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发展理论的学科透视及其综合取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透视论文,学科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一个倍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即发展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在探讨发展上所支付的劳动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发展问题是一个最持久、最有争议、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1〕。联合国自1960年起， 已连续制订了三个国际发展战略。世界银行自1978年起每年刊行《世界发展报告》。联合国贸发会议从1981年起，每年刊行《贸易与发展报告》。根据美国《经济论文索引》，在1950年—1954年与1960年—1964年之间10年，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的文章增加了两倍〔2〕。 另据约翰·鲍威尔逊的《经济发展书目选录：附述评》，仅就1970年至1977年出版的著作就选录了两千余种〔3〕。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4 年宣称：“发展应被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先、最具深远意义的任务”〔4〕。其实，邓小平早在1985 年3月就高屋建瓴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5〕。
尽管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探索并非始于当代，但发展理论也仅仅是在当代才成为一门独立的越来越显赫的综合性学科。从不同的学科内升华出来之前，发展理论的不同分支在各自的领域里孕育和开拓，由于终极价值的相同，彼此吸引和交融的力量越来越大，乃至最终汇聚一体，相互依托和辉映。故而再也没有哪一门学科能把发展理论纳入独自的门下。
不同学科对发展问题研究的合力，既显示了这一问题份量的沉重，也显示了不同学科在深入过程中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更进一步讲，人类20世纪聚焦于发展问题，恰恰表明了人类文明的又一个新飞越。透视当代国外发展理论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时代的主题，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尤有裨益。
一
较早对发展问题集中论述的是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时期，社会财富的增长被视为社会发展的标志，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一直沿着经济增长的路子探索社会发展问题。W·刘易斯认为， 斯密探究的“富裕的自然进步”，正是“我们今天称为发展经济学……的关键”〔6〕。 当代经济学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对经济增长概念重新切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了发展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内的繁荣。同时，由于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在经济学领域的确立，继而导致了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
1.发展经济学孕育了理论的基本主体。社会发展最基本的是经济发展，没有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就无所谓发展理论的形成。本世纪40～50年代，经济发展作为研究著作的主题词在经济学中正式出现，而在这以前则很少使用〔7〕。 有三篇著作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即1944年尤金·斯特利的《世界经济发展》，1947年库尔特·曼德尔鲍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文章《东南欧工业化问题》〔8〕。 斯特利认为他的著作专门研究其他地区的发展对先进工业国可能产生的影响。鲍姆则试图就经济落后、人口过多的东南欧地区工业化提出一个数量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文章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所在的专门从事“不发达国家”问题研究的小组的基本文献〔9〕。研究一下当今的发展经济学著作， 可以发现为什么这三篇著作被列为早期的代表。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都以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就政府为了摆脱持久贫困能作何事和应做何事提出建议”〔10〕。这一特色从40年代一直贯穿于当今。虽然当初对这一专门的研究领域形成的学说是否承认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过异议，但是，197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授予两位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阿瑟·刘易斯和芝加哥大学的西奥多·舒尔茨。“这一事实鲜明地确认了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学科内一个独立的领域的地位”。“尽管发展经济学会以传统的或改进了的形式，从经济学的其它分支中吸收一定的原理和概念，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论结构的研究领域”〔11〕。
几十年来，发展经济学已经成长为一门相当显赫的学科，大家巨著不断闻名于世。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为综合的发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广泛而且深远。正如托达罗所言：“发展经济学比传统经济学甚至政治经济学在更大程度上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迅速变革所必不可少的经济与政治过程，而这些变革将最有效地给其中人口的最大多数带来经济进步的果实”〔12〕。这一基本理论的定位，有力地促进了其它发展理论分支的繁荣。
2.探究发展的本质，力图确立一种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发展观，以指导经济的发展。直至本世纪40～5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一直被当做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同涵义的概念来使用。从50年代起，人们开始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分开来，认为后者仅是指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实际的产值或收入的增长，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而前者则是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的变化。一位经济学家认为，是否属于经济发展，必须要回答：贫困情况的变化、失业情况的变化和不平等情况的变化三个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在变糟，就不能被称谓发展〔13〕。这一分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了。
