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卡尔#183;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本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马克思论文,浅谈论文,本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笔者在《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二期、第三期曾连载了论文《时代的哲学问题断想——向哲学界提出二十三个哲学问题》，此论文引起了国内哲学界的关注。对其中的诸多问题，文章也只能是提出问题并稍加感悟，难以展开论述。例如，第五个问题即“超越哲学”问题，笔者由此提出了“超主义”的问题，文章也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即：
“我们通常爱把一种哲学流派加上一个‘主义’，但一种思想一旦被‘主义化’了，这种思想就封闭了、僵化了，并被崇尚为不变的教条。马克思的学说是开放的、不断思维着的、留下广久的思维时空的‘相对精神’，要不断自我超越及被后人所超越和发展，而不是封闭的、凝固的绝对‘主义’。在当今‘东西南北’大对话的和平发展的国际化时代，人类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大，先进人类的大脑在进行着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思维，时代要求人类把阶级、集团哲学意识上升为民族和地域哲学意识，再上升到人类的哲学意识或国际化精神和全球意识。这是否是哲学上的‘超意识形态’、‘超党派性’、‘超二元对立之主义’的新的时代背景。”
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在研究省悟这一“问题”。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笔者更加认定超越“二元对立”的种种“主义”是人类精神文明提升的大趋向。
这首先是一个极有时代性现实意义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所处的“近代”，工业社会和资本社会的劳动的异化导致全人类各利益集团的公开对抗，资本统治者内部和劳动者内部也都出现了种种对立的思潮或主义，上升到哲学上就出现了种种二元对立的“主义”，如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主义和受动主义、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唯逻辑主义和唯意志主义等等，这恰恰是社会的全面异化和二元对立的形式上的提升，反过来，这一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定势又强化了社会的二元对立。而马克思哲学诞生的秘密和革命性的所在，恰恰是要通过“人化的实践”（“非异化的实践”）这一现实中介，超越哲学上二元对立着的种种“主义”，创立并完成了的自然·人道主义即实践人道主义这一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但在近代以至现代，它并未被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到了20世纪，人类社会极端异化，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进一步被强化，由此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大悲剧。时下人类正在悼念在波兰的法西斯集中营中的死难者，人们应该反思，哲学思辨思维极端发达并产生了像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尼采等世界级哲学大师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残忍地杀害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的惨剧呢？除了极端的种族主义，那么，哲学上的和思维方式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哲学上的“二元对立”的主义中找到原因，如科学主义压倒人道主义、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唯意志主义压倒逻辑主义、独断主义压倒相对主义、霸权话语压倒自由话语等等，说到底就是法西斯主义要一统全球。
“二战”之后进入“冷战”，整个人类社会又冒出了“两大二元对立”的社会体系，即前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两者的思维方式都是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军工科技理性压倒一切，争夺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霸权是惟一的目的。我们当时称之为“第一世界”的两大超级霸权国家，当时所谓的“冷战思维”就是二元争霸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二元对立思维。随着苏联解体，人类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西方的思想家称之为“后现代”，“后现代”哲学意在解构二元对立的种种“主义哲学”，但又走向了一个“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自然主义”的极端，怎样想、怎么说、怎么干都行，二元对立的主义是消解了，但这极端的多元混杂让人无所适从。所以笔者在《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发表了《后‘后现代’哲学创意》（《高校学报文摘》转载）。笔者的立意在于马克思所扬弃了的近现代的二元对立的“主义哲学”而发挥出来的“实践人本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哲学比“后现代”们还“后”，他的哲学本性就在于自觉地超越和扬弃人类全面异化时代所形成的绝然对立的“主义”，于是这一“超主义”问题就不只是卡尔的思辨预见，而是有现实依据的突出而迫切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当下笔者尚无能力对此做出严密的论证，只能说是把问题提出来并从哲学的角度做一点玄思断想，只望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就此展开讨论。
二
何谓“超主义”，这里首先粗略地界定一下“主义”和“超越”这两个概念。
所谓“主义”，大体有三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社会生活和精神现象等所持有的系统性的和倾向化了的理论、思想和主张，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等；其二是指人们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如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其三是指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独裁主义、民主主义等。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往往互为因果，而笔者在这里所论及的主义，主要指第一种含义。
