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9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1981—1985）
当人们告别70年代步入80年代之时，1978年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形成的最初的骚动已不能使研究者平静。1980年7 月在包头市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近200人，提交论文70多篇，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兴旺发达的景象。议题集中于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和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两个项目上。会议指出，在极左思潮时期对现代文学史研究造成的流毒主要是“主流论”、“过时论”、“本质论”和“人性论”。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的许多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都是“新文学史”、“革命文学史”，甚至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产生发展史”，而并非本质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文学研究动态》（总第50期）简介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盛况并摘要发表了王瑶、陈荒煤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研究者们开始注视着前景，并且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与已经来临的新的年代，以一种既敬畏又怀希望的复杂的心情来迎接它。然而正象印度著名社会科学家S·C杜布所言：“事实本身远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那么大的魅力。因为每一个10年（或世纪）都必须承受大量的、至少是前几个10年（或前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负担。所以，20世纪80年代将继续受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的制约，……然而，它确也能提供一种有利于重新思索的心理状态，不受过去的沉重负担之累而设想一个新的开端。”（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卷，第4期）研究者们清醒的认识到，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很可能积累成为一股力量，而80年代的到来，又很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开端。因为“呼声微弱的不同意见，昨天还轻蔑地认为不屑一顾，今天或明天可能一跃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前几十年中一些唯我独尊的学术权威也可能被迫逊位，新的研究途径和观点将逐渐确立，不声不响地超过前驱者，学术权威的更迭就可能成为现实。”（引S·C·杜布之言，出处同上）。
1983年前后，仍是一个酝酿时期。
1981年4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作者把现代文学史上侧重于议论的“杂文”，侧重于叙事抒情的“小品”，侧重于叙事的“散文”，以及记实性的“报告文学”统一纳入“散文”一炉进行冶炼，以期勾勒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轮廓”，这自然是做了一件拓荒性的工作。不仅如此，林非还表达了他对文学史的看法：“有些文学史家认为，各种类型的文学史都应该探寻自身的规律，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探寻规律应该跟提供丰富的史料结合起来，文学史著作给予读者的不仅是几条规律，而且还要提供大量的知识，才能够使读者开阔眼界。一部好的文学史著作，应该在阐述很多史实的基础上，自然和生动地展示出规律来，这才是科学的做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装腔作势的大话和空话，言过其实，引向谬误，造成贻害读者的后果。”（《后记》）林非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学史科学化的问题。
1981年11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刊第四集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大事记》，辑录了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前后至1949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文学和与文学有关的大事，分6 个部分：（1）创作，辑录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作品（包括单篇、 单书和作品集），特别注意收录作家的出世作、代表作和首次成集的作品集；（2）翻译，辑录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翻译作品；（3）中国作家作品论；（4）外国理论、思潮；（5）文学运动，辑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的事件、论文和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报刊杂志以及作家的重要行踪；（6）国内外大事， 辑录国内外重要的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较大的文化、经济、军事、政治事件。这是以“纪年”为主线考订中国现代文学之开创性的资料工作，它所提供的史料丰富而翔实，辑录的仅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就达530 余人，可谓洋洋大观，超出现存的各种文学史版本。编写者在《后记》中说：“我们深感没有一部较为详细和准确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事记作参考，是很不方便的。”以“详细”和“准确”作为尺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研究的现状，其关注之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期间，部分高校以自编教材为主，以充教学之需。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和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是有代表性的两种，虽未公开出版，却是内部印行流通的版本。“复旦本”的编制已约略不同于前一时期的结构，一是1937——194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中界，前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学，后期为工农兵群众文学；二是全书共分四编，每编均有概述，分述革命形势和文学概况；三是纵横交织，把作家作品放在纵线（文学运动）与横线（社会发展）的交叉点上进行评述。脉络虽然清晰，叙述与评论也颇具“画龙点睛”之力，但旧痕依然存在，所吸纳的作家大抵仍是前一时期尺度所量出的作家。“辽大本”相比之下恢宏了许多。它以三编24章所构成，叙述了1917——1927、1927——1936、1937——1949三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社会运动。