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持续启蒙的现代发展型社会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会论文,三中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十八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整体认识：以持续启蒙的现代发展型社会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在反复审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笔者发现，就宏观管理哲学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追求是符合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思想潮流、治理哲学潮流转型趋向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该次大会走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前列，它以顶层设计的思路廓清了当前国际范围内持续启蒙下持续现代化潮流与反启蒙潮流（counter-enlightenment）交锋的最终去向，而西方发达国家尚未完全弄清这种走势的确切方向（Hudson，2010）。
从Hudson（2010）、吴敬琏等（2013）的发现来看，西方国家近30年来内部都在经历着选择哪条道路的“文明碰撞”：是选择源自古典启蒙思潮的持续现代化，还是选择由食利者发起的、自20世纪80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反启蒙运动。在Hudson看来，巨大的利益集团们已经在这场碰撞中取胜，他们以反启蒙运动来获得持续的利益，而国家却因此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债务、背上了沉重的社会包袱，使得生产衰退，社会负面情绪急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不仅陷入各种债务、金融危机，也陷入了社会困境，暴力事件、恐怖袭击、社会信心缺失等成为社会常态。Sternhell（2010）、Schmidt（2011）、Norton（2007）等人也支持Hudson的观点，认为西方国家近年来反启蒙潮流占了上风。
当然，反启蒙潮流在西方国家的治理中之所以能够占得上风是因为它的萌生不乏合理性。正如伯林（2009）所指出的，“启蒙运动，在反抗各种各样的蒙昧、压迫、不公正和非理性方面，其无与伦比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也许是所有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共性，它们如果为了突破一般公认的教条和习俗的抵抗，就注定要夸大其词，面对它们所攻击的那些美德却视而不见”。在西方社会看来，以科学、民主、自由为导向的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有着明显的“夸大其词性”。在启蒙导向下，西方国家急剧地走向现代化，但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相应地带来人类道德的进步，相反使人腐朽堕落，这无疑是对启蒙乐观主义进步信念的致命一击（施密特，2005）。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2007）看来，启蒙所形成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挥霍无度、不加选择的，受非理性、反智性风气所主导”的现象，这是由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造成的。鉴于这些合理的诱因，反启蒙运动在西方国家治理思潮中似乎取得了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世界陷入金融危机，国际范围内的整个实践界与理论界都在审视、反思两种思潮的优劣，同时也在观察着全球范围内国家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的经验。在反思之余，人们发现，原来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国家发展的现代性依然并未过时，解决当代的各种问题，还得用科学的方法、发展的视野、自由的思想、优化的管理解决问题（Hudson，2010；Schmidt，2011），这本质上还是持续启蒙的现代思潮。可以说，尽管近年来反启蒙运动取得了优势地位，但反启蒙运动也导致了西方国家生产不足、管理衰退、社会异化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正是需要依靠科学技术、自由思想、科学管理等，这些都要从持续启蒙、持续现代化的理论中寻找出路。我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正是契合了这种发展逻辑。
在启蒙、现代性的哲学认识论上，笔者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所谓启蒙其实指的就是人类社会跨入现代形态，它的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而要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自由，需要具备两种物质性工具，即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如果在这五个方面都有进展，就代表它进入了历史学家所讲的“近代社会”，如果三种自由度更大，则标志着它进入了历史学家所讲的“现代社会”，但从宏观管理、公共管理的角度而言，历史学家所讲的“近代社会”、“现代社会”都是“现代性社会”，也就是具备了启蒙的“五个条件”的社会，至于五个条件的更为充分，只代表它的现代性更为浓厚。现代性的社会，必然是靠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来发展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社会，也就是依靠生产、依靠发展来获得进步的“发展型”社会，这与“反启蒙”思潮中倡导的“食利”、“利益集团分享利益”、“享乐主义”是近乎相反的治理思路。笔者认为，一个现代性、发展性的社会，必然符合如图1所示的发展内涵，它以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来促进社会中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两轮驱动的现代性社会“动车”。
简而言之，自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进入现代性社会以来，其追求的都是“发展”，也就是满足人所需要的物品的持续增加、人的自由的持续增加、物品流通的交易成本持续降低甚至趋近于零、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做到这些，其现代性“动车”的表现形式可以如图2所示。在推进人的自由方面，首先需要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当家做主”，同时需要在微观社会领域解除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魅行”、“魅制度”，做到对人身的“祛魅”；其次需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给予物品、产品的流动自由，不给产品与物品的流动设置各种壁垒与限制；最后，在文化上需要鼓励而非限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实行思想禁锢主义，更不能“焚书坑儒”。这是现代性“动车”所应承载的内容，但其双轮“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也需要落到实处，才能使得动车“跑”起来，使整个社会持续进入发展状态。具体来说，就是要将科学技术投入到创新中去，创造出当前未有的新产品与新物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2012）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另外，还要将科学技术落实到安排生产中去，争取用科学技术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加的物质需求。在科学管理中，需要政府管理的科学化，而非前现代社会的统治、控制、“救火行政”式管理（尚虎平、李逸舒，2011）；也需要微观管理领域，如企业、NGO、NPO、甚至公民自治组织实行科学管理，去除前现代管理模式的影响；还需要在宏观治理（国家治理）中实行科学管理，处理好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各类市场主体）的关系，实施基于各利益主体利益共赢的“治理”，而非管理，甚至统治。这种使得现代性社会“动车”转动起来，向前行驶的社会制度组合就是持续启蒙式的现代发展型社会。尽管它会带来发展的问题，但它可以逐步满足人类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各种问题，也需要以发展的思路来逐步解决，这是“前进中”的解决问题思路。
