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传媒现实期待——新闻精品建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现实论文,期待论文,传媒论文,精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精品建构的三个维度
在新闻精品的分析结构中，亦即在新闻精品的“理想类型”模式建构中，存在着三个基本的维度。
一、事实显度
显度即显现度。其概念来源，一是取自刘建明教授对新闻媒介功能的概括。他认为，新闻媒介的显度功能是指“新闻媒体产生的积极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人的感官可以很快观察到”[1—p289]。二是取自徐亮的一个美学观点：显现。徐亮提出，如果把艺术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在活动之外的僵硬的存在物，那么艺术所显现者就取决于它的显现。显现便是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因此，可以把显现看做是艺术活动的本体形态。显现就是去现。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由整体的朦胧到整体的明朗，也可以由个别的显现到整体的显现。无论哪一种过程，都是生长性的，都是产生新东西的过程。所以，艺术有自己的生命。艺术家和观众的艺术活动就是孕育和完成新生命的活动。这活动是创造性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去显现这样一种活动，作品的要素是无法凭空设计出来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有机整体[2—p46～47]。
新闻精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新闻中的艺术品去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活动就是一种显现活动，没有显现这个环节，新闻的要素，乃至新闻本身是无法凭空制作的。因此，新闻人的最高使命莫过于去充分地显现那些已经存在的、正在发生的新闻。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场短新闻、视觉新闻以及60年代作为一个议题延宕下来、到90年代依然存在争议但却不乏鲜活的散文式新闻，就是一种突出的新闻“显现”——中国新闻人旨在提高新闻显现度的一次大演练。以现场短新闻最为典型，在此作集中阐述。
可以说，现场短新闻是踏着时代的步点准时向20世纪90年代“报到”来的。1990年6月，首都21家新闻单位举行了首届现场短新闻评选活动，由此，“我国新闻界兴起了现场短新闻热”。彭朝丞在总结其历史背景时介绍说，1989年的金秋，北京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我国新闻界在反思舆论导向上曾经出现过的偏差，提出了十年新闻改革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传媒怎样做到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贴近生活，引人爱读、爱看、爱听”等问题。鉴于这些问题，以及一个时期以来长文章多、会议新闻多而第一线的报道少的状况，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在当年10月的一次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提议各家报纸多采写一些现场新闻。中国记协遂于会后牵头筹办现场短新闻竞赛活动，并成立了评委会。在评委会此后下发的《“现场短新闻”评奖办法》中，明确地提出了参赛作品的三个标准：有较高的新闻价值、现场感强、短而精。这三个标准也就相应地构成了现场短新闻的三个必备要素和特征[3—p1～3]。在新闻媒体领域，一场有组织的、广泛动员全国媒体参加的大规模的现场短新闻竞赛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首届评奖于1990年6月举行，获奖作品50篇。到1991年9月第二届评奖时，参评单位达到了1500余家，获奖作品也增加到150篇。
彭朝丞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对这次活动及其意义，尤其是它的直接衍生物“现场短新闻”作品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的直接出发点是试图将现场短新闻报道实践作理论化提升。为此，他以组委会提出的三个标准为线索，进行了理论建构，写成《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一书。尽管他在对标准的具体考量上抓了“短”而放了“精”，但在新闻价值层面，他还是通过重提在新闻界争论已久的“新闻美学”话题而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到了精美的层面。他引用马克思关于人们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审美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新闻，既在“创造文化”又是文化的“载体”，这就确定了它固有的审美属性。而社会与读者赋予新闻的愿望之一，也在于创造美的精神产品。现代人们对新闻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获得某种信息，而且也有获得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强烈欲望。他还根据自己的“强烈”感受辩称说，“读有文采的现场短新闻，如饮米酒，满口清香；无文采的现场短新闻恰似一杯煞白煞白的白开水，淡而无味”。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带有政治指令和宣传色彩的媒体组织活动而已。尽管难免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这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毋庸讳言，但是从具体的运行层面和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看，它仍然可以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新闻显现运动。尽管从后来的媒体实践看，现场短新闻作为一个预设议题并未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但是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媒体组织活动，它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而从精品建构的视角看，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使在新闻的显现度层面，新闻仍然可以被制作成精品。
二、思想深度
