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职业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职业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调节职业流动的机制大体有3种，即计划分配机制、市场机制、社会网络机制。一般认为，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就是市场机制代替计划分配机制的过程。我们对天津的研究表明，从1956年到1999年的43年中，社会网络机制的作用显示持续上升的趋势。如何理解这一趋势？社会网络作用的持续上升，对转型经济时代职业流动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本文依据天津1999年就业调查资料考察社会网络在不同经济体制时代对职业流动的作用。我们将首先评述社会网络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中不同作用的社会学理论，然后提出社会网络在转型经济中作用的4个理论假设，即市场化假设、权力维续假设、机制共存假设和体制洞假设。最后，在分析天津调查资料、检验上述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将根据资料分析结果得出理论结论，并提出未来研究的任务。
一、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了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并对它进行了研究。之后，近30年的研究证明了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包括在不同经济体制中这种作用的不同。
（一）社会网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经济，主要表现在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信息拥有者的信息是确定的、丰足的，而信息需要者得不到确定的信息，其信息量也是相对贫乏的(Devine & Kiefer,1991)。例如，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播就是不对称的：雇主拥有确定的、丰足的工作信息，但并不能获得有关求职者的全部信息；同样，求职者往往不能得到有关职业的可靠和充分的信息，也不能将个人的全部情况告诉雇主。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很难想象劳动力的配置是职遇其人、人施其才、才尽其用，无序流动和自愿失业是不可避免的。
有没有一种机制弥补这种不足呢？有，这就是社会关系网络。格兰诺维特在波士顿郊外牛顿镇对300名白领求职者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57%是通过社会网络了解工作信息而成功地找到新职业的(Granovetter,1974)。通过社会网络谋职不一定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至少可使求职者广泛而深入地了解有关职位的情况，也为雇主扩大和筛选了申请人后备军(Fernandez & Weinberg,1997)。格氏有一个惊奇的发现：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格氏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强度”，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1973)。
在格氏看来，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格氏的弱关系假设就是指弱关系发挥着提供非重复性信息的桥梁作用。使用弱关系谋求职业流动的人，正是由于了解到非重复的更有价值的信息，才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林南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假设，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Lin,1982)。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分层体系中，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方面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连接高地位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格氏和林南的理论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参见Granovetter 1995和边燕杰1999的评述）。
（二）社会网络在再分配经济中的作用
再分配经济也是不完善的经济。不过，信息不对称不是再分配经济的缺陷，而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再分配经济靠中央计划调控，经济信息，特别是重要信息像经济资源一样由国家控制，在国家部门中按上下级关系有序地传递。劳动力作为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是按计划配置的，职业信息是极不对称的：国家劳动部门控制和有序地传递职业信息，工作单位接收所分配的劳动力，待业者服从分配。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对于求职者来说，自谋职业根本不可能，寻获职业信息并无直接意义。
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是什么呢？边燕杰依据天津1988年的调查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在这里的作用不是传播和收集职业信息，而是待分配的择业者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门和分配决策人的照顾(Bian,1994,1997)。换言之，社会网络不再是信息桥，而是人情网。人情关系的强弱与获得照顾是正相关的：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人情关系弱，结果不得而知；没有人情关系，除偶然的例外，不会得到照顾。信息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边燕杰为此提出了“强关系假设”，并用天津和新加坡的调查资料进行了初步证明(Bian,1997;Bian & Ang,1997)。
