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资本论》：批判的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资本论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3)03-0023-06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恩格斯巧施“军事妙计”打破资产阶级的“沉默阴谋”，促使资产阶级学者开始关注《资本论》。尽管也存在若干赞许的声音，不过，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的对立从根本上妨碍资产阶级学者真正进入《资本论》，从而正确理解和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及其革命性意义。因此，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就不得不始终停留在想当然的批判和攻击上[1]95-129。1894年，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将马克思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这迫使资产阶级学者放下自己的傲慢、想当然和自以为是，开始以更加学术化的方式面对《资本论》。但与此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却发生了方向性的根本转变，不再关注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理解，从而抛弃了《资本论》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半个世纪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资本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尽管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数量并不多，但影响却颇为深远。因为在这一阶段涉猎《资本论》研究的往往是些有相当学术影响的学院派学者，他们的论述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主流学术界对《资本论》的基本认识，因而对当时一般知识大众的《资本论》理解具有较大的影响。
一、新新历史学派视域中的《资本论》：从桑巴特到海尔布隆纳
历史学派是形成、发展和盛行于19世纪德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一般认为该学派的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原始历史学派阶段，以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阶段，以施穆勒和瓦格纳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阶段，以及以桑巴特为代表的新新历史学派阶段[2]85-109。由于具有同时代性，所以历史学派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具有相当多的直接联系。马克思不仅曾对前三个阶段上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有过许多评论，而且曾分别于1845年3月、1879年下半年至1880年11月撰写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篇重要文献，对李斯特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本质和瓦格纳对《资本论》的攻击进行了深入批判。
作为新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桑巴特与自己的前辈存在三个方面的重要差别。首先，作为新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经济学方法论所展开的长期论战的亲历者，桑巴特在方法论上实现了某种发展或调和，不再刻板地坚持历史主义方法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而是有意识地引入理论推理，追求理论化的、系统化的历史。其次，尽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根本立场没有改变，但是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桑巴特的政治立场变得更加积极进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不再像自己的前辈那样支持“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因为前两点，最后，桑巴特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后来闻名遐迩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在马克思《资本论》影响下的一个产物。
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不久，桑巴特即在历史学派的刊物《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上发表《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一文，进行回应。对于他的这篇文献，恩格斯给予了总体肯定，认为他“写了一篇评论第三卷的好文章”，但同时也指出他的评论“有些折衷主义色彩”[3]392。具体地说，恩格斯认为桑巴特的评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把价值概念解释为了一种具有自然规律性质的东西，忽视了价值的本质是与特定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因而价值绝非什么永恒不变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次，他把价值定义为思维逻辑事实，即只是帮助认识经济现实的思维辅助工作，从而未能充分认识到价值存在的现实性。最后，他认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没有任何经验联系，因此，利润平均化过程只是一个思维程序，而不是真实的社会现象[3]404-406。
在此前所引晚年书信中，恩格斯甚至称桑巴特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桑巴特本人也曾自称是一名“笃信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只能理解为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因为当桑巴特否定《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客观真理性时，他必然就会否定建立在这种体系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性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事实正是如此。在1934年出版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一书中，他非常清楚地说出了自己30多年前没有说出的结论：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无法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现实，所以，他的唯物史观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历史形而上学，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过是没有任何经验确定性的乌托邦[4]133-140。
在方法论论战之后，作为学派的历史学派很快就被边缘化了。不过，在政府的经济管理层中，它却依旧保持着相当的影响。例如，曾在魏玛共和国的劳工和经济部任职的阿道夫·洛尔就是新新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员。1933年纳粹上台后，洛尔因为上了“危险知识分子”黑名单而被迫流亡，后于1940年进入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任教。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的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创作了《世俗哲学家——伟大经济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英国版书名为《伟大经济学家——他们的生活和世界观》)一书。1953年，该书一经出版即大获好评，不断再版，印数超过400万册，是西方大学中经济学说史的标准读物之一。
