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背景下的史学“反修组”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论战论文,中苏论文,背景下论文,反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K09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5－0045－10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浪潮，中共与苏共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学术界也深为震动，反“苏修”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首要任务。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不少学者投身其中。“反修”对于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有学者对此加以关注①。然而，对于史学界在“反修”斗争中的实际作为，却甚少有人提及。实则在中宣部的统一部署下，史学界调集精英骨干，于1963年8月成立了史学“反修组”。本文即拟对这一组织的来龙去脉及实际运作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
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修”斗争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被寄予厚望。史学“反修组”的成立，亦与此背景密切相关。
1963年10月26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政协礼堂召开。与会者约500人，除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之外，还包括一部分著名学者和青年研究人员，以及“中共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各研究机构和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人”。会议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主持，着重讨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②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指示我们加强近现代史的研究，以回答当前的斗争任务”③。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主题报告，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作学部工作报告④。11月9日，时任中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出席会议并发言。会议持续至11月16日才闭幕。⑤
当时，中苏两党论战已趋公开化⑥，中共中央已着手部署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开展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此次会议的大背景。因而，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可谓学术界“反修”的动员大会。周扬的报告除了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外，还讲到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问题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毛泽东对周扬的报告颇为关注，“让刘少奇找人帮周扬修改好。结果，陈伯达、康生都来了”⑦。1963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周扬送审讲话稿的报告上批示“讲得好，完全同意”，并亲笔作了多处修改⑧。
实际上，从1962年11月起，中央就已集中胡乔木、吴冷西、乔冠华、胡绳等理论家，着手起草“反修”文稿。1963年2月，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⑨。1963年夏，社会科学的“反修”工作已然全面展开，中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奉命开始组建队伍，着手历史方面的“反修”工作，“原来是用近代史所的名义，后来觉得这不是近代史所的事，又用反修组”⑩。8月13日，史学“反修组”正式成立(11)。这一小组直接受命于中宣部，颇具神秘色彩，迄今所见文字资料不多。
据戴逸回忆，自1963年夏至1964年春，“我有幸和历史学界的一些朋友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为完成一项任务而在黎澍同志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队伍。队伍中有金应熙、余绳武、齐世荣、李龙牧、蔡美彪、张岂之、宁可、张文淳、刘祖熙、李嘉恩、洪兆龙、廖学盛等。应熙同志年龄居长，实际上，他当时也不过44岁，而其他人都在30到40岁之间”(12)。蔡美彪回忆道：“他(指黎澍——笔者注)管的事就是反修组，写反修文章的小组。因为有反修这样的旗号，他就把历史界的中年青年都给调去了……现在算算咱们所是我和郁松，人民大学戴逸，北京还有齐世荣、宁可、张岂之，世界史所廖学盛也参加了，住在香山，后来住党校，单独成立一个组。那时的中青年，写点东西的他都给弄进来了。”(13)自始即身与其事的余绳武回忆：“黎澍同志是我的老领导。1963年他主持筹建中俄关系史研究组，找房子，调集人员，调集图书资料，各种事情都亲自过问，奔走联系，一一设法解决，为此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14)余绳武明确表示，此小组名为“中俄关系史研究组”。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谓金应熙被借调到北京“中俄关系史研究组”(15)，可能即根据余氏之回忆。总之，几位先生的回忆多可相互印证，但因各有侧重，亦不无相左之处。
据近代史所档案，此小组全名为“批判修正主义历史学小组”(16)。当时在“反修”的旗号之下，由中宣部统一部署，调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精干力量，组成文艺、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反修组”，以之同“苏修”进行斗争(17)。
