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以笔者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为依据，探讨文学史建设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主要包括：文学史观；研究视角与研究本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表达方式，方法与模式，史著的框架与学术个性。
关键词 文学史观 研究视角 研究模式 史著框架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新兴的年轻的独立学科。我们有理由把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①]的面世视作它诞生的标志。而196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②]是《初稿》的前奏曲。60年代，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当代文学史学科。这是无庸争论的事实。建国30年来，难以精确统计的文学批评论文、文学专题论争、作家论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包括《史稿》的撰著，为《初稿》的生成作了资料、思想与理论准备。
此后又有数以十计的当代文学史面世，它们在《初稿》的基础上各有不同的拓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当代文学断代史、分类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上述成果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实绩。但这并非是说，它的研究已经很充分，更不是可以就此止步了。当代文学史的分类史、专题史尚有不少空白地带。如文学批评史、文学风格史、创作方法史等；断代史也有不少应该开展研究而尚未涉及的课题，如“文化革命”文学史、“大跃进时期”文学史、反右派运动文学史等。
就当代文学通史而言，从质量上讲，目前处于一种徘徊的态势。这种态势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急待超越升腾。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任何文学史研究都是如此：如果缺少创新，而只是编写模仿性的文学史，作重复性的工作，就不具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且，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著，不只是文学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文学史工作者实现自我学术价值的必需。这双重因素构成了文学史研究前进的驱动力。
当代文学史从学术水准和读者对象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普及型与提高型两大品类，这两类文学史需要互补而又在各自的基础上不断突破，以求二者在新的层次上平衡。诚然，它们各自突破的途径有所不同。
提高型的当代文学史主要供给从事文学专业研究的较高层次的学者、专家阅读，它可以允许撰著者致力于学术探讨，鼓励发表一家之言。只要研究力量和财力允许，这类文学史品种愈多愈好，因为它可以促进文学史学科的争鸣、比较与竞争，从而向高层次发展。
历史与时代产生了这种需要，而且在客观上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无论国内，或者域外，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就总趋势而言，当代学术正沿着宏观化、微观化及交叉化的趋势追求整体学术水平的超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也应该顺应这一潮流。
近几年来，笔者在完成《中国当代小说史稿》[③]后，又主持了五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④]的研究与撰著。这部《综史》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形态发展史、主题发展史、作家文学观发展史、思潮发展史及批评发展史。在学术实践中，笔者探究了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事实上，这些理论问题与其它文学史乃至文学学术研究也不无关联。为此，不避浅陋，斗胆陈述，以求引玉。
一 文学史观
文学史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文学史的认识论文学史观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它必须符合普遍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否则，将处于原始的摸索的本能性认识，或者以其它认识论为指导而步入歧途。
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等同于文学史观。
文学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象的中介物。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的形成，是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当代文学本体相结合的产物。在这里，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本体的自我属性：它是社会性精神产品，它是审美性精神产品，它又是中国当代的精神产品。文学本体客观的特殊性要求特定的相应的认识论去认知它、把握它。这就是说，当代文学史观具有客观性；文学史研究毕竟要由文学史家去实现，文学史观毕竟要经由具体人去操作，因之，文学史观必然具有主观性。只顾及文学本体的特殊性而忽视文学史家的个人条件、能力与审美意识，硬性对文学史观作出规定，文学史家要么难以接受，要么勉强接受也难以获得研究的成功。反之亦然，如果只顾及文学史家的主观状况而忽视文学本体的特殊属性，操显微镜而欲观星空，目的难以实现。只有文学史家与文学本体达到某种契合、统一，才会有正确的文学史观。