为什么人情关系的强弱会产生上述结果呢？道理有二：一是义务问题。人情关系的实质是情意、实惠的交换。强关系往往表明这种交换已经在主客方长期存在，相互的欠情、补情心理，使得有能力的人会尽力提供帮助。二是信任问题。人情交换是违背正式组织原则的，但如果是强关系，主客双方的信任度提高，就能降低由“东窗事发”所导致的不必要麻烦。所以，在再分配经济的职业流动中，强关系应比弱关系“强”而不是“弱”。
人情关系在再分配经济中之所以发挥作用，其制度安排的前提是，资源控制者是经济实体的代理人，而不是所有者。陶志刚、朱天指出，在经济决策不是至关重要的条件下，代理人往往放弃所有者的利益而寻租或送人情(Tao & Zhu,2000)。再分配经济中的劳动力分配决策人就是这样的代理人，而人员分配和调动对于劳动部门和接收单位来说都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人情关系就成为职业流动的调节机制了。
（三）社会网络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
转型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趋势是越来越偏离再分配经济，越来越趋向市场经济。近些年的许多研究证明，在进城农民工的求职和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中，社会网络都发挥着提供信息和信誉保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李培林，1996；彭庆恩，1996；陈阿江，1997；王汉生等，1997；王汉生、陈智霞，1998；丘海雄等，1998；李强，1999；许欣欣、李培林，1999）。但是，学术界对社会网络作用的性质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社会网络的使用频率是减少、上升还是不变，强关系和弱关系作用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它们的相对使用比例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楚转型经济动态过程的实质是什么。对此我们提出4种不同的论点并阐发各论点关于社会网络作用变化的假设。
第一，市场化的论点及其假设。市场化的论点认为，虽然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但转型经济动态过程的主流是中国在不断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Nee,1989)。这表现在资源配置越来越通过市场进行，而不是靠行政调拨；硬预算上升，软预算下降；私有产权的比例上升；劳动力配置实行双向选择，职业分配机制被削弱了。与此相应的假设是，社会网络作用的性质可能发生了变化：作为信息桥的关系使用频率上升，作为人情网的关系使用频率下降。这意味着，弱关系可能逐步代替强关系作为职业流动的调节机制（市场化假设）。
第二，权力维续的论点及其假设。权力维续的论点认为，虽然市场化是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但并不表明政治权力对资源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将会削弱(Bian & Logan,1996)。相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公共和其他重要物品生产和流通的国家垄断，单位制在盈利企业和事业组织中的巩固，地方社团主义的上升，以及党对人事任免的决策作用，都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维续，保证了资源控制在代理人而非所有者手中(Tao & Zhu,2000)。为此，在转型经济中，经济实体的代理人作为雇主，将继续向求职者送人情。以往劳动部门的分配权被限制了，但代之而起的是成倍增长的雇主代理人。所以，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的使用频率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不是弱关系将代替强关系，而是强关系仍将保持其优势地位（权力维续假设）。
第三，机制共存的论点及其假设。机制共存的实践基础是80年代双轨制的运行。而在90年代以后，机制共存的逻辑是路径依赖：市场是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平行发展的，它们共同推动着改革的进程(Parish & Michelson,1996)。这一论点的含义是，市场规律和权力规则同时制约着资源的配置(Zhou,2000)。在劳动力市场领域，机制共存的含义是：一方面，成功的求职者需要弱关系收集职业信息以克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困难；另一方面，求职者必须通过强关系与决策人进行人情交换，获得实质性的帮助。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和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将共同发挥作用，强弱关系的使用比率将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机制共存假设）。
第四，体制洞的论点及其假设。一个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可以看成该体制存在漏洞，或称体制洞。但我们在此提出并强调的体制洞是指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断裂，即再分配体制解体了，但市场体制不是尚未形成，就是运行无效。例如，国家劳动部门的职业分配制度取消了，但职业信息的传递渠道在市场中不是很少存在，就是所提供的信息只是无人问津的工作。求职者处于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体制洞之中：有价值的信息无从获得，与雇主的相互信任无从建立，求职者与雇主的相互约束没有体制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将发挥特殊的作用：作为信息的桥梁，作为信任的基础，作为人际关系约束的保证。这说明，在国家分配制度解体、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网络的作用将是重要的过渡机制。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将提高使用频率，而作为信任和规范约束的人情关系网络，也将提高使用频率（体制洞假设）。