新闻精品是蕴涵着精神张力的作品。这种张力，部分地来自于它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刘建明在阐释新闻媒介的深度功能时指出：媒体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是久远的、纵深的，能促进社会的深刻变革，人们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把握。在实际运行层面，人们往往通过深度报道来实现这样一种功能。
按一般的解释，深度报道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4—p172]。在报道方式上，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这一论述意蕴深刻，准确地描述了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和运作要求。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报刊界，尽管在其产生的背后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动因，实属纸质媒体在同新兴电子媒体的抗衡中为挽回日益明显的颓势而采取的“情非得已”之举。随着这一举措的不断完善，它一跃而成为一种既能迎合受众的新需求，又能凸显自身优势的思维和报道方式，很快在欧美新闻界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它更成了各种媒体解读社会万象的一个利器。例如，每逢重大事件，出现于荧屏上的一些人物访谈类节目就是深度报道的电视版本。
深度报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现，也是最先兴起于报界。但是它的动因主要地并非出于报纸对抗电子媒体的需要。此时的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刚刚起步，在此之前，广电还是报纸的附属品，其任务是播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稿件。1985年的电视虽然已悄悄“长大”，但它还不能同广播、报纸匹敌，时效赶不上广播、报纸，相当一批要闻要在第二天才能播出，信息量差距也较大，《新闻联播》国内新闻只能播出15条[5]。在我看来，中国的深度报道，其诞生的土壤和气候是以改革开放运动为介质的社会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的同时，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发生碰撞，姓“资”姓“社”的争论方兴未艾，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然出现，传统观念受到冲击，道德出现“滑坡”。这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的宏大命题，也成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的议题。在公众方面，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无所适从，其中的大多数人势必要把探询的目光转向他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新闻界和知识界。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发生过“潘晓”投书报纸寻求人生真谛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的“媒介事件”。在思想政治领域，经过新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的长期酝酿，到党的十三大之前业已形成了大为宽松的民主政治气候。这使得新闻报道领域逐渐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闻宣传有纪律，新闻报道无禁区”的认识氛围。就媒体方面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记者的新闻思维发生了时代性转变，新闻参与意识开始萌芽，“1987年大兴安岭骤然间烧起的一把大火则成为新闻参与意识产生的直接契机”[6]。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闻报道思维和手法的转型成为可能。
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了探讨人才成长规律的系列报道《大学生成才追踪记》，使读者初识深度报道的庐山真面目。它由此唤起了1986年深度报道的春色满园。我则宁愿把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把大火看做是一粒火种，它一经燃起，就形成燎原之势，把1987年烘托成“名副其实的‘深度报道年’”[7—p120]。《中国青年报》再次充当了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火灾发生于1987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在余烬尚温的6月24日后的一周内连发《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三篇振聋发聩的分析性报道。“它通过揭示悲剧的原因，让‘烈火借给了人们眼睛’”(引自《红色的警告》，孔祥军/1990)。不仅如此，它于年底发表的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以政府名义选派到美国攻读MBA学生归国之后的遭遇所作的长篇报道《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引起了人们对高级新型专业人才命运的严重关切。此外，《人民日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改革问题的《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和《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等，都是在这一年重点推出的。最终，以《关广梅现象》和《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在全国好新闻评奖中拔得头筹，标志着这种参与改革进程的报道方式达到一个高度，从而也结束了它的第一个轮次。
深度报道潮的第二个轮次发生于1991年。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的2年多时间里，深度报道有过一个短暂的休眠期。进入1991年下半年，以《经济日报》一组20多篇的“三角债”追踪报道为标志，深度报道在中国进入它的复兴期。如果说第一轮次的深度报道潮是大起大落型的，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深度报道’，不是在一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大环境中顺产的，更多的是一种怪胎，是对旧的报道公式、报道内容不满之后的一种勉为其难的‘反动’”[8—p254]。那么此后的发展整体上属于常态型的，如深谷幽兰一样“整个90年代芬芳不散”(刘海贵语)。值得重视的是，向以严谨、持重著称的新华社和作为当今中国主流媒体魁首的央视也加盟深度报道者的阵营。例如，新华社于1992年3月20日发表的《“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1998年12月12日发表的《改革风云人物沉浮启示录》等，均曾“引起各方关注”。这意味着，一个多媒体的深度报道格局在中国新闻界宣告完成。
