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述评论文,边城论文,七十年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域外学者，国别身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他们的意见是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学习的，因此他们的《边城》研究也值得系统地进行一番审视。从收集到的文本来看，有关《边城》的研究前后时间近七十年，涉及的域外学者主要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和新加坡。学者主要有日本的松枝茂夫，小岛九代，城谷武男，韩国的安承雄、朴宰范，新加坡的王润华，美国的夏志清、金介甫等。《边城》的专论或涉及《边城》研究的达数十篇(处)之多。论及的方面也很多，但从总体情况来看，主要类型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相当，可归纳在三个小标题下评述，即：“牧歌——中国形象说”，“悲剧说”，“象征说”。三个标题与本人另一篇文章《七十年来国内〈边城〉研究述评》所设三个标题近似，可以比照来看。
一、牧歌——中国人形象说
在域外学者那里，较早使用“牧歌”一词概括《边城》特点的是美国的夏志清，他在《中国小说史》中设专章讨论沈从文的小说。夏志清从文体角度审视《边城》，认为《边城》运用的是一种“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又称“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二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之产品（注：[美]夏志清著，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小说》，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版.英文原版，1962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比夏志清研究沈从文还要早的是日本的松枝茂夫。松枝茂夫在1938年翻译出版了《边城》，在译后记里，他不是用“牧歌”一词来概括《边城》特色，而是用“完美诗式的故事”来概括，其实两种表达几乎可以互换。松枝茂夫是为了“追求与介绍真正的中国人”而研究中国文学。他认为《边城》“教给我真正的中国民族如何是纯真可爱的民族”，是“没有毒害过的，无垢纯真的中国人”，松枝茂夫从《边城》找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心底潜藏着的“真正的中国人”。日本的山室静写有《〈边城〉小感》一文，这篇文章曾收在松枝茂夫、高田白穰合译的日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五卷《丁玲·沈从文》之后，山室静称《边城》的恋情“有一种不能动摇的美与内心必然性，似乎达到了永远令人抱有怀念之情的典型程度”，《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山室静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指出了这牧歌之下埋藏着的激情，山室静指出：“作者的笔表面上是淡泊的，但其背后潜藏着对近代文明的激烈批评和抗议——至少说潜藏着激烈厌恶。于是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船主兄弟对她的恋慕之情，都尽量描写得朴素可爱、浪漫而理想化了”（注：[日]山室静《〈边城〉小感》，转引自[日]齐藤大纪《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昨天、今天、明天》，载向成国等编《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重庆市秀山县永昌印刷厂，渝秀新出内准字(2002)15号。）。日本小岛九代的专著《沈从文——人与作品》设专章讨论沈从文的《边城》。专章中采用了沈从文《〈长河〉题记》里所说的“常”与“变”的概念。以《边城》的世界为“常”，以《长河》的世界为“变”进行探讨。小岛认为《边城》描写的是一个“常”的形态的“理想的世界”。《边城》里的人物“在牧歌世界里朴质、纯真、谨慎、安分地生活”。与山室静相似的是，小岛也认为，沈从文描绘出“爱”与“美”的理想世界，是要与现实对置，“要批评现实”。当然，作为日本第一本沈从文研究的专著，小岛比她的前辈视野要开阔得多，除了以上两方面审视《边城》外，她还从创作动机上探讨创作《边城》的动机和根源。小岛认为，《边城》的创作起源于沈从文辛亥革命及当兵时目睹过“无意思而愚蠢的杀人”而“对当权者不可消灭的不信与厌恶”（注：[日]小岛久代著《人与作品·〈边城〉试论》，参见小岛久代著《人与作品》日本汲古书院版1997年.亦参见小岛久代撰龙长顺译《沈从文文学中的“常”和“变”——〈边城〉》与〈长河〉巡礼，载1986年《民族文学研究》第5期.亦参见齐藤大纪《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昨在、今天、明天》，载向成国等编《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见注②。）。日本学者宫原哲雄在《沈从文杂感》中也谈到《边城》，其中的认识与山室静近似，宫原说：“他是怀着对现代的都市文明的批判和厌恶感情，而写出《边城》的”，其中“广泛地描写了边城的优美大自然和这自然中的生活”（注：[日]宫原哲雄《沈从文杂感》，载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年版。）。