除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大家列专章外，赵树理、艾青第一次有了专章的位置，并增加了小说群、诗歌群、戏剧群、散文小品群的篇幅，孔厥、黄谷柳、钱钟书等开始出现在文学史上，并对他们的作品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从整体看，虽然新貌尚不够明显，但编著者力求摈弃“左”的教条主义及宗派主义的偏见以对“文学运动、思潮、流派和作家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前言》）的愿望是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1982年9月至1983年1月，受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一个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邀请了在京的专家学者和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同行35人，做了58次专题讲演，所讲内容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流派以及治学研究方法诸多方面。唐弢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王瑶的《关于现代文学的民族传统问题》，樊骏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从三个宏观的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提出了积极的思考。唐弢认为，“文学史应该多种多样。现在的几本文学史大同小异，连章节安排差不多都一样。如果要我个人写文学史，我就不同意现在这种写法。”他主张“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的发展变化，要以史为主”，也就是“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带史”。唐弢提出四条：第一，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历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或思想斗争史；第二，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现代文学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几个角度考虑。一是要能够发现作家，发现作品。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那些作品，要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品有没有入史的资格；二是一部文学史，正面的作家要进去，反面的作家也要进去。正面的应该有一条杠，反面的也应该有一条杠，要把作家放在同期作家中进行衡量，然后决定取舍；三是一部文学史要有自己的风格，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好是坏，该突出的就要突出，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要面貌清楚，不要人云亦云，给人一个模糊的印象；第三，现代文学史应该总结规律。用现实主义来贯串现代文学史，大体上还可以。现实主义是主要的，其次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也都有，按流派把作家归类，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文艺思潮都是逐步地发展的；第四，要坚持第一手材料，也就是原始材料，引用的资料要尽量准确，避免抄来抄去的现象。 唐弢认为，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引入文学史不能分开，而许多人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政治唯一。”他指出，“我们一度就是这样不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都是‘政治唯一’，所以把文学史上的政治上犯过错误，或政治上不太好，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的作家都否定了，不提了，这是不对的。”王瑶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应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民族风格，一是现代化。周作人曾提出新文学是从明朝末年的公安派、竟陵派发展而来的；胡风则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产生的一个支流。中国现代文学和外来影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民族风格是在一种什么条件下形成的？这是一个关系到现代文学成熟不成熟的问题。王瑶说：“什么叫文学革命呢？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是白话文，现代人的思想是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集中地讲，就是说文学革命的主要精神，是中国人民要求现代化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王瑶认为，“现代文学史，是个历史过程，既可当作文艺科学来研究，又可以当作历史科学来研究；另一方面，它和今天又有紧密的联系”，“就是说，我们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十年的历史。”樊骏在考察研究了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后认为，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左”的错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他具体指出了以往所存在的一些问题：（1）衡量作家的唯一标准是“是否属于左翼”，集中于革命文学、进步文学，很少注意其他倾向的文学；（2）主要研究现实主义作品， 其他的（除初期的浪漫主义外）很少涉及；（3）夸大现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成分， 并以此说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概况，从而在实际上否认了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樊骏说：“过去的不少错误，从主观认识检查，是和我们机械地理解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把历史和现实等同起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研究工作分不开的”，“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没有任何说服力”。樊骏认为，七十年代末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在理论认识、研究实践和资料整理诸方面均有所改观，但是“习惯具有很大的惰性。‘左倾’思潮在观点和方法上所形成的条条框框，现在还束缚着不少研究者的思路，妨碍他们正确理解和评价现代文学。”樊骏指出，“新编写出版的七八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容大同小异，连章节结构都很近似；不少研究文章从题目到立论，涉及的范围、着眼的方面和评价的高低，常常相差无几；重复雷同的现象，相当普遍。在研究方法上，更多的文章还是静止地、孤立地、就事论事地分析问题。……把这样的文章汇编在一起，或者用这样的写法编写文学史，仍然勾勒不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过程。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樊骏提出，要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和科研加以区分，“改变将教学和科研等同起来的状态，才能克服单调雷同的弱点，突破原先的格局。”