在《伟大经济学家》第六章“卡尔·马克思笔下的无情世界”中，海尔布隆纳以不无崇敬的笔触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和《资本论》的创作简史，并用生动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勾画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继而，他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的末日裁判书”。他这么说首先是肯定《资本论》提供了一个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的理论模型。在他看来，尽管该模型在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价格形成问题上相当笨拙，但却充满活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若干发展趋势做出了非凡的预测。基于对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的认识，他甚至肯定马克思关于纯粹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也得到了部分实现。不过，他最终还是否认《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在他看来，《资本论》的理论模式是建立在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局限性的洞察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已经充分展现了自身的巨大适应性，从而推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本结论[5]133-138。
由上可见，肯定《资本论》之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有效性，否定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否定它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性，是新新历史学派的《资本论》理解模式的基本特征。之所以新新历史学派会形成这种“厚古薄今”的理解模式，归根结底是因为该学派立足新康德主义的哲学立场，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理解为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纯思想性的认识论模型或“理想型”，从而依据是否能够充分解释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来对这一模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做出判断和取舍。很显然，新康德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抵牾的两种异质性的哲学立场。这就决定了桑巴特和海尔布隆纳不可能认识到：尽管是以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为主要批判对象，但《资本论》把握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本质与规律，以其为指南，人们完全能够实现对不断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
二、奥地利学派的《资本论》批判及其历史影响：以庞巴维克为中心
在19世纪后期的德语经济学界，除了历史学派，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该学派诞生于70年代初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一批经济学家自发形成的一个研究小组，其核心是卡尔·门格尔。80年代以后，该学派就经济学方法论与历史学派发生论战并占据明显上风，从而在90年代取代历史学派成为德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在经济学上，奥地利学派往往因为其边际效用论为人所熟知。其实，该学派真正具有独特性的是其主观主义方法论。具体地说，该学派认为个人有目的的行为是经济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些行为者的主观评价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依据；因此，经济学研究必须从个人行为的目的性这个抽象观念出发来研究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其发展变化的本质；据此，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力图建构一个完整的、先验的个人行为学理论体系，以期发掘经济现象的本质而非机能性联系[6]26-43。很显然，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几乎是完全对立的。这意味着双方的冲突、斗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该学派曾有不少评论，其中论述最系统、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庞巴维克1896年发表的《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终结》。
若论正式的师承关系，庞巴维克其实是新历史学派法学家卡尔·克尼斯和阿尔伯特·谢菲尔的学生[7]133。不过，由于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正逢维也纳学派刚刚形成，所以，他和他的同班同学维塞尔都受到维也纳学派奠基人门格尔的深刻影响，先后由法学转向经济学研究，成为门格尔最著名的私淑门生，后来又先后成为门格尔的女婿。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门格尔赢得了后来的方法论论战，使奥地利学派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派活跃在当时的经济学舞台上。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资本与利息理论。1884年，他出版了两卷本《资本与利息》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在该书的第六编第三章“马克思的剥削学说中”，他对《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系统批判，认为这种学说不能提供任何经验上的或心理上的证明，而只是纯逻辑演绎的结果。具体地说，他认为马克思首先假定不同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中间存在数量相等的“共同元素”，继而抛弃使用价值，推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就是那种让交换得以发生的“共同元素”。不仅如此，他还从经验的角度分析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认为该学说对绝大多数商品不适用，即使是对于适用的少数商品，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适用以及完全适用。进而，他认为，既然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就更不能成立了，所以，马克思抨击资本家剥削工人是没有道理的[8]312-320。
1889年，庞巴维克学而优则仕，成为奥地利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公务员，并于1895年之后三度出任财政部部长。不过，他始终保持经济学家的本色，密切关注经济学界的动向。因此，他不仅注意到《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而且于1896年发表《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终结》，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了系统批判。他提出，《资本论》第一卷中存在“一个体系和事实之间的矛盾”，即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决定它的价格，但“事实上，商品的交换与凝结其中的价值数量并不存在比例关系”；《资本论》第三卷中平均利润率的提出不过说明，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这无疑表明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终结或解体[9]4-7。他认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图予以解决，但是，马克思为此给出的四种论证都是失败的。在庞巴维克看来，马克思的第一个论证是，尽管单个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且相反的波动最终可以相互抵消，但是，作为全部生产部门构成的整体，社会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总和。对此，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不过是在玩弄“平均数”这种数字游戏，这既改变不了永恒的必然的价格差异这种事实，也证明不了劳动价值论[9]38。