与持续启蒙的现代发展型社会不同，甚至相反的是“反启蒙”的制度体系设计。如图3所示，在反启蒙模式下，社会中与人的自由相关的制度设计往往倾向于以非民主的方式来组织。另外，就微观领域而言，反启蒙的模式下也存在着大量的人身依附问题，有的因财产问题而依附，有的甚至是纯粹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当前非洲的一些部族中存在着大量类奴隶式的人群，就是这种典型。在与物的自由相关的制度设计上，反启蒙模式往往倾向于非市场机制，这种制度更多采用调拨、分配，甚至单向的强买强卖。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启蒙模式也比较推崇对文化的控制，推行单一型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反启蒙模式也不强调推进社会发展中的科学化问题，它更重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着眼于分配已有产品与物品，而非创造新的产品与物品。在宏观管理中，它更强调政府对公民、社会、市场的控制。在反启蒙者看来，最好的治理无疑是宗教化的“哲人”治理，这是一种返魅式的仁爱君主模式。总体而言，反启蒙模式不能促进“现代动车”的前行，甚至它是一种相反的倒退路径。在这种模式下，人们更向往退到“小国寡民”、“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科学管理”的社会。从某种程度来说，悲观的“罗马俱乐部”就是反启蒙模式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程以及最终的决议来看，我国新时期的改革设计无疑是选择了持续启蒙下的现代发展模式。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国家发展的“乐观主义”、“进取主义”精神，它以社会成员的客观物质需要为根据，以持续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采用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来实现这些目标。对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本质上就是对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追求。
二、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确实存在着持续启蒙下持续发展与反启蒙分利的争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顶层设计的思路，廓清了当前国际范围内持续启蒙下持续现代化潮流与反启蒙潮流交锋的最终去向是继续实行持续启蒙下的现代持续发展模式，笔者之所以持有这一观点，是因为在此次大会召开前我国确实存在着这两种思潮的交锋。
1.持续启蒙下现代发展型社会使得我国获得各方面进步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政策，本质上都是加速我国现代性的探索，其根本性哲学就是持续启蒙，利用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来持续地增加中华民族的人身自由、增加物品流动性自由、增加思想生成与传播的自由，这是典型的现代发展型社会。
在这种现代发展型社会模式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截至2013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稳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总体小康，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从Li（2009）的统计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多年，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80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30年、二战结束之后的30年、德国统一后的30年、美国经济崛起的30年、苏联经济增长最快的30年、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经济飞速增长的30年，以及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各自经济起飞的30年。无论怎样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世界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起飞的最佳实践。我国百姓过去30多年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超出了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也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的预期。
在这种改革政策的促动下，我国现代国家宏观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的自由、物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就人的自由而言，我国实现了基层直接民主，使得基层人民能够自治，自主治理基层社会；另外，我国还在持续完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制度，在条件具备的地区、部门推行协商民主，这些改革都很好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就物的自由而言，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源的宏观配置、价格的最终确定、产品的生产与流动等，都依赖于市场调节。可以说，在经济调节领域，我国基本上走出了“找市场不如找市长”的阶段，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基本上都到了“找市场”而非“找市长”的阶段。就思想的自由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革文化思潮。人们不仅认识到“改革就是一场革命”，而且确立了只要是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措施、方法就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的基本思潮。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式改革思想，它打破了各种樊篱，不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追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通过改革来持续完善国家宏观管理的自由思想在其他国家还较为少见。套用一句行政学中的流行语而言，这种思想可以描述为“如果什么不能被持续改革，那它就不存在”。
2.改革面临的各种挑战使得反启蒙思潮涌现
在取得各种成就的同时，我国的改革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增长格局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国际上各主要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经济衰退与增速放缓的怪圈，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势，近两年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明显受到了威胁，经济发展总体速度明显减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如何平稳过渡“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当务之急。其次，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以10万亿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比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扩大化等，消解这些问题，实现经济“软着陆”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更切实的措施。再次，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未来发展中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成本都是宏观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王远鸿，2013）。最后，改革中积累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且随着民众全面素质的提高，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意愿将会不断上升，这需要我国在未来的改革中推出更加包容、和谐的政策，需要在遵守宪法、法律的前提下推行适当的公民参与、民主化改革。套用韩振峰教授（2013）的话来说，我国改革受到的各种挑战可以总结为：“容易推进的改革领域都已经推进，现在就是一些深水区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人已经从过去的改革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者。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继续推进必须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实现公平正义。”