所谓“超”，也即是“超越”。当今，“超”字颇为流行，超越意识、自我超越、超前、超循环、超时空、超时代、超光速、超对称，超宇宙、超阶级、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笔者认为，“超越”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范畴，尤其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甚至可以说超越是现代辩证法的“最高范畴”。
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超越”是范畴间的过渡，是范畴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巧妙的杠杆，也可以说是他的辩证法的活的灵魂。我们知道，黑格尔辩证法的范畴运动，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正在于范畴的“自我超越”。从“有”到“无”，从“有”和“无”到“变易”；从“质”到“量”再到“度”，从“存在论”到“本质论”再到“概念论”，都是不同层次范畴的自身超越。比喻从“有限”到“无限”，以往的哲学家往往把这一过程理解成有限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减少并达到无限，黑格尔认为这是“想象的无限”、“坏的无限”，而现实的无限、真的无限是有限不断超越自身的界限而趋向无限。黑格尔说：“不断地超越自身，这种超越，康德形容为‘令人恐怖的’。其实真正令人恐怖之处只在于永远不断地规定界限，又永远不断地超越界限。”[1]这“真正令人恐怖之处”，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由“自身超越性”所规定了的革命性所在。此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范畴的运动与人类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是统一的，从一范畴过渡到另一范畴，亦即是一个哲学“推翻”了前一个哲学，而“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1]也就是说，一种主义的哲学的被推翻，实质上是这种主义的哲学自身超越了自身所规定了的界限。在黑格尔辩证法中，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范畴，即“否定性”和“扬弃”，它们与“超越”的内涵大体相当。可以说，范畴的内在的辩证的否定性即扬弃。而范畴的这种自我扬弃即超越，不过超越更表现出范畴要不断突破自身，为自己所规定的界限的一种努力，具有更加革命的能动性。由此笔者在这里界定：所谓“超越”，即事物或思想对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界限的突破，那么，“超主义”即一种主义对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界限的突破。
到这里，笔者还想进一步拓展一下超越范畴的内涵，即超越不只是事物突破自身界限，而且还包含着事物间的相互超越，即事物间的界限的相互突破，因为事物的发展不只是内在的，而且还有外在的原因，尤其是在当今对话协商的和平发展新时代，各种思想大综合的时代，这种相互超越对于世界发展的作用就更加突出。由此看来，发展在本质上就是超越。通常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斗争表示对立面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而统一表示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相互“吃掉”，笔者不否认这种种情况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时代提出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对立诸方的自我超越，对立面的相互超越，该矛盾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超越，由此决定着该矛盾系统及环境的相互和谐发展。笔者认为，这应是当今时代辩证法的新的表达！到这里，笔者所谓的“超主义”，就不仅是一主义内部矛盾双方的自我超越和相互超越，而且是该主义与它主义（尤其是与之对立的主义）的相互超越。中国先哲曰：“和而不同”，讲的就是不同的思想相互补充、相互超越而达到“和”即“和谐”。
三
笔者的这种“超主义”观，不只是受启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更受启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笔者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诞生地和秘密所在。对于这一判定，笔者早在1985年就在《理论探讨》第四期发表了《马克思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巴黎手稿》，介于国内流行的观点是该《手稿》不是马克思“主义”，那就不用“主义”而用“卡尔哲学思想”好了。这一秘密就在于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辩证法”，当然也可以看成是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的自我超越和相互超越。马克思曾经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又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就在于对这两者的相互超越。而这一自我超越正诞生于《手稿》。在《第三手稿》的最后部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批判即是扬弃和超越。马克思在考察了《精神现象学》之后指出：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从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
批判和超越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抹杀，而是一种积极的扬弃，即把对象的合理的原则吸收为自身的营养。一般说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汲取的积极成果即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拓展了“自身的否定的积极意义”。自我否定即是自我扬弃，在整个批判中，“扬弃”是马克思所提到的最多的一个概念。“扬弃了质等于量，扬弃了的量等于度，扬弃了的度等于本质……”；“扬弃了的存在等于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等于概念……”；“扬弃了的私人权力等于道德等……扬弃了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3]前面说过，扬弃也即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活的灵魂。后来马克思把辩证法的本质规定为“批判的，革命的”，也即是自我否定的、自我扬弃的、自我克服和自我超越的。所以，笔者认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本质视为“自我超越”是合理的。