我们的文学史观对当代文学的性质作出自己的判断，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当代的社会性、政治性，同时，它又具有当代的审美性。
我们的文学史观，试图对当代文学的功能作出科学的说明。这种文学史观认定文学具有认识、功利与审美的多元功能，或说是多元功能的组合。
基于对当代文学性质与功能的认识，我们评判文学作品与其它文学现象的基本价值尺度是历史审美标准。在以往的文学实践中，“十七年”文坛所使用的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的评判尺度，后来发展为政治标准唯一，使文学的评估发生了倾斜；而“文革”中以“路线斗争”为标准衡量文学，导致文学评判的严重失落；“文革”结束之后，出现过人道主义标准及其它哲学、美学标准。实践证明，它们具有严重的局限性或片面性，而历史审美标准则是科学的、符合我国文学实践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的基本要求是：真实性、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而以审美性为出发点与归宿。在我们的特定的文学史体例中，对具体作家作品不进行全面的评估，但我们对作品的整体，对作品的某个层面及其它现象要作出评判，我们所采用的就是这种历史审美标准。我们对作品形态、思想乃至文学思潮、文学批评现象的评估都是如此。
当代文学作品的本体结构，是多层面、多部分的组成。它是一个系统，可以分析，也可以综合。我们认为，文学包含多重因子，但主要是人的情感，是人的情感的对象化，是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文学史的核心就是阐述当代人性及其灵魂完美建构的发展史。
我们的文学史观对当代文学的发生，作出自己的解释。当代文学的外部生存环境，包括社会现实生活，包括政治、哲学、史学、宗教等条件，它们输入当代作家的头脑，经过复杂的审美加工，输出的是当代文学作品。
关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认为，文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因果运动、函数运动，即是说，并非一个因素决定文学发展的一个肯定性结果，例如认为阶级斗争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或认为天才作家决定着文学的发展。史实并非如此。
史实是：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复杂的、有机的因果运动、发生运动、相关运动。换言之，是多种因素经过复杂的发生过程推动当代文学的多种可能性的发展，亦即可能发展繁荣，也可能徘徊停滞乃至倒退，可能是某一文学门类的繁盛，也可能是全面的繁盛；可能是某一文学门类的停滞，也可能是全面的停滞，如此等等，产生各种可能的结果。当然，这并非是说，文学的发展不可解释，而是说无论原因或结果，都可以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也不是说，当代文学发展的前景不可预测，而是可以作出可能性预测，但预测毕竟是一种可能性，并非算命先生的妄言推断。
我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诸社会因素，还包括自然环境因素）通过作家而发生复杂的审美运动，其趋势呈现为多元相关关系。文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调节作用，它追求平衡——不平衡——平衡，如此曲折艰难地向前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外域文学的影响不可忽视。建国之初，当代中国文学仿效苏联文学的痕迹明显存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功与过，不能完全归之于苏联文学及其理论的作用，但也不可忽视它的影响。而新时期，西方的文化、文学浪潮般涌向中国，使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有了又一次碰击与对话的机遇。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照搬西方文学，或者称之为文学全盘西化；反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将会使西方文学的影响中国化。外域文学引入之后的民族化趋势，是不可能逆转的。因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开放与统一的过程，是变革与继承优秀传统的统一过程。
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毕竟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内驱力。它从生产到消费构成一个自足的系统运动。“文革”前，人们把读者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这种观念在新时期受到了惩罚。俗文学对雅文学的挑战，即是这种惩罚的证明。这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在文学的发展中，不可以忽视读者的反馈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对读者也并不只是消极的顺从，而是积极的适应与引导。文学作品有责任循序渐进地引导读者审美品位的不断提高。
