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书法的笔法传授谱系与观念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笔法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书法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笔法传授谱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层累性
中国古代书法传授的核心内容是笔法，这一观念在中唐形成，后世代代沿承下去，积淀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书法史上有很多奇传演绎着这一观念，有笔法神授的传说，有掘冢求笔法的故事，有密室私授的典故，也有感物顿悟笔法的美谈，而其中笔法传授谱系这一现象最为引人注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笔法传授谱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一个渐变和层累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传授谱系中始祖故事的形成，其二是系连书法名家，传授谱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其三是后世对传授谱系基本框架的衍脉和附益。而其中前两个过程有相互交叉关系，也就是说在基本框架的形成和丰富过程中，传授始祖的故事同时也被丰富和发展了。
古代书学文献记载的各种笔法传授谱系版本，一般都尊蔡邕为笔法传授的鼻祖，而蔡邕则得之于神人。(书法传授谱系中所列各家都是书法史上实有其人的书法家，“神人”毕竟凭虚无托，故一般都把蔡邕看作笔法传授的鼻祖。)蔡邕之所以能成为笔法传授的鼻祖，主要是有“石室神授蔡邕《九势》”的故事。这一作为笔法传授谱系发轫点的故事，也有一个渐变和层累的过程。张天弓先生认为，“石室神授蔡邕《九势》说之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始称“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于崔邈。而《法书要录》并没有明言“神人”于何地传何种笔法。其二，《墨薮·用笔法人名》始称“蔡邕授于嵩山石室得素书”，并暗示神人所授之书与蔡邕的《笔论》相关，但仍未及乎《九势》。其三，伪托羊欣的《笔阵图》中“石室书”才言及《笔论》、《九势》二文。②
再以笔法传授谱系中起初的祖先之一的钟繇为例。晋人虞喜的《志林》载：“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座，苦求不与，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繇盗发其墓，遂得之。”③
《题〈笔阵图〉后》(旧传为王右军所作，实为中晚唐人伪托之作)则对钟繇发韦诞墓的故事作了后续：“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遂得笔势论，(张)翼乃读之，依此法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④
宋朱长文的《墨池编》卷二收有《魏钟繇笔法》，此篇书论则涉及钟繇论笔法的具体内容，而钟繇所论与韦诞墓中盗发的笔法有关，同时又说钟繇临终前把笔法传给了他的儿子钟会。现在把相关的一段记载摘录下来：“及诞死，繇令人盗发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自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临死，乃囊中取出以授其子会曰……”⑤
类似于蔡邕和钟繇的故事，在王羲之、卫夫人等人身上也有发生。从蔡邕和钟繇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以大书法家为依托的故事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其实正好反映了笔法传授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些书法名家在笔法传授谱系中的地位奠定好了，自然就会系连起来，成为流传有绪的谱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笔法传授谱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唐人韦续的《墨薮》第八篇《用笔法并口诀》还没有明晰地勾画出笔法传授谱系，但是此篇对笔法发展历史的叙述是以大家为脉络展开，并将笔法的发展上溯到了李斯、蒙恬、萧何，此三人以下则是蔡邕和钟繇。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入一篇未具名的《传授笔法人名》，《墨池编》卷一的《古今传授笔法》与《法书要录》所载相同。《书苑菁华》卷八亦有《传授笔法人名》与前两者所记载基本相同。这三篇所载，可以看做是笔法传授谱系的基本框架。《法书要录》之《传授笔法人名》曰：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肜、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⑥