唐弢、王瑶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史专家，他们或主编或自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行世；樊骏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宏观研究专家。他们的理论说明和要求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应予改观并使之逐步走向成熟的期望，在国内现代文学领域如石击水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辑开始举办“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笔谈”，一批专家学者竞相发表意见。王景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是应该允许，也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的”，“希望用一种类型的文学史来适应并满足不同类型的读者的需要，是不切实际的”，“应当鼓励不同类型、不同体系、不同角度、不同重点的文学史出现。”吴奔星认为，“首先要解决一个长期存在而又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克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偏枯’现象”。一要克服评述作家作品方面的“偏枯”，二要克服民族方面的“偏枯”，三要克服地区方面的“偏枯”，四要克服时间方面的“偏枯”，五要克服文学本身的“偏枯”现象。陈学超则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旨在“将鸦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
邢铁华继1982年发表《论翻译小说与晚清创作小说之合流》，提出从晚清始，由于翻译小说“触媒”，中国小说已引起质变；1983年发表《略论五四新文学与辛亥革命之关系》，提出“五四”新文学不仅在思想上种因于辛亥革命，而且“五四”新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辛亥革命文学必然的发展，割断这个联系必将成为“不可理解”；至1984年发表《中国现代文学之背影》，正式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即上限问题。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年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范畴。”（见《苏州大学学报》1984/4）。
1984年，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创新局面的态势已初步形成。四月，老舍学术讨论会（青岛）；六月，丁玲学术讨论会（厦门）；九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哈尔滨）；十月，瞿秋白学术讨论会（徐州）、郭沫若学术讨论会（乐山）；十二月，茅盾学术讨论会（杭州）相继召开。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思潮流派的研究，以及研究专著、作家评传的出版均呈上升的趋势。冲破中国现代文学史固有的格局，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偏枯”现象，科学地评价现代文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已在躁动之中。正是在这种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学术思想活跃的气氛中，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陆续出版。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最先发行的一种，1984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就印刷了78000册，作为“文学爱好者丛书”，在社会上的流通面相当广泛。这部“简编”是在1979—1980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基础上压缩修订的。由原来的七十余万言压缩为三十五万字的“简编”，剪除了二分之一，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订正。”“简编”本由引言和十二章组成。“引言”提出6个问题：（1）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2）新文学社团的涌现和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3）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4）抗战爆发后的文学运动与创作，（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解放区文学， （6）国统区文学的新发展。 以此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设立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包括其他诗人）、赵树理（包括丁玲、周立波等作家）八个专章。中间穿连四章分述：“五四”时期及“五四”后新文学社团的创作；“左联”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二）；和反侵略反压迫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以引言、作家作品论、中间穿连（阶段时期的文学创作）三部分构成“简编”本的特征。其主干部分是作家作品论（约占三分之二篇幅）。唐弢在“编写后记”中说：“文学史首先应当是文学史，它既不是作家作品论，也不是文学运动史或思想斗争史，它应当从作家作品中分析来龙去脉，找出规律，将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清楚地写出来”。但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却仍未脱去“作家作品论”的痕影。
1984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冯光廉、朱德发、查国华、 姚健、韩之友、蒋心焕共同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下册），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田、张芬、肖新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是教材型的两种文本。
“冯、朱”本是“适应自修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和社会上爱好现代文学者的需要而编写的”，因而“不论是教材体例或者是内容，都考虑到便利于自学的特点；力求从原始史料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并尽量吸取当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卷首“说明”）。这部“教程”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是“文学”运动与创作概述”，以四章分述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发展，左翼文学运动，抗战的民主的文学运动，和创作概述；下编是“作家作品”，共十二章。以六章分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6 个重要作家；以两章分述第一个十年的作家作品（叶圣陶、冰心、王统照、郁达夫、蒋光慈、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以两章分述第二个十年的作家作品（张天翼、叶紫、沙汀、艾芜、沈从文、张恨水、殷夫、臧克家、艾青、田汉、洪深、夏衍）；另以两章分述第三个十年的作家作品（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李季、阮章竞、袁水柏、贺敬之、丁毅、姚仲明、陈白尘）。然后是“结束语”。这部“教程”突出了教学过程的特点，主次分明，脉络清晰，把文学活动、创作概述、作家作品放在“史”的背景下作综合性地叙述，大抵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但其体例依然未冲出旧的樊篱。上编四个问题的组合与下编作家作品的罗列，虽然眉目清楚，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性的因素却是减弱了。但这部“教程”在某些方面开始展示以往从未有的眼光：第一，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具备了多方面的历史条件。 ”一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所出现的近代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导；一是作为国际条件，新世纪曙光的照耀和新思潮的传播，为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兼之大量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催生作用；一是作为国内条件，新经济、新政治力量的壮大，要求新文化、新文学必须有相应的新发展。这就冲破了长期以来“政治唯一”的规范，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二，除了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运动、国统区的文学运动两大分流之外，增加了“孤岛”和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使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长达四年的上海特殊地区的文艺运动得以比较全面的介绍，补充了这方面文学史的不足。第三，在创作概述中介绍了以往文学史上隐匿的小说家如张资平、凌淑华、钱钟书、路翎等；李金发等恢复了应有的诗人的地位；钱玄同、周作人等的散文也上了文学史。
“孙、张”本是在东北师大中文系讲义的基础上编著的大学自学丛书之一。以绪论、十四章和结束语所组成。在编写体例上，“以作家作品为主，努力揭示文学历史状貌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编著者“说明”）。每章内容仍沿旧制，无多延伸，叙述过程亦然。其内容撮要：一是文学革命的发生和理论指导；二是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形成，主要介绍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浅草社、沉钟社和新月社；三是文学思想的斗争，主要评述了对“国粹”派林纾，对封建复古主义“学衡派”、“甲寅派”，对鸳鸯蝴蝶派，对“现代评论派”以及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胡适的斗争；四是描述新诗、小说、话剧、散文和杂文的发展及收获。它的突出特点是加重对作品的分析量，如对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的分析就用了四万余字，仅《陈Q 正传》的分析，就占了近万字的篇幅。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分析也以近两万字的篇幅横陈史中。作品分析占据了这部文学史绝对的篇幅，因而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偏重于“作品评论集”，作为“现代文学史”则相对谈化了。
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这时期专家治史唯一的版本，1984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虽云“简史”，34 万字的包容量也是可观的。第一版即印行40万册，可见它的覆盖面之广。作者在“绪论”中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国际背景、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现代文学的性质范围和发展线索以及现代文学的分期诸问题，作了新的立论。作者认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揭开了世界现代史的序幕。从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两种运动反映在文学领域，形成为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各种各色流派为主潮流的二十世纪世界现代文学，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革命潮流而发生、发展的。”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接上了“轨”，并为现代主义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映作了“注脚”，从而改变了以往孤立地判断中国“新文学”的圭臬。作者认为，“‘现代’作为时间的概念，则凡在此时间之内，包括敌、我、友的文学，都应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但由于‘现代’这一概念含有特定的时代内涵，所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又是现代文学的主流，因而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中心内容。”这是一种放宽的尺度，承认既有主流也应有支流的客观存在，从而向“还史以事实”迈出了一步。作者不再使用以革命历史阶段划分文学发展阶段的概念，而是以“现代文学发生期”、“发展第一期”、“发展第二期”、“发展第三期”划出了四个段落。发生期的特征是文学革命的提出；发展第一期是新文学社团、新文艺刊物、新文学流派的出现，给现代文学奠基；发展第二期是转折期，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运动。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发展到了“革命文学”；发展第三期，新文学由分而合，也即是解放区的工农兵群众文学和国统区的进步文学由分而合。“这样，经过了发生期和三个发展期，现代文学完成了自己的起、承、转、合。”以此来强调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作者的这种意向是甚为明白的。
在“黄本”中，作家作品论组合的模式已消解，代之为以文艺运动、创作流派、文体（艺术形成）的发展变化为主线综合评述的叙述形式。是散文式的“形散神不散”。如发展第一期，既评述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乡土文学”、“湖畔诗人”、新月社、象征派、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学流派，又突出地分析了鲁迅、郭沫若、王统照、冰心、叶圣陶、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蒋光慈、冯至、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陈西滢、丁西林等作家及其作品；同时，对现代短篇小说民族形式的创造，寄托小说和自叙小说，以及政治抒情诗、爱情诗、格律诗、“绝对的自由诗”等颇具理论价值的问题也“以史带论”地付诸笔端。这就使得该文学史具有辐射性和伸张力度。另外，作者还吸收了近几年新的研究成果，如对陈独秀、胡适的评价，对沈从文等作家作品的评价，对现代派诗歌，小说的评价、以及对“七月诗派”、“九叶诗人”等的评述，均富有新意。
黄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首次跳出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若干规范，散发着新的时代气息走向社会。但它毕竟是尝试性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为赶印而编写得相当匆促，许多内容来不及仔细推敲。”一是虽然以发生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名之叙述，实际上仍是以往阶段的划分，在格局上未有多少变动；二是强调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而作为文学生长的土壤——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相对减弱；三是有点“天女散花”式，落遍了“花瓣”，却收拢急促，某些部分有“速写”之感。
除以上四种外，尚有北京教育学院、天津教育学院、河北教育学院、辽宁教育学院等23省市教育学院协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一种，虽未公开出版，但使用量大， 并显示出另一种文学史体例。 1984年7月内部印刷。
