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简《保训》通解——兼谈其在中国经学史上“道统说”建立之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统论文,经学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战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清华大学藏竹简《保训》全篇共十一枚简，每枚简容二十二至二十四字，编号第二枚简上半残断，全简简长约二十八点五公分，①这些讯息，都是未正式公布之前披露的。现在《文物》2009年第6期刊载了北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的原简、释文，②为相关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是学术界可喜之事。
本篇简文内容，对中国经学史、哲学史上“道统说”的建立，有着重大的影响，为在《国语》、《孟子》、《大戴礼记》上记载不甚明显的“道统”相关说法，找到了一个源于先秦地下出土文献的佐证。因为“道统说”在韩愈《原道》中被阐述的那么有条理之后，与“道统”一词由朱子的提出，在历史上，一直是备受怀疑的，比方大儒宋·陆九渊，与朱子的见解并不相同。甚者，叶适只推尊孔子，对于子思、孟子以下，都加以诋訾，不承认“道统”之说。以下便分“释文”、“结构”、“说明”几个部分，加以叙述，终以“余论”作一总结。
一、释文
隹(惟)王五十年，不豫③，王念④日之⑤多鬲(历)，恐⑥述(遂，坠)保(宝)信(训)。戊子，自溃(靧，沫)。己丑，昧(简一)[爽]，[残佚]，[王]若曰：“发，朕疾啇⑦(替)甚！恐不女(汝)及(简二)信(训)。
昔前(轩)夗(辕)传⑧保(宝)，必受之以詷(统)。匀(今)朕疾允病，恐弗念(令)冬(终)，女(汝)以箸(书)(简三)受之，钦才(哉)！勿淫。
昔舜旧(久)作⑨小人，亲耕于鬲(历)茅[丘]，恐救(求)中，自诣(稽)氒(厥)志，(简四)不讳(违)于庶⑩万眚(姓)之多欲，氒(厥)又(有)施(11)于上下远埶(迩)，乃易立埶(迩，耳)，诣(稽)测(简五)阴阳之物，咸川(顺)不(丕)诰(扰，柔)。舜既得(12)中，言不易，实
(卞，平，变)名身，滋(祗)备(服)隹(惟)(简六)允，翼翼不解(懈)，用乍(作)三降之悳(德)，帝尧嘉之，用受氒(厥)绪。于(呜)呼(13)！祇之(简七)才(哉)！
昔微节中于河，以复(14)又(有)易，又(有)易伓(备，服)氒(厥)辠(罪)，微亡(无)害，乃(乃)追中于河。(简八)微志(矢，誓)弗忘，传贻(15)子孙，至于成康[唐，汤]，祗备(服)不解(懈)，用(膺)受大命。于(呜)呼！发，敬才(哉)！(简九)
朕昏(16)，兹(负兹)不旧(久)命，未又(有)所延(17)。匀(今)女(汝)祗备(服)毋解(懈)，亓(其，岂)又(有)所卣(忧)，矣(疑)不(简十)及尒(尔)，身受大命，敬才(哉)！毋淫。日不足，隹(惟)宿(速)不羕(祥，永)。”(简十一)(18)
二、结构
李学勤云：“在清华竹简中，我们发现了多篇现在流传《尚书》版本的部分篇章，其中包括《金縢》、《康诰》、《顾命》等。清华竹简上的《金縢》、《康诰》、《顾命》等篇章和《尚书》上内容多有吻合，稍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伏生默写的《今文尚书》的一定可靠性。这也是竹简的重要价值所在，为《今文尚书》真实性提供一定的左证。”(19)其说甚有参考价值。就文献体裁上说，《保训》简文与《顾命》有关，前者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周武王的遗训，后者的部份文字，是周成王临终前对继任者周康王的训诫。
戴震曾仔细分析《顾命》一篇的结构与段落，其云：“《顾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群臣受顾命，一也；踰年即位，康王先受册命，二也；适治朝，践天子之位，三也。说者不察受册命及出至路门外、应门内之治朝属踰年，遂疑西方、东方诸侯为来问王疾者，则新丧内，天崩地坼之痛，而从容兴答，必无是情，又不必论其它事之礼与非礼矣。”(20)也就是说，旧主临终之前，对新王的继位，有“群臣受顾命”、“康王受册命”、“践天子位”三个步骤，两相比对，简文相对于整个环节而言，做了大幅度地省略、删减。
首先，简文是少了“月份”的记载，简文有“年祀”、“日期”，惟独缺“月份”，似乎较不合理。其次，没有文王之“召诸大臣”，使其排列于“堂”、“庭”之上，顾命托孤之情节。其次，简文自此而下，仅着墨于“道统”四圣(黄帝、尧、舜、上甲微)与其所传的“中”道之述写，完全不见新君受册命、践天子位的文字记载，只是反复叮咛新君，要敬勉、恭敬于民而已。所以，“道统”、“中道”可说是简文《保训》最重要的主题，也是此篇简文作者所属学派之中心学说所在。
三、说明
“道统”一词，始于朱子，其在《中庸章句序》云：“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级，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中略)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中略)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指孔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21)也可说始于同时代之人“李元纲”，钱大昕云：“‘道统’二字，始见于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其第一图曰‘传道正统’，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书成于干道壬辰，与朱文公同时。”(22)但明确揭橥者，应在韩愈的《原道》一文，只是他没有用“道统”这一词汇而已。而思想的源起，应该从很早的春秋战国时代，便已开始渐次建立。
