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确发挥非理性作用的途径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途径论文,正确论文,作用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包括具有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的精华，也包括不具有理论形态的，但也反映社会存在的起积极作用的非理性。非理性是一种日常社会意识，它渗透在人们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反映着精神文明的水准。扬弃、优化非理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目标。
一、强化非理性积极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我认为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不外乎通过如下几个途径和方法：
（一）通过社会实践。非理性是第二性的，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其能动作用的实现也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因而我们要通过社会实践培养人的非理性，发挥非理性的积极作用。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纯粹精神力量是任何东西也实现不了的，精神只有通过掌握群众，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才能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与理性的客观普遍性相比，非理性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但这种主观色彩可以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地得到克服。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社会实践能纠正非理性的主观性的偏差，使其逐步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非理性的作用是不确定的、盲目的，当它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与理性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时，它的积极作用就会尽可能地发挥出来，而消极作用就会得到最大的抑制。
（二）受更高层次的理性的支配。人的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客观规律的发展、物质世界的改造、社会秩序的维持、人们生活的和谐都依靠理性的力量。但是在人的精神属性和精神世界中，除了理性因素和理性活动外，还有非理性因素及其活动。非理性因素是调节人类生活的重要手段，是协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
从总体上看，如果非理性脱离理性的约束、指导而不加以控制，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的社会实践是以理性为主，以非理性为辅的。就思维过程而言，非理性是认识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人的情感和意志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理性的主导，非理性有赖于理性的指导。理性应指导非理性的方向，调节非理性起作用的方式、程度和范围。因此，在更高层次的理性支配下，非理性才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人的非理性要受更高层次的理性的支配，更高层次的理性处于优先地位。短期行为之所以为明智的主体所不取，就在于主体清醒地看到，“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1 ）短期行为虽然能带来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却会损害长远的、整体的利益。
（三）必须使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协调起来契合社会规律。理性的作用也不都是积极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和范围内个人和群体的非理性在更长历史时期和更大范围内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理性，一定历史阶段上和范围内个人和群体的理性在更长历史时期和更大范围内也可能是整个人类的非理性。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要使一定历史阶段上和范围内的个人和群体的非理性在更长历史时期和更大范围内服从于整个人类的理性，使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协调起来，成为社会规律的环节。
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协调起来发挥积极作用的契合点是社会规律。一定历史阶段上和范围内的个人和群体的非理性要符合社会规律，更长历史时期和更大范围内的整个人类的理性体现社会规律，社会规律扬弃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只有在契合社会规律的前提下，一定历史阶段上和范围内的个人和群体的非理性才能变成在更长历史时期和更大范围内的整个人类的理性。当非理性的作用符合社会规律时就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当非理性的作用不符合社会规律时就会消极地阻碍社会的发展。
（四）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当前困扰人类的“全球问题”和“个性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科技的片面发展造成的，也是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是人类理性能力的高度发展和非理性能力相对滞后的矛盾导致的。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非理性的作用究竟是积极或消极，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的、肯定力量的强弱，人的素质越强，非理性的积极作用越强。可见，提高人的素质，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优化人的理性——非理性结构，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是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的途径。对现实的人来说，无论在理性方面还是在非理性方面，都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需要逐步地完善和发展，重视人自身的建设，提高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体，是由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构成的。