这场讨论导致了对一种最基本的发展观的探求，如托达罗所强调的，“发展的核心价值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最低生活需要、自尊和自由”〔14〕。这可以完全被认为是发展哲学的语言。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十分强调价值准则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15〕。研读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可以发现，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在讨论什么是“经济发展”时，最后都讨论到了“发展”上，突破了“经济的”限定。这种突破对学科的交融和综合理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探索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以使经济发展能更为顺畅地进行。发展经济学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十分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发展经济学家将自己的理论局限在纯粹的经济范围内。以经济增长理论闻名于世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其名著《现代经济增长》中分析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差异相联系的一些非经济特征。他运用了三个非经济方面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人口格局、政治结构和文化特征〔16〕。例如，对政治结构方面分析的结论是，取得经济增长的国家具有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极为不同的政治结构〔17〕。现代经济的增长必然要求政治结构的相应变迁，而恰当的政治结构形成的延迟也意味着可能参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延迟。他列举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阿根廷、日本和中国等国家进行分析〔18〕，从而在经济学领域内提出了一个政治与社会变革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保罗·罗兰，属于发展经济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他的观点代表了该派的基本立场，认为落后国家要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19〕。虽然是发展经济学中比较激进的观点，但讨论和肯定社会变革的学者和学派并不属于个别。基思·格里芬就认为，发展的实质是体制改革，表示赞同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总是意味着社会上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造的观点〔20〕。
当然，对政治和社会变革存在着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差别十分显著，但联系政治、社会的各种变迁来研究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共同的，并且已成为主流。
二
发展理论第二个方面的重大拓展是在政治学领域内进行的。政治发展研究除了具有经济学科固有的特征外，还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与发展经济学相对照考察。
1.政治发展理论构筑了发展理论的重要板块。与经济发展理论相似，本世纪40～50年代以前，政治学并不十分关注政治发展问题。50年代以后，对政治发展的研究日渐勃兴，同发展经济学交相辉映，壮大了发展理论的声威。第一本研究政治发展的理论专著是1960年出版的G ·阿尔蒙德和J·科尔曼编辑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21〕。 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分析了5个发展中地区的政治问题，产生了颇大的影响。随后，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和专著越来越多。其中声名远播的是哈佛学者S ·亨廷顿和他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独具一格地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问题。L ·派伊后来写成《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归纳众多的政治发展理论为十个方面〔22〕，足见其内容的丰富和观点的繁多，成为政治学理论的热门分支，并更具有边缘学科的特色。
政治发展的研究走了一条与发展经济学不谋而合的轨迹：主要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换句话也许更清楚，它研究的是政治不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意识的猛醒，不仅强烈地刺激了经济学，同时也强烈地刺激了政治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建设顿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与独立并没有自动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一样，独立也没有顺畅地迎来政治上的坦途，相反却显得步履维艰。按亨廷顿的统计，战后20年间，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就有17个国家军事政变得逞，而在6个北非和中东国家，6个西非和中非国家，以及一批亚洲国家，军事政变也相继成功〔23〕，相当多的新兴国家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政治困境。很显然，在如此的政治环境中，不可能专注于推进经济发展，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于是政治建设问题就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容回避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经济发展紧紧扭结在一起。
2.政治发展理论渗入了鲜明的经济价值观，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发展理论。政治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自身价值，但政治发展理论并没有确立一种“纯粹”的政治价值评判。尤其是60～70年代以来，经济的价值理念在政治发展理论中显得越来越明晰。例如，L ·派伊归纳的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阐解，一共分为十个方面，基本上都与经济有关。如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政治发展以工业社会的政治为模范。G·阿尔蒙德和G·小鲍威尔在其名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分析了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列出四项要素进行评价，即政府能力、政治参与、经济增长和分配〔25〕。
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学家的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人一样，认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不能混为一谈。但在展开论述时，却极其娴熟地运用了经济的评判。和别人不同的是，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是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则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他的一个著名命题——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正是建立在分析相关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纳入亨廷顿分析框架的经济变项有：人均国民总产值、经济增长率、吉尼指数、成人识字率、城乡差距、土地占有状况等等〔26〕，恰恰也是讨论经济发展的学者们考察的关键变项。正是这些“超政治”的考察，得出了“纯政治”考察未能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影响而是促进了对政治发展本身功能和价值的认定。
另外一个影响广泛的亨廷顿的“社会裂缝说”，或称“社会堕距”说，以三个公式表示七项社会变量的关系，而经济发展则是第一个公式的初始变量，第三个公式的终极变量是政治动乱〔27〕。这些研究倾向对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了一些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著作出现，如华伦·乌浩夫和诺曼·伊尔奇曼的《变迁的政治经济学》（1979），以及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的曾获美国政治学会最高荣誉奖——威尔逊政治学术奖的名著《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1977）等。