史学领域的“反修”成为重点，固然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特别重视，也有因应苏联方面重视史学之因素。史学“反修组”重要成员之一李龙牧，在当年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历史学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理论战绩上最重要的战线……赫鲁晓夫非常重视抓历史，在苏共二十大中，从抓历史开始，从推翻联共史、写苏共史开始的。赫鲁晓夫上台后，非常重视抓历史，领导者中有三个人担任历史界院士。几年内，他们做了许多组织工作，进行宣传，贯彻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出版的1951年至1955年3686种出版物，其中历史占2216种。1956年至1960年共6826种出版物，历史占4317种，几乎增加一倍。现在正在出多卷本苏共党史。”苏联“修正主义理论战线反华队伍中，以历史学界最为有劲。以东方学、汉学为基础。去年4月3日苏斯洛夫报告后，史学界立即开始，齐赫文斯基作报告，配合紧密，以学术面目出现，苏联其他战线反华，也从历史学界取得炮弹，史学界是反华重点，有一支队伍”。(18)
史学“反修组”的主持者黎澍，曾任中宣部报刊处处长、出版处处长；1955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指责为“与右派言论有共鸣”，受到严厉批评；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因“思想跟不上形势”，被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农村“受教育”；1959年9月被下放至湖南长沙。因《历史研究》负责人尹达、刘大年均须承担研究所领导工作，难以专注于刊物，黎澍于1960年始调任《历史研究》主编兼近代史所副所长(19)。黎澍的革命资历、理论水平及其与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高层的深厚渊源，使他成为主持史学“反修组”的不二人选。
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反修组”，史学“反修组”的任务较为复杂：除撰写史学方面的“反修”文章、编译关于“苏修”史学的相关资料外，还承担了为中苏边界谈判准备历史资料之重任。为保密起见，当时对外宣称两个组织，一为“现代史讨论会”，一为“近代史讨论会”，均有公章。“两个组织”工作各有侧重：“现代史讨论会”着重写批判“苏修”史学的文章，“近代史讨论会”则着重为中苏边界谈判准备历史材料。(20)值得强调的是，这两个任务均由史学“反修组”成员承担，难以截然分开，但在不同时段有所侧重。1963年8月史学“反修组”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主要任务是写“反修”文章，同时搜集苏联方面的史学资料，以了解“反修”之敌情。此外还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收集资料。(21)至于为中苏边界谈判准备资料的工作，即余绳武所忆及的“中俄关系史研究组”之筹建，虽于1963年史学“反修组”成立时即已着手进行(22)，但尚处于次要地位。蔡美彪、宁可、廖学盛等人均表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写“反修”文章，并未参与中苏边界历史问题之研究(23)。中苏边界历史研究之任务主要由余绳武具体承担，因此他的回忆中主要突出了“中俄关系史研究组”。
黎澍组织的这个“批判修正主义历史学小组”，汇集了当时史学界的中青年精英。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反修”旗帜的号召下，各单位及人员必须积极配合。其中最为黎澍倚重者当属金应熙、李龙牧、余绳武三人，日常工作便由此三人负责。金应熙原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学识渊博，精通多门外语。李龙牧则曾在新中国成立前与黎澍共事——1945年至1946年，黎澍在上海主编《文萃周刊》，“姚溱、黎澍、李龙牧等紧密配合形势，用笔名发表的政治评论和军事评论，几乎每期都有，很受读者的欢迎”(24)。余绳武则为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之中坚。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反修组”的人员主要属于借调，具有临时性与流动性，还有些人员因未能表现出应有的才能而被黎澍送回原单位(25)。小组人数“最多时，达到18人，以后逐渐减少，借人的本单位又要抽人，岌岌乎危哉”(26)。但是，在当时领导层的构想中，小组并非临时组织班子，而是在一定程度着眼于组建长期、固定的机构。1963年12月26日，近代史所党支部成立“批判修正主义历史学小组”分支部，由金应熙任支部书记，李龙牧任组织委员，齐世荣任宣教委员(27)。这就在党的组织方面确定了小组隶属于近代史所的关系。
史学“反修组”的工作颇费心力，黎澍为之倾注了相当热情，然而推进工作仍然不易。1963年11月27日，黎澍致函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刘导生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辞去“反修组”的领导之职(28)。黎澍之请辞，固然有他自己所说“事事躬亲，最近感到精神严重不济”的因素，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引起了一场风波(29)，黎澍也因此承受了一定压力。黎澍的请辞自然未获允准。
二
史学“反修”与哲学、经济学等有不同之处。哲学、经济学等学科不论中外，讲的问题大体相同，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特殊的。因而，资料对于史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史学“反修组”自然也将资料问题置于首要地位。因当时主要侧重反“苏修”，编译苏联有关史学资料便成为重中之重。
史学“反修组”成立早期的工作情况，从1964年5月30日黎澍在中国近代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可以部分探知。兹将其报告摘引于下：“已经或正在编的(包括出版的)，一是苏联历史学问题，此书编了三辑，第一辑，是苏史学二十大以来的情况，第二辑，苏修历史论文，第三辑，反斯大林论文。这两(应为‘几’——笔者注)部书去年10月交稿，但出版社排印放在很后。另一部分是西方讲苏联历史学，这本书可能出版不会太慢。第三部分是苏共党史第二版的翻译，再有两个月译完。第四部分是译的‘苏联大卫国史’。第五部分是两本讲黄祸的历史，现已出版了。还有一本有关黄祸论的历史资料。第六部分是中东欧与世界，今年年初已经出了。第七部分是出了外国史学动态。”(30)