因为《保训》是“道统说”最早的一篇成系统之文献，故不妨从宋代谈起，往上溯源，加以倒叙。《宋史·道学传》云：“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如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这是“道学”在北宋的发展状况。
又云：“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子者欤。”(23)这一段文字，说明了朱子较为独断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是直承真理于孟子的，不承认汉、魏以下诸儒在“道统说”、“道统”创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儒家以外的学派，更是摒弃在此高墙之外，可谓自然而然。这是“周敦颐—程颢、程颐—朱子”这一支。
张载根源于范仲淹。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时，以书谒范仲淹，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24)因劝读《中庸》，张载遂志于道，尽弃异学。这是“范仲淹—张载”这一支。另外，要加入“邵雍”，他是张载、程颢、程颐相当敬重的一位道学家。不过，宋儒之强调《中庸》(“中”、“道统”)，不能不说的是，范仲淹居很重要的地位。
(一)《保训》使“道统说”之建立有了先秦时代的史料根源
韩愈《原道》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中略)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中略)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25)这段叙述，明确了“道统”之说。另外，他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文中，(26)说了一遍，显然其人是以继孟轲自任的。但宋儒的道学，虽然因袭了韩愈说法，却将他排除在“道统”之外，这一点，可以从《宋史·道学传》“‘道学’之名，古无是也”、朱子《孟子·尽心章句》以“程颢”、“程颐”直承“孟子”得知。不过，以现在的眼光视之，宋儒的做法，大可不必如此，也并不恰当。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云：“‘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训》，刘氏《文心雕龙》亦有《原道篇》。(中略)退之《原道》一篇，与《孟子》言仁义同功。‘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二语胜于宋儒。”(27)又清人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云：“夫道德为虚位，五常为实理，道德以五常实之，而始不病于虚，故夫子之言志道据德，必兼依仁由义(《论语·述而》)，礼固在六艺中也。老氏欲摄有于无，摄实于虚，遂以道德为宗旨，而卑视仁义。然其书中所言致用之术，又岂能舍仁义以为用哉？老氏言：‘当其无，有车之用。’(第十一章)是固然矣。然苟轮辐不具，将并车而无之，又安能得其无之用哉？儒者之道则不然，以有为教，以实为治，故能历万世而不敝。”(28)对于韩愈和《原道》的评价，所论均极为公允。以此寻绎韩氏之说，其谓“道德”乃儒、道、佛共同使用之术语，但义涵解释，各自不同。道家言道德，佛家言道德，均摒弃仁义，故与儒家有所区别。所以，他要假“道统”来抵排释老，保卫民族传统，抵制外来宗教。
韩愈弟子张籍有《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两文，皆见《全唐文》卷六八四，(29)再标举出扬雄在“道统说”里的地位。韩愈同意，于《答张籍书》称：“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30)在扬雄以下，据司马贞《史记索隐》载，尚知有孙盛，加上先秦两汉古籍，这是孟子至宋儒间的诸贤与其谈论所及“道统说”之圣圣的状况，依序列之如下：
(Ⅰ)《法言·五百》：“或问：‘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圣人有以拟天地而参诸身乎。”(31)
(Ⅱ)《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32)
(Ⅲ)司马贞《史记索隐》：“按：《孟子》称尧、舜至汤五百余岁，汤至文王五百余岁，文王至孔子五百余岁。按：太史公略取于《孟子》，而扬雄、孙盛深所不然，所谓多见不知量也。以为淳气育才，岂有常数，五百之期，何异瞬息，是以上皇相次，或有万龄为闲，而唐尧、舜、禹比肩并列。降及周室，圣贤盈朝；孔子之没，千载莫嗣，安在于千年五百乎？具述作者，盖记注之志耳，岂圣人之伦哉。”(33)
(Ⅳ)管仲与齐桓公谈及古帝封禅之事有七十二家，详见《史记·封禅书》(34)和《汉书·郊祀志》，(35)所记的帝王十二家先后为：
(1)无怀氏—(2)虙牺氏—(3)神农氏—(4)炎帝—(5)黄帝—(6)颛顼—(7)帝喾—(8)尧—(9)舜—(10)禹—(11)汤—(12)周成王。
“黄帝”以下，与司马迁《三代世表》合。
(Ⅴ)《管子·法法》云：“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36)
(Ⅵ)《易·系传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无)不利。”(37)