马克思特别吸取的是黑格尔的劳动的辩证法，即劳动的外化使人失去对象，扬弃这一外化使人获得对象而确证自身，这就是劳动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问题在于，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精神是绝对的，只能是积极的，所以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黑格尔的这些偏见正是由他的唯客观精神论的自我设定的原则和限制决定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人、人的劳动、人的意识、市民社会、国家、世界都是由那些没有人的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外化出来的，如同上帝的智慧创世。对黑格尔这种神秘的颠倒，马克思“推翻”了或都说超越了黑格尔“神”的网罗。而这一推翻和超越是通过费尔巴哈。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从总体上看，费尔巴哈是把黑格尔哲学视为宗教和神来加以批判的。但在具体的批判中，费尔巴哈又恰恰运用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认为感性的人不是宗教和绝对精神的外化，恰恰相反，宗教和绝对精神正是人的精神的异化然后统治人。只有扬弃宗教复归于感性的人，才是新哲学的出路。这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通常我们指责费尔巴哈否认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而取名为“人本主义”。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特点和优点，这也正是我们时下叫得最响的“以人为本”。在费尔巴哈看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见物不见人”，是“以物为本”。黑格尔哲学和宗教是“见神不见人”，是“以神为本”，都忽视了地球上第一重要的存在——人，人才是哲学的本体和目的，这正是对当时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双重超越，对于这种哲学的自我超越，马克思在《手稿》中是肯定和接受的。马克思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二者结合的真理。”[3]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谓的“二者结合”决非二者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中介相互扬弃、相互超越，这又是和而不同。费尔巴哈“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而扬弃后的人则是抽象的自然的人，而马克思则是通过扬弃劳动的异化、实践的异化和私有财产为自己的中介来实现其人道主义，所以他又自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或“完成了的自然·人道主义”，[3]这又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超越，即吸取了黑格尔的劳动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辩证法，同时超越了前者唯客观精神原则和后者的自然人本原则，发展出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对立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3]即哲学上对立着的主义，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是可以超越的。而超越的中介不在理论自身，而在于社会实践。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诸多发表过的文章中，认定卡尔哲学是人本主义，而决不是唯物主义即物本主义。卡尔提到自己的思想是唯物主义，但那仅是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不是卡尔的哲学思想，卡尔的哲学思想是价值观念层面的人道主义，在这一层面，他极力反对“唯物”即“拜物”。已故的高清海老师阐发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我看来，唯物论和唯心论作为两个派别的对立是可以超越的。哲学被划分为不是唯物论便是唯心论的原则不是永恒的，如果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能够在合理基础上统一起来，单纯用物质去说明精神和单纯用精神去说明物质的观点就可以超越。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就是现实的例证。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立的秘密，引起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实质所在。”他又指出：“‘实践’的发现，意味着一种新思维方式的诞生和形成……正是依据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即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现在现实活动中否定性的统一观点出发，马克思才超越了以往的一切哲学理论，把哲学推向更高发展阶段，实践了哲学革命性的变革”。
最后，高老师指出了当代哲学对立着的“主义”可以超越的大趋势，“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在总的发展趋向上，也呈现出力图摆脱两极对立的思维方法，寻求能把对立面结合起来的中介的趋势。……在他们所说的唯物唯心之分业已过时、二者对立可以超越的观点中，以及在他们从某一中介环节统一主客体对立的理论追求中，确实透露了两极思维方式已在走向中介思维方式统一认识发展的大趋势”。[2]在笔者看来，对立的“主义”的相互超越，不只是西方哲学的动向和趋势，而是当今全人类思维的总趋势。对立的主义的相互超越需要中介，而这一相互超越的中介不只在主义本身，而主要在实践，即在当今人类的全球性的和国际化的大实践。
四
前面提到，在全人类公开地全面地异化和对抗的近现代，形成了种种对立着的主义，而这些对立着的主义至今仍为当今的人们不同程度地信奉着。如人类的几大宗教就互相对立，且某一宗教内部又“主义”丛生，甚至发动战争，可谓“势不两立”、“对抗不和”，还是“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好。作为哲学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马克思预见到只有通过未来人类的实践方式，只有借助未来人类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笔者认为，当今人类的实践使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这一实践即是当今人类的全球性和国际化的大实践。这即是笔者的“超主义观”的实践根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人类最高形态的异化，随后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存在着四大基本矛盾，但这些世界性的矛盾和对抗，并没有按照帝国主义者的意志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只采取局部地区冷战的形式。