金介甫在最近写的《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持类似的观点，不过他把“牧歌小说”的概念等同“田园诗性小说”的概念，并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更贴近希腊的‘田园’的概念”。金介甫的文章在沈从文的《边城》和日本三岛由纪夫的《潮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认为“这两部中篇小说提供了颇能鸟瞰稳定和自给自足村镇社会的比较画面”。“这两部中篇小说的田园诗性还表现在高雅、朴素、以及形式和语言的谐调感上”。两个作品都表现了“钟爱、天真、忠诚、勇气、不计等级——这一切在沈从文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有特殊的东亚色彩”。“特殊的东亚色彩”即“牧歌”或“田园诗”色彩。金介甫不能肯定三岛由纪夫是否读过《边城》，但他肯定“《潮骚》的创作灵感源出第二世纪一首朗戈斯的有关达孚尼与克洛耶这一对不幸恋人的古希腊传奇挽歌”（注：金介甫撰，彭京译《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载《从文学刊》第一辑。）。金介甫的论文视野极为开阔，这篇论文是《边城》研究的新成果，也是沈从文与世界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成果。
美国聂华苓在她的《沈从文评传》中也认为“《边城》代表了构成沈从文‘乡下人’未被现代文明糟蹋的理想世界的概念”，在这个“理想世界”中“自然景色、城市、风俗习惯和人民——这一切都融和一体”。聂华苓还结合另一个作品谈到《边城》的特色，她说：“沈从文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是雕塑家，在《边城》中成了画家”（注：[美]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版本见注④。）。这种“画家论”最早见于夏志清的评论。夏志清说，沈从文“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划出来……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画家”，韩国安承雄则认为《边城》能给人一种“山水画似的美感”（注：[韩]安承雄《〈边城〉》里河水的象征意义，载2000年《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
这些看法在域外学者中几乎是一种共识。比这种认识更一步的是新加坡的王润华。王润华透过表层的田园牧歌山水画美感，深入作品的内部，认为《边城》结构运用的是“山水画结构”。他说“小心推敲过《边城》，基于小说之组织与意义之表现手法，我认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有许多类同的地方”，不同的是“前者用语言文字，后者用线条色彩作为表达媒介”（注：(新加坡)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原载1997年9月香港《南北版》第88期。）。综前所述，域外学者用“牧歌”、“田园诗”、“无垢纯真的中国形象”、“山水画美感”概括了《边城》给人最突出的审美感受。沈从文曾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这样解释《边城》的创作意图，即：“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本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桩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全集》第9卷。）。这个小说既写了“乐”也写了“哀”，在域外学者的分析中，写“优美、健康”，写“乐”的方面是主要的，是基调，这一点，与国内学者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他们早在30年代就把《边城》人物看着“无垢天真到中国人”形象，这一点对国内学者的认识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悲剧——命运说
“乐”的另一面是“哀”，“哀”即悲剧。一部《边城》涉及的人物主要有老船夫一家四个人，顺顺一家三个人，加上杨马兵等约八个人，结局是四死一伤(二佬伤心出门，无音信)，翠翠在孤独中等待，这种情状属悲剧结局。关于《边城》的悲剧问题在域外学者的评论中，似乎没有得到特别强调。沈从文的研究专家夏志清，几乎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边城》一节，评及《边城》时，提到《边城》人物“命运悲惨”，没有就此展开议论（注：[美]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版本见注④。）。法国的学者安妮·居里安在《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文中，将《边城》与《大淖记事》对照来看，认为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的水引导着“爱情的发展和完成”，而在《边城》里，“水和爱情的胜利却不是相辅相成”，作品“描写了失败，没有结局的爱情”，她说：在作品中，我们看到“孤独怎样越来越逼近翠翠”，《边城》整个“调子是凄凉的”，反映了“人类的紧张状态”。（注：[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载1989年《湖南文学》第9期。） 后来，日本的城谷武男写有《〈边城〉主题考》一文，城谷对《边城》的悲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探讨。城谷武男提出了《边城》人的“人生状态本来是健康美丽又不悖乎人性的，为什么所产生的又尽悉悲剧结果呢”的问题，接着搬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涉及的两对概念——理性和感情、意志和偶然，来考察《边城》的人物关系的形成和变化。城谷认为：“理性和意志是属于人的，而感情偶然不能由人力制约”，“于是小说的逻辑就成了人为与神意的缠结，”“翠翠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与神意所左右的人”。最后，城谷感叹地说：“每一个登场人物虽然如此地纯朴，勤俭、和平、正直”，“但也有那么多的不幸来到他们身边”。城谷认为：“这个悲剧是人为和神意互相磨擦所生成的一种样态”。城谷认为沈从文的《水云》的写作重点是对《边城》的评价。《水云》在这个故事上中两次使用了悲剧的判断。据此，城谷肯定“《边城》当然是悲剧的”。论文中，城谷大段引用沈从文的《水云》中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的是如下一段：