对于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论证，即价值规律支配价格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庞巴维克的观点是，这只能说明劳动是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而非唯一因素，即它并不能证明劳动价值论[9]39-40。对于马克思的第三个论证，即在商品交换尚未占据绝对优势的不发达阶段，价值规律发挥支配作用，庞巴维克的看法是，这种完美的原始状态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价值规律根本就不可能发挥任何现实的决定作用[9]51。对于马克思的第四个论证，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至少间接地和“最终地”“调节着”生产价格，庞巴维克的结论是，这又一次暴露了马克思体系的矛盾性，因为它只能证明价值是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而无法证明价值和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9]63。总之，庞巴维克认为，《资本论》第三卷表明马克思不能彻底贯彻劳动价值论，从而证明了作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基石的劳动价值论的触礁沉没和体系的解体。
《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终结》发表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引起一片义愤。不少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它进行了批驳，其中最著名的属希法亭的《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和布哈林的《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价值和利润理论》。希法亭的批驳发表于1904年，其核心是要说明：在方法论上，庞巴维克和马克思存在显著差异，他因此未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命意，因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手段，而非价格决定的手段[10]185-186。布哈林的论著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手稿遗失，直到1919年才在莫斯科正式出版。与希法亭不同，布哈林的批驳重点在于方法论，其基本结论是认为奥地利学派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的产物，它之所以注定不可能理解劳动价值论，是因为“价值规律是前进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律。不用说，由于该规律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中得出的，所以它能以经常‘违反’的方式得以实现。……由于马克思主义超越了资产阶级眼界的狭小范围，它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所痛恨”[11]181。
尽管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坚决而有力的批驳，但庞巴维克对《资本论》的批判并没有一蹶不振、销声匿迹，反而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学术界关于《资本论》的主流观点的提供者。例如，在1911年出版的、后来影响颇大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分析》一书中，美国学者斯科尔顿对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评论基本上就源于庞巴维克[12]115-136。而在1930年以前，资产阶级学者出版的几种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说史中，如在美国亲大企业集团的保守经济学家哈尼的《经济思想史》[13]435-459中，在法国社会连带主义经济学家季德和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14]522-533中，以及在奥地利学派后期代表斯潘的《经济学说史》[15]218-236中，庞巴维克的影响都显而易见。庞巴维克这种长期而持久的巨大影响表明：第一，现代西方经济学失去了马克思代表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哲学兴趣，不再关注社会的本质及其未来，而只追求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化解释和对经济过程的精确控制；第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一种产物，以物化意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普通大众的控制不断增强，以至于普通大众逐渐失去了总体性思想的意愿和能力，更多的是从个体、主观、当下出发来观察、思考社会现象，这种意识状态与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具有天然的亲和性；第三，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新变化，以及知识氛围和普通大众的意识状态的改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够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运用马克思提供的方法，创作出既能抓住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又能深刻打动人心的作品，而只是一味地捍卫马克思的原初立场和结论，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知识界乃至普通大众中影响力的萎缩。
三、资产阶级哲学视域中的《资本论》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德国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古典科学观开始衰落，直接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分类体系观念开始在西方大学以及社会中大行其道。于是，人们逐渐开始按照外在的学科划分方式对待有其自身完整性的思想，强制割裂思想，将之归入某一或某几个学科。受此影响，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还是阵营外，《资本论》都仅仅被理解为一部经济学著作，其哲学性质基本被人遗忘。即便是列宁，也是到了1915年才借助黑格尔哲学重新发现《资本论》的哲学本质：“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16]290。而在列宁写下这一睿智论断之前，资产阶级哲学研究者也已经开始关注《资本论》。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随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日益成为资产阶级学术界回避不了的话题，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因此得以超越经济学的学科边界，成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对象。其次，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资本论》阐释读物，它们连同庞巴维克等资产阶级学者的批判性论著一起，为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者理解《资本论》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普及。最后，19世纪末期，随着新黑格尔主义运动的兴起，已经成为“死狗”很多年的黑格尔再度进入哲学舞台，其哲学思想开始得到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介绍与研究。作为一个积极的副产品，与黑格尔哲学紧密相连的《资本论》也开始得到哲学研究者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都是通过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经济学》(1900年)方才找到了进入《资本论》哲学世界的门径。