3.政治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研究紧密契合，成为这一领域中多学科并进的主力军。政治发展理论从一开始就从属于现代化（发展）问题的多学科研究。从两个角度可以看清这一特征。
一是从非政治学的领域来看。对现代化的探索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政治变革，也就是说政治的发展问题，于是有力地促进了非政治学专业对政治问题的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以独特的视角研究政治问题，往往能得出政治学家难以得出的结论，大大丰富了发展的理论体系。例如，威尔伯主编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彼得·亨里厄特、诺曼·伊尔奇曼、基思·格里芬、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等人，对体制改革、公共政策、政府的合法性、殖民主义体制、社会公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颇有不少独到的见解〔28〕。
二是从政治学领域来看。一般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而政治层面的变革就是政治的现代化。所以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也常常交替着用来表述同一种变革过程。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就是在现代化问题的总体框架下讨论政治变迁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或政治发展、稳定、制度改革、政治秩序等，均是该书的关键词或基本范畴。这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中国学者王沪宁在分析了当代政治学对广泛的社会问题的涉猎后，归纳了当代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即政治学课题的社会化〔29〕。美国学者R·达尔前不久总结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时指出，政治学这个50 年前微不足道的领域，现已几乎无所不包〔30〕。这无疑显示了当代政治学对社会总体发展的强劲影响。
三
社会学是发展理论拓展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这一拓展直接地导致了发展社会学的诞生，反过来，这一新兴的学科又推动了发展理论的深入。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一领域中的发展研究有着一些与经济学、政治学领域中的研究相映衬的特点：
首先，发展社会学最为广泛地延展了发展理论，将发展问题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可以说，社会学的产生就是缘于对社会发展的研究。19世纪，社会学的奠基者孔德、斯宾塞等人，就是围绕着社会的进化问题而构筑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些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工业社会为研究对象而勾画出来的，论述的是西方型工业社会演变的成因和特点，并往往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到本世纪50～60年代，与经济学、政治学相呼应，社会学也出现了专门研究落后地区社会发展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由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创立的现代化理论是发展社会学最初的典型代表。其核心概念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分析的客体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发展社会学对这一变迁过程的分析特点在于不仅仅局限于从经济或政治的某一特定角度，而拓展到了社会意识、社会历史、社会交往、国际关系和现代化的技术载体等等不同的社会层面。如果说发展理论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是抓住了根本和关键的话，那么，正是在社会学中发展才开始获得了全方位的视角。除了通常的政治、经济视角外，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学者对人的现代性、价值观的研究〔31〕；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学者对经济问题、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的研究〔32〕；技术学派对现代化技术载体的研究等〔33〕，构成了发展理论从未有过的多维透视。
其次，发展社会学学科交融的倾向尤为突出。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是从介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概念的发展经济学的讨论而起步的。50年代初，以W·穆尔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社会的工业化进程问题，这也使社会学固有的以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不再得心应手。于是，“现代化”的概念开始逐步取而代之成为发展社会学的主题词。因为它才能容纳包括经济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更有意味的是，被列为发展社会学主要内容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技术学派也是不折不扣的发展经济学学派，同样政治学的渗透也随处可见。以A·韦伯斯特的《发展社会学》为例， 书中涉及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就有：多元民主、政治稳定、军人政权、政治决策、国家权力、国家形态、利益集团等等〔34〕。除此以外，其它学科诸如哲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等学科对其的渗透也相当明显。
与第二个特点紧密相连，可以引出第三个特点，即发展社会学对推动发展理论的统一起着重要作用。比起发展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理论中的政治民主化或政治稳定等取向来，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取向更易于将发展理论整合起来，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发展社会学中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探讨，必须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涉及到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思想文化转型、管理转型以及人的素质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可以说这一研究为随后的发展理论成为更高、更宏观、更具综合性的理论形态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四
以上三个方面的拓展，当然不是发展理论的全部源流，哲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系统科学、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横断学科和自然科学都对发展理论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方能构成发展理论今天这样的综合性学说。但不可否认，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揭示了社会基本层面的发展进程，考察这三个领域内发展理论的拓展，已经能够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迪。