《墨池编》卷一的《古今传授笔法》与此稍有出入，传授关系稍有不同，传授人名少了崔瑗、张彦远、陆柬之，并明确了最后四位书法家的授受关系：“欧阳询传张长史，长史传李阳冰，阳冰传徐浩，徐浩传颜真卿，真卿传邬肜，邬肜传韦玩，韦玩传崔邈。”⑦(共十九人，包括神人二十人)《书苑菁华》所收录卢携的《临池妙诀》则对唐代的笔法谱系做了详细的列述：
“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词云尔。携按：永禅师从侄纂及孙涣皆善书，能继世。张怀瓘《书断》称上官仪师法虞公，过于纂矣。张志逊又纂之亚。是则非独专于陆也。王叔明《书后品》又云虞、褚同师于史陵。陵盖隋人也。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混、徐吏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又传蒋陆及从侄野奴二人。予所知者，又传清河崔邈，邈传褚长文、韩方明。徐吏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柳传方少卿直温，近代贺拔员外惎、寇司马璋、李中丞戎与方皆得名者。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见也。”⑧
传授谱系基本框架只提唐代几位重要的书家，而《临池妙诀》则对此进行了繁衍和附益，增加近二十位书家，将笔法在唐代的传授关系交代得很详尽。这种繁衍、膨胀主要是围绕陆柬之、张旭展开，这两家正是基本框架里的主要书家。
解缙《春雨杂述》中的“书学传授”，可谓是笔法传授谱系的“集大成”，他沿袭了历史上笔法传授的说法，而且补了后半段谱系。此前的谱系止于唐，他则补了五代、宋元，迄于明初。解缙《春雨杂述·书学传授》：
“书自蔡中郎邕字伯喈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为书家传授之祖。后传崔瑗子玉、韦诞中将及其女琰文姬。姬传钟繇元常，魏相国。元常初与关枇杷学书抱犊山，师曹喜、刘得升，后得韦诞冢所藏书，遂过于师，无以为比。繇传庾征西翼，卫夫人李氏及其犹子会。卫夫人传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见秘奥，与征西相师友，晚入中州，师《新从碑》，隶兼崔、蔡，草并杜、张，真集韦、钟，章齐皇、索。润色古今，典午之兴；登峰造极，书家书盛。若张丞相华、嵇侍中康、山吏部涛、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辈，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终服，谢太傅得片纸而宝藏。冠绝古今，不可尚已。右军传子若孙，及郄超、谢朏等，而大令献之独擅厥美。大令传甥羊欣。羊欣传王僧虔。僧虔传萧子云、阮研、孔琳之。子云传隋永欣师智永。智永传唐虞永兴世南伯施。伯施传欧阳率更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传薛少保稷嗣通。是为贞观四家。而孙虔礼过庭独以草法为世所赏。少保传李北海邕，与贺监知章同鸣开元之间。率更传陆长史柬之。柬之传犹子彦远。彦远传张长史旭。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肜、韦玩、崔邈、张从申，以至杨凝式。凝式传于南唐韩熙载、徐铉兄弟。宋兴，李西台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家，苏舜钦、薛绍彭继之，以逮南渡。小米传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枢伯机得之。独吴兴赵文敏公孟頫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入魏、晋，当时翕然师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伟，浦城杨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洒落，仲穆造其纯和。及门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书鸣洪武初，后进犹及见之。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仲温。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传其子汯，其孙枢在洪武中仕为中书舍人，与仲珩、叔循声名相埒云。”⑨
与上面提到的谱系相比较，不难发现解缙对它们做了综合、集成，至此，笔法传授谱系已由基本框架的线状结构发展成为纵横相连的网状结构，其谱系几乎系连了历史最主要的书法名家，就这样几乎整部中国书法史被“网”入此谱系中了。
二、由笔法传授谱系所见中国古代书法传授的方法和观念