综观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研究者关于《资本论》的论述，基本可以看出：第一，关注这一主题的哲学研究者当时还属凤毛麟角，因此研究成果也就比较稀少，不过，从时间上看，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哲学研究者对此主题的关注明显开始增长；第二，资产阶级哲学研究者这一时期主要聚焦于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认识论—逻辑学是他们在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哲学解读或批判时最常选取的三种路径；第三，由于资产阶级哲学研究者接受了同时代主流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解读，所以，尽管选取的路径不同，但他们最后都殊途同归，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做出了否定性的判断。总的看来，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研究者对《资本论》的哲学解读或批判的学术价值并不高，但是，由于他们的论述往往不是为专业哲学读者准备的，而是直接面向一般知识大众的，所以反倒对普通西方人的《资本论》理解产生了相当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H.W.B.约瑟夫是一名具有费边社社会主义倾向的牛津大学哲学家。他早在1913年就曾以《正义与工资》为题发表演讲，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批判，并在1923年以此演讲为基础扩展出版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哲学上，约瑟夫主张把事实和应当、经济问题和道德问题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劳动价值论是一个无涉道德判断的经济学问题，进而他依据庞巴维克的阐释，认为劳动价值论无法正确地解释价格的形成问题，因而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赋予劳动价值论以道德批判的功能，强烈传达出了对公正的追求，而这一点是令人赞赏的，因为“没有哪个有脑子的人会喜欢现行分配体制下严重的不平等，分配体制的公正当然是令人渴求的”[18]17-18。就像同时代的费边社社会主义者那样，约瑟夫拒绝社会革命，认为通过社会改良就可以实现社会财富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公正。换言之，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因而可以通过道德的方式得到解决，完全不必要一定选择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解决了分配不公正问题，但却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项罪恶，即“太多的人感到以自己无法掌握的方式虚度一生”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18]170。由于约瑟夫这种从道德哲学的路径出发来理解、批判劳动价值论的做法契合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思潮，所以在当时的英语哲学界颇具代表性。例如，在1920年出版的《马克思论价值》一书中，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斯科特就以更加直白的方式指出：源于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因为它支撑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而变得重要，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一种“很多人都希望得到的”“道德判决”[19]15。而在澳大利亚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普特斯看来，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会把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来坚持，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一学说从假说转变为可以合理解释现实的原理或者规律，而是因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可以激发千百万劳动大众的“道德本性”的“道德判决”[20]118。
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研究者关于《资本论》的论述中，观点较深刻、影响较久远的当属英国哲学家林赛192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林赛是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非常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长期致力于工人教育运动，在工人阶级群众中享有较高声望，也因此得以在英国1926年总罢工中发挥居中斡旋作用，帮助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与工会达成了结束罢工的协议。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有影响的学院派哲学家，主攻欧陆哲学，曾出版过多种关于柏格森和康德的专著。也因为如此，他较早关注到克罗齐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积极推动该书的英译，而且还为该书的英文版撰写了长篇导言。应当讲，克罗齐的观点对林赛的影响很大，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克罗齐坚持认为马克思是一名经济学家，而林赛则更多地接受了同时代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是一名道德家，“社会主义者的道德批判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经济过程的科学检验中得出来的”[21]XVI。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序言可以看出，该书实际上源于林赛为英国独立工党和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举办的一次演讲准备的讲稿，并且它广泛汲取了前述之澳大利亚学者普特斯、英国学者约瑟夫等诸多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之于同时代的同类型著作，林赛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学术推进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起来，对《资本论》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准确的界说，这主要得益于克罗齐的影响；二是将马克思与卢梭联系起来，提出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一种与法国启蒙思想一脉相承的“自然权利理论”，而这基本上是林赛自己的开创性贡献。在林赛看来，“劳动价值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然权利理论，即根据一种想象的简单标准去判断一个复杂的社会，而抽象就是这此类理论的典型特征”[22]60。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马克思和卢梭”章中，林赛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卢梭对马克思的影响，指出《资本论》在方法论上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脉相承的，即它把劳动价值论设定为一种新的天赋人权，继而以此为标准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22]115-117。无论我们今天怎样评价林赛的“自然权利理论”说，都必须看到，较之于前述之“道德判决”说，它显著推进了人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史认识，因而具有相比较而言更多的思想史真理性和更大的学术说服力。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学界的影响下，一些推崇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美国学院派哲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资本论》。由于他们既缺乏必要的社会关怀，也缺乏系统完整的思想史背景，因而能够做的仅仅是从认识论—逻辑学路径出发来“揭露”《资本论》所谓不合形式逻辑的悖谬性，并以此作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理由。这种外在“批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美国本土学术界的封闭性和落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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