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生产力拜物教——生产力决定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拜物教论文,决定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1-0148-06
一、生产力拜物教思想在中国的出现
拜物教作为一种与拜神教相对的意识形态，自古至今一直缠绕着人们的头脑。由于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马克思的批判采取了与费尔巴哈相似的立场，即人本主义的立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拜物教的实质就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崇拜，而社会关系作为总和，构成人的现实本质。因此，我们必须扬弃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重新占有人的现实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则为这种重新占有提供了契机。
在资本经济发展呈全球化趋势，“资本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一定发展的背景下，重温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哪里有资本经济，哪里就必然具有资本拜物教思想。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已经成为资本拜物教思想的俘虏，他们在经济价值观上宣扬效率（这里所讲的效率，当然不是效益意义上的效率，而是增长速度意义上的）至上主义——为了经济增长，可以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在经济哲学上，他们曲解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马克思的生产力地位理论。将他们说成是生产力拜物教者，是因为其实质是为中国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辩护。
例如，一位曾经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被称为“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人”的经济学家就十分坦率地指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再如，一位在政协任重要职务的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就十分露骨地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这些思想并不是个别学者的个别言论，而是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十分广泛的市场的“主流”言论，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代表性和典型性。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党中央并没有受到这种资本拜物教思想的干扰，及时地作出了决策调整——放弃了原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而代之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从经济价值观上实现了一种伟大“转变”——“立足以人为本推动发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1]这无疑是对宣扬资本拜物教思想者的当头一棒。而党的十七大则更加直接更加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目的包括三个方面，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而不是仅仅发展生产力一个方面。在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做到广大人民和广大劳动者“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必须批判资本拜物教思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但事情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上述经济学家不仅以主流自居，控制着中国经济思想界的话语霸权，而且大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对这些拜物教思想从价值观和哲学上进行批判，那么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就很难得到实现。面对这些为富人辩护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哲学家们不应该再处于“集体失语”状态，而应该义无反顾地高举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哲学的伟大旗帜，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的主流地位，维护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英明决策，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生产力决定论悖论
由上述言论可见，中国的资本拜物教思想主要体现为经济价值观上的效率至上主义，而这种效率至上主义的价值观又是以经济哲学上的生产力决定论为本体论基础的。因此，从经济哲学上批判生产力决定论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最为关键和最为紧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对生产力决定论思想进行自觉的反思。
所谓生产力决定论思想，就是通过肢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经典表述”，将整个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完全归结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认为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不顾人的权利和社会效益，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可以解决其他社会和人的问题。生产力决定论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哲学和经济哲学的严重误解，这种误解的开始恐怕要追溯到马克思去世后的第二国际以及苏联传统哲学那里去。我们这里首先对其自身存在的逻辑悖论问题进行反思。
笔者以为，生产力决定论思想存在“循环论证悖论”和“自相矛盾悖论”两种悖论。关于“循环论证悖论”，已经由学界的许多学者指出，即生产力对其他因素的决定作用与其他因素对生产力的“决定性反作用”之间的逻辑循环关系。“决定性反作用”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被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得到发挥。这种发挥虽然更加体现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但却在逻辑上最终陷入了循环论证。人们会问，“决定性反作用”与决定作用有什么区别？如果决定性反作用就是决定作用，那么到底是生产力起决定作用还是其他因素起决定作用？
生产力决定论的一个更加严重的悖论是“自相矛盾悖论”。这就是按照生产力决定论者的理解，我们会得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思想相冲突、相矛盾的结论。按照生产力决定论者的理解，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适合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而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按照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原则，重新占有和控制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关于自由王国的人的自由特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和社会的因素将在主要的方面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这样，生产力决定论的思想就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产生了矛盾——到底是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还是生产力这个物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生产力起决定作用是普遍的规律吗？如果生产力决定论是普遍规律，那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也只能屈从于生产力的盲目要求，而不能重新占有和控制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自由和解放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个矛盾我们称为生产力决定论的“自相矛盾悖论”。
由于生产力决定论具有上述两个“悖论”，因此我们不仅要对这种思想本身进行反思，还应该从方法论根源上对导致这种思想的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扬弃这种思想。
三、生产力决定论悖论的逻辑症结
笔者以为，从思维逻辑方面看，导致生产力决定论悖论的原因主要包括把“外化”等同于“客观化”、倒果为因以及以特殊代替一般等几个方面。
（一）将“外化”等同于“客观化”