二、研究设计
（一）抽样
天津市1999年就业过程问卷调查（简称天津就业调查）的样本分布于中心6区，包括常住人口757户和外来人口244户。常住人口的样本从12个街、36个居委会的住户花名册中等距随机抽取。外来人口指调查时在天津市没有常住户口但有固定或临时工作的外地流入人口，样本按每街10户配额和4个聚集地每地29户配额随机抽取。在抽中的户中随机选定1名18-60岁有就业经历的人作为访问对象。
（二）主要分析指标的测量
关系类别和强度。我们把职业流动者所使用的社会关系分为3类：(a)“相识”，包括非亲非友的直接关系和各种间接关系；(b)“朋友”，包括朋友和关系密切的同学、邻居、过去和现在的同事、战友、同乡、生意和项目合作伙伴等；(c)“亲属”，包括核心和扩大家庭的成员、各种血缘关系、姻亲关系等。为了与以往的研究比较，我们将相识定为弱关系，将朋友和亲属定为强关系。
信息和人情。这是本文的分析重点。以往研究对信息和人情两种关系资源做了区别，但没有测量。本文在中西文献中首次对此做出测量。人情在英文文献中是influence或favor，包括直接为求助者安排工作、解决求职中的具体问题、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帮助报名和递交求职申请、帮助整理申请材料等。而信息则指提供有关职位的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比较详细的信息。由于在实际的职业流动过程中，求职者往往从社会关系那里获得了人情和信息的双重帮助，所以我们在分析中使用了3个类别，即“人情+信息”（既提供人情又提供信息）、“只是人情”、“只是信息”。
关系人及其特征。在英文文献中，关系人用contact表示。在本研究中，关系人是向职业流动者提供人情和信息的社会关系（注：在本项调查中，通过社会网络机制成功实现最后一次职业流动的被访者有53.2%使用了2个以上的关系人，平均使用了2.95个关系人，但我们仅仅收集了提供最大帮助的那位关系人的情况，即为本文所说的关系人。）。我们使用3个指标测量关系人的社会经济特征：(1)职务，分为党政干部、国企经理（包括国有和集体）、非国企经理／所有者、个体所有者和经理、专业技术人员、无职务者等6个类别；(2)单位所有制，分为国有、集体、非国有、个体等4类；(3)单位的主管部门，从高到低依次是中央、省／直辖市、区／局、街道／处、无行政级别／无上级主管部门等5个级别。
三、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作用的动态分析
（一）经济体制时代的划分
职业流动包括离职和重新就业两个过程。我们的分析重点是社会网络在重新就业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千名被访者中，466人有职业流动的经历，这种流动发生在1956年至1999年之间，其间我国经历了3个经济体制时代。
1956年至1979年的再分配经济时代。全国城镇无一例外地实行统一的劳动力招收和调配制度。企业招工必须向劳动部门备案并获得许可，企业之间的劳动力余缺调剂由主管产业部门和地方劳动部门协调，跨行业、跨地区的劳动力调配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安排。企业既缺乏用人权，也不能辞退剩余劳动力。由于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职工自谋职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和因工作需要的调动之外，职工在不同组织之间的职业流动极为困难。
1980年至1992年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双轨制时代。统分统配的用工制度逐渐受到劳动合同制的冲击，劳动用工制度不再是统分统配的一统天下。尽管国有和集体部门还不能完全自主地依据劳动合同解雇职工，但它们已拥有招聘新职工的权力。个体、私营、民营、合伙或联营、三资企业等新经济形式则拥有自由招聘、解雇职工的权力，劳动力市场已经在这些企业之间发挥作用，构成了劳动用工制度上的双轨并存的局面。相应地，职工个人在选择工作单位和职业方面已经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参见袁志刚、方颖，1998，第3-4、123-125页；杨宜勇等，1997，第114-125页）。
1993年以后的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转型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公开发表及经济改革的全方位发展。在劳动力市场领域，自主性的职业流动、全员劳动合同制、双向选择、多渠道就业正在从抽象的理论表述变为具体的现实。天津就业调查的466名职业流动者的最后一次流动，再分配时代占13.7%，双轨制时代占23.6%，转型时代占62.7%。这说明转型时代的职业流动比率上升，劳动力市场趋于活跃。
（二）流动机制的时代变迁
我们根据职业流动的多种途径，将流动机制划分为下列3种。第一是计划分配机制，包括顶替父母、顶替亲属、单位内部招工、国家分配、组织调动。第二是市场机制，包括职业介绍、机构介绍、个人直接申请和自雇。第三是社会网络机制，包括运用各种人际关系获得信息和人情达到职业流动的目的。计划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使用是相互排斥的，但社会网络机制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机制，它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又往往与计划分配机制或市场机制交叉。如在再分配时代某人变换工作，形式上属于组织调动，是计划分配机制；但实际上该人往往动用人际关系，使原单位放人、新单位接收。在转型经济时代，某人直接向雇主申请工作，形式上属于市场机制，但事实上该人可能通过朋友收集职位信息，靠亲属建立与雇主的人情关系，进而受雇。表1的结果显示，在天津调查的职业流动者中，31.1%使用了计划分配机制，48.1%使用了市场机制，但高达76.8%者使用了社会网络机制。