黎澍的总结中，并未涉及“中苏边界历史研究”的相关情况。他所提“苏联历史学问题”，应为齐世荣、余绳武、李嘉恩、张文淳、刘祖熙、张捷、洪肇龙、廖学盛、孙成木等编译的《苏联历史论文选辑》。该书选译了自1956年至1963年8月苏联报刊发表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史学论文，并按内容分为三辑。第一辑于1964年4月出版，包括苏共中央决议、苏共领导人对苏联历史学家的指示，以及一些重要历史杂志的社论；第二辑于1964年8月出版，主要反映苏联史学领域宣传“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民族解放运动“和平发展”的有关论文；第三辑于1965年出版，主要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即黎澍所言“反斯大林”的论文。这三本《选辑》均以“内部资料”形式发行，虽然大体采取编排而不褒贬的方式处理，但实质上无疑是以了解“苏修”史学之“敌情”、为“反修”提供批判资料为目的。
黎澍所提“西方讲苏联历史学”，应为196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这也是“内部读物”，由近代史所吕浦、黄巨兴等翻译，齐世荣编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受苏联史学影响相当深，有关苏联史学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直接介绍苏联史学也成为《史学译丛》等中国史学刊物的重要内容。与以往不同的是，此书作为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借“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之口来谈论苏联史学。编者明确表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站在捍卫资本主义文化的立场，企图通过对苏联历史学的批判，达到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目的”；同时指出，这些文章攻击的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史学，而对苏共二十大后泛滥的“修正主义”史学则表示了欢迎，其观点是“十分反动的”，但其中提供的某些材料和线索“有值得注意的地方”(31)。总体来说，此书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视角，较为间接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史学。
“黄祸”问题也受到史学“反修组”的重视。李龙牧将苏联攻击中国的“黄种族主义”——“新黄祸论”作为“苏修”史学最突出的表现之一(32)。黎澍的总结提到两本关于“黄祸”的书，其一应为商务印书馆1964年4月出版的由联邦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著的《黄祸论》，另一本则不得而知。“一本有关黄祸论的历史资料”应为由吕浦、张振鹍等编译的《“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据张振鹍回忆，编写此书为一项“反修”任务，1963年春夏之交由刘大年委派，“很快黎澍抓了起来，要我编一本关于‘黄祸论’的历史资料”。这一任务同当时黎澍主持的史学“反修”工作密切相关。至1964年11月，书稿已交商务印书馆。次年，商务印书馆打出校样。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出版被搁置。(33)直到1979年，该书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另外，黎澍在总结中还提到“中东欧与世界”。此书全名《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作者为美国的凯尔迪什(S.D.Kertesz)，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12月出版。
1964年1月30日，名义上由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外国史学动态》(月刊)创刊。此刊实际上由史学“反修组”负责编辑。发刊说明称：“《外国史学动态》是供历史学界参考的内部刊物，内容以报导外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动态为主，同时也报导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学的有关情况。”此刊的主要栏目有：重要论文的摘译和全译，专题综合报道，学术动态和学术界基本情况的介绍，资产阶级学者的有关评论、书评和出版消息。(34)此刊共出九期即停刊(35)。
此外，196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试办内部刊物的通知》，规定“中央试办一个内部刊物”，“已经中央批准定名为《内部未定稿》”。此刊由《红旗》杂志社具体负责，黎澍为编委之一。1964年4月，《内部未定稿》出版试版第1、2期。编者说明谓：“本刊内容主要是发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的未定稿，也刊登不宜公开发表的有关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等方面研究文章的未定稿，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一步加工修改。”联系地址为“北京沙滩《红旗》杂志社第八组”。(36)试版第1期刊有3篇文章，其中蔡美彪所撰《关于“黄祸论”的历史考察》为历史方面的论文；试版第2期刊有黎澍、金应熙所作《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这一重头文章(37)。作为发表反“苏修”文章的重要平台，《内部未定稿》虽为内部发行，却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广(38)。
综上所述，黎澍自1963年8月组织班子，截至1964年5月，这一小组更多着眼于翻译苏联“修正主义”历史学的相关资料，重在了解“敌情”，为从历史学方面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提供资料基础。应该说，史学“反修组”对于苏联史学著述的引介翻译工作是颇为高效的。
1964年5月21日，经近代史所与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备，全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85个单位，共233人。其中出席者158人，列席者50人，特约参加者25人。(39)此次会议虽以“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主题，但其缘起实际上落在以近现代史研究参与“反修”斗争上，因为“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与现实斗争结合十分不够，对于现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历史学研究和批判作得很少……远远不能适应国内外斗争形势的需要”(40)。刘大年坦言：“会议的由来，还是形势的需要。”(41)因而，通过史学研究“反修”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中心内容。