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论述，生产力决定论的实质就是生产力异化论。因为生产力被社会化并被外化为一种外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不属于劳动者，所以就成为异化状态的生产力。如果生产力没有被异化，仍然是作为劳动者自身的本质的能动力量，那么生产力就不会外化、异化，就不会作为外在的力量统治人本身。但生产力的外化和异化，并不等同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完全客观化。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在生产力的异化状态下，人的活动的合目的性变成非自我目的性和非自由目的性，但人自身的因素，无论是自然力还是观念，仍然是构成异化的生产力的内在因素，人这个实体与自然实体之间仍然具有根本区别。其次是因为，生产力的外化和异化所造成的对人的活动的外在制约性，仅仅是有“类似于”自然客观性的意义，生产力的客观属性仅仅是“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2]，是一种似自然性，而不能等同于真正的自然客观性。再次是因为，生产力的异化形式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历史规律，生产力的外化和异化状态在原始自主劳动的社会里并不存在，而在被人们重新占有和控制了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更不存在。如果生产力的异化形式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生产力决定论是永恒的不变的真理，那么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也就无从谈起了。任何历史都是人类自己的历史，都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生产力的异化状态也是如此，因此异化的形成依然体现了人的生产活动的目的性——一般意义上的目的性，因此异化并不等同于完全客观化。
对于生产力的这种异化性质，恩格斯做了十分形象的描述，并揭示了这种性质的社会暂时性，他说：“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会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3]因此，生产力对人的异化性质、决定作用，既不同于自然实体的客观自在性，因为它是社会的产物；也不具有历史普适性，人们一旦认识到这种异化性质，就会扬弃它而重新占有生产力和生产过程。
（二）倒果为因
生产劳动的发展是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异化生产力是生产劳动发展的历史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把作为结果的异化生产力看作人与社会进步的根本决定性因素，在逻辑上是颠倒因果的做法。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体现为生产力对劳动者自身的异化状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4]而导致生产力的这种异化状态的原因在于生产劳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异化。而这具体体现为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分离，以及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导致的生产力的社会化和外化。
一方面，由于“工人……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5]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的私有化，使得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为性，从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丧失了作为人的“类本质”所具有的意义。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产能力，也丧失了主体性本质。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协作，丧失了自主性的生产力扩大化为一种社会范围内的自在力量，使得被别人占有了的生产力进一步丧失了自主性，变为一种社会化的异化生产力。生产力不仅在局部范围内被异化，而且在社会范围内被异化。对此，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6]因此，“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7]“劳动的生产力”被社会化了，这种社会化在私有制前提下变成一种外化和异化的巨大力量，统治着生产劳动的“主体”——人。
但无论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生产劳动的社会化，都是生产劳动自身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表现出的特征。因此，只要从生产劳动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和社会化出发来分析生产力的异化状态，而不是从异化的生产力出发分析人和社会的发展，就不会陷入生产力决定论的悖论。
（三）特殊代替一般
从存在的历史时间来看，异化是人类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异化从奴隶社会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随着劳动者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异化又会从人类历史上消失。因此，异化劳动和异化生产力不是普遍的历史现象。那种把异化生产力的异化状态视为“决定”作用，并把这种作用夸大为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历史规律的做法，在逻辑上犯了一个用特殊代替一般的错误。把仅仅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历史现象夸大为一般性的历史现象，其最终结果就是将这种现象永恒化、静止化。而把异化现象永恒化、静止化的结果就是将剥削人的社会永远合理化。这将从根本上挑战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挑战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然而，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存在，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可能是以人性的损失为代价的，但整体上，人性的完善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历史主义是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用特殊代替一般，实质上是没有认识到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规律。
四、重新认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生产力决定论悖论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它采用了一种实体性思维，这种实体性思维根本无法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容纳到一起。实体性思维所导致的思想结构的变化就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关系的外在化和抽象化。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不能无限还原的，我们只能以最基本的活动为单元，从最基本的活动出发，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本体论上从实体本体回到活动本体。
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从实体本体回到活动本体呢？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划，才能为理论建设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支持，而不是停留于呼吁和原则要求层面上。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文本取舍、思维方法反思和现实反思几个方面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走出“强势文本”
我们知道，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不同取舍对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不同经典文本的认同、强调程度的差别必然引起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上的差异。那些经常被人们引用过来，以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经典表述”，即“强势文本”，就像一种“普照光”，直接决定着其他文本的亮度和色彩。“强势文本”的好处在于它可以让人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以一种集中的、直接的、直观的方式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话。但它的“强势”所在，也会使之成为遮蔽其他文本之光芒、阻碍人们全面而客观地审视马克思的文本、解释马克思的思想的原因。“强势文本”也是相对的，它在逻辑结构上的排他性和在历史函数上的静止性，决定了它的“强势”也是暂时的而非永恒的。正如任何人类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任何经典文本也都是当代文本。