于是有了扼杀和瓦解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麦卡锡主义、杜勒斯主义，发动地区战争和搞和平演变双管齐下。同时，世界性民族独立和反殖民主义斗争风起云涌，殖民主义互解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主义”，随之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争霸和进步人类的反霸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苏美对抗及苏联出兵阿富汗、越南出兵柬甫寨，又出现中日、中美敌对状态的结束。随着日本、欧洲、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及人类反霸权斗争的发展，美苏称霸世界的梦想破灭，在世界范围内，公开的政治军事对抗让位于时隐时现的经济摩擦；政治性的党派性的意识形态的对抗，让位于具有超党派性的全球意识的综合。由70年代进入到80年代，全人类进入了一个扬弃全面公开异化的以和平发展为新主题的新时代。现在让笔者分析一下新时代到来的根本原因及新时代的多方面的本质特征。
新时代到来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国际化或人类化，在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国际化和人类化。笔者认定，当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是信息科学技术革命。这个以信息论为核心的信息科学群和以计算机和通讯卫星为标志的信息技术手段所实现的科学技术革命，较以往的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不只在于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由此推动了大机器商品生产，而在于它首先使一切科学技术国际化，进而使整个生产力国际化，以至文化的国际化，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文化村”，这就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综合着全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这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综合生产力，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及金融国际化，以至资源、资金、劳动力的国际化，这又把地球变成了一个“经济村”。由此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这种经济国际化大趋势，使地球上的“东南西北”谁也离不开谁。西方有识之士看到全球的经济发展，西方离不开东方，北方也离不开南方，靠经济掠夺和侵略只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贫富差距，造成贫穷国家的动乱，由此而失去对方的市场和资源，穷国再穷下去必将危及富国的经济发展。而西方发达国家自身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也在加强，美、日、欧当今经济上谁都怕谁但谁又离不开谁，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只是权宜之计，而经济上的相互渗透不可逆转。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家也普遍认识到，以往的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必须超越，由此普遍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战略，并借助外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几十年的开放改革尽管走走停停，但走上国际化的总趋势却不可逆转，加入WTO正是进一步走向经济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由于全人类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和全面对抗，全人类的异化劳动所带来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成为国际性的大问题，人类喊出“只有一个地球”，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已成为全人类共存亡的特大问题，“全球人道化”成为当今人类最有感召力的口号。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全人类的利益还是一种抽象的存在，那么，当今则是现实的存在，如果说马克思提出的“工人无祖国”、“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尚是口号和理想，那么，当今则是现实的实践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新思维，这一新思维首先在于它看到一旦发生核战争，战争将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已无胜败之分，而是全人类的彻底灭亡，由此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全球人道化原则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原则，否定了以往的唯阶级斗争的原则。而中国的邓小平，首先制定了开放改革的总政策，随后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英明设想，实际上包含着“一球两制”、“一球多制”的外延设计，提出了“东西南北”和平发展的新时代的论断，为此提出了沿海发展新战略，建立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为形式的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黄金带，它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更积极主动的国际化精神和全球意识。
总之，从人类化哲学视角看，从全球大视角看，新旧时代的本质差别在于旧时代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全人类的利益，由以上利益所产生的矛盾掩盖了全人类和地球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人类的凶恶的敌人。而在当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全人类和地球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球几大危机成了人类最严重的威胁，这是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危机。只有全人类团结起来，才能解决这种危机。那么，全球意识、国际化精神、全球人道化及精神“欧洲大厦”、“亚洲新时代”则是人类进步的意识。那么，旧时代所产生的哲学及其它各类对立的“主义”，就要以全人类的国际化大实践为中介而相互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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