5月21日，史学“反修组”骨干李龙牧、金应熙分别作关于苏联“修正主义”历史科学情况的报告。李龙牧介绍苏联“修正主义”历史学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历史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金应熙介绍苏联历史科学几个发展阶段的情况。(42)次日下午，与会人员讨论金、李二人的报告。讨论虽分工运史、农民问题、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侵略问题、反修、世界史等6个小组进行，但就此后数日实际开会情况观之，则多以“反修”为论旨。此次会议受到高层重视，其间周扬与会讲话，田家英则于5月26日作了长篇报告，均强调史学界以近现代史研究推进“反修”的战斗任务(43)。
自5月30日起，会议进入近代史工作会议阶段。与会者均为一方研究单位的负责人。5月30日主要由黎澍介绍史学“反修组”的工作情况，对“反对修正主义历史学参考题目和资料编译计划”作了说明，并就历史“反修”相关工作进行动员和布置。他指出：“突出的感觉是资料，没资料，反修是寸步难行……外文资料，如不译出，真正作可靠研究是不行的。要反复研究。还有苏联的出版物包括帝俄时代的，我们没搜集。还有，要苏联供给我们书，他们不是那样帮忙了。如我要国际书店向苏联订卫国战史，二年了，没来。来书情况表明，你要的不见得给，给的不见得是需要的，西方出版的，要的钱很贵。从这些情况看，有些材料要翻译出来……这些资料分三类：一是批判对象，二是批判武器，即暴露历史真象的材料，三是批判的参考。……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搞的东西，还要利用。这个资料工作计划中有六千万字……现在开会，大家讲翻译工作有重复，由于没有联系。现译苏联世界通史有关中国部分的有十几家了，是重复了，齐赫文(指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笔者注)的有六个译本。所以文章可以百花齐放，但资料翻译，在这方面的资料，因力量少，不必百花齐放了，尽可能有组织的分工的来搞。大家认认账，你们译什么。我们要求，好多书要全译，不是括译(原文如此——笔者注)、节译。这样作是很重要的。大家写反修文章，目前主要登在内部刊物，不一定公开发表。现在分出一部分搞基本建设。现在看来，地方力量很大，需要大家齐手行动(原文如此——笔者注)。这些翻译，非党员，甚至落后分子都可让他们来翻译，现在已经落到在押犯的身上去了。大家都作，六千万字不算多。上海是文化的中心，翻译力量比北京多，天津、武汉、广州、东北(懂俄文的多)都有翻译人才。”
黎澍还特别强调人员问题：“这个小组设想：1.由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长期干的；二部分人是调些学生，长期打算；三部分人是比较长期的；四部分人是短期的。总之，三年以上是长期的，以下的是短时的。做到相对稳定。2.要什么人，很难定，请大家推荐。3.条件合宜，即这个人政治思想、作风好些的。除了通晓外语，中文至少文字通顺，思想清楚，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与业务知识，是肯干的。4.优秀青年干部，即政治思想好、作风好，有些业务基础，有培养前途，肯干。5.所有参加组的这些人，都是为小组工作，不只是本单位的通讯员，听组的指挥。6.来的人可以调换。”(44)与会者在反映“反修”力量过于分散、资料建设亟待加强等问题的同时，普遍表示拥护北京方面的号召，愿意抽调人员参加黎澍主持的历史“反修组”(45)。
在1963年10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黎澍曾提出要在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培养新的史学“反修”队伍，并表示不宜以上了年纪的人从事“反修”工作，而应该从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据近代史所档案中的《1964年挑选大学毕业生工作小结》记载：“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由我所负责建立的历史反修小组，其人员也大部分是从外单位借调的。面对这样的任务和现状，首先从组织上加强建设，特别是从培养年轻的新生力量入手，不仅是关系到当前斗争需要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在历史科学队伍里培养一支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具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重要问题。因此经请示学部批准，在1964年内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有一定政治觉悟和业务工作能力的优秀毕业生加强反修小组和现代史的研究组的班子。”“在学部会议之后，我所领导就认真的研究了会议的精神，制订了吸收人员的计划，并在二月初上报学部，取得了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关于历史反修小组人员的配备，请示中宣部和高教部，均同意我们直接去各地进行挑选并出具介绍信。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即派出政治条件好，并具有一定理论、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五人，从三月份开始分赴上海、西安、武汉、东北、西南等地十余所大学进行挑选，历时三月之久……最后确定吸收33人。”(46)
1963年，高教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用人单位不能随便到高校去招人，由高校统一进行分配。但1964年初近代史研究所还是直接到高校去要人，“用的不是学部的介绍信，是中宣部的介绍信，各高校不敢阻拦”(47)。高教部为招人问题还特别发出通知：“凡经中央批准事先到学校挑选的单位(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红旗杂志编辑部、反修历史组、中央宣传部等等)已经选定的毕业生……省、市不再从中挑选。”(48)
