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文化化评析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面临的挑战
徐雁红
（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 在当代，意识形态在其表现形式上呈现出文化化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把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化为价值的争论；其二是把意识形态消融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之中；其三是把意识形态对立转化为文明冲突。这三种形式从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关键词] 文化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整合与动员的精神力量，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征。在当代，意识形态的文化化无疑是其重要特征之一。意识形态文化化指的是意识形态不再主要以意识形态本身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是以各种文化的形式体现出其对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虽然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文化本身。如果说文化是指一定群体的历史、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知识等，那么，意识形态则是其中有关社会公共生活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政治纲领”[1]（P211）。“世俗化的意识形态领域关心的则是此岸世界转变中的公共方案”[2](P4）。因此，在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政治文化，其主体是民族国家、阶级或利益集团，意识形态的对立主要源于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野。
意识形态文化化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是把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化为价值的争论；其二是把意识形态消融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之中；其三是把意识形态对立转化为文明冲突。从表面看起来，文化化的形式似乎使意识形态得到了强化、扩展和普遍化，但在本质上是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公共性、利益的分野等本质规定遮蔽了，进一步来说这种形式暗含着弱化、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倘若我们把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纳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阐释中，将被意识形态文化化的形式误导，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与话语权丧失的危机。
一、将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价值之争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将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价值之争的现象。从60年代美国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到90年代的“历史的终结”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这一特征。其内含的逻辑是将意识形态终结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终结[2]（P72）。其突出表现是用文化价值观上的分歧笼统解释为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或者不同阶级、利益集团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例如把资本主义国家间交流合作的纽带归结为相同的价值观，而把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斗争诠释为民主与集权、自由与奴役、尊重人权与践踏人权的斗争，冷战结束后，福山断定“自由民主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向完成”。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与文化，成为惟一一贯的政治憧憬对象”[3]（P4）。为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的“最优选择”？福山试图从历史与价值观角度为其寻找到合法性根基，其路径是将这一政治选择转换成普遍的历史价值诉求，并将其建立在人性论的根基上，认为只有自由民主才能满足人性中的“承认的需求”、不断膨胀的欲望、理性等。按照这一逻辑，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别是价值观上的对立。
这一论证的实质是用文化与抽象的人性来解释现实政治中的分歧与对立。其目的一是可以淡化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用价值文化来掩饰政治，这就可以为西方现行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披上“高尚”的外衣，标榜占据道德制高点，自诩为“普世价值”的代表；二是用以掩盖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现实性功利目的；三是以其作为同化、分化非西方国家的话语工具。意识形态的渗透通过“掩饰、否认或含糊其词、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来建立或支撑”[4]（P69）的操作方式来实现。正如一些人所惯用的伎俩经常将自由、民主、人权等具体化为西方的文化、制度形式并将其直接指涉为价值本身，他们往往依自身的利益取向来界定与改变价值内涵，这其实是偷梁换柱。
这种意识形态价值化的现象在国内也有所反映，当前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普世价值、尤其是关于“自由民主”普世性的争论中。其实这个争论中的焦点是自由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由谁来掌握这个定义权？定义不同，对于中国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就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正如齐泽克所说：“意义不是某个意识形态本身之要素的固有部分，——相反，这些要素充当作‘自由漂移的能指’，其意义是由它们霸权的表达方式固定的。比如，生态学永远不是‘生态学本身’，它永远被束缚于一个独特的等义系列之中：它可以是保守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自我管理的，等等”[5]（P11）。生态主义是如此，自由与民主更是同样。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党的群众史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等一系列群众思想，并在实践中通过对中国道路的有益探索，最终创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群众观点和以此为基础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史观的首创人和践行者。
二、将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意识形态文化化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即是挑战也是机遇。从挑战来看，意识形态文化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遮蔽、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用这些功能性的“大众文化”批判来削弱甚至取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主流性意识形态建构的可能性。在大量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充斥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今天，如何在批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探索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形式、新途径，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如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日的独特吸引力，保持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关键是我们能够在文化形式越来越广泛、文化自由越来越充分的今天，能够对上述问题做出有效的回应。
意识形态固然离不开价值之维，利益不同特定意识形态的“能指”往往也不同。因此，关于价值真正本质的思考必须将抽象的价值与现实的利益联系起来。平等的价值对话有利于增进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对于服务于特定利益的、具有战略企图性的价值论争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反对以具体政治制度等现实表现形式来代替价值的全部内涵，抵制抽象化的所谓“普世价值”。
可以看出，西方许多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化现象的敏锐察觉、深入分析和批判性立场，使我们对大众文化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后果保有一份必要的警醒，指出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一方面包罗起来，同时又把它们掩盖而隐藏起来”[9]（P67）。是值得称道和接受的。但这一批判也同样存在着不足：将意识形态的批判归结为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批判，虽然这一论题的转换——由经济政治转向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其实质是将人的经济政治解放转换成了日常生活的解放。日常生活的批判与解放如果不与经济政治的批判与解放联系起来，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这一思潮的代表是文明冲突论。享庭顿认为冷战期间不同政治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来界定的。冷战结束后人们需要以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国际政治新的变化，而“文明的冲突”模式恰恰满足了这一需要。人们愿意认同并不惜生命为之战斗的是信仰和宗教、和价值观——文明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冲突。“在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10]（P7）。世界冲突将主要源于文明的差异，尤其是以美欧为首的西方文明与儒家和伊斯兰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的冲突。