从再分配到转型时代，使用计划分配机制的比率急剧下降，使用市场机制的比率迅速上升。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说明了经济改革的性质，即市场机制逐步代替计划分配机制，预示着职业流动渠道选择的未来方向。但只看到这一趋势并不能了解职业流动机制演变的全部真谛。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社会网络都是十分重要的流动机制。使用社会网络机制的比率，在3个时代分别是58%、66%和85%，说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网络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注：自8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1996年，全国有职业介绍机构3.1万家，共有890万人在职业介绍机构的帮助下就业（杨宜勇等，1997，第119页）。天津市1994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招聘的单位为11447个，进场人次为896328人，达成就业意向者为269128人，占30.02%。到1998年，上述3个数字分别为31274个，2972513人和648637人，达成就业意向者的比例为21.82%（天津统计局，1999，第365页）。我们的天津调查数据印证了上述官方统计所反映的趋势，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将劳动力市场作为实现其职业流动的渠道。）
如何解释社会网络机制的持续上升趋势呢？如果在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条件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是信息桥而不是人情网，则预示着市场化假设有可能成立。如果它的作用是人情网而不是信息桥，就必须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过程。为此，我们将探讨关系类型、关系强度、关系资源在3个经济体制时代的变化趋势。
表1.职业流动与社会网络的时代分布：天津，1999
（三）关系类型和关系强度的时代变迁
表1显示，在358名使用社会网络渠道实现职业流动的被访者中，13.1%使用了相识关系，49.7%是朋友关系，37.2%靠的是亲属关系；后两项合并，计有86.9%使用了强关系。与1988年相比，强关系的使用比率上升了15.9%(Bian,1997)。
使用相识关系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在3个时代变化不大（各占13%左右），说明弱关系在提供人情和信息等关系资源时，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一直在求职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居于从属地位。与之相反，由朋友和亲属构成的强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一直保持主导地位。使用朋友关系的比例从双轨制时代到转型时代的增加和使用亲属关系比例的微弱降低，与人们社会交往圈子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扩大有关。随着改革的发展，更多的人们走出家庭网络去发展更广阔的朋友关系，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人情，满足日益增长的职业流动和其他方面的需要。
（四）关系资源的时代变迁
表1的最后一部分呈现了关系资源的统计结果。网络使用者中的40.8%从关系人那里获得了“人情”，19.8%获得了“信息”，39.4%获得了“人情+信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情的比例持续上升，但信息的比例呈微弱下降的趋势。这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就业信息不再紧俏，从关系人那里寻求就业信息，往往是为了证实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的可靠程度，或进一步了解某个职位的具体情况。
同样，由社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人情+信息”的不断下降与上述解释相一致，这主要是由人情与信息渠道的不断分离而引发的。再分配经济时代，就业信息往往是封闭的或保密的，被严格地控制在政府或企业的代理人手中，通过等级分明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逐级传递。人们只有通过一定的人情关系才能获得关键的内部信息，也就是说信息是人情的副产品，所以“人情+信息”在社会网络关系中所占比例最高。到了经济体制改革时代，劳动力市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规范到逐步制度化，职业信息的传播也越来越开放，人情和信息逐渐分离，所以关系人提供“人情+信息”的比例下降。结果是靠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人情的绝对数和相对数不断上升，到转型时代已经在关系资源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43.1%)。这说明了人情关系对于成功实现职业流动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一趋势，我们做了关系类型和关系资源的交互分类统计，结果见表2。在社会关系的资源结构中，由亲属和朋友（即强关系）所提供的人情，总的趋势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上升，所提供的信息略有下降。这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在转型经济时代仍然成立。由相识所提供的“人情+信息”从60.0%下降到9.7%，所提供的“人情”从20%增长到67.7%，而所提供的信息的相对比例大体不变。这说明，从再分配体制到市场体制，弱关系的作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提供人情是其主要作用，提供信息是其次要作用。这一发现与市场化假设相悖。
表2.关系类别与关系资源的时代分析
