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与亨廷顿“政治秩序模型”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重构论文,秩序论文,模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9）03－0054－06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全面的、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同大多数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实现政治稳定”这个发展性难题。多年来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方针，并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在中国学界，发展性难题也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即围绕这个问题意识，以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建构一个更为有效的分析框架。
一
现有文献对中国政治稳定的研究主要追随理性选择理论、文化研究路径（如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研究）、结构分析三大传统，在研究范式上则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现代化理论、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失范理论等。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可谓是历久弥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① 政治现代化理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度成为主流范式，② 但由于其固有的宏观视角使其不能满足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需要而逐渐衰落下来。在新千年前后，以微观研究见长的西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随着不断地被引介以及得到运用而在中国学界逐渐兴盛起来。③ 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失范理论，也属于西方社会学的主要研究传统，但在中国学界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④
当前，政治现代化理论尽管有式微之势，但它特有的洞见使其仍然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这表现在中国学者们对亨廷顿的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关系模型（简称经典政治秩序模型）⑤ 的广泛使用。近二十年来，这项研究取得很多的成果，并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例如，首先肯定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必然的趋势，而且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同时面临着政治参与制度供给缺失的问题，这是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建立并健全一套政治参与制度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其次，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突出特征是非制度化、带有暴力色彩的政治参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蔓延到城市社区、街头，一起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⑥
但这项研究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例如，有些学者集中分析了现代化如民主化、全球化等是如何构成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宏观背景的问题，但这无助于阐明使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发生关联的关键机制等问题。而且，大多数的研究是致力于对模型中的“政治制度化”因素进行深入的讨论，例如，分析具体政治架构、各类政治体制如政党体制、行政体制的建设等等，但鲜有对该模型本身进行反思。因而，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政治制度化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就可以协调发展了。事实上，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化程度即使较高，也难以避免由民众发动的、以影响政府行动为目标的各类骚乱事件的出现。近两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的骚乱事件就不少见，如2007年发生在法国和荷兰、2008年发生在德国和希腊的骚乱事件等。而且，政治制度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此，就中国国情而言，我们不能只依靠政治制度化这个过程去实现政治稳定，我们还需要去探寻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然后通过对该变量的干预来减少暴力型政治参与（例如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争取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二
经典政治秩序模型，强调政治制度化对于平衡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无疑看到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的核心特征和关键机制。该命题对于正处在全面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题中之义。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还比较低，还不能很好地容纳或适应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这可以说是威胁中国政治稳定局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包括政治、经济和行政制度等诸多层面的全面建设无疑是当前中国政府首要任务之一。鉴于国家机构垄断了制定规则与强制性实施规则的权力，政治制度化（即国家建设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政体内部，它的发动、建设、评估、巩固等环节主要是靠政体内部的机构和人员去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政治秩序模型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合理的。但如前文所述，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政府的主要功能也在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涉及到政体外部广阔的社会领域。因此，考察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不仅要在政体内部进行国家建设，还要在政体外部进行社会建设，即不仅通过国家建设（政治制度化）来容纳或适应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而且通过社会建设来发展社会和谐机制和抑制民众在政治参与中的激进化倾向。换言之，如果没有社会建设的均衡发展，政治制度化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政治绩效。因此，要完善政治秩序模型，就需要在政治制度化这个环节上加上社会建设。而这种努力需要一种更有效的分析框架为之提供说明或解释。在本文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围绕社会资本展开的理论建构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思路。