(Ⅶ)《史记·三代世表》云：“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司马贞《索隐》谓太史公取《五帝德》、《帝系》之谍与《尚书》为之。起自黄帝，下为颛顼、俈(喾)、尧、舜、夏、殷、周七属：
(1)黄帝—昌意—颛顼(高阳氏)。
(2)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帝俈)(黄帝曾孙)。
(3)黄帝—玄嚣—蟜极—高辛—放勋(尧)。
(4)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勾望—蟜牛—瞽叟—舜。
(5)黄帝—昌意—颛顼(夏祖)(黄帝孙子)。
(6)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契(殷祖)。
(7)黄帝—玄嚣—鼅极—高辛—稷(周祖)。(38)
此乃司马迁根据礼家记录，整理古文数据，所形成的古史系统，所属诸圣，与“道统说”之圣圣，大致相同。
(Ⅷ)《大戴礼记·五帝德》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之排列，并引孔子之语，其云：“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39)
(Ⅸ)《孔子家语·五帝德》。(40)
(Ⅹ)王符《潜夫论·五德志》。(41)
(Ⅺ)《孟子·公孙丑》云：“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2)
(Ⅻ)《孟子·尽心下》：“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43)
(ⅩⅢ)《墨子·尚贤中》：“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44)
(ⅩⅣ)《国语·鲁语》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中略)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季)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秽。”(45)《国语》相传是左丘所作，其时即有道统之雏形，真可惊叹！
以上十余条书证，并没有明确提到“道统”相关的字眼，但很明显的，他们所列的帝王体系，在很大的程度上，与“道统说”上的诸圣，无多大差别。五帝、道统诸圣系统之备受怀疑，历来不胜其书，但“道统”自伏羲氏直贯至宋儒，确有其统。《保训》的面世，使我们找到了“道统说”，更为源头的一个出土文献史料证据。而此“道统”，亦战国时人想象之不变的政治标准，能执行此标准者，即“圣帝明王”，一直存在人们心里。
(二)儒家之典型主张——“德化说”与“尚贤说”的结合
“道统说”中之诸圣，其实有一个阶段，是以武力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那就是“禹—汤—文武”的阶段。所以，简文的内容对于“武力”，尽量去之务尽，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的说法(46)，在《保训》简文中作“昔微节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追中于河”的不同表示，即将“武力”完全去除，以“中”取代。不言“师”，乃弃“武力”而趋“德化”；言“德化”而标举“中”，则偏向“道统”。当然，也有去之未尽的，便是《孟子·梁惠王》“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的说法(47)，但所保留的“制梃”，几乎到了去械地步。这种不用军事，端赖自身修德，便可使敌人近悦远来的想法(后世有隔河读《孝经》便可退敌的想法，或许源自于此)，古籍中是很常见的，简略排之如下：
(Ⅰ)《左传·僖公十九年》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48)
(Ⅱ)《尚书·大禹谟》：“三旬，苗民逆命。(中略)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49)
(Ⅲ)《吕氏春秋·上德》云：“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50)
(Ⅳ)《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中略)孔子曰：‘(中略)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51)
(Ⅴ)《孟子·公孙丑》引孔子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52)
(Ⅵ)《吴子·图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53)此欲不战而胜人，偏政治而轻武力。
(Ⅶ)《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中略)故大德者必受命。’”孔子之所以能为道统说诸多圣圣外之一员，其理论根据，即本此。“德化”之说极盛于战国，尤以《中庸》末章形容得淋漓尽致，其云：“《诗》云：‘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中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54)朱子云：“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反求其本，复自下学为己谨独之事，推而言之，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赞其妙，至于无声无臭而后已焉。”(55)惟其无声无臭，故德化最为普遍。
“德化”、“尚贤”的主张，主要是让政治不为一家所独专，也就是说，要打破那一层血缘的关系，使有德者能受天命，惟有德者能居大位，为“孔子”在“道统说”诸圣之间，所以能够承继周公之道，找一个理论依据。