尽管有学者指出，深度报道观念也存在内在矛盾，即过分关注思想上求“深”，而忽略对“客观呈现事实”的把握；过分关注宏观问题，而较少透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过分强调主体意识而忽略“主体间”意识，即记者与读者的互动；过分表现精英意识、启蒙意识，而较少眼睛向下，以生活的名义去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所遭遇的危机，是“理性过剩”的危机，记者们更多地以理性思辨对抗旧体制下的报道公式和非理性的宣传信条，为了理性思辨而集结事实，而不是为了亲近生活、关注生活而再现事实，从而不知不觉中背离了新闻传播的规律[9—p253]。我们姑且不去论及这个观点本身的偏激之处。它所指出的深度报道中的过分求“深”，过于宏观、理性甚至过分追求宏大气势的倾向是存在的。用历史的眼光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需要这样惊雷式的宏大气势去震撼那些观念上的、体制上的和行为习惯上的顽固的冰土。春雷过后，需要“随风潜入夜”的细雨。传媒人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去布施细雨。
三、人文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度。人文关怀(humanistic concern)也是从国外学界植入的一个概念，它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特别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其思想渊源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文关怀脱胎于此，但又有所不同，它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先进理念：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的人文环境，还要去关注人的生态环境；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10]。人文关怀在传播与创作理念上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对真实社会心理的关注，尤其是对广大普通百姓的关注。可以说，关注“人”、关注“人本身”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当代传播中的出现是历史早已安排好的。
这种“历史安排”，由于适逢当下的社会转型而显得异常合理与合拍。社会转型作用于社会结构而引起各行各业的急遽变革，作用于世俗生活而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由此便萌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换言之，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人的问题，而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又往往表现为一个“始于人，终于人”的过程，因此，传媒在基本实现了对信息传播的物(符号、信号、介质)的资源的整合之后，它要寻找的一个新的传播支点就是“人”。而在电脑和全球互联网系统得以巩固的今天，传媒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整合，即是说，它应该拥有了转型的基础能力，就势必要把传播的重心转向“人文关怀”——媒体把目光投向“人”，在传播过程中凸现“人”，把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把对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情感的需求的重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去认识，去显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这样一个“从物到人，从物质到精神”的简明逻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媒体开始发生作用。传媒人因此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上的新高度。
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认识上的新高度是由电视人捷足先登的。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还只是报纸的附属物，电视人对其传播特点的认识充其量处于技术理性的层面，即“通过发射装置电波(有线或无线)传送载有信息的图像、声音、文字、颜色供观众收看”(杨伟光语)。为此，1985年才涉足电视领域的杨伟光能够隐约地注意到电视新闻报道的“人文内容”已属不易。那时，他就提出要充分利用电视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注重形象、声音、文字、颜色、运动五方面的因素，同时必须突出抓好“三性三感”，即内容的针对性、播出的时效性、表达的形象性以及现场感、对象感、参与感(杨伟光语)。1991年，杨伟光接任央视“掌门人”之后，才在真正意义上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1993年开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1994)和《新闻调查》(1996)相继开播，并以其定位准确、内容翔实、形式令人喜闻乐见而很快成为央视的走红栏目。此时，他明确提出电视新闻报道要有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要确立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认为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中，“那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构成了电视新闻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电视传播必须将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11]。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新闻观念上的突破。