然而，政治形势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期。1964年“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康生提出学者也要下农村“滚泥巴”，“四清”又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当年9月11日，史学“反修组”的组织形式之一——“现代史讨论会”宣告解散，此前所作的种种史学“反修”规划自然也难以落实。近代史所此次组建青年史学“反修”队伍的举措亦不免稍显“冒进”，所招收的33名大学毕业生已无法按照组建“反修”队伍的初衷进行安排，而将之全部派赴农村参加“四清”(49)。近代史所人事科在总结中也承认：“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如反修小组的编制，在未取得领导正式批复之前，就着手进行挑选工作，而给工作带来麻烦。”(50)由此不难看出，组建青年史学“反修组”虽然得到了中宣部的首肯和支持，但“反修小组”的编制尚未取得“正式批复”，因而近代史所实有“骑虎难下”之意味(51)。不过，这一举措可谓“种豆得瓜”——以“反修”之名引进的这一批生力军，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近代史领域的骨干甚至名家，对近代史所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史学“反修组”之“现代史讨论会”解散后，其成员大多回原工作单位(52)，但金应熙、李龙牧、余绳武等重要骨干仍然保留，并将工作重心转向“近代史讨论会”，研究中俄关系史，为中苏边界谈判提供资料依据。
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中苏边境地区不再安宁。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日益在两国边界事务中反映出来。(53)1963年3月初，《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公开声明，中苏之间还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4月至5月间，中苏边界局势渐趋紧张，中苏两国政府互发照会，商定于次年2月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边界谈判。(54)
据刘存宽回忆，早在1963年8月史学“反修组”初建之时，已奉命着手中苏边界历史问题之研究(55)。其实那时应为前期筹备阶段，近代史所档案明确记载：1964年4月20日，近代史所根据彭真指示，配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和中苏边界谈判，着手组织中苏边界问题小组；小组负责人是黎澍和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行政领导，业务上由国务院外办和外交部负责；小组的名称是“中苏边界历史组”，开展资料收集和问题研究工作(56)。
随后，陆续从全国抽调来的人员包括来自上海的陈旭麓，来自中央民族学院的金天明，来自吉林大学的刘存宽，来自兰州大学的汤季芳和来自云南大学的郑绍钦等人。这些人均为各校历史系的负责人或骨干教师，由中央通过各省或直辖市党委直接借调。据当时从吉林大学抽调进小组的刘存宽回忆：“我原来在吉林大学历史系，是老北大本科毕业的……在东北人民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到1964年，吉大党委把我派到吉林省的榆树县做‘四清’试点，我正做到劲头上的时候，有一天下着瓢泼的大雨，远处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学校的司机说，让我来接你，让你马上回去，明天到北京报到，车票已经买好了。这不是突然的变化吗？那会儿我还不认识黎澍同志。我不知道就是他推荐我到北京来参加一项工作，这就是关于中苏边界……后来我到了这里以后才听黎澍同志讲，我是中央直接通过吉林省委调的，没有二话，你非得给我放来不可，所以我第二天就坐上火车来报到了。”(57)
从其任务来看，“中苏边界历史组”的使命集中于为中苏边界谈判提供“炮弹”。具体来说，集中于为中方边界谈判代表团提供中国边疆管辖情况和边界具体走向、界线的历史资料，以此作为谈判依据。这当然也属于“反修”的范围。但与1963年史学“反修组”集中人力翻译苏联史学资料、了解“反修”敌情等工作已颇有不同。
1964年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人员基本调集完毕，“中苏边界历史组”开始在西郊友谊宾馆主楼展开工作，这可以视为其“正式成立”的标志(58)。为保密起见，小组对外的名称仍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有公章，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经费由财政部单拨(59)。由于近代史所的副所长黎澍是此小组两位负责人之一，而小组成员的党组织关系又在近代史所，加上小组成员以近代史所人员为主体，因此近代史所又习惯地将“中苏边界历史组”称为“西郊组”，这一称谓含有将之视为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个下属机构之意。
在“西郊组”的人员中，金应熙、李龙牧、余绳武几位骨干和北师大张文淳是1963年8月组建的史学“反修组”的原有成员。在其他成员中，近代史所人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王其榘、吕一燃、易显石、张左糸、韩信夫、张海鹏、张友坤、陈春华、王超进、李金秋等。年青人均以进入“西郊组”为荣。“西郊组”对人员的政治审查较为严格，如陶文钊就因为家庭因素而被排拒。1965年，韩信夫接替易显石担任“西郊组”秘书工作，主要负责财务开支、联络等事务，后由张友坤接任(60)。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现实政治因素，史学界对沙俄曾经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讳莫如深，中苏边界历史一度成为学术禁区(61)。“西郊组”的工作基本上没有既有的研究成果可资凭借，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西郊组”极重视搜集整理资料这一基础性工作。为搜集与中苏边界问题有关的中外文资料，他们先后查阅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故宫明清档案馆等处的档案资料，还到哈尔滨、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图书档案部门寻访资料，均有所收获。1965年春，余绳武、刘存宽及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的马叙生、赵瑾、夏益善一行5人，奔赴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查阅档案资料。邵循正、张蓉初等学者也提供、赠阅了一些宝贵资料。经过持续努力，“西郊组”已保存有数万册关于中俄关系史的图书(62)，从而为中俄关系史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后来近代史所集体撰写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资料工作亦肇始于此时。