经常被人们引用来当作马克思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经典表达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大段话。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总结到今天的哲学教科书，无不如此。这段话，可以被称为人们诠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强势文本”了。也正是对类似于此的经典文本的片面理解，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就是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实体决定论，生产力就是整个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上帝”，它主宰着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的命运。强调和发展生产力当然没有什么错误，但如果以为生产力发展了，一切问题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那就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髓所在，在现实实践中必然会遭到严重的挫折。我们如果坚持生产力决定论的思想，那么即使在逻辑上寻求一种对人的弥补，也无法消除“生产力”对人的统治状态，结果，经济和社会被实体化了，变得开始敌视人了，而人被忘记了，冷漠了。生产力决定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法承担起以人为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因此，该是我们彻底反思这种思想的时候了。
（二）从实体性思维到“功能性思维”
显而易见，生产力决定论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实体性思维模式。它总是把经济活动的不同维度和要素归结为其中的某一种要素，在思维方法论上坚持的是线性因果和机械决定论思维。这种思维可以简化社会经济规律的表达，给人以清晰明确的感觉，但它所揭示出来的自然必然性也必然具有十分严重的局限性。实际上，正是这种机械的因果决定论思维统治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边边角角。这种思维导致西方国家一会儿把这种经济关系和要素看作决定因素，一会儿又把那种经济关系和要素看作决定因素，以致在自相矛盾的经济现象，例如滞胀面前，无所适从，不知从何下手。经济学家们和经济哲学家们，应该从实体性思维中走出来了。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现象是一种自组织与人类自觉组织的有机系统，它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系统论的功能性特征。功能性思维应当成为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思维模式。
功能性思维，作为一个明确的定义是由卡西尔在论述人的本质问题时首先提出的。他在其名著《人论》中指出，“《符号形式的哲学》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个纽带不是一种实体的纽带，如在经院哲学中所想象和形容的那样，而是一种功能性纽带。”[8]在卡西尔看来，在定义人的本质问题上，实体性的还原论思维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采用功能性的思维模式，把人的语言、神话、宗教等不同特性用“劳作”这个“功能性纽带”联结起来。实际上，在经济和社会的本质问题上，我们也必须坚持这种功能性思维，用“人的现实的生产劳动”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经济意识与经济活动，把生产力等实体要素、货币等中介要素、人的经济需求等主观要素联结起来，而不是把其中的一个方面简单地归结为另一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建构更加合理的历史哲学理论和经济哲学理论。
（三）重新突出“总体性”思维
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思维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体性思维则根源于古代哲学的整体性思想。近代以来，随着以试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兴起，古代哲学的整体性思想被分析的思维方法所取代，主客关系由统一走向疏离。为了走出这种导致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自康德开始，哲学家们致力于克服主客分立，寻求新的主客统一的哲学思维，经过费希特、谢林，最终在黑格尔的思辨总体性那里达到新的统一状态。马克思深入分析和解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他的不断寻求自我实现的绝对理念还原为人的“劳动”，通过劳动的发展过程来解释人的发展过程，从而形成了以生产劳动的总体性为基本特征的哲学理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总体性，就是人的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活动自身的总体性，因此，这种总体性是现实的具体的统一性，而非臆造的抽象的统一性。人的生产劳动作为一个中介、一种转化交流机制，联结着自然和社会，也联结着人和对象世界；联结着主体和客体，也联结着主体和主体。因此，实现了必然与自由、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总体性是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重要特征，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重要思维方法。但这种总体性思想和思维并没有被马克思之后的理论家们所认识和继承。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特别是考茨基一派，受当时历史状况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篡改，从而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总体性思想。他们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经济力量的机械决定论，完全抹杀了人的自觉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国际的这种庸俗化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甚至在苏联传统哲学那里仍然留有痕迹。针对这种剥离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将马克思庸俗化的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家提出，要重新恢复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核心地位。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卢卡奇。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总体性、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的方法论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科学的基础。”[9]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历史进程等同于自然过程，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物质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这种观念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向对人和人的活动的取消”[10]。
（四）关怀现实，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为我们提供适合于一切时代的万能的药方，它只给我们指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他们的工作直接处在现实实践的风口浪尖上，因此他们的理论总是随着现实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带有极强的“现实感”和与时俱进的色彩。而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国内的，在研究方法问题上越来越书斋化、抽象化、学院化，其理论距离现实也越来越远。大有学者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贵族”，学问成了不问时事的“清谈思辨”之势。尽管有的青年学者清醒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哲学关注现实的要求，但在当下学界的多次大论争中依然很难看到哲学家们的身影，以致有的港台学者称大陆学者“集体失语”。为什么失语了？到底想什么去了？我们应该想什么问题？我们应不应该自觉关注经济社会现实的新动向，面向现实，思考问题？答案不需要笔者给出，马克思早已经以他的“认识现实”的理论，和“改造现实”的实践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果没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不能坚持马克思的现实关怀的精神，是不配做马克思的学生的。
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的现实关怀的原则和精神，以实践检验原有的理论，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就非常明确了。这些任务，在笔者看来，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继续进行马克思所未完成的事业——批判生产力拜物教思想，立足生产力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实现生产力的合理性状态，弘扬人的主体性，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让我们做一个像马克思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收稿日期：2007-11-20
标签：决定论论文; 商品拜物教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时间悖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