从历史史实考察，这个传授谱系有很多疑点和不合理性。就《法书要录》卷一和《书苑菁华》卷八的记载来看，此中疑点有：蔡邕小于崔瑗，不可能传；钟繇卒年早于卫夫人生年，不能传授；萧子云生年晚于王僧虔卒年，王不能传萧。另外，蔡邕石室得神授，羲之枕中得秘诀，钟繇掘冢求笔法和临终传子钟会的故事，无疑使笔法传授谱系带上了传奇色彩，而传奇色彩又大大减弱了这个传授谱系的可信性。以科学求实的眼光正确审视这个传授谱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只将其看作传奇和书法掌故以供谈资，或者因其有不可信处便斥为荒诞，也是一种很让人遗憾的态度。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材料往往会以假象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却可以通过假象来获得真相。在这样的奇谈面前，我们需要用一种具有更为超脱性的历史智慧去解读它，去发掘这个传授谱系后面隐藏着的思想、观念和方法。
这个传授谱系首先给我们透出一个基本的信息，即书法非口传手授不可，否则便不能得到书法的真谛。古人书论中常常透出此消息，可见古代对书法传授的这个认识，是一种集体认同，不是一个偶然性的观念。且看几段书论：
“唐太宗与汉王元昌、褚遂良等皆授之史陵，然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处也。陆柬之受之于虞世南，世南受之于智永，皆有体法，令人都不闻师范又自无鉴局，虽古迹昭然，永不觉悟，而执燕珉以为宝，玩楚凤而成珍，不亦谬哉！褚河南云：良师不遇，岁月徒往。今之能者，时见一斑，忽不悟者，终身瞑目。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者，未之见也。”⑩
“真卿前请曰：‘幸蒙长史九丈传授笔法，敢问工书之妙，如何得齐于古人？’张公曰：‘妙在执笔，令得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诸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11)
“观素之《自叙》道载鲁公明认师传繇、张。至云口诀手授，又以为虽姿性颠逸，而模楷精详，转为真正。况素之用笔，全本大令，第尽改钟、王之形体，雅制由此日远。”(12)
“桥黄老人论书云：‘书法无师授，如不由户而出；所贵者笔圆，所尚者法老；临古帖变而不变，始可有合处，不可不知。’”(13)
“古人学书皆有师传，密相指授。余学之五十余年，不过师心探索，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窥。”(14)
“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15)
由以上引文我们发现，书法非口传手授的说法往往和传授谱系的说法相伴生，古人编织出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很严密的谱系，其中一个观念就是想证明凡是书法大家，都是得到口传手授的书法真诀的人。对于口传手授古人确信不疑，而且态度很肯定，可见这个观念在他们心中扎根很深，不可动摇。
笔法传授谱系是以书法名家系连而成，他们之间或是师徒关系，或是家族血缘关系。谱系之内口传手授、脉系不断，源流井然。这个谱系内部自成体系，对外则有一定的封闭性。在古人眼中笔法具有私密性、宗派性的特点。笔法传授谱系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的特性有关：
“(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而成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史学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甚至科学技术等等。”(16)
中国社会的这种特点也必然影响到书法。笔法传授谱系使我们不难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家谱和族谱，进而在中国竟形成一种特殊的学问。直到清代乃至民国时期，这种编家谱、族谱的现象还盛行。认祖归宗、一脉相传，是渗透到中国古代人血液中的观念。笔法传授谱系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以书法为内容的“宗族”系统。与书法的这种情况相对应，在经学上是所谓的“师法和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7)重视师法、家法是汉朝经学教育，特别是今文经学传授的主要特点之一，当时经学大师的学术思想就是在师法家法思想的统约下靠弟子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承递下去的。
董其昌论书以为晋人书尚韵，唐人书尚法，宋人书尚意。清人梁巇继承了董其昌的理论并扩充了元明尚态的说法。此后“唐人尚法”几乎成为一种公论。对于唐人尚法的论证，论者多从唐人的书论、唐人的书法作品入手分析。如果我们从笔法传授谱系的角度观照，则对唐人尚法的观点会做出一种独特的诠释。笔法传授谱系基本框架成形于中晚唐，这个谱系的构建本身就是唐人尚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与此相联系的更为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唐人伪造的很多托名先唐书家的书论，常常选取的是笔法传授谱系中主要的承传者。这正是笔法传授谱系观念在中晚唐渐渐深入人心的结果，伪造者应该是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观念起作用，人们也就容易接受这些书论并把它们传袭下来了。(18)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寻索唐人尚法——唐人感物悟笔法(如张旭、颜真卿、怀素等的传说)——唐人作伪先唐书法论著——笔法传授故事——笔法传授谱系等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可以构成一种互证关系。