(三)学派问题(思孟学派)
本来在推论先秦某一种文献为何家、何学派作品之时，限于史料的缺乏，一般都较为难以言说，但是本篇出土文献的认定，恰为相反。这篇《保训》，用尽力气谈“道统”、“中”，自然而然地，与古籍《中庸》一篇内容，最为接近，而《中庸》相传是子思所作，正是思孟学派学者的宝典之一。
《宋史·道学传》云：“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以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56)这是说“道统”传到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孟子以后就无传了，“道统”、“中道”的组织系统，后世也就不甚了解。现在《保训》一篇，面世于两千多年以后，很可能就是当时思孟学派学者的部份作品。
《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57)孔子之后，儒家各门派里最重要的是思孟学派、荀子学派。前者注重内省，想在主观中找寻道德的根源，即后世义理之学，把捉圣贤的精神，使之复活，将经典当做哲学的材料，加以主观的检讨。后者注重师传，想在经典中寻求精确的解释，即后世训诂之学，把经典的字义加以正确解释，将经典看做历史数据加以客观的处理。《保训》所重的，与思孟学派相类，这是从思想、义理来看的。
而“帝统”往“道统”转化，最重要的在于“亲亲、尊尊”往“中道、执一”趋向。周公以下，承继“道统”的，已无君王身份了，都是圣人、贤人。所以，“尊圣”、“尚贤”是最需要提出的。虽然墨家于先秦诸子之中高举“尚贤”政治，但儒家亦不遑多让，《孟子·万章下》云：“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将“尊尊”和“尚贤”结合为说，可见孟子折中、依违于墨家和旧制度之间。又《尽心上》：“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中略)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58)“亲亲”转化变成了“亲贤”，“亲亲”之本质已变，但却调合说出“亲贤”是“亲亲”里最急之要务的话，这些都是《孟子》书中特别强调的学理。
(四)“孔子”被安插进入“道统说”诸圣之体系
孔子究否接尧、舜之统？孟子谓孔子接尧、舜之道统，这点在《公孙丑》上篇引宰我等三人对孔子所作之评论，可稍微透露：
(Ⅰ)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Ⅱ)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Ⅲ)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59)
孔子贤于尧、舜、禹之记载，上博五《弟子问》、《君子为礼》亦有出现，(60)可见这个话题，是孔门弟子常常讨论的。虽然这些对话没有被编辑选入《论语》之中，但《孟子》此处，倒是有所反应，记载了下来。既然贤于尧、舜、禹，则孔子接尧、舜、禹之统，可谓符合身份，以素王之姿而主政，虽然尚属想象阶段，孟子之言，实“道统说”之有孔子的暗示。此种将孔子排入“道统说”诸圣之体系，以非君王之身而跻诸圣之同列，等于承认其为素王的说法，非思孟学派学者所为，殆不能为耶？
(五)“道统”是“大一统”中“文一统”的表示
何谓“大一统”？《公羊传·隐公元年》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中略)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61)《公羊传》可能在战国时成书，所以这时还不是公元前二二一年的大一统局面，只是一种猜测和想望，而强调“大一统”，可谓“实不一统而文一统”，即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也。
“武”的一统，是要一统于“周”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想望，《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为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62)当时中国的实际政治是周王室气若游丝，南夷、北狄入侵不已。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63)这是所谓“据乱世”之时，中国、诸夏、夷狄有别的情况。但这种区分，不是纯粹种族的概念，而是政治上的考虑。夷狄入主中国若有利“大一统”，则夷狄可进而为中国。相反地，诸夏若为害，也可以退为夷狄。这一点，在《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有所交待，其云：“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解诂：“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败坏，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64)这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表示，中国而有夷狄之行，就是新的夷狄；若夷狄入主中国而一统，夷狄亦中国。这种学理，对中国的一统、民族的融合可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楚国以夏、商、周初以来四方边鄙蛮夷民族的姿态，从中原地区引进《保训》这种“道统”(“文一统”)的学说，进入楚地，大力倡导，不能不说其欲配合“武一统”，问鼎中原，在战国之时完成“大一统”。初虽夷狄，终亦中国耶。其意在斯乎！其意在斯乎！