读者的反馈作用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内驱力之一，但这种内驱力只能作用于作家，对文学作品的发展毕竟只能起间接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文学创作的发展的更为直接的力量，则在创作活动内部。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作家的文学观与创作的矛盾运动。作家的文学观是决定作家的创作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因素。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就会有相应的创作实践及其成果。创作实践也会制约作家的文学观，它提示或要求作家不断地调整或更新自己的文学观。
如果我们进一步作内向的考察，作深层的剖析，如果我们把作家的文学观看作外部条件，我们将会发现文学发展的最为直接、最为根本的内驱力在于文学作品自身的矛盾运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作品形态与思想内容的矛盾运动。作品的形态是作品的物质外壳，而思想内容则是隐藏其中的精神内涵。作品的形态既是思想内容的对象化，又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或者说，它自身具有相对的历史承续性、稳定性，又具有自身的审美价值。而思想内涵在创作的孕育中对形态已有依赖和规定。从文学作品的历史运行轨迹去考察，思想内容也有某种承续性、稳定性及其自身的独立的审美价值。作品的形态与思想内容的相互促进、制约、相依为命的运动，这正是当代文学作品最为根本的内部矛盾运动。正是这一运动，推动着当代文学作品的更新发展或停滞倒退。
作品形态与思想内容矛盾运动的正常发展，可以促进创作发展，而人为地从外部干预作品的思想内容或形态，则导致文学创作走向歧途。“文革”是历史实证，规定“三突出”的内容也好，规定“样板”形态也好，实践的结局是文学向非文学化堕落。
二 研究视角与对象本体
在文学史观的指导下，探讨与解决研究视角和对象本体，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当代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撰著者对当代文学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的认识与把握，是文学史家主观征服客观对象的产物。因之，文学史的超越也只能从它的发生过程去思考与发现。
如果我们作出分析，从较深的层次去把握研究客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分解为若干部分。大致而言，是这样四个板块：中国当代作家；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现象；中国当代批评家及读者。这就是说，对任何一个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就可能形成一种当代文学史，即：中国当代文学题材史、作家史（作品发生史、个体评传或流派史、或整体作家研究）、文学作品发展史（可以包括作品主题思想史、形态史、创作方法史、风格史等）、文学思潮发展史（包括文学运动史、创作思潮史、理论思潮史、接受思潮史等）、当代文学接受史（包括一般读者接受史、批评家接受史即当代文学批评史）。诚然，也可以有将这些板块综合在一起的中国当代文学综合发展史。
研究对象不能脱离研究主体，脱离开研究主体的研究对象不具有学术意义。只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结合才可能构成学术活动。就文学史家主体而言，相同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文学史家的笔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文学史家的区别既在于知识结构、学识水平的不同，也在于运用的研究视角、研究指导思想的不同。
以不同的视角，可以写出不同的当代文学史，单一视角，可以写出单一面貌的文学史，如用单一的政治学观点，可以写出文学政治思想史；用文化观点，可以写出文学文化发展史；用复合视角，则可能作出多方位的把握，写出综合性文学史。若用外视角，可能写出描述性文学史；若用内视角，则可能写出揭示深层结构的文学史，例如文学文本发展史、文学语言发展史、作家文学观发展史、作家审美意识发展史，等等。
我们所撰著的当代文学发展综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面对研究客体的总体。我们的视角将单一与复合结合而以复合视角为主；内外视角结合而以内视角为主；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结合，努力做到宏观把握与微观操作的统一。
研究的视角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方式。我们的研究视角是我们把握与克服研究对象的独特手段之一，是我们的思维矢向。研究视角是为研究内容与目的服务的，我们要开展中国当代文学综史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视角的多样与灵活。
我们试图对当代文学作出整体性把握，这就要求我们采用宏观的俯视的思维矢向，站在文学之外的一个制高点上鸟瞰当代文学，作出总体设计。我们从共时性的矢向考察了当代文学的整体及各个部分，又从历时性的矢向考察了它的整体及其各部分的运动状况，肯定了当代文学从生产（创作）到消费（阅读）的自足运动。为了剖析、论述当代文学的这一自足运动，并且估量到我们的实际力量，从共时性的角度，决定从五个部分去开展研究，即：当代文学的形态发展史、当代文学的主题发展史、当代作家文学观的发展史、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史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史。这五个部分也构成本综史的五卷。
我们将单一视角与复合视角相结合，具体操作可能多用单一视角，但从整体看，则是多视角的综合利用。我们将内视角与外视角相结合，一般而论，叙述时多用外视角，而剖析时，则多用内视角。我们将内、外视角交叉运用，以达到深层把握的目的。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们的研究与表述是，将动态视角与静态视角相结合而运用。在整体上，我们是以动态视角为主导。力求做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而相得益彰。