“西郊组”投入了大量人力分赴各地搜集资料，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大量查阅有关东、中、西三段中俄边界的历史文献资料，将其整理、翻译和研究后，提供给上级参考。同时，“西郊组”还着手进行了相关专题的资料积累和研究工作，如余绳武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研究、刘存宽关于帕米尔问题的研究等。这些资料均及时通过内部交通呈送上级机关。此外，还编了一种供领导参考和内部交流的打印刊物，名叫《资料参考》(该刊由刘存宽负责，不定期)。“西郊组”还有不少临时任务，有时上面突然提出要某些资料，便必须突击查找、整理，往往通宵达旦，做完方休(63)。
“西郊组”颇受重视，其工作条件在当时来说可谓相当优越，工作亦颇有成效，所编印的资料令外交部十分满意，并切实为中苏边界谈判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依据(64)。“西郊组”也比较注重对青年成员的培养。1965年底进入“西郊组”的张海鹏回忆：“金应熙先生专门给我个人上过中俄边界历史的课……组里希望我在这方面做出成绩。”(65)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西郊组”也难以自立于狂澜之外，小组成员回到近代史所参加运动。然而上级单位仍不愿解散“西郊组”，一直拖到1966年年底，才决定“西郊组”暂停工作，成员们各自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但又明确宣布，大家今后还要回来，各人的工作档案一律封存，以备再用(66)。
在“西郊组”正式存在的一年半时间中，作出了非同寻常的成绩。最直接的当然是为边界谈判服务，但从长远看，更有价值的还在于资料积累，并为此后的中俄关系史、中俄边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972年，因中苏谈判的需要，领导指示将原“西郊组”部分人员重新召集过来，继续研究中俄关系与中苏边界史，以服务于对苏外交和中苏边界谈判。但这一次在组织形式上有了变化，不再沿用原来“西郊组”单独存在、由外交部直接参与领导的形式，而是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一个中俄关系史研究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学可谓万马齐喑，中俄关系、中苏边界史研究却趋于兴盛而成为“显学”。
四
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反修组”，产生于反“修正主义”的政治大背景下，充分体现出“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也呈现出特定时代史学发展的独特形态。
在“反修”的旗帜下，史学“反修组”能够迅速调集史学界的精干力量，集中有限的资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这一政治任务服务。如今看来，“反修”本身充满教条主义色彩，但史学“反修组”的所作所为不宜以“教条主义”轻易抹杀(67)。有论者指出，政治对学术也存在正面影响(68)，因政治需求之推动而结出学术硕果，在学术史上亦屡见不鲜。史学“反修组”着力从事批判“苏修”史学、为中苏边界谈判准备“炮弹”两个方面的活动，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学术成果。
史学必须以资料为基础，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学“反修组”自始至终对于资料的搜集与编译整理极为重视。他们所编译的关于苏联史学的著作，出版的《外国史学动态》，对于推进对国外史学的了解不无裨益。特别是通过全国性的普查走访，他们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中俄关系与中苏边界史的资料，成为后来推动沙俄侵华史、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因其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马克思主义史学毫无疑问地成了“显学”。“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的历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中外学术界对此均已给予了一定关注。然而，既有的研究主要侧重史家个体或史学思潮，对于“十七年”间一些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史学活动却甚少关注。因而，诸如“四史运动”、社会历史调查、史学“反修”等曾经轰动整个史学界的重大举措，却被排斥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之外，今天许多人已不知其为何物。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叙述，在思潮派分等概念工具的梳理之下，看似脉络分明，实则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些人甚至对“十七年”间的史学不屑一顾。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我们今日的史学言说中，“十七年”史学某种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以致造成我们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不自知(69)。
大体而论，历史研究只有先弄清“是什么”，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为什么”。窃以为，欲进一步推进“十七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有必要回到那个逝去的时代，弄清前辈学人的实际作为，看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究竟作过哪些努力，进而梳理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较为真切的发展面貌。
注释：
①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文艺、政治理论方面的“反修”，如董健：《论反修防修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张惠卿：《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李逸津：《中国文艺“反修”时期对苏联文学的“逆反式”接受》，《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等。