四、余论
“道统”之名，亦可云“道学”，然古本无此称，《宋史·道学传》云：“‘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65)可知。虽然，中国古史上的“道统”时代，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而是费了一番过程才达到的。简单概说，大体由“神统”，进而为“帝统”，再以“道统”接棒，即：
(一)神统，神道设教时代。(强调敬天明鬼)
(二)帝统，君王专政时代。(强调亲亲尊尊)
(三)道统，政教并行时代。(强调中道执一)
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的系列，由儒家选定为标准，形成于春秋战国之时，遂为汉以来言“道统”者之依据。
若以《尚书》诸篇比拟，于整个进程，可更深入知晓。《盘庚》胁以神权，临之以刑罚；《多方》胁之以天命，诱之以利禄，是谓“神统”。《尧典》、《皋陶谟》，是谓“帝统”。《顾命》则为前王(成王)临终之际，回头还视诸位臣工，命其辅弼嗣王，中以“詷”的建立传授之事，是谓“道统”。(66)简文《保训》为持续保有天命赋予的宝位之诫训，很明显地，进入了“道统”的时代。
“神道”者何？《易·观卦·彖辞》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67)可为脚注。当然，放大范围，尚可加入“鬼道”，此可参《墨子·明鬼》诸篇。(68)
至于“帝统”，主要在于君王推尊他自己始祖、远祖的活动，《淮南子·诠言训》云“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69)即此。追溯血缘，是谓“亲亲”；及而推尊，是谓“尊尊”。本来在战国时代，各民族的远祖不会是“黄帝”的，像夏禹、商契、周弃，几乎是他们血缘追溯上的尽头，但“黄帝”最终却成为各民族的远祖，我们至今仍自称为“炎黄子孙”，不能不说是“尊尊”的力量所致，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吕氏春秋·长见》云：“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70)此齐、鲁两国立国精神之不同，《论语·雍也》已解释过，其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71)就“帝统”而言，“亲亲”、“尊尊”都是构成的要件，《中庸》亦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72)一并可参。我以前在论上博二《子羔》一篇时，于“帝统”稍有论及，云：“帝之目的看似推追宗法制度中之宗统，然其最终之目的在于君统之强调，故讲‘善与善相受’、‘以受天命之民而君天下’，以‘尚贤’、‘禅让’为说，凡有德者始得受天命而为君，打破亲亲之继承观，反映春秋战国其时政治经济上，黎民百姓与‘士’一层阶级全面崛起的愿望与现实。”(73)由彼知此，知“帝统”转化为“道统”，关键的点在于两点(事实上也可讲成是一点，因为谈“禅让”必讲“尚贤”)：即“禅让”与“尚贤”，也就是说，君位的传授过程，淡化掉血缘亲亲的那一层关系。因为“禅让”讲究“善与善相受”、政权和平转移，所以必定要去“武力”而谈“德化”，若再偏要谈“五行”，则取“五行相生”而舍“五行相胜”；高唱“尚贤”，则打破原来为有血缘关系之统治阶级间势力的扩张，变成士、平民阶级地位提高之理论倡导。此乃两统转化之时，讲究“尚贤”、“禅让”、“德化”政治的最主要原因。然而，“道统说”诸圣之中，并非所有君王的登位都是和平进程自然取得的。尧、舜、禹是“禅让”，故言“尚贤”。禹、汤、文武是“革命”，故言“征伐”、“非命”。但是在《孟子·万章》引孔子语云“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里，(74)变成“禅让”、“革命”是“其义一也”了，其实那个“继”，明显是以“武力”来“革命”而取得政权的，之所以能够“其义一也”，想必是掌握“道统”、能够“时中”之故。而如何再由周公传到孔子以下，自然又是另外一种思想的转变。
当然，会强调“道统”，一般还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75)“道统说”有保卫民族传统，反抗外来宗教的作用，适合出为“尊王攘夷”之响亮口号也。
《保训》在楚地出现，本非其原来自有创造的学理，而为引进之外来学说。楚民族的上层统治阶层为殷、周时分由东北、西北南迁的，(76)下层阶层则为南方当地的土人。然而，终究是地处偏僻，与中原正统相比，自惭形秽，即便是楚王之尊，仍不免有“我蛮夷也”的自称心态，所以在“文一统”上加以强化，表示自己在文化上，还是努力中原化的，就只待以“武一统”完成春秋以来纷乱割据的场面而已，使《国语·郑语》”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的预言，(77)得到最终的实现。
吾辈有幸，生于现代，得睹代表“道统说”最重要的《保训》文字，仔细玩味其中奥妙，岂畴昔“允执厥中”、十六字箴言等支言词组所能比拟？
注释：
①李学勤：《清华简研究初见成果：解读周文王遗言》，见第12版“国学”，《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
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皆载于《文物》2009年第6期。
③从疒、余声。
④从心、匀声。下文同字不再注。
⑤此字似为校勘一过之后，书手补写进去之字，以本篇字与字之间，有一定的明显间距，两字的距离，不会有如此靠近的现象出现。
⑥从心、工声。下文同字不再注。
⑦从止、啇声。
⑧从辵、专省声。下文同字不再注。
⑨此字从笔顺看，似应视为从心、乍声，而非整理单位看成的从又、乍声。
⑩从灬(火)、石声。简文“庶”字，当为“庶民”之省，或者脱抄一“民”字。
(11)从攵、它(也)声。