生命在生活中流动，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感情。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时由偶然和感情乘除而来，你纵然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感情，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
城谷赞成沈从文的观点，即：悲剧的形成是那个被称之“命运”的“偶然和感情”。城谷还引用《水云》中以下一段议论，“当高涨的青春热情燃尽了自己的生命时，也燃尽了别人的生命，在燃烧中有更新的诞生”。城谷认为：“《边城》最本质的主题是‘生命的燃烧’”，并说：“把生命燃烧看作《边城》的主题，一点也不妨碍它的悲剧性质，因为生命悲剧存在着有无或方法问题，《边城》中的各位人物，以各自的方法燃尽了自己的生命”。城谷在考察《边城》“三”的含义后，进一步认为：“《边城》之所以选定茶峒这块土地，即暗示了超越者的存在，也在老船工的身上寄托了作家‘命运由天’的思想。在《边城》里，作者不只是通过人物展开故事，而是让人领悟命运，有宿命论倾向，只是沈从文不喜欢命运一个肯定的结果，故《边城》的最后，就是用‘这个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注：[日]城谷武男《〈边城〉主题考》，载1991年《吉首大学学报》第1、2期合刊。）。城谷的论文通过实地考察和根据沈从文的意图进行逻辑推断，对《边城》的悲剧和沈从文命运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释，是域外学者研究《边城》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关于悲剧问题，金介甫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在《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一文中，金介甫对《边城》的悲剧的加入表示疑惑。他看到作品中若干悲剧因素，如作品在“更加持续地在读者面前悬荡着苦命和自杀的景象”，在“回避一种喜剧的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写成了敢于对抗当地人对他们的期待，有时甚至对抗风俗的人物”，并在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中充满了类似的“预兆或征兆”，等等。他认为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甚或“它们的寓意似乎又常反射出误导的光芒”。所谓“误导”，即事与愿违。金介甫似乎认为《边城》悲剧因素的出现，并非作者原意，却也无可奈何。所谓“光芒”既现实主义光芒，作者只能按现实的原样来表现。金介甫没有论证《边城》中“牧歌”与“悲剧”关系，但他正确指出两种因素并存的现象，以及两种因素的主次关系。
在上面提到的论文中，金介甫还用“象古希腊作家的神话那样”“创造自己的现代神话”来把握《边城》的田园牧歌境界。新加坡的夏菁博士使用了类似的概念，她认为这种田园牧歌境界即“乡土神话”。夏菁的专著叫《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沈从文乡土小说研究》，这部专著确实把握住了沈从文创作的主要脉络。就《边城》而言，夏菁指出了这部作品田园牧歌神话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这部作品悲剧性(即写实性)。夏菁说：“《边城》是神话中的神话，可是它却时有‘暗流’汹涌，最后的结局究竟是亲死友别，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因此，我认为沈从文在神话乡土时，最后往往落入现实的阴影之中，这说明沈从文在创作乡土小说时受着非常浓厚的主观与客观的交互影响，从而形成了作品内容到表现形式即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注：夏菁《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沈从文乡土小说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段话相当经典：“神话中的神话”道出了《边城》牧歌的代表性，典型性；“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道出了《边城》的悲剧性以及《边城》牧歌与悲剧的关系；接着将沈从文创作上升为理论认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沈从文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交互影响”关系——“作品内容到表现形式即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关系。
三、象征——原型说
