含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基因”，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脉络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意识”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病的激进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通过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而反思马克思的理论而诞生的，之后的发展则衍变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意识衰退的历史处境下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因此，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无论是詹姆逊划分的现实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阶段、现代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与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如斯科科特·拉什及约翰·厄里划分的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以及非组织化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提升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如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出现的各种挫折(欧洲工人运动之未能制止法西斯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和失败、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失败、苏东剧变等)之后，不断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作出反应，他们在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汲取新的理论学说，以求更准确地切中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与困境，并提出基于自身理论的解决方案，如凯尔纳与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某些理论家(如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拉克劳与墨菲、杰姆逊以及许多女性主义者)力图发展一种新的激进政治；而另外一些理论家(如利奥塔)则退回到了旧的自由政治当中，并给之贴上了新的标签；同时还有一些人(如博德里拉)最终全盘放弃了政治，声称社会、政治、大众以及历史均已终结。”(18)探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问题意识”之后，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思教科书体系，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品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促进我们的理论自觉的同时，激活了我们沉寂多年的批判性思维，使我们在开阔视野的基础上增强了学术反思能力，从而反观自身之不足与缺陷，明确未来学术研究的路向与方法，其中最突出的应当为反思传统教科书体系。传统马克思主义先入为主地对经典文本进行剪裁与割舍，强制性地磨平文本之间的问题棱角，将其处理成一以贯之的同质性存在。苏联模式的教科书正是这种“打磨”后的结果。可以想象，在这种“体系严整”的教科书中，一切问题似乎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剩下的只是对已有的“定论”进行补充或做些细枝末节的考证。但是，翻开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等著作，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耕细作式的文本解读，同时还伴有超越文本的理论想象。这种被阿尔都塞称为“症候阅读法”的研究方式，具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它能从固化了的字里行间透视出作者思想变化的心路历程。并且，它使我们注意到，过去很多被认为是铁板钉钉的结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警示我们，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圆满”其实是一种假象，很多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被“体系”的外壳掩盖起来了，并因此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是“揭开了盖子”。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离经叛道”，我们应该表示好感甚至敬意。正是他们敢于挑战“正统”的理论勇气，激活了我们沉寂多年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也正是他们缜密而多样的研究成果，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使得我们能够在新的起点上“回归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并将二者统一起来。
第二，反思学院式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与实践性、科学属性与政治属性相统一的理论。我们只有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双重属性，辩证看待其双重属性的关系，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求真”的理性精神，凸显其在学术上的权威性、神圣性和科学属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诉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求善”的价值意志，凸显其在实践上的动力性、影响性和政治属性，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现实的动力和源泉。“但是，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有另一种不良的‘学院化’趋势，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作一种纯而又纯的学术活动，关进‘深楼大院’，远离现实，直接地说就是远离政治，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使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变成了一种‘中性’的概念和话语操作。”(19)与此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是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著称于世的，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精神，借鉴其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实践中的困境与难题，直面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政治的实践品格，无疑有助于促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走进现实，为解决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思路。
第三，批判现代性弊病，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现代性建构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却也有其自身的弊病。故而，探索中国特色的健康合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端与困境，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大课题。面对这样的课题，既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需要我们汲取已有的理论成果，充实自身的理论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世纪初，其对现代性的危机有深切的体会，或者说其本身即是应对现代性弊病的产物。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新兴的理论来克服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虽然中国的现代性处境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但是，其与西方的现代性却也有一定的同质性，尤其是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性弊病随着全球化蔓延至世界各地的同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与中国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亲缘性的“他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增强中国在实践政治中克服现代性的诸多弊病的能力。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其难能可贵之处，即不把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现代性本身，而是积极地澄清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并且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为矫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理论思路。
第四，应对全球化趋势，推进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因此，如何应对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议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与全球化趋势不断凸显的现实背景相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大多以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参照，希图打破其“意识形态性”的体系建构，重新梳理、阐释抑或补充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论述，以此指导当时东欧或西欧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尤其是二战以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全球化趋势明确的彰显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还是对新形势下共产主义革命的论述都明显带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印迹。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一项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理论工程，既有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全球化的理论效力，也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共产主义事业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表示好感或敬意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它的一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的确不断地汲取同时代其他哲学思潮作为理论资源。但是，“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这些哲学流派的理论来反对教条主义等扭曲和偏离马克思的学说的倾向时，有时的确可能存在积极的方面，但他们自己往往又受到这些流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片面性学说的影响，用这些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混淆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原则界限。”(20)
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很多流派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失误。但必须承认，相对于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是瑕不掩瑜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局限也不是只有消极意义——它能给我们以必要的警示和教训。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是双重的：除了使我们登上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从而获得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之外，还能使我们得到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虽然不能看出我们应该怎么做，但可以看出我们不应该怎么做。这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失误了，我们应引起警觉，避免重蹈它的覆辙，避免像对待苏联教科书那样将之神圣化。只有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回归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的建设工程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注释：
①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②段忠桥：《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④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5页。
⑤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38页。
⑥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⑦参见段忠桥：《试析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逻辑矛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⑧杜章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
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页。
⑩参见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11)参见张一兵、周嘉昕：《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兼答汪行福教授的质疑》，《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1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9页。
(13)参见张一兵、周嘉昕：《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兼答汪行福教授的质疑》，《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14)参见陈学明：《如何正确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
(15)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4—315页。
(16)徐崇温：《徐崇温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页。
(17)参见刘同舫：《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及其现实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8)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
(19)陈学明、罗骞：《充分认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20)刘放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求是学刊》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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