针对这些挑战，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声音，这些声音本质上与国际上的“反启蒙思潮”是一致的。一种声音是美化“中国模式”，认为当前所有的制度、政策、措施都是有效的，都是符合“北京共识”的，它们是“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思潮与Hudson所讲的西方“食利者”的论调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既得利益者捍卫自身利益的呐喊，其目的是反对继续改革，只要社会保持现状不前进就符合自己的利益，这是“反启蒙”的常见路子。另一种声音是反对当前的改革，提出要回到过去的路子上去，把所有期望寄托在政府宏观计划上，这本质上也是反启蒙的控制思想。还有一种折中的论调，认为发展确实很有成效，但当前更重要的是“分蛋糕”，“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说法具有合理性，但也往往容易堕入重分利而轻发展、轻物质创造的窠臼，也具有较重的反启蒙痕迹。
3.为了把握两种思潮的去向，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了廓清两种思潮笼罩的迷雾，解决“顶层设计”问题，党中央在2013年11月召开了以推进全面改革为目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的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立足我国改革的已有成就，勇敢面对各种挑战做出的未来几十年的改革指南。它在第一部分“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的以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推进我国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宣言书。它代表着我国未来继续高举持续启蒙下现代发展型国家的大旗，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三、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持续启蒙下现代发展型国家的进一步规划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勾画了如何保证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以及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以最终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总体思路。
1.确定市场的“决定”地位，保证“物”与“物”生产主体的自由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比之前一直强调的“基础性作用”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同时，它还强调要推出与之配套的一系列重要制度。这些制度的初衷都是保障上文所说的市场主体——企业的利益，这是从制度上承认物品生产者的积极市场主体地位，而非以前政府的强势地位，或者拥有公共资源优势的国有企业、公共企业的强势地位。这些配套的制度主要包括六方面的内容，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速转变政府管理市场的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潘盛洲，2013）。
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这方面的举措主要有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方面，《决定》提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按照规划，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在加速转变政府管理市场职能方面，《决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让政府成为宏观调控主体，而非市场参与主体，解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尴尬。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等。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确定了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的现代财政制度构建原则。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方面，《决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方面，《决定》提出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优化相结合的思路，努力做到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
2.减少政府审批事项，扩大企业、个人、第三方组织等利益主体行动的自由
可以说，由政府行政审批的数量可以判断一个政府对市场、对社会、对公民的控制程度，一个真正地促进物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真正的启蒙性现代国家中政府审批是不应该占有很大的比例的。在持续启蒙的国家中，政府应该是“解制型政府”，即它对各种利益主体的限定是最少的，它应该鼓励各种利益主体通过协商、互动、参与等自由的方式来共同解决利益诉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改革工商登记的规划，这与《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提出的“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的精神是吻合的，也是对这些精神的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要做到“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通过这些规定，将各种利益主体自由处分自身利益的权利延伸到了最大化，这是之前的改革未曾深入的领域，这一改革关系到政府、市场、社会三个领域，是激发各种国家治理主体活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持续现代化的更高层次，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现代性。
3.赋予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自由，尊重公民社会治理的主体资格
尊重公民利益主体的地位、尊重公民的自组织权利，激发公民参与协作治理事务、参与公共管理事务的活力是促进人的自由的有机环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尊重公民社会治理资格的规划主要强调了公民的社会性、社会组织性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发展与完善、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马庆钰，2013）。
