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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读《沧浪之水》时一直感到很压抑，我恨作者为什么开始时要把池大为处理 得那么窝囊，后来池大为得势了又要那么为他开脱；但我感觉到了自己的阅读有点反常，我 似乎过分地投入情感，总在为池大为这个虚构的人物担忧，期待他能果敢地出手，期待他有 所转机，我是在不知不觉中与池大为产生了某种身份认同，也许阎真的这部小说是专门写给 像我这样自以为是知识分子且又从事着与知识有关的职业（包括因知识而进入权力层面）的人 读的吧。如果是一般的市民也许会冷眼观察池大为的表演，有嘲讽，有隔膜，也有敌意，但 恐怕不会有理解和怜惜。毫无疑问，《沧浪之水》是一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或者说得更严 格些，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省的小说。有人把它归入如今十分流行的官场小说一类，我以 为这是没有读懂作者的真正想法。小说固然以官场为主要舞台，但在舞台上展现的并不是官 场的制度，而是身陷官场的知识分子的心路。这其实是中国式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纠结。 这个历史纠结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数百上千年，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为此而感到心 灵的痛苦，但他们无法用自己的手解开这个心灵的纠结，这就是关于济世与善身的矛盾冲突 。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所谓知识分子（即传统的文人）是为当官而准备着的，文人与士人几乎 是同义反复的两个称谓。而文人之为官则是为了“替天行道”，“道”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 制衡王权的武器，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宗祖孔夫子就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也。”孔夫子在这里已经给中国文人的身份和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只有“志于 道”者才能称得上“士”。“道”，既是中国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他们一诞生起就不得不背上的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谋道而不谋食， 忧道不忧贫”，“任重而道远”，“以身殉道”，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写照。但是，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道”似乎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虚幻的图景，让中国知识分子 永远地扼腕叹息，只要进入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就得在“道统”与“势统”之间苦苦地挣扎 。这种矛盾的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而且随着社会的变革，这种矛盾状态有了 新的内涵。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身负沉重精神十字架的角色。我以为，《沧浪之水》就 是在这一主题层面上展开故事情节的。
小说的情节结构其实比较简洁。它以主人公池大为的经历为主干。池大为的右派父亲空怀 壮志沦落乡间，把“道”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种特殊的遭遇注定了池大为的“士”的 情 结。他终于等到时局大变，考上大学，读完研究生。他被分配到省卫生厅，曾有过踌躇得志 的瞬间，曾面对浊世心比天高，曾在沉沦与清高之间痛苦挣扎，在“出世”与“入世”间犹 疑，最终在官场得势，却不得不以牺牲“道”为代价。小说非常细腻地展示了一个中国当代 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虽然基本上是由一系列很平常、很生活化、甚至很琐碎的细节演绎出 来，但细细想来，那些平常的细节里未必不包含着惊心动魄的内容。对于池大为们来说，他 们所面对的官场，是一个根基深厚、结构严密、充满腐败陈规却又难以撼动的堡垒，他们惟 有走进堡垒才有可能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施，可他们走进去又极有可能再也走不出来。在这 个堡垒里，知识分子必然经历着“道”与“势”、品格与俗世的反复较量。令人可悲的是， 在这个盛世的年代，“势”是如此的强霸，挤得“道”都没有立锥之处。作者在小说中为主 人公设计的另一个陪衬人物晏老师，似乎达到了一种心止如水的境界，他与主人公一起喝茶 的细节颇有深意。主人公在失意消沉、前程迷茫的时候，与晏老师下棋喝茶，看到君山毛尖 在杯子里根根立着，说好茶叶都有气性。晏老师引申道，那些人的气性景仰景仰是可以的， 学是学不得的。我景仰了一辈子，学了一辈子，怎么样？这时候，主人公池大为忽然对“那 些不言而喻的由父亲贯注到自己血液中的东西”表示质疑。这其实正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普 遍的心态。
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我以为是为了强化自我忏悔和自我谴责的分量。但作者 显然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忏悔的层面，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趋势，因为对 忏悔的廉价溢美使得忏悔成了一种美丽的装饰。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通过主人公的不断自 责又不断地释惑，从心惴惴然过渡到心安理得，直接追问到“道”的本原。事实上，古代文 人心目中的“道”就是建立在“圣王崇拜”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到了今天，知识分子心中的“道”除了留下一点道德情操的外表之外，几乎就是一个虚空的 存在，更谈不上以现实作为依存。因此知识分子在“势”的面前不堪一击就丝毫不会令人诧 异。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抛弃旧“道”，建立新“道”，就是一个当务之急的话题。 我以为，小说结尾，池大为在父亲的坟前点火烧掉了父亲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 ，其思想含意就在于此。这不是池大为的堕落，而是他的一种觉悟。问题在于，旧“道”烧 毁了，池大为以及作者本人却不清楚新“道”在哪里。可是我们又怎能要求作者在这部小说 中作出回答呢？因为这个问题至今仍困惑着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