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讨论学术战线的任务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研究当代革命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12期。
③“刘大年讲话”(1964年5月20日)，《1964年全国近代史讨论会预备会议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学术战线的任务》，《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5日。
⑤《夏鼐日记》卷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7—378页。
⑥中苏两党分歧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始。1958年至1959年，中苏两党矛盾已趋尖锐。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愈加恶化。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共陆续发表七篇答辩文章，阐明其原则立场。1963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从而拉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当年7月14日，苏共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共。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苏共中央公开信并作按语。自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九评”。参见戴清亮、邸乘光：《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167页。
⑦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157—158页。
⑧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00—410页。此报告在毛泽东70岁诞辰的次日——1963年12月27日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这一耐人寻味的联系，或亦表明其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据龚育之回忆，10月31日将此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自修改，并要求将其与“九评”以同等规格发表。参见《龚育之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40页。
⑩“黎澍报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国近代史工作会议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11)采访廖学盛记录(2012年12月25日)。史学“反修组”成立的具体时间，并无其他文献资料记录。但廖学盛查对了自己的日记，表示很确定。
(12)戴逸：《回忆金应熙同志》，《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156页。此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94年12月6日。其中“洪兆龙”应为“洪肇龙”之误。
(13)采访蔡美彪记录(2010年4月16日)。
(14)刘大年等：《怀念黎澍同志》，《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15)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259—260页。
(16)《黎澍致潘梓年、刘导生、周扬》(1963年11月27日)，《黎澍材料》，近代史所档案。
(17)采访廖学盛记录(2012年12月25日)。
(18)“李龙牧报告”(1964年5月21日)，《1964年全国近代史讨论会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19)据蔡美彪回忆，“当时周扬派他(指黎澍——笔者注)来，就是办《历史研究》”。采访蔡美彪记录(2010年4月16日)。
(20)采访宁可记录(2010年5月17日)。
(21)采访宁可记录(2010年5月17日)；采访廖学盛记录(2012年12月25日)。
(22)据刘存宽回忆，1963年秋，当时他还在吉林大学，余绳武和张文淳来到吉大图书馆，要求查阅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资料，为“反修”服务。刘存宽：《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讨论会”》，《回望一甲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99页。
(23)例如，廖学盛当时被分派的任务，就是从俄文史学书刊中搜集“修正主义言论”。采访廖学盛记录(2012年12月25日)。
(24)黄立文：《回忆文萃周刊》，《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5期。
(25)采访廖学盛记录(2013年3月5日)。
(26)“黎澍报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国近代史工作会议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27)《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委致近代史所党支部的函》(1963年12月26日)，近代史所档案。
(28)《黎澍致潘梓年、刘导生、周扬》(1963年11月27日)，《黎澍材料》，近代史所档案。此事相关背景参见赵庆云：《从几则未刊资料解读黎澍》，《学术界》2011年第1期。
(29)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当年9月14日召集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各研究所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开会，批评《历史研究》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参见徐庆全：《〈李秀成自述〉引发争论的背后》，《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18期。