从拓展的进程上看，发展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兴盛，并且形成以发展经济学先声夺人的势头，有着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理论缘由。几十个、随后是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穷国和富国的差距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700年时，大国之间的平均收入相差不过1∶1.8，而20世纪中叶，保罗·贝罗施的统计是1∶40，世界银行的统计则达到1∶120〔35〕。这两个因素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为发展理论勃兴的强大动力。而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经济学先行，无非是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拓展的学科上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成为三大主流，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层面。日本学者数野佑三在《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中认为，在经济学上、社会学上、政治学上、现代化主要分别表现于物质层面、客观层面和心理层面。在理论模式上存在着由连续模式向割断模式的共同转变；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由数量、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论向依附论、行为理论、多元论的类似跃迁；在历史观上，则存在着由单线论向非单线论的相同进化〔36〕。这一紧密联系揭示了，反映这些学科的社会层面的变革的确不可须臾分离。
从拓展的方向上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向其它领域提出问题和挑战。同时，其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其它领域所运用。发展经济学家希施曼将其回顾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为《超越——由经济学到政治学到其它学科》，欲以此阐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37〕。在这一基础上，更为宏观和综合性的发展理论诞生了。
五
第一本最有影响的跨学科的从全球角度讨论发展的著作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提出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随后又陆续发表了十份研究全球发展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和至今未平息的争论已广为人们知晓。不管怎么评论这些报告，从发展理论的角度看，有两点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确立了一个综合运用多学科，特别是系统理论、数学模型等新兴的科学技术进行发展研究的典范；突出人类各民族国家之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进行研究。
70～8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发展的著作日渐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赫尔曼·卡恩的《今后200年》（1976），A·O·海雷拉的《灾难，还是一个新的社会？》（1976），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争取世界的生存》（1980），朱利安·L ·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1981），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198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以及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等等。
在综合的发展理论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社会指标运动。用不同的统计指标来衡量社会在某一方面的发展状况，先是存在于几个主要学科之中。例如，经济学中用GNP 等数据来衡量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学中用政治参与等数据来衡量社会的政治发展状况，社会学中用一些社会事业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等等。这种测度逐渐地走向统一，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托达罗认为，这种指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标准的”或“最理想的”方式来衡量发展。另一类则用生活质量来衡量发展〔38〕。
较早的代表是50年代初，联合国成立了一个旨在研究分析比较不同国家生活水平的专家小组，提出了健康、营养、住房、职业、教育等领域中的指标制定和定量测定问题。这一工作引起联合国不同机构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于是，联合国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机构间委员会”，再组成一个专家组，并于1961年提出了一份题为“确定生活水平含义并测量生活水平的暂行指导书”的报告，将“生活水平”这一概念涵盖的五个组成部分扩大成十二个，增加了工作条件、就业形势、社会安全和人类自由等重要内容。1961年联合国成立了“社会发展研究所”， 1970年该所建立了一个衡量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起初包括73项，以后筛选了其中的16项〔39〕。除联合国外，许多学者致力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研究，成绩不菲。L·艾斯特斯提出了包括11个项目44 个指标的社会进步指数。艾尔玛·阿德曼和塔夫特·莫利斯的研究则选取了41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量〔41〕，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社会指标，出版物达数千种。这些指标实际上是发展的具体目标。综合性指标体系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不同领域在深化对发展涵义理解的基础上推出各自的目标，反过来，综合起来的指标体系又以其系统性统帅各个方面的发展。任何一个领域的指标没有获得进步，都不能够被称为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对发展理论的交融和综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最能体现发展理论的综合倾向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 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43〕，首先提出了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1981年，世界观察所所长L·布朗， 推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一部专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1983年12月，联合国授命挪威首相布伦兰特夫人为世界委员会主席，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订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又成立以布伦兰特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此后，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高潮。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虽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但普遍认为它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涵。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给出的定义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44〕。直接地把同代人之间的公平问题延伸到了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由此而涉及到了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一系列的复杂关系。人们在讨论代际公平的基本标的时，不得不非常广泛地探索人类和整个自然界如何和谐发展的种种问题。