关于社会资本与政治（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近几年来，已经有中国学者对此展开了一些讨论。⑦ 但这些讨论停留在对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初步的功能性描述，没有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体系进行应有的反思，没有试图去建构一个分析框架，也没有尝试去对相关的理论视角进行应有的回应。因此，本文也正是试图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一些突破。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就社会资本的定义、要素、功能、机制等问题的争论很是激烈。其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一个社会（大到国家、区域性组织和国际性组织，小到社区、企业和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的构成和性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个体和集体行为，也影响着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治理模式”。⑧ 但鉴于社会资本的层次、要素、特性或功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同的学者往往就自己所关注的特定层次、要素、特性或功能去构建某种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体系。⑨ 这种状况在繁荣这项研究的同时，也常常使得社会资本过于“多歧性”而削弱了这项研究的一致性和可交流性。鉴于此，戴维德·哈尔潘恩（David Halpern）总结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本概念体系，并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图式，见图1。⑩ 上述的各种争论似乎可以在这个概念图式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消解。
图1 社会资本的概念图式
（资料来源：David Halpern,Social Capital,Polity Press,Malden,2005,p.27.）
首先在戴维德·哈尔潘恩看来，社会不是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事实上，人们通过一些社会结构（包括交往网络和关于如何行动的共享知识）而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个社会有机结构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和谁、以及怎样进行互动和合作。这种平日里的联系结构和默契的合作需要用社会资本概念去阐明的。(11) 在这个概念图式中，首先涉及社会资本的三个构成要素：网络、规范和奖罚机制。网络揭示的是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规范是为某个团体成员们所共享的规则、价值和期望，而奖惩机制有助于维持既定的网络和规范。这里的规范和奖惩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其次，分析的层次或领域分为个人、组织、社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等。这也是研究者之间发生争论最多的地方。确实，社会资本是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第三，根据其属性或功能，社会资本可以被概括成三种类型，即内聚型（bonding）、跨接型（bridging）、贯联型（linking）。其中，内聚式社会资本，是指强烈的结合及社会凝聚的特质，例如具有同质属性的家庭与族群内部成员；跨接式社会资本指涉一种微弱、松散，但却是跨接横越式的联结，以及一种社会润滑的特质。例如具有异质属性的不同族群的结盟、工商协会、朋友的朋友；贯联式社会资本，强调不同权力层次或社会地位的联结，例如政治精英与一般大众的联结，以及不同社会阶级的结合，(12) 或者说是描述拥有非常不平等的权力和资源的个人、社区的网络之间相结合的程度。(13)
在这个概念图式中，各种基本“指标”之间不同的排列或组合构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人们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其中进行选择，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各种解释模型。同时，这个图式也为我们评估既有的各种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以此图式观之，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归结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14) 的问题出在他把社会资本的作为来源的构成要素“规范、网络”同它们所提供的资源“信任”这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混同起来。
但是，这个概念图式也有一点瑕疵，如戴维德把“规范”、“奖惩机制”和“网络”这些用来表明社会资本来源的因素视作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忽视了对社会资本的内核即“资源”进行足够的讨论。社会资本在本质上说就是社会资源，即“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5) 因此，在使用中，要使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别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解释意义，必须关注特定社会资本提供了什么样（类别与数量）的社会资源。
关于哪些社会资源可以视作社会资本的讨论也很多，就“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这个议题而言，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资源主要包括这样三类，即信息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支持（情感和信任等因素）。这些资源以特定的社会网络为载体，并体现了该网络所特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和奖惩机制等。首先，在社会网络中，信息的流动和丰富程度对于任何个人或组织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源，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局势的判断以及行动策略选择的空间。其次，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或集体行动往往依托于某种形式的组织，组织资源的多寡构成了影响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基础性要素。最后是，信任和情感资源是行动者获得各种各样社会支持的最主要来源。总之，由这三种资源构成的社会资本总量（该概念是一个涵盖质和量两方面的描述性的概念）的多寡对行动者们的行动成本、效率、方式以及结果均产生重要影响。(16) 而且，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这些资源的状况又是通过内聚型、跨接型和贯联型这三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该社会里的分布状况体现出来的。一般而言，一个社会里，一般不缺内聚型社会资本，但对于政治参与而言，后两类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则更显得意义重要，见图2。因为，后两类社会资本，更倾向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或狭隘的“俱乐部物品”。(17)
图2 社会资本的类型分布和社会资本总量关系示意图（作者自拟）