三 研究的方法与模式
我们要完成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要在研究中实现文学史观与研究视角，还有赖于解决研究方式及史著框架诸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方式与撰著的表述方式是统一的，但并不等同。研究的方式方法重在认识的扩展与深化，重在学术观点的形成，而表述的方式方法重在对思维成果的传达。前者侧重动态的过程，后者侧重静态的结果。
和其它学科的发展一样，当代文学史的发展、研究工作，也显示为两个趋势，一个是扩展研究的空间并进行高度的概括；一个是缩小研究的对象，将其分割到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基本单位，例如一篇作品乃至句、词，并对其作细微深入的研究。这也许可以分别称之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这两者是背反的方向，不同的文学史家可以有所侧重，但是，对文学史家来讲，又必须同时操作并将其统一起来。在研究中如此，尤其是表述中更是如此。这就是，宏观寓于微观之中，微观体现着宏观；宏观又统辖微观，制约微观。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著中，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各自发展状况及其统一的程度，将决定文学史的品位与风貌。
由此可知，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著，其方式方法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有二者兼而共之的。总之，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方式方法是一个不同层次、不同因子组成的系统。事实上，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形成与操作自己的研究方式方法。
作为学术研究，一般学者并不过分看重方法论的理论探讨，而注重它的操作、它的实践性。方法论是否正确，是否为最佳选择，也要由文学史研究实践作出鉴定。但是，研究工作中，有无方法论意识，研究工作的结果会大有差异。只有在研究工作伊始，乃至终结，一直清醒地注意方法论的形成与运用，才能有利于研究取得成效；反之，对方法论只是处于本能盲目的状态，必然影响研究成果的取得。诚然，方法论并非先验的存在，并非在研究前选定即一成不变；而是只能作出大致的选择与确定，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进行校正、调整。
要而言之，我们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研究与表述的方法论，有两个主要层次，即：作为宏观的总体把握，运用模式化的方法；作为微观的具体操作，采用历史审美的主导方法与多元方法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模式化的方法，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表现为一种规范化的流程。大致而言，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对文学史研究资料的占有。即广泛搜集当代文学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的有关资料，如：文学批评论文、文学消息、作家笔谈、读者反应等等，在此基础上，加以初步的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进而形成资料长编；第二步，模式的发现。模式即系统的存在方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由层次不同、规模不同的系统组成，文学史亦莫能外。文学史中模式的存在是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去发现它。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资料加以归纳、分析，初步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是由纵横交织（或曰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叉）的大小不同的模式所组成。这种模式结构呈现为宝塔型，有总有分，有层次，有统一。从纵向看，呈现为几个阶段模式，从横向看，又呈现为流变的若干不同模式。第三步，概念的生成。模式本身需要概念表达，而模式的结构要素也需要充足的概念作为表达符号。对模式及其结构归纳出若干概念的过程，也是对模式的认识与把握深化的过程，是将模式规范化理论化的过程。对概念的科学界定，将使模式定型与明晰。
模式化方法的运用，在当代文学史的撰述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史论结合的独特表述。我们的做法是：其一，以不同模式的组合、排列形成当代文学史的结构框架；其二，以概念为支点展开叙述与论证；其三，以文学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作为概念表述的血肉，从而形成理论较为明晰而又资料相对充实的文学史实体。