(30)“黎澍报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国近代史工作会议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31)《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说明”第1页。
(32)“李龙牧报告”(1964年5月21日)，《1964年全国近代史讨论会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33)采访张振鹍记录(2010年1月15日)；张振鹍：《毕生的幸运》，《回望一甲子》，第672—673页。
(34)《发刊说明》，《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第1期。
(35)不过，黎澍对此刊物仍未忘怀。1975年11月24日，黎澍在近代史所举行座谈会，讨论出版《外国史学动态》杂志问题。参见《人事文书——未整卷》，近代史所档案。后来近代史所于1981年出版《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刊物，即渊源于《外国史学动态》。
(36)《编者说明》，《内部未定稿》试版第1期。
(37)此文后以《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为题，正式刊登于《内部未定稿》1964年第3期。
(38)《读者对本刊第一期的反映》，《内部未定稿》1964年第4期。
(39)《近代史所致学部分党组总结报告》(1964年6月18日)，近代史所档案。
(40)《近代史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举行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的几项规定》，近代史所档案。
(41)“刘大年讲话”(1964年5月20日)，《1964年全国近代史讨论会预备会议记录》，近代史所档案。不过，刘大年后来回忆，此次会议“中心是开展社会调查，推动近现代史研究”，与此却有所出入。参见刘大年：《田家英与学术界》，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42)《人事文书——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简报》第1期(1964年5月23日)，近代史所档案。
(43)“田家英报告”(1964年5月26日)，《1964年全国近代史讨论会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44)“黎澍报告”(1964年5月30日)，《1964年中国近代史工作会议记录》，近代史所档案。
(45)《1964年中国近代史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5月30日)，近代史所档案。
(46)《1964年挑选大学毕业生工作小结》(1965年1月5日)，近代史所档案。
(47)采访张海鹏记录(2011年6月18日)。
(48)《高等教育部关于挑选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进行重点培养提高的问题的通知》(1964年6月23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288页。
(49)1964年抽调人员进行中苏边界历史研究时，还是从这些新招收的年青学生中陆续选择吸收了部分人员以充实力量。
(50)《1964年挑选大学毕业生工作小结》(1965年1月5日)，近代史所档案。
(51)据耿云志回忆：“我们这些被黎澍招来的，准备参加反修理论组的人，从未聚在一起开会，黎澍也始终未见我们(大概有个别人去找过他)。我的印象是，当时高层似乎已从重视反外修转到注重反内修。所以，我们这些人已无法按原来的意图来做安排了。”邹小站：《耿云志访谈录》，《回望一甲子》，第305页。
(52)采访廖学盛记录(2013年3月5日)。
(53)参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55—356页。
(5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55)采访刘存宽记录(2009年5月23日)。
(56)《人事文书—011》，近代史所档案。
(57)采访刘存宽记录(2009年5月23日)。
(58)刘存宽：《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讨论会”》，《回望一甲子》，第598页。
(59)采访刘存宽记录(2009年5月23日)；李细珠等：《张海鹏先生访谈录》，《回望一甲子》，第243页。
(60)采访韩信夫记录(2012年11月28日)。
(61)1957年7月，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陆钦墀在教研室与学校的“科学讨论会”上宣读《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一文，叙述俄国通过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掠夺中国10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史实，结果以“攻击苏联”之名被打为所谓“右派”。参见《陆钦墀的反动面目被揭露》，《人民日报》1957年8月8日。
(62)采访刘存宽记录(2009年5月23日)；李细珠等：《张海鹏先生访谈录》，《回望一甲子》，第243—244页。
(63)采访刘存宽记录(2009年5月23日)；采访韩信夫记录(2012年11月28日)；刘存宽：《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讨论会”》，《回望一甲子》，第602—603页。
(64)采访韩信夫记录(2012年11月28日)。
(65)李细珠等：《张海鹏先生访谈录》，《回望一甲子》，第243—244页。
(66)刘存宽：《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讨论会”》，《回望一甲子》，第604—605页；采访刘存宽记录(2009年5月23日)。
(67)与史学“反修组”相似，中宣部在文艺、出版界的“反修”举措，主要是翻译出版了大量所谓反映“修正主义”思潮的文艺作品和政治理论书籍，对于促进学术文化亦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积极作用。参见张惠卿：《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68)王学典、王钢城：《历史学若干基本共识的再检讨及发展前景——访王学典教授》，《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
(69)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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