就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研究而言，所讨论的社会资本应该是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着重去阐明一个组织、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这些议题主要集中在图1所标示的中观层次上。而且，社会资本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这个中间变量来实现的。具体来说，一个社会网络中的信息资源越多，就越有利于一个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对局势做出趋于全面和客观的判断，因而对政治参与的方式选择更倾向于多样化和理性化；在组织资源越丰富的社会里，政治参与越倾向于在常规的制度框架内进行；(18) 信任和情感资源越丰富的社会里，政治参与的激进化和暴力化倾向越弱。(19) 总体说来，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既定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的激进化、暴力化程度同社会资本总量是一种反比关系，相应地，政治稳定同社会资本总量成一种正比关系。(20) 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层次、类别、属性和所提供资源的描述和分析来讨论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复杂的互动关系。
这个框架为我们分析当前中国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例如，学者们对基层民众的政治、法治等素质、谣言的传播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讨论信息资源在民众中的分布和拥有量等问题；对民众政治参与组织化程度的讨论主要涉及的是组织资源的多寡与功效问题；而对干群矛盾、集体怨恨等问题的讨论涉及的是信任或情感等资源的分布与影响的问题。在2008年发生的轰动全国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都是由众多群众参与的、以公共设施或公务人员为对象施加暴力的、影响当地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都同当地干群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在信息资源、组织资源和信任或情感资源等方面严重缺失的状况有关。其中，公共事务的准确信息没有在群体间得到及时的传递和流通，导致谣言四处传播并起到了重要的负面的动员作用；缺乏有效的组织资源去聚集和协调群众的利益表达，导致了类似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的临时聚集的群体涌现，并使群众的“情感表达”占了上风；干群之间，不同利益群众之间长期的不信任、甚至怨恨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难以采取一种理性化、常规化的措施去解决集体的困境。这些状况均表明在这些地方，社会资本的存量严重不足，导致集体行动难以循着制度化和常规化的轨道发生或发展，相反，往往会由一个小小的导火索而引发破坏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三
如前所述，一个社会中，作为准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社会资本的存量越丰富，民众的政治参与更加理性而有序，政治和社会也更趋于稳定。因此，投资社会资本也就成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社会措施。就当前中国国情而言，社会资本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资本投资；二是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资本投资。前者主要是源于个人或组织（社区）利益需要而投资的社会资本，其中，“创新组织（社区）的集体活动是增加其社会资本的关键”；而后者的“目的和手段服从于它作为公共部门的特性和要求”，其手段主要是“宏观政策的引导和法律的支持、援助，其目的在于营造一种有利于社会资本发展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环境”。(21) 具体来说，至少要着力做好以下的工作，如发展自治组织、建立公民参与网络、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尊重和保护传统等。这些措施也涉及到一些制度建设，但这些制度远不是政治制度化概念所能涵盖的。根据安尼路德·克里舒那（Anirudh Krishna）的研究，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增长主要是通过社区组织的内在性的努力而实现的。在起始阶段，居民的自组织和本地领袖，以及本地规则的构建和降低经济不平等均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增长。(22) 因此，这些措施的着力点就在于，在邻居、社区和阶层间等各个层次的社会网络中，提高信息的开放和流动，尽量把一盘散沙的民众通过各种正式、合法的协会组织起来，增加民众之间、干群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信任 和情感，从而使社会资本的存量得到大大的提高。
通过以上的讨论，本文在亨廷顿经典政治秩序模型（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整合性模型，即：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投资社会资本＝政治不稳定
简言之，这个新模型所要表达的命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在政治制度化程度既定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的激进化或暴力化程度同社会资本总量是一种反比关系，即政治稳定同社会资本总量成一种正比关系；相应地，在社会资本存量既定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的激进化或暴力化程度同政治制度化是一种反比关系，政治稳定同政治制度化成一种正比关系。而在政治制度化和社会资本这两个维度上的同时提升，无疑会更有效地降低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民众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政治稳定方面的巨大压力，首先要强调政治制度化，即加强国家建设，(23) 同时，也要投资社会资本，即加强社会建设。进一步讲，政治制度化和投资社会资本这两项任务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要实现的目标不仅仅是政治稳定，而是在保证政治稳定这个前提下，共同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和谐发展。
第三，这个模型涵盖了政治制度化同投资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政治制度化的绩效是同社会资本的存量息息相关的，一般而言，社会资本的存量越高，政治制度化的绩效就越高。而投资社会资本是需要政治制度化提供更加有效的规范和奖惩机制，即政治制度化程度越高，投资社会资本的绩效就越高。因此，概括地说，投资社会资本可以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绩效，而政治制度化可以提高投资社会资本的绩效，即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相关的互动关系。
以上这些命题，可以在表1中得到补充性的说明。
表1所示的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诸多差异，恰好二者之间对于容纳或规制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维持或促进政治（社会）稳定这些目标而构成了相互补充、促进或平衡的关系。
总之，本文在中国语境里从经验和理论两个维度对亨廷顿的经典政治秩序模型进行了反思并构建了一个改进型的政治秩序模型。新模型把投资社会资本和政治制度化并列，看成是通过对政治参与的干预影响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同时，本文针对国内关于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既有研究的不足，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体系进行反思。但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个新模型的研究还停留在一个宏观描述和理论分析阶段，围绕该模型展开深入研究并不断反思无疑是一项更加重要和细致的任务。
注释：