模式化的方法，是我们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鉴、移植而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只要研究对象本身客观存在着不同的系统，就可以运用这种方法去把握它。但是，系统、模式这种范畴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它的外延广而内涵稀薄，它是理性抽象的产物。作为实际事物中存在的系统、模式，它们是客观实体，比起作为范畴的系统、模式来，则非常具体、生动、多样、丰富与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使用模式化的方法时力戒公式化、一律化，要发现与尊重不同事物的个性。文学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其内核是人的情感的对象化，而情感又具有难以捕捉的神秘性，所以，对于文学模式更要注意个性特征，切忌“一刀切”、一律看待。而且，模式只能包容一般事物，个别事物难免会有例外，如果这个别例外具有史的价值，就要妥当处理，而不能由于它不合模式而弃置不顾。
关于微观的具体操作，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表述中，我们都以历史审美方法为主导方法，而其它方法为辅助方法。历史审美批评既是我们的文学史观的组成部分，又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具体操作方法。
何以将历史审美批评作为主导方法而不作其它选择？这是因为，文学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它必然包容着历史内容；同时，它又是审美化的历史内容。因之，要对它作出认识、分析、评估，应该使用历史审美的方法。这是方法与史实的契合。
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说明所有的作品与其它文学现象，例如对于现代主义的作品及其它文学现象，并不完全吻合，因之，有必要辅之以其它的研究方法，以为补充。如发生学研究、心理研究、精神分析、原型研究、形态研究、文本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具体方法的主次结合而主次分明，互为补充，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手段，有利于研究内容的充实。
四 史著框架与学术个性
框架是史著从思想走向现实的物质依托，其成败优劣直接影响着史著的品位。根据我们的实践，应该重视如此三个原则。
其一，构建史著框架的出发点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史著而言，如无逻辑即理性的统帅，将是一盘散沙式的资料堆积；如无历史，将导向纯理论著作，而在实际上取消了史著。逻辑与历史也不能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事物。逻辑必须来自历史，亦即从史实中概括出概念、范畴与规律；历史又必须升华为逻辑，即对历史现象要作出本质化的把握。我们的《综史》由若干系统、层面组成了较为庞大而严密的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史著的框架。
其二，认真对待与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构建史著框架的一个关键环节。大致而言，史著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从横向看，是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是整体与纵剖面的关系；从纵向看，则是整体与层面的关系，是历史全过程与阶段性的关系。从史著的外在形式而言，是全书的整体与章节的关系处理。能否提炼、概括史著的“纲”即其宗旨，同时能否使每一局部即每一章、每一节乃至每一段落都体现宗旨、流贯宗旨的血液，这对史著的成败是一种真切而艰难的考验。
我们的《综史》以历时性模式为经设立五卷，以共时性模式为纬，每卷均设四章。各卷之间分工协作，互为补充，从而构成本书的框架总体，如下图所示。
其三，密度的分布，在构建与实现史著的框架中也值得注视。如果我们把史著内容浓度大的地方称为密，将浓度小的地方称为疏，则应该要求史著有疏有密、疏密有致、和谐匀称，不可以密而不疏，内容臃肿，更不可以疏而无密，内容单薄模糊。
至于史著的学术个性，与框架密切相关，但显然决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术个性，是史著的独具特征的综合体现，是史著的独特风貌。它是史著的独特的文学史观、研究视角、研究方式与框架的特征的统一表现。它应该在史著的发生中天然浑成，而不可以是外在的矫饰。
我们不可以讳言学术个性的出现与存在，甚至我们认为学术个性不仅是需要的乃至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学术著作安身立命之所在。个性是独创的标志。可以说，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有其学术个性，而无学术个性者必是平庸之作。诚然，这里所说的是真正的学术个性，而非糟糕的“个性化”。
史著家应该有清醒而强烈的个性意识，应该自觉追求学术个性。自觉追求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文学史观、研究视角、方法论，自觉追求独特的结构方式即史著框架，自觉追求独特的文字表述方式。
关于我们的《综史》的学术个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从当代文学发生到消费的运行过程把握中国当代文学，试图探讨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其二，试图创立全方位、系统化、综合性的文学史结构模式；其三，采用史实（文学现象）——模式（系统区分）——概念（理论概括）的研究途径与表述方式，在研究手段上有所革新与尝试。
学术个性的优长与局限是天然的共生体。在我们的《综史》中局限性至为明显，限于本文篇幅不再赘述。我们希望当代文学史著研究者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学术个性，也尽可能地克服其局限性。
注释：
①郭志刚等18人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华中师范学院编著，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
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