在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发展与完善方面，《决定》确定了新的治理体制，它为社会全程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创造了条件，并构建了程序更为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制，拓展了包括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各类主体参与民主协商的渠道。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方面，《决定》确定了在所有关系人民生活的领域，都要建立社会与市场参与的新机制：通过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升教育公平和改进教育产品的供给质量；通过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完善经济发展和就业保障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机会；通过改进收入分配制度，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通过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机制，提升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能力；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合乎行业规律、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医疗卫生产品供给水平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方面，《决定》提出了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和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等措施，这些都是有利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方面，《决定》明确了“社会参与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建立“更畅通、有序的社会需求、民意表达通道、民权保护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接访制度和司法干预程序以及信访和司法的联动工作体系”。
4.以完善文化事业单位现代治理体系促进思想文化的自由传播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降低社会准入门槛，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有序发展文化产权、版权、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对接，发展文化资产交易市场。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提出，要利用科学管理来理顺文化组织治理结构，以促进形成更多的思想文化产品：“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由此可见，文化改革的总体思路也是采用持续启蒙的方式促进思想的自由生成与传播。
5.监督权力运行、限制公共权力对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侵害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981）有句名言：“在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有安全感，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这说的就是国家权力对人、物、思想自由的侵害。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严肃党纪、强化党内监督和严格实施法律监督方面进行了规定，这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侵害各种自由的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这突出了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对于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着力规范权力行使，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出，司法机关作为执行法律的专门力量，不仅自身应该严格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保证公正司法，而且应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用权、公民依法办事，推进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决定》还提出，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另外，《决定》特别强调了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作为在历史新起点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从公民的视角限制政府对公民权利侵蚀的新规定。
6.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来确保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动力性作用
《决定》规定，“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决定》还提出，要“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等，这都是鼓励、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层设计，其根本追求还在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出更多当前未有的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各种自由。
7.推行新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来保证实践科学管理，并保证各种自由的实现
我国部分政府领导唯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马首是瞻，因为领导的奖励、晋升有赖于绩效评价的结果，而绩效评价结果都是借助于绩效评价指标获得。可以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各级政府领导的考试卷，他们政绩的好坏全凭这份考试卷来评判。在我国的绩效晋升体系中，最能够约束各级政府领导扎实执行国家战略、政策的工具就是绩效评估指标。在之前强调增长的阶段，我们国家较多重视了GDP这个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为了GDP的数字而奔忙，但却忽视了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忽视了各种利益主体参与治理的重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了保证政府的科学管理、保证政府不对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造成侵害，特别在领导干部的“考试卷”上做了明确规定，这一方面是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实现政府中的科学管理，同时在我国普遍存在“以吏为师”的管理情境下，这种科学管理也对其他领域具有示范效果。
《决定》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这为推进新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明了方向，也为干部任用过程中的绩效晋升指明了方向。在到底采用哪些具体指标方面，习近平主席多次做了指示。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改进考核内容和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2013年10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习主席进一步指出，中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地区、更广大民众，我们不再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3年11月，在湖南省考察时习主席再一次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与习近平主席的指示实际上都是站在落实科学管理、科学发展的立场上，其背后的哲学逻辑依然是持续启蒙、持续发展思想。
四、简短的结语：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持续启蒙是对改革的总体部署
笔者也检索了各种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研究与说法，我们发现已有研究主要还是强调大会精神的某个方面，对于从宏观上把握改革规律的研究还较为少见，甚至有些研究对“国家治理”这种新的提法做了过度解读。我们认为，此次改革本质上是力图消除我国社会中的各种非现代因素，以持续启蒙的现代发展型理念在“前进中”解决问题，而不是以停下、退回去的反启蒙方式消极地面对问题。这是对世界范围内两种思潮的正确把握，它有利于进一步增加我国人民的自由、物品流动的自由以及思想产生与传播的自由。
标签：现代性论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