(12)从又(手)持目之形，目当为贝之讹写。
(13)从口、虍声。下文同字不再注。
(14)从辵、复声。
(15)光从字形看，从贝、从
、从司省，应当视为从贝、台省声、司省声，为一双标音字。
(16)从耳、昏声。
(17)从水、从欠，读为延。
(18)更为详细的校读，可参考拙作：《北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校读》，《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
(19)李学勤：《李学勤谈清华竹简》，《东方早报》之《上海书评》第2版“访谈”，2008年11月9日。
(20)戴震：《书顾命后》，载《戴震文集》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4—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1版。
(2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四册总第42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6年4站台初版。
(23)杨家骆主编：《宋史并附编三种新校本》第16册总第12710页，台北：鼎文书局，1991年2月第7版。
(24)杨家骆主编：《宋史并附编三种新校本》第16册总第12723页，台北：鼎文书局，1991年2月第7版。
(2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总第2662—266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6)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47—148页，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3月初版。
(27)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第四册总第39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6年4站台初版。
(28)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第41页，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4月初版。
(29)董诰等编：《全唐文》总第7007—70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版。
(30)马通伯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79页，香港：中华书局，1972年3月初版。
(31)汪荣宝：《法言义疏》上册第247—2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3月第1版。
(32)《史记》(点校本)总第32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33)《史记》(点校本)总第3297页。
(34)《史记》(点校本)总第3297页。
(35)《汉书》(点校本)总第1361页。
(36)颜昌峣：《管子校释》第15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2月第1版。
(37)《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周易》(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本)第167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1月第11版。
(38)《史记》(点校本)总第488—489页。
(39)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17—125页，1983年3月第1版。
(40)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华诸子宝藏编纂委员会编：《诸子集成补编》第一册之《孔子家语疏证》第283—28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41)汪继培：《潜夫论笺校正》第382—3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9月第1版。
(42)姚永概：《孟子讲义》第31页，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12月第1版。
(43)焦循：《孟子正义》下册总第1034—10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
(44)孙诒让：《墨子闲诂》第54页，台北：华正书局，1987年。
(45)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155—15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1版。
(46)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52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8月20日版。
(47)姚永概：《孟子讲义》第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12月第1版。