人的发展也包括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发展，包括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尽管威廉·巴雷特用“完整的人”或“全面的人”这个概念来综合“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人”这两个片面，（2）但他毕竟局限于人的自然潜能的“全面”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人”不仅指人的自然潜能的充分发挥，而且包含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以及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使人具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精神生活有内在相关性，这些方面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包括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因而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人的非理性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强化非理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将大大加速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发展和培养人的非理性，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相协调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应当是智力高度发达、具有广博精深知识的人，而且也应当是具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高尚的理想的人。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根本任务，正集中体现了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和谐与协调，坚持了人的全面发展。
（五）有赖于人的理性和种种社会规范的制约和引导。一旦人的非理性失去了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制约，就会被希特勒这样的一些狂人所利用，发挥消极作用。非理性应有坚实的理性基础，人类所创造的禁忌文化，如道德和法律等，能控制人的非理性的盲目冲动。弗洛伊德认为人是非理性的，但他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决不是要人成为一个淫佚放荡的人，而是要人通过理性（“自我”）和社会规范（“超我”），借助理性、道德和文明来抑制和升华非理性（“本我”），使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得到发挥，消极作用得到抑制，从而促进社会发展。这个思想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非理性接受理性的指导，才能发挥积极作用。非理性积极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人的理性的指导和种种社会规范的制约。
二、弱化和防止非理性消极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非理性的两重作用有内在的关系，犹如刀的刃和背是不可能完全分解开来的，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一定条件下，积极作用会抑制消极作用；反之，消极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也削弱甚至抵消积极作用，积极作用常寓于消极作用之中，消极作用也可以向积极作用转化。问题在于如何强化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对其消极作用保持足够的警觉，并弱化其消极作用，促使非理性的消极作用向积极作用转化。
非理性对实践成败的影响很大，容易使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产生偏差，防止和弱化非理性因素消极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完善内在机理，优化外部条件。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为实践建立符合实际情况和主体需要的最佳观念模型。社会实践一方面包含着人们的意图和欲望，另一方面包含着人们对外部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两方面就构成了社会实践的客观尺度和内在尺度。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从主体的欲望、需要出发的，然而实践要合乎主体的欲望、需要，必须合乎客体的属性和规律，合目的性以合规律性为前提。在社会实践中，实践的主客体和实践的物质手段，都是十分复杂的，实践活动过程本身又包含着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根据事物的各种规定、属性和多方面的联系，根据实践主体自身的需要，把客观事物的尺度同人的需要的尺度统一起来，理性地提出实践目的，为实践建立尽可能科学的观念模型，寻求真善美的内在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实践观念模型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在观念中的超前反映和事先建构。通过各种观念模型的比较、选择，按照最佳观念模型进行实践活动，就可以减少实践活动中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防止那些破坏性的后果。
（二）使最佳观念模型转化为人们的正确的理想、信念。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建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念模型后，还应将实践观念通过宣传教育为群众所掌握。“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在人本身。”（3）实践观念要真正为群众所掌握，既要诉诸群众的理性， 将它转化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意识，又要诉诸群众的非理性，将它转化为广大群众的群体无意识、意志、激情、欲望和动机。当人们能够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将一种实践观念融汇贯通于自己生活实践中的时候，这种实践观念的运用及其对群众的掌握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无论怎样正确的实践观念，当群众还没有认识、还接受不了的时候，就应该对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采取生硬粗暴的强迫命令手段去强制实行，急于求成，那就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往往会带来失败。因此，使最佳观念模型转化为人们的正确的理想、信念，能使非理性因素成为实践活动中强有力的积极因素，能把人们的非理性因素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三）在实践活动中应坚持理性的指导作用。在实践活动中应坚持理性的指导作用，坚持正确的实践方向和方法，尽可能把实践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和萌芽状态，不让其泛滥。非理性的作用有消极的一面，当非理性脱离理性的约束和指导，并干扰理性时，它的作用是消极的。当非理性发挥消极的作用时，就需要理性来校正非理性作用的方向，使理性和非理性协调起来，使非理性的作用转移到正确的和合理的方向上来，化非理性的消极作用为积极作用，在实践中谋求人类精神的解放。