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破坏载存自身的自然界的平稳为代价；要求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国家、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别的人或国家、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因此，可持续发展的覆盖范围极其广泛。从空间维上讲，它以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准则；从时间维上讲，以机会均等为原则，包括代际均衡、弱持续、强持续等延伸概念；从机制维上讲，要求协调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产品分配和环境资源开发强度三者关系，以实现经济持续性、社会持续性和生态持续性三者的统一发展〔45〕。很显然，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囊括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学科的综合性在这一课题上得到了空前的高度体现，标志着人类对发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六
发展理论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在当代得以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发展理论由单个的、分离的学科升华成为系统的、综合的学科，表明人类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以个别社会要素的演进来解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习惯，各种单一性的、终极性的发展学说都不可能在当代再被奉为圭
。发展理论的体系结构证明了历史是无数个力的平等四边形合力的结果，也证明了生产力或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发展理论从对社会某一部分、某一层面发展的关注，升华到在全球系统的互动中探索发展问题，表明人类也抛弃了发展—不发展，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截然划分的两极思维模式。漠视不发展的发展，潜伏着可怕的危机。发展理论对全球问题的探索，既证明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联系，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世界空前一体化的重要趋势。没有对当代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深刻理解，就难以把握当代发展的真正含义，必然坐失当代发展之良机。
发展理论在当代的极大丰富和拓展，赋予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艰巨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阐述社会发展的学说，尤其关注从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等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正是博采了同时代社会发展思想的精华，才有了对社会发展的准确阐述和科学预见。面对在科技浪潮推动下急剧变革的当今社会催生出的丰富的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敢于分析和批判，而且要善于吸收和消化，才能推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准确地解释当代社会的发展，更好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注释：
〔1〕〔4〕本杰明·里弗林：《发展的困境与联合国内的紧张关系》，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5期，第151、155页。
〔2〕〔6〕〔7〕〔8〕〔9〕〔10〕杰拉尔德·迈耶， 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 页注（1）、121、4、2、211、7页。
〔3〕Compiled by John B.Powelson《A Selected Bibliographyon Economic Develepment,with Annotations》，转引自杨敬年： 《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11〕〔12〕〔14〕〔15〕〔38〕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5、124、18、145页。
〔13〕〔19〕〔20〕查尔斯·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43、45页。
〔16〕〔17〕〔18〕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章、第402、419—421页。
〔21〕See S·Huntington,"The Change to Chang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ndPolitics" in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Edited by Cyril E.Black,The Free Press,New York,p39.
〔22〕〔24〕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 1966,p.31—48、p.33—34.
〔23〕〔27〕〔26〕参见S.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1页。
〔25〕〈美〉G.阿尔蒙德，G.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454页。
〔28〕参见查尔斯·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9〕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361页。
〔30〕〈美〉R.达尔：“半世纪以来政治学的反思”，载《21世纪》（港），1996年第6期，第152页。
〔31〕参见〈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人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1992年版。
〔32〕参见〈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美〉I.沃勒斯坦：“当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载〈台〉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等著作。
〔33〕参见技术学派的代表作：〈英〉E.F 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4〕参见〈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5〕参见〈法〉勒内·杜蒙，玛丽·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36〕〔37〕〈日〉数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37、125页。
〔39〕〔40〕参见〈美〉J·艾斯特斯：《各国社会进程》，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3页。
〔41〕艾尔玛·阿德曼和塔夫特·莫利斯：《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转引自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149页。
〔42〕汪念郴：“社会学应用的广阔天地——社会学国际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第151页。
〔43〕〔44〕转引自刘东辉，“从‘增长的极限’到‘持续发展’”，载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45〕参见彭再德：“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与研究方向”，载《改革与战略》，1995年第4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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