这部文学史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概述。第二章，中国现代小说，涉及的作家有鲁迅、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郁达夫、张资平、冯沅君、茅盾、巴金、老舍、蒋光慈、柔石、胡也频、叶紫、肖军、肖红、李劼人、张天翼、沈从文、张恨水、沙汀、艾芜、路翎、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钱钟书、黄谷柳等29位，另提到少数民族作家舒群、关沫南、肖乾、仁沁豪尔乐、陆地、穆青、苗延秀等。第三章，现代观剧和电影文学，涉及的戏剧家有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田汉、曹禺、郭沫若、阳翰笙、夏衍、陈白尘等9位、 以及《白毛女》、《赤叶河》、《刘胡兰》、《王秀鸾》等解放区戏剧和蔡楚生的《渔光曲》、孙瑜的《大路》、袁牧之的《桃李劫》、《马路天使》、孙师毅的《新女性》、沈浮的《希望在人间》、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电影文学。第四章，现代诗歌，涉及的诗人有胡适、刘半农、浓尹默、郭沫若、冰心、冯雪峰、汪静之、冯至、闻一多、徐志麻、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蒲风、殷夫、蒋光慈、艾青、臧克家、田间、鲁藜、绿原、柯仲平、李季、阮章竞、马凡陀、辛笛等26位，另有鲁迅、柳亚子、郁达夫的旧体诗。第五章，中国现代散文，涉及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冰心、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茅盾、巴金、瞿秋白、方志敏、许地山、丰子恺、何其芳、李广田、徐懋庸、唐弢、聂绀弩、夏衍、丘东平、刘白羽、周而复、华山等25位。
“23省市教育学院协编本”是一部典型的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主要文体分别评述的“文学史”。实际上是四种文体文学发展的线条，引文中又侧重于作家作品的简介，因而虽合成称为“文学史”，却并非文学史的“史笔”。
以上五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是教材型的，反映在这些版本中的一个共同特征即是既徘徊又前进。这是因为，科学认识往往是由许多具体认识过程组成的。而每个认识过程均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客体。这种认识过程一般都从提出问题开始，首先借助观察获得初步的实验材料，经过漫长而复杂的道路，最后建立理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新理论的形成亦复如此。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由粗放研究到集约研究，然后随着对客体本质、属性认识的逐步深入，某些最重要的特征和规律就呈现了出来。这就形成为新的认识系统。比如：（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上限。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来理解文学发展的现代化、民族化，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文学现代化的标准，抑或是二者兼顾。（2）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在“现代”时空范畴之内， 是研究单一的文学形态或历史过程，还是把历史作为文学的载体来进行研究。（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层次与分期。 在变动性的复杂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现象纷呈，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是具有单一的层次还是多种层次。文学的历史应该是文学史，它的分期是以文艺运动作为划分的标准，抑或是以革命阶段或政治事件作为划分的标准。（4）作家作品研究。以往有两种参照系：一是政治的、历史的；一是作家出身、经历。参照之后始进入作家作品评价。这可能是一种潜意识，也是一种积淀物。这两种参照系对于作家作品之评价，是局囿的、主观的抑或是开放的、客观的，如此等等。
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举行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三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以“创新”为高标的第一次全国性座谈会。这次座谈会议论的中心是：“什么叫现代文学，它的外延和内涵；研究方法的革新即方法论问题；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座谈会经过6天的研讨与争辩，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有6个论点是比较重要的：（1）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社会与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并使文学自身取得现代化特点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自我封闭状态，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开放性，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是具有特殊性的一个段落。（2）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 中国现代文学应建立起近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构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观。要从大角度对现代文学历史进行全局性的综合考察。因为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多层次、多结构的，所以现代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要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各种文学现象。（3）具体地说， 中国现代文学不止三十年，如果到本世纪末作为现代文学的整体，那就构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4）世界文学发展是一个代代相承的历史过程。 文学艺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息息相通，每一个重大的文学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里产生以后，并不和时代一起消亡，它要继续存在下去，为后代提供文学艺术遗产和生活经验。中国文学亦复如是。因此，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垂直、上升、发展的关系。它们虽然分属两个历史阶段，外来的推动力不尽相同，但基于本民族的传统，依然是一脉相承。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就是反映与描写人的精神世界由简单到复杂。（5）推进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从解释性的、 思辩式的模式解放出来，提倡科学的方法论，这是科学发展的新趋势所决定的。（6）现代文学现有的单学科研究规范必须突破，开创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要打破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思维模式，拓展研究的思维空间和对象。要改变单一的审视角度，开展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
“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的主要成果是推动和形成现代文学研究新理论的萌芽。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遂在这种空气中吸收阳光和雨露，以期作跨世纪的跳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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