我们防止非理性因素的消极作用并不意味着要将人们的情意欲等非理性因素全部清除出去。我们要尽量限制非理性的消极作用，但并不能完全避免它，将非理性因素全部清除出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应尽可能发扬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并把它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对于无法消除的非理性的弊端，也要有将其承担起来的心态，强化社会成员对非理性的心理承受能力。对于非理性的消极作用，要有效地控制其发展，使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注意非理性可能诱发的社会问题，决不因非理性的消极作用不能完全避免而任其负作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今天，由于改革正在深入，各种非理性行为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强调化非理性的消极作用为积极作用，更有现实意义。
（四）必须使实践和理性思维同步科学化。非理性的消极作用并非一见到理性的阳光就会烟消云散。理性也具有不完善性，不能单独引导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达到至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理性视为肯定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完全积极的力量，理性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为统治人、奴役人甚至毁灭人的力量。一般来说，当非理性因素在不正确的理论（理性）指导下，其作用往往是消极的，甚至给人们的实践活动带来很大危害。例如宗教狂热就是一种受不正确理论支配的非理性行为，德国的法西斯狂热和犯罪行为也是一种受反动理论支配的非理性行为。但有时在理论（理性）是并不正确的东西在历史上却可以起重要的积极作用，起消极作用的、错误的东西并不必然是非理性的（4）。
实践既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又有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既有缺乏理论指导但却符合客观规律的实践，又有盲目的违背客观规律的实践。从根本上或从总体上看，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的关系中，归根到底是实践决定理论（理性）；但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理论（理性）与实践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有两种情形：一是理论（理性）落后于实践，此时应修正理论（理性）；一种是实践脱离理论（理性）的指导，违背客观规律，此时要用理论（理性）匡正实践中的错误，规范人的实践活动。另外，实践的合理性还必须由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满足）来说明。
实践活动有科学与盲目之分，理性思维有正确与错误之别，非理性的消极作用是同实践的盲目、理性的失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全面防止非理性的消极作用，还需要进行实践训练和理性训练。由于非理性与理性、实践与理性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实践训练和理性训练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同步科学化。实践以理性思维为指导，理性思维以实践为基础，实践脱离理性思维则盲，理性思维离开实践则空。只有实践和理性思维实现同步科学化，才能从根本上防止非理性的消极作用，这样既扬弃了理性的专制，又避免了非理性的僭越。
（五）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非理性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统一起来。非理性的消极后果是人的主观活动和人的认识局限性的产物，也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客观复杂性的产物。属人的认识局限性和非理性自身带来的消极后果可以通过培养、发展非理性本身来克服，属社会原因造成的消极后果必须通过改造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解决。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同步的。社会发展是基于对人的非理性的控制和利用上，是基于对人的非理性进行理性的应用。社会进步最终应归结为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整合或关联状况。反过来，非理性的消极作用的形成与社会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防止非理性的消极作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目前，在中国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存在着许多漏洞，出现了许多非理性行为，短期行为就是常见的例证：经济生活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商家甚至将其经营策略明确定位于全国十几亿人口，认为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上当，就大有赚头；政治生活中，干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日常生活中，为了暂时的效益，不惜以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贻害子孙；教育工作中，基础科研纷纷下马；在个人行为的选择上，短期行为体现了一种合理性，包含着个人的理性，而支撑着这种合理性的恰恰是社会机制的非理性。
非理性的消极作用的形成与社会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防止非理性的消极作用，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加强社会的综合治理，完善法制，克服社会弊端，使非理性没有发挥消极作用的社会条件，是弱化非理性消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一个社会必须为抑制非理性的消极作用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参政议政职能，趋于长期行为，对短期行为进行制约和矫正。从根本上说，扬弃非理性的过程是与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没有后者作依托，没有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充分完善，要防止非理性的消极作用是难以实现的。
我们根本不可能完全排除非理性。相反，我们相信非理性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改善社会制度、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和选择、培养更适当的非理性来解决。只是这里的任何解决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
总之，扬弃非理性，利用和强化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防止和弱化非理性因素的消极作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相关联、相一致。扬弃非理性在于以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落脚点。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非理性的消极作用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1页。
（2）参阅Barrett William:《Irrational Man》New Yonk,1962.chapter 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4）Jonathan Baron: 《Rationality and Intellig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