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形而上学论文,学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出现，是以英国牛津大学百灵学院政治学教授G·A·柯亨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出版为标志的。柯亨在谈到他这部创派之作的动机时说：“当我进而读到阿尔都塞和其他一些人的论文集——《读〈资本论〉》时，我却大失所望。我从阿尔都塞那里所得甚少，不管法语是多么优雅和含混。”（《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页）柯亨在这里说的“大失所望”，主要是由于阿尔都塞等人没有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阐述理论，却使用了“结构主义的”含混的方法。所以柯亨接着又说：“首先，我发现《读〈资本论〉》极其不明确。逻辑实证主义连同它关于理智活动精确性的坚定主张，在巴黎从未受到欢迎……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不幸，在那里明晰性是一种严格的传统，而且那里普遍不认为理论陈述是唯一的、一定难于理解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2页）。
以上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柯亨完全不赞同结构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尽管他承任阿尔都塞“强烈地影响”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第二，柯亨首肯了他所遵循的方法就是逻辑实证主义。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在英美等地已流行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很多学科均受其影响，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属其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并不忌讳这一点。例如柯亨1995年9月在中国的讲学中，又公开地谈到自己学派所使用的三种研究方法：
1、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在20世纪先出现于德语国家，然后主要流行于英语国家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
2、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但却大体上是从瓦尔拉（法国经济学家1834—1910）和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家1842—1924）开始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赋予的严格的数学形式。
3、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同新古典经济学一道发展起来。这些方法属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决策论”或“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
上述方法分别体现在柯亨、罗默和埃而斯特的代表作中：《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柯亨）、《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罗默）、以及《理解马克思》（埃尔斯特）。此外，范·帕里斯、赖特和布伦纳等人也都公开宣称自己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并公开宣称自己信仰分析的方法而不信仰辩证的方法。他们运用分析哲学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建构一种自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历史学说”。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上述主张得到西方评论家的一片喝彩。例如加拿大哲学家B.沃尔就说：“把分析技术应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我把某些成果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1988年第5期第80页）
英国著名学者安德森对柯亨的书给予更高的评价，他说：柯亨的书“第一次引进了分析哲学的程序标准来铺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该著作无疑是这10年中的里程碑”。（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
严格地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应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非他们的独创。早在1956年，一个挂名为“语言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就在波兰出现了。其代表人物是原东欧“异端”哲学家亚当·沙夫和W·科拉也夫斯基。波兰学派的出现，既反映了深刻的历史渊源，也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新。波兰学派包含有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新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阐述人道主义伦理的倾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上述第一种倾向发展不明显，而第二种倾向则发展成一个颇具影响的派别：波兰人道主义派。
虽然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波兰语言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即都同样关注科学性和伦理的或政治学的研究，同时也关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运用分析哲学或新实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理论。
（二）
分析方法是分析哲学的生命，但分析方法的建立，却有赖于“外在关系说”，分析哲学要生存，就得论证这个外在关系说。罗素为此揭开了分析哲学的序幕。罗素认为“存在世界由具有许多性质和关系的许多事物组成。对存在世界的完善描写，不仅要列举事物的名目，而且要说到它们的全部性质和关系。”罗素还指出：“说出两个事物具有某种关系的命题，具有跟主宾词命题不同的形式，看不见或不承认这种差别，曾经是传统形而上学中许多错误的根源。”（《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载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5、231页）。罗素的这种关系学说，建立了一种关系逻辑，为分析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罗素的关系逻辑说扩大到取代现实关系、取代物理现象的规律，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
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息息相关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是分析方法，其形式主要是：
1、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例如把世界分解为原子事实，把科学知识分解为复杂命题、分子命题、原子命题，等等。
2、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语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罗素认为，形式是命题和推理中共同的东西，是推理中的本质的东西，形式是“哲学逻辑应有的对象”。
3、意义分析法。分析语词、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如，2+2＝4式子中的各个符号的意义。
那么，分析方法有些什么作用呢？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分析方法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1、化复杂为单纯，化抽象为具体，确立科学知识最终的前提和基础。
2、变笼统、模糊为清晰、精确。罗素认为，分析的过程，尤如“先用肉眼看某种东西，然后再用显微镜加以检查。
以上对分析哲学的历史和方法的简要叙述，可以发现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哲学传统、方法论上与分析哲学的血缘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把分析哲学的上述方法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上，在不少方面有独创之处。例如把抽象、模糊、艰涩难懂的原理变为具体、精确、明晰易懂的理论，这对于把理论精确化、普及化和现代化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又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狭义的”分析方法，对构成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构成总体转变过程基础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说明宏观现象和总体理论，这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来说，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但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却自认为找到了“最优的”方法，任意抬高分析哲学的方法，贬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请看他们的以下有关言论：