① 如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② 如聂运麟，《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刘晓凯，《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与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黄新华，《政治发展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探析》，《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如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赵树楷，《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④ 社会冲突理论中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支，在本文中，笔者把这部分研究归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议题下面。除此之外，中国学者对社会冲突理论的引介和运用主要围绕以韦伯、齐美尔、科塞等代表人物的理论展开的。如叶克林，蒋影明，《现代社会冲突论：从米尔斯到达能多夫和科瑟尔-三论美国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李琼，《社会冲突的新视角：边界冲突》，《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为社会失范为视角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力，主要作品有《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⑤ 亨廷顿经典政治秩序模型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发生这些暴力和骚乱事件的根源何在？”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的集团急起参与政治，而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又十分缓慢。”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任何一种特定政体的稳定性都取决于参政水平与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即政治稳定性取决于政治制度化对参政的比率。该命题用公式来表示，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也即亨廷顿经典政治秩序模型。由此，“要想维持政治稳定性，必须在参政扩大的同时，使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连续性随之增长。”（［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聂振雄、石浮、宁安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50、85页）。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亨廷顿的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的出版，经典政治秩序模型在中国传播开来，并逐渐成为分析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主流范式。
⑥ 鉴于农村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原因，学者们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去研究以农民为主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类文献很多，如郭正林，《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周大鸣、梅方权，《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14个村庄田野资料的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周作瀚、张英洪，《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权》，《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2期等。
⑦ 如黄展涛，《浅析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谢岳，《论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等。
⑧ 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⑨ 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⑩ David Halpern,Social Capital,Polity Press,Malden,2005,p.27.
(11) David Halpern,Social Capital,Polity Press,Malden,2005,p.3.
(12) 李宗勋，2008，“网络社会与安全治理”，“探索公共行政真义：吴定教授荣退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第9页。来源：http://pa.nccu.edu.tw/doc/Wu/afternoon/1-2-2.pdf.而最早对这样的分类进行探讨的是欧瑞格和卡特斯（Ozga & Catts,2004,p.2），参见Joan Forbes,Types of social capital:tools to explore service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Education,Vol.10,No.6,November 2006,p.570.
(13) David Halpern,Social Capital,Polity Press,Malden,2005,p.25.
(14)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15)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北京，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8、95页。
(16) Weisingera,Judith Y.; Black,Janice A.Strategic Resources and Social Capital,Ir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 Special Issue,pp.145-170,26.
(17) 这个观点一直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共识，比如认为“具有强烈家庭内部或种族内部信任关系的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因为，明显有利于国家经济绩效的信任是陌生人之间或国家内部随机的两个居民之间的信任。”（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18)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页。
(19) Lederman,Daniel; Loayza,Norman; Menendez,Ana Maria,Violent Crime: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Ee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Apr2002,Vol.50 Issue 3,pp.509,31.
(20) 有一项和这个命题相类似的研究是把社会凝聚力看作社会资本和暴力冲突之间的关键性干预变量，其中社会凝聚力表达了社会两个广泛的交错在一起的特征，即潜在冲突的缺失和存在密切的社会纽带（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凝聚力：来自柬埔寨和卢旺达的案例分析”，《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21) 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74页。
(22) Anirudh Krishna,How Does Social Capital Grow? A Seven- Year Study of Villages in India,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November 2007,pp.941-956.
(23) 代表性的文献有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郑永年，《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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