四、流动者和关系人结构地位的动态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情和信息不断分离，人情关系资源比例不断上升，这是不是由职业性质决定的呢？比如，通过人情而谋取的职业是不是都在国有部门呢？是不是都发生在远离市场、级别颇高的工作组织中呢？是不是仅限于非技术工种的体力劳动呢？而人情资源提供者（关系人）的职业状况与他们所提供的资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本节将分析这些问题。
我们集中分析流动者和关系人的3种职业状况，即职务、单位所有制类型、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简称单位级别），统称为“结构地位”。我们假定，流动后的结构地位与流动者获得的关系资源有关，而关系人的结构地位也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具体帮助。
（一）流动者结构地位的动态分析
我们将3种关系资源（人情、人情+信息、信息）作为因变量，将流动后的结构地位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影响作用，方法是类别变量的多元回归(Multinomial Regression)，结果见表3。许多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表明人情和信息资源的分布较广，也较平均，但有3项发现值得说明。
第一，再分配经济时代，流动到中央级主管单位的被访者获得的关系资源，更多的是人情而不是信息。从科层制的分层秩序来看，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央级单位是最少的，要想成功地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只有依靠关系人的人情，因为仅仅获得关于某个职位的信息是不够的，况且在那个时代，劳动力配置信息是绝对封闭和保密的，即使获得了信息，如果不能得到强有力的决策人的照顾，也没办法实现其流动意愿。这再次证明了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
第二，双轨制经济时代，专业技术人员和党政干部更可能从关系人那里获得“信息”而不是“人情+信息”。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专业性强，需要较高的教育背景，在职业流动中主要靠社会网络收集有关职位的信息。由此推论，白领职业者能否通过社会网络获得信息是实现流动的关键。这与格兰诺维特的美国发现类似(Granovetter,1973,1974)。另外，党政干部需要较强的政治背景，须经严格的政审(Walder,1995)，而靠人情关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流动者希望得到有关职位的内部信息。这两个发现说明，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选拔政策的改革到双轨制时代已经发挥了效力。
第三，转型经济时代，流动到区／局级以下单位的被访者更能获得人情或“人情+信息”，而不是信息。反过来说，那些流动到无行政级别或无上级主管部门的被访者，更可能从关系人那里获得信息。无级别单位大多是新生的，包括个体、私营、民营、外商独资以及混合产权和模糊产权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最近几年推行了淡化级别和取消级别的改革措施，允许成立无上级主管部门的企事业单位。这些无级别、无主管的经济实体市场化程度很高，所以到这里求职的被访者，大多是通过信息而不是人情实现流动的。这一发现部分地支持了市场化假设。
（二）关系人结构地位分布的动态分析
表4的结果显示，作为关系人，党政干部和国企经理的比例逐年下降；党政干部作用的衰落尤其明显。相应地，非国有企业经理和所有者的比例则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到转型时代已占相当大的比率；个体所有者／经理的比例则已经超过党政干部。这是由两种结构变化造成的。第一种变化是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流向不断膨胀的非国有部门，他们的受雇由非国有部门的所有者和经理决定（注：1956、1992年和1998年，天津市国有单位职工分别占全部职工总数的83.3%、72.5%和60.1%，集体单位职工分别占16.7%、24.6%和15.8%，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分别占0%、2.9%和24.1%（天津市统计局，1999，百分比根据第88页的绝对数计算）。）。第二种变化是国有部门内部的劳动决策权从党政干部转移到经理阶层，特别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公开发表以后，这种变化尤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党政干部和国企经理的身分变动。8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商热，诱发一些党政干部和国企经理“下海”，他们往往成为新经济形式的代理人，比如由政府委派出任三资企业的中方董事长或总经理。
表3.被访者结构地位对关系资源的多元回归(Multinomial Regression)
!P＜.10,*P＜.05,**P＜.01,***P＜.001（单尾检验）。
a.参考类别是“无职务”。
b.参考类别是“集体”。
c.参考类别是“无上级主管部门”。
预测方程：(1)为“人情”，(2)为“人情+信息”。两个方程的控制变项都是“只是信息”。
表4.关系人结构地位的分布
表4的最后一部分呈现了关系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时代分布。中央和市级主管部门的关系人的比例不断下降，区／局级、街道／处级和无级别的关系人的比例则逐渐上升。上述发现说明，当劳动力配置的中央、地方控制放松，用人单位可以直接决定时，关系人就会大量出现在直接用人的级别较低的单位。
（三）关系人作用的动态分析
在表5的回归分析中，自变量是关系人的结构地位，因变量是关系资源的类别。这里有3个重要发现：
第一，在3个经济体制时代，同无职务的关系人相比，国企经理更可能提供人情，而不是信息；这一发现支持了权力维续假设。但是，党政干部与其他职业／职务的关系人无显著差异，这与权力维续假设相悖。两项结果的解释是，劳动力配置的权力已从党政干部转移到国企经理手中，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国企经理在调配劳动力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大，进行人情交换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如果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以职位安排的方式送人情的现象就可能长期存在。