据笔者接触到的材料，最早注意到《边城》象征意义的是域外学者。但从美国的夏志清到聂华苓，还只是从外围谈沈从文作品的象征意义。夏志清曾谈到《静》的象征意义，认为“除沈从文外，30年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富有感情的小说来”。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多次从整体上讨论到沈从文作品的象征意义。她说：“沈从文小说的精华有着五光十色的效果，也许不是看得到的，不是技术上的，而是象征性的（注：[美]聂华苓《沈从文评传》，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集，版本见注④。）。金介甫在《沈从文传·引言》里说：“沈从文写湘西人的作品在历史领域中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整个作品当作整个中国民族的寓言来读”（注：[美]金介甫《沈从文传·序》，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意见都极有见地。域外学者中较早关注《边城》象征意义的似乎是金介甫。金介甫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沈从文的〈边城〉》一文中指出，《边城》“巧妙的运用了一些弗洛伊德象征。这些形象与象征通过一系列原始、直觉的联想的汇合，同人物的心理活动联系了起来”（注：[美]金介甫《沈从文的〈边城〉》，载1982年《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第125页。）。金介甫这里“象征”指的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知识的运用，他在另一处明确指出：“翠翠的浮想表明，《边城》是一部后期弗洛伊德性意识小说”，“这篇貌似单纯的小说带有较为现代的心理象征主义色彩”。金介甫的视野相当开阔，对文学史相当熟，读过的作品相当多。但他必竟是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当涉及到文学上关键问题时，他并不去深入探究，仅仅点到为止。对沈从文《边城》问题进行较深入探讨的主要有法国的安妮·居里安、新加坡的王润华、韩国的朴宰范、安承雄等学者。
安妮·居里安在论文《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注意到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因素，就是水。水在两部作品中“都起了绝对主要的作用……有时简直起了主角的作用”。安妮认为：“水不光浸透了《边城》的主题，它还时而渗透在背景中，时而渗透人物，有时渗透在叙述的节奏中”。水在作品中充满着象征意义。安妮又认为，水在作品中象征是多重的。“水对翠翠来说是犹豫的象征，对顺顺的两个儿子来说是生命的象征”，但水的象征主要是两层：第一、清清的河水，“在这里是快乐的源泉，它带来了快意”；第二、变化无常的水，“成为《边城》中的深渊”，“具有毁灭性”，“水至少带走了三条生命：翠翠的母亲、天保和外祖父”（注：[法]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载1989年《湖南文学》第9期。）。安妮提出了《边城》中水的象征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王润华的《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其中专有一节读到《边城》的象征。王润华认为：“要深一层了解《边城》，我们应听取沈从文的劝告，不要停留在‘清新’或‘朴素’上，背后蕴藏的意义也必须探讨”。接着王润华借用中国画的概念、“自然象征”来描述《边城》中的象征。他认为：“这些自然象征的内涵比因袭而成，传统的象征要来得难以摸索”。在王润华看来，“白塔”“渡船”就是老船夫的化身。“白塔还是一座最纯朴的人性的之塔，它代表沈从文所说的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竹筏、竹林与森林”就是“翠翠的投影”。他说：“‘临时渡船’象征翠翠，因为它是竹编的”，“竹林是她的纯真世界之表现”。除了指出《边城》多方面象征外，王润华特别指出了水的双重象征。他说：“河水安静时，清澈见底，暴涨时，激流中浮沉着牲畜船只。这是大自然的旋律，人们就随着它而安静和动乱。水是边城人的快乐的源泉，例如端午赛龙舟，河中提鸭子的欢乐场面一再出现，但是也是痛苦的源头，因为老大后来覆船死于河中”（注：(新加坡)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见王润华《沈从文小说新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原载1997年9月香港《南北版》第88期。）。王润华对《边城》里象征手法的见解，与安妮·居里安殊途同归，但比安妮的认识稍系统些，稍深入些。
韩国安承雄的论文，《〈边城〉河水的象征意义》对《边城》中水的双重象征问题则作了较全面、较系统、较深入的探讨。安承雄认为：“《边城》的河水就如《雷雨》里的雷声那样，在作品里占主要角色，带有多重象征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主题。因此以河水的象征性的研究可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作品主题的可能性”。安承雄运用加斯东《水与梦》里的理论，认为“《边城》里描绘的河水含有两个相反的象征：一方面是破坏和死亡，一方面是调和生命”。安承雄用《边城》的大量事例来证明这一观点。从死亡象征这方面来说：河水与作品中人物的死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还从人物顺应命运的态度表现出来，表现了顺应天命的人生观；从调和生命这方面来说：《边城》显示了边城人依靠河水而获得的丰饶和平的四季生活，“显示出在河水的恩泽下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人类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而共享调和的存在样式”。