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化现象，其含义是指当代大众文化具有了类似于意识形态对于特定社会的整合、动员与控制的功能。在当代社会中这种“功能性意识形态”使大众文化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等特征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众文化凭借当代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文化消费产业的蓬勃兴起，在公共生活中迅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意识形态也由此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西方马克思主义较早关注到了这种新的变化，并对此展开了研究与批判。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产业化的文化发展已经深度融入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形象观念、讯息观念、以及通过对公众的内心动机的了解来操纵公众，已经成为目前我们的文化的一种关键”[6]（P135）。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把每个人都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7]（P118）。大众文化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水泥”。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逻辑在一定意义上被后现代主义所承接，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大众文化广泛的影响性同样被集中审视：“在以大众传播为特点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8]（P286）。大众文化正是以这种形式造成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同，从而丧失了其批判能力。
三、将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文明冲突
动态心电图不仅具有无创的优点,还能对ST波段的变化情况进行长时间、动态记录,能够实时反映出患者的ST波段异常[3],对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的发作情况、缺血程度可予以有效的显示,从而降低漏诊率。
享庭顿自认为开创性了一个观察世界政治的新模式。然而，以文明的冲突来代替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弄清国际政治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国际政治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主体之间基于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利益而进行的交往、合作或竞争、冲突乃至战争，其中，文化或文明只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之一。但在享氏看来，文明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其它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与意识形态反倒无足轻重了。而实质上，文明冲突虽然是影响世界政治的一个因素，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因素，但一般不会单独地发生影响，而往往是在与经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才起到诱因及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一样具有社会动员与整合的功能，所以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往往会借助于、转化为文明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文明在冲突中的作用终归是有限的非决定性的。
英住进肿瘤中心接受治疗之前，经历了几次波折。省城工作的外甥一个电话，就像救命的一根稻草，让早已宣判死刑的英重获新生。外甥告诉英，她的病可以治疗。英从病榻走向阳光，她看到了无限生机。儿女们不太相信，分明是癌症晚期，除了等待死亡，毫无办法，治疗无非落得人财两空。
文明冲突论无疑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首先，它“以文明冲突消解了国际政治的真实意义”[11]（P96）。一方面它以宗教群体的对立来淡化民族国家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以带有一定的“神圣性”“超世俗”性的宗教文明的冲突来遮蔽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和利益的企图，世界政治被转换成与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文明问题。其次，以文明冲突论来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立，可以起到遮蔽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群体归属、利益企图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归属、利益指向和制度倾向等政治内容，虽然它也时常会以公共利益的形式来掩饰其特殊利益，但它不回避利益与政治问题。而用文明来替换意识形态，用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的差异来替代直接反映利益冲突的意识形态对立，可以淡化、掩饰强国与弱国、穷国与富国之间基于不平等的政治与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冲突与对立。
2.1.3 红色文献资源建设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合。高校图书馆在建立红色文献资源时应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积极寻求系统内外相关单位或部门的合作，开展红色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这样既能实现优势互补，还能避免重复建设。
文明冲突论的分析框架是背离国际政治现实的，它也同样没能脱离利益问题。享氏将文明冲突归结为以美欧为首的西方文明与儒家和伊斯兰为代表的非西方文明的冲突，而他忧虑的正是非西方对西方的对抗态势，担忧的是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对美国安全的挑战，认为西方应该小心地对待这些安全威胁。可以看出，他的论说完全是基于对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考虑。所以我们在研究文明冲突论的时候，在我们认真地反思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隐藏其背后的国家与民族利益问题。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三种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载《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 2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
[4]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
[5]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转自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7]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人民出版社1990年.
[8]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
[10]塞缪尔·享庭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
[11]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Review on the culturalization of ideology——The challenges of Marxism in the ideological dominance
XU Yan-hong
(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ulturalization of ideology in the pattern of manifestation is one of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culturalization shows in three areas: First, the ideology dispute changes into a value dispute;Second, the ideology is melted in popular culture and consumer culture; Third, transform Opposite conversion of Ideology into a clash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ese three forms pose challenges for the Marxism ideology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Key words: culturalization; ideology; Marxism ideology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9.01.016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9)01-044-03
[投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2018年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基金项目（批准号：HB18MK006）
[作者简介] 徐雁红（1980-），男，河北宣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王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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