第二，与集体单位相比，国有单位关系人在双轨制时代更可能提供人情，在转型经济时代更可能提供信息。这个发现与国有单位在这两个时代所占据的不同地位有关。在双轨制时代，国有单位按照统一计划招收和调配劳动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限度的用人自主权，为进行人情交换提供了条件。但是国有单位关系人在转型时代更可能提供信息的发现令人费解。我们的猜测是，在多数国有企业效益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流动者通过关系人所获得的信息有可能是下岗分流、再就业或内部招工方面的。从职业介绍机构得到的信息，往往供非所需，并有重复或虚假成分，所以来自关系人的内部信息就有可能发挥特殊的作用。
第三项发现是关于关系人的单位级别的作用，有3个具体结果需要说明。一是再分配时代，中央部门的关系人更可能提供人情，这符合强关系假设。二是双轨制时代，中央部门的关系人更可能提供信息，这超出我们的想象。三是转型时代，中央和省市部门的关系人更可能提供“人情+信息”，说明关系人的主管单位级别越高，所管辖的下属单位越多，其在工作安置中所能利用的纵向和横向关系网络越大，由此使其提供“人情+信息”的机会增加。这个发现支持了权力维续假设。
表5.关系人的结构地位对关系资源的多元回归(Multinomial Regr-ession)
!P＜.10,*P＜.05,**P＜.01,***P＜.001（单尾检验）。
a.参考类别是“无职务”。
b.参考类别是“集体”。
c.参考类别是“无上级主管部门”。
预测方程：(1)为“人情”，(2)为“人情+信息”。两个方程的控制变项都是“只是信息”。
五、结论和探讨
（一）强关系假设继续有效，弱关系假设的解释力不强
本次调查的资料证明，强关系假设不仅在再分配体制下的职业流动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双轨制时代和转型时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再分配体制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是通过强关系影响计划分配的具体方案，使关系使用者获得符合意愿的职业。双轨制和转型时代，强关系仍然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但它是在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展的条件下出现的。天津资料表明，职业流动者很少单独使用一种机制，而往往使用多种渠道，将社会网络机制与另外一种机制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流动者具有很明显的理性选择趋向。弱关系假设在本项研究中的解释力不强，并不能说明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有误，也许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有关。当中国步入完全市场化的时代，我们也许会收集到支持弱关系假设的实证数据。
（二）关于市场化、权力维续、机制共存假设的结论
支持市场化假设的发现是，在职业的资格考核（比如党政干部的政治考核和技术人员的专业考核）比较严格的条件下，流动者通过社会网络所获得的是信息，而不是人情。这一情形随着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而不断凸显，说明越是市场化，越需要信息桥的作用。但是这一结论不能概括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与市场化假设相悖的权力维续假设得到了更广泛的证明。资料表明，在向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持续上升，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以及依此进行的人情交换不断强化。此外，转型时代，国企经理、中央及省市部门持续提供人情资源，而不是信息资源，这也是权力维续的反映。市场和权力的机制共存是不言自明的，但两种机制又不是平行发展、无主无次的（即机制共存假设）。天津调查预示着权力维续是主线，而市场化是副线。如果这是天津市劳动力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所致，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对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多个城市进行比较分析。
（三）体制洞假设得到证明
从双轨制到转型时代，劳动力统分统配的计划体制逐步解体，劳动力市场日益强大，越来越成为职业流动的一个正式渠道。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料证明，使用社会网络的流动者主要是从关系人那里获得人情，单纯通过关系获得信息的频率并未显示出增加的趋势，网络的持续作用在于提供人情。此外，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的使用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表现出微弱下降的势头，而作为信任和规范基础的强关系的使用频率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而上升。这就预示着，正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机制可能比较发达，而劳资双方的信任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等存在很大的漏洞，需要人情网络或强关系来补充。所以说，强关系和人情交换的上升证明了体制洞假设的成立。未来研究应该明确界定和测量体制洞，并用量化手段分析社会网络对体制洞的弥补作用。无论作用如何，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网络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劳动力配置的最优化？我们将另文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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