人文关怀落实在节目中，使中央电视台不仅摆脱了报纸附属物的被动局面，而且无论在公众亲和力、传播穿透力还是在节目精品化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传媒”。就公众亲和力而言，以《东方时空》为例，现有的四个栏目板块中，有两个栏目便是对人文理念的倾力演绎：《东方之子》的定位是“浓缩人生精华”，专门访谈“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其兴趣或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的人物，而制作者通过表现这样的人物，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并力图使节目同样成为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以人的命运和感受展示一段历史[12—p19～20)。已经采访了300多个“东方之子”的白岩松说，他作访谈处处以人为本，从不离开人去谈什么问题。在他的头脑中，没有抽象的事件，而只有涉及到人的时候的各种心态。这便是典型的“东方之子”的报道观念：它所强调的是人性的发现和回归，是人生经过轰轰烈烈的成功或者大起大落之后的返璞归真，而成就、业绩反倒是第二位的东西了。在他眼里，不觉得像季羡林、启功这样的大学者的一生给中国最大的贡献仅仅是学术上的。他觉得他们在人格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那些波折，以及最后依然在书斋里“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状态，可能对中国人的贡献更大，甚至超过学术[13—p22]。如果说主持人对“东方之子”的访谈采取的是平视，其在处理的格调上是尽量将精英人物请下“神坛”，那么《生活空间》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虽然也是采用平视的姿态，但这个“平视”可以更多地理解为“对平凡人的重视”，而在处理格调上是重视进入镜头的每一个普通人物，用电视人特有的语言专心致志地拍摄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以此演绎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此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内容和表达风格上处处体现对“人”的关怀。毕竟，节目要“讲故事”，没有故事，连老百姓自己也不会买你的账的。普通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总结说：“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事实上，对那些似乎太熟悉的事物却有着太多的有所不知。”(李东生、孙玉胜语)在我看来，这些“我们”的“有所不知”中就包含着故事，把“有所不知”的显现出来，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故事，其中该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知识和人文情怀！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闻领域，《东方时空》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向人文关怀的新闻理念靠拢，但其中做得好又真正体现人文高度的却属凤毛麟角。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南方周末》和中青报的《冰点》。这里只从编辑人的视阈对《冰点》栏目作一概览。有学者指称，《冰点》确实受到了《生活时空》的影响，但它并未硬去模仿，相反，它的报道理念相异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冰点》主编李大同看来，把老百姓的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上媒介，还不算是新闻。他“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种命运和状态决不是因为它‘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它在特定时空中呈现‘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之处方能构成新闻，才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缺乏情节悬念的、琐碎的、不能提供感悟和共鸣空间的、大体在受众经验范围之内的(看了开头就知道了什么结尾)过分‘普通’的生活，决不是新闻的‘摇篮’。归根结底，媒介上的普通人的报道，不管因其曾经稀缺而引起过什么样的轰动，一旦成为新闻常规，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新闻规律的制约：普通人的报道，照样要在新闻标准面前经受严格的考验。”李大同在分析“冰点人物”受欢迎的原因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即)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品种。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人们感到并不应该被湮灭，相反应当有较大的回归。这是一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随财富而增长、用财富可以换到的东西，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这些报道的新闻性，体现在‘少’(至少在主流媒体上)；体现在与社会流行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反差上(如《北京最后的粪桶》、《不合时宜的人》等)。如果这两个条件丧失，也就难以构成新闻了”[14—p492]。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旧一新”两个关于新闻(价值)标准的考量：一个是传统的新闻标准早就规定好了的公式，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一个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层面的新闻标准——有关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因为与某些社会流行(时髦)的东西形成反差而被纳入了新闻的范畴，更因为社会变迁的缘故而显得“稀缺”，而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在西方新闻界，属于这个层面的报道被称为“生活方式报道”，是从“新闻是相对的”这一认识中开发出来的新的报道空间。其对于新闻精品报道而言，这个“味道”、这个相对性，都具有很好的启发性，需要好好地去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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