科恩：“‘辩证的’这次词……从未被明确用来指称一种同分析的方法相匹敌的方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能向分析的推理形式挑战的辩证的推理形式。对辩证法的信仰只存活于思想不清醒的状态下。”（《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4页）。
罗默：“辩证法是‘蒙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瑜珈。”（《分析马克思主义》1986年法文版第191页）
埃尔斯特则更无知地说：“只有实证主义这副严厉的药方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分析性阐述》1985年法文版第239页）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类似反辩证法的言论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言论虽然说法不一，否定的程度不同，但否定辩证法是个科学方法，反对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合理性却是一致的。
（三）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分析的方法，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也常常使用这个方法去阐明自己的理论。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就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2卷第99—100页）。可见，马克思把分析的方法看作是科学工作中“显微解剖”的方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中，谈到思维和意识关系的特点时更是明确地说：“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同上书，第3卷，第381页）。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分析的方法，把它视为科学工作和思维认识中较为普遍的常规方法之一。
然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并没有把分析的方法绝对化，而是把它置于辩证法之下。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近代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时就指出，近代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为了揭示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世界现象的总画面的细节，首先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在认识自然界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这种做法也使得人们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考察，不是从运动的状态去考察，而是从静止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本质特点的批判，实际上完全适用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辩证的方法。马克思在1872年《资本论》第二版跋言中，曾对资产阶级评论家莫·布洛克的言论、德国E·考夫曼的言论进行批驳时就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2卷111—112页）马克思接着还详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他认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在于“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恩格斯说：“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3卷第484页）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主张的辩证法是真正发展的、革命的方法，是打破任何事物的任何已经具有的形式的认识方法和规律。然而，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却不认为是这样，他们不是用“动态的”思维方式，而是用“静态的”思维方式去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仅仅运用逻辑语言分析的方法，数理分析的方法、经济分析的方法等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进行僵死的研究，而不考虑社会发展规律，不考虑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结果就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大相经庭的结论来。
（四）
由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不能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就把自己置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无法割断同分析哲学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难于回答自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例如柯亨直言不讳地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方法的信奉是绝对的。无论是就广义的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狭义的分析方法而言，我们对分析的方法的力量的相信是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5页）。他同时还说：“就三个创立者的情况而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赞同在程度上并不像对分析的方法的赞同那样绝对。”柯亨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又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非常小的马克思主义，我不想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解释剥削等问题，那我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摘自1995年9月19日、21日柯亨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学记录）这里所谓的“大”与“小”的次序完全颠倒了，而这恰好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埃尔斯特1988年在中国讲学时，当有人问起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回答得十分含糊其辞，他说：“我不能肯定。但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实现、社会公正是很重要的，从这一点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而罗默则干脆承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与诸如罗纳尔·道尔金、约翰·罗尔斯和阿马蒂亚·辛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没有明显的区别。”（罗默《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实体的若干问题》，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他甚至还承认，他所提出的“属于微观基础方法的生产模式与马克思的理论毫无相同之处。”（罗默《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剑桥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从上述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是半心半意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在西方的许多评论家的言论中都有定论。例如英国学者A·加里尼可斯就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否定马克思的大部分理论，首先是劳动价值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危机理论。”（《当代马克思》杂志，1990年第7期第25页）英籍荷兰学者G·洛克也指出：“大部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在政治上的思想在这一理论上的科学发展和对这一理论的辩护的所有方面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G·洛克（《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0年第7期第133页）上述两位评论家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我们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有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辩护的初衷，但是，由于他们过分夸大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并抛弃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结果是，他们所“重建”的历史理论成了偏狭的理论学说，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也成了片面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导致他们无法对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