(48)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第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
(49)屈万里：《尚书集释》第309—310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3年2月初版。
(50)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三册总第2322—2323页，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1月第1版。
(51)刘宝楠：《论语正义》上册第645—6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版。
(52)焦循：《孟子正义》上册第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
(53)齐光：《吴起兵法今译》第19页，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8月初版。
(5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5—26、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5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56)杨家骆主编：《宋史并附编三种新校本》第16册总第12709页，台北：鼎文书局，1991年版。
(5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58)焦循：《孟子正义》下册总第695、9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9)焦循：《孟子正义》上册第217—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
(60)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第253—2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61)《十三经注疏》第七册《公羊传》(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本)第8—9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1月第11版。
(62)《十三经注疏》第七册《公羊传》(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本)第177页。
(63)《十三经注疏》第七册《公羊传》(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本)第231页。
(64)《十三经注疏》第七册《公羊传》(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本)第299页。
(65)杨家骆主编：《宋史并附编三种新校本》第16册总第12709页，台北：鼎文书局，1991年版。
(66)《尚书·顾命》云：“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67)《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周易》(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本)第60页。
(68)孙诒让：《墨子闲诂》第200—226页，台北：华正书局，1987年版。
(69)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下册总第15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0)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二册总第1122—1124页，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
(71)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7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3)黄人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研究》第79—80页，台中：高文出版社，2005年版。
(74)焦循：《孟子正义》下册总第6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7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总第266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6)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载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第619—649页，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
(77)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第511页，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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