安承雄的论文可能受到安妮·居里安论文的启发，把水看成是《边城》的主角，并重提沈从文在《沈从文习作选·代序》中关于“清新”“朴实”背后的“热情”和“悲痛”，并说明“河水的双重象征意义是与他所说的带着相反意义的热情和悲痛有关系的”。在对《边城》河水的象征意义作了详细的分析以后安承雄得出这样的结论：《边城》不仅是简单的爱情悲剧故事，水是小说的背景，而且还是主角，作为主角的水，它“象征性地告诉了我们痛苦和热情共存在人生形式这一深层主题”。只有了解到“水的象征性这一深层主题时，才能了解《边城》题记中提到的这个作品或许能给人“一点怀古的幽情”，“一次苦笑”，“一个噩梦”，“一种勇气同信心”这些审美感受的真正“底蕴”（注：[韩]安承雄《〈边城〉里河水的象征意义》，载2000年《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安承雄的论文对《边城》中水的象征意义进行聚焦诠释，论据充分，分析透彻，论证周密，使《边城》象征意义方面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与“象征说”关联的是“原型说”。“原型说”理论起源于弗雷泽的《金枝》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弗雷泽认为不同文化的传说与礼仪里不断有神话与宗教仪式的原始类型出现。荣格则强调“原始偶象”被人类集体无意识地世代继承下来，并且在神话、宗教、梦境、个人想象以及文学作品里得到描绘。弗莱后来发展了原型理论的研究。总之，一切原型批评都趋于强调文学里的潜在神话模型。他们认为“死后复生”的主题是原型模型之最。用神话原型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来透视分析沈从文的《边城》，韩国朴宰范的论文《沈从文〈边城〉的原型与表现技法》是这方面的代表。朴宰范认为：“在《边城》中所描述的普遍格式，并非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作为‘死亡与再生’的思想起着组成原理之作用”。朴宰范指出，《边城》一系列人物的死亡，“在造就出一个崭新的翠翠的美好生命中，直到了奠定基石的作用，他们的死亡是通过翠翠而重新诞生的”。如翠翠父母的双双殉情，但他们的爱情却经15年后在翠翠身上复活。天保之死意味着翠翠与傩送之间的一致与结合。老船夫之死也预示翠翠的自立和再生。朴宰范进一步总结道：“死亡与再生的循环过程是本作品的根本构成原理，换句话说，《边城》里出现的人物形象或行为方式等，以及其结构原理与作品所给的全体形象等都是自然和循环运动——‘死亡与再生’，它在作品中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朴宰范的论文还讨论了《边城》中素材处理与作者情感的关系。他认为作者的情感就是“追求人性之美与赞美生命意识”。而素材就是自然景物。作品中，沈从文在自然中寻找纯粹的人性，“并且认为人性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自然与人类拥有共同的命运”。由此，《边城》中的景物都不是机械存在，它们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象征意义。河水展现湘西人协调生动的形象，同时又充当湘西世界生命破坏者形象。圆月的升起和消失象征生命、富饶、爱情，圆月的消失则象征暗淡和死亡。白塔、渡船的存在与消失直接与老船夫的生活与命运相连，它们即老船夫的化身。重建白塔暗示翠翠的新生活且复活湘西最美丽的人性。朴宰范的论文归结道：“《边城》中形成背景的主要自然景物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单纯的大自然风景，而是和小说人物的行为与生命息息相关，预示着他们的命运，起命运素材作用”(参见[韩]朴宰范《沈从文〈边城〉的原型与表现技法》，载1989年《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朴宰范用原型理论来解释《边城》是《边城》研究新的尝试，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新探索。而从表现技法方法来研究、破译《边城》中景物的象征意义，论证作者“生命意识”与自然景物的具体表现和相互关系，有一定深度，亦有一定新意。
以上三个类型的扫描，大致反映了七十年来域外学者研究《边城》的主要兴奋点。这三方面的研究兴奋点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兴奋点不期而遇，可以说是一种共识。从研究进程来看，域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也走过大致相似的历程，即开始的研究是感悟式的、语录似的、片断的、个别的，渐渐发展为全面的系统的周密的论证。其中日本小岛久代的专著中的《边城》试论、城谷武男的《〈边城〉主题考》、法国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新加坡王润华的《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韩国朴宰范的《沈从文〈边城〉的原型与表现技法》，安承雄的《〈边城〉里河水的象征意义》，美国金介甫的《东亚的两种田园诗——沈从文的〈边城〉与三岛由纪夫的〈潮骚〉》，几篇文章和夏菁的专著《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沈从文乡土小说研究》的有关《边城》研究段落尤其值得注意，它们代表了域外学者关于《边城》研究的基本观点以及水平和深度，值得给予应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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