那么，古代笔法传授到底传授什么内容，师徒之间又是如何传授的呢？古代书学丛辑文献可以让我们了解笔法传授的内容。宋人朱长文《墨池编》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类相从的书学丛辑文献，它的分类在书画专科分类目录上具有开创性，其书第二卷《笔法一》和第三卷《笔法二》纂辑了与“笔法”相关的书学论著。《笔法一》有：《用笔法》、《萧何蔡邕笔法》、《钟元常笔法》、《卫恒四体书势》、《笔阵图》、《笔势论》、《书论四篇》、《天台紫真笔法》、《用笔赋》、《草书势》、《论书》、《笔法》、《指意》、《笔髓》、《传授诀》、《用笔论》、《笔法十二意》、《书法论》。《笔法二》则包括：《玉堂禁经》、《用笔法》、《书诀》、《笔法》、《古今传授笔法》、《传永字八法》、《传笔法》、《听江声帖》。《笔法一》偏重于宏观的理论的阐述，《笔法二》则多是一些具有操作性的书论，偏重于笔画的写法和用锋法。其实古代笔法的内容大致就这两部分，笔法传授的内容也不出乎此；前一部分偏于形而上，有时会显得玄虚，后一部分偏于形而下，有时会显得机械、繁琐。《书苑菁华》卷一《书法上》和卷二《书法下》大致相当于《墨池编》的《笔法一》和《笔法二》，从其两部分的内容差异来看，它和《墨池编》的分类思想大致是一致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参看王世贞的《古今法书苑》的卷四至卷八，这五卷也主要是讲笔法的。古代笔法传授的内容无非如此。但是因为书体或书法风格随着时代变化，加之中国古人重感悟，注重体察玄微，笔法传授中就会有很多个人化体会和不可捉摸的东西，于是笔法传授就变得似乎不可言传。寻求者苦苦求索，既得者秘之宝之，使笔法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传唐颜真卿《笔法十二意》是一篇让我们理解古代笔法传授的很重要的书论。这篇书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活现”出古代的师徒之间笔法传授情境。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张旭并不轻易具言笔法， “或问笔法，张公皆大笑而已，而对之便草书，或三纸五纸，皆乘兴而散，竟不复有得其言者。” (19)张旭对求笔法者大笑，并不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对他们作书。其原因可能不只是秘之不宣，还有难于言说的原因。对照下文我们不难理解。其二，颜真卿问裴儆：“足下师敬长史，有何所得？”曰：“但书得绢素屏数本。亦尝论请笔法，惟言倍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20)张旭和裴儆关系甚密，亦未得长史明示笔法，只让勤临写。其三，颜真卿造访张旭求笔法，张旭“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视，怫然而起。”之后并不是一番详细的讲解，而是师徒二人的一段对话。其四，张旭和颜真卿的笔法授受是通过一段对话完成的，有意味的是，由这一段对话我们发现笔法之秘都是颜真卿自己讲出来的，张旭只是不断地简短地提问，似乎颜真卿反而成了笔法的讲解者。而颜真卿的答语，类似于古代的笔法“口诀”。其五，文末张旭自言自己的笔法得于老舅彦远，并讲到自己偶于江岛沙平地静，以利锋画而书之，感悟笔法的事。当然，这一段书论中的人物很有可能只是托名而已，并不是实有其事的；这段书论的作者也可能并不是颜真卿本人。即便如此，这段书论也一定是按照当时人们对书法传授的理解编造的。之所以说这段书论“活现”了古人传授笔法的情境，在于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笔法传授的主要观念。试列数端：
其一，古人(尤其是唐人)认为笔法必须当面口传心授，于是《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张、颜之间的笔法传授运用了问答体的方式。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主客问答体”一样，这种体裁本身就有特殊的象征意蕴。“口传手授”的另一个涵义是笔法玄微，只有在结合当场的具体情境，师徒之间相互感发，机锋往来中不知不觉地传授了笔法的精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精奥玄幽的笔法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传授。
其二，颜真卿对笔法的回答，类似于“书诀”。书论文体随时代变化，唐前论书多“势”，那是因为那时的笔法和书论体系没有完全成形，人们的书法意识与字学观念相混成，于是多采取“形象喻知”的方法论书。而唐代字体演进结束，笔法系统发展完成了，于是人们多以“诀”来论书。以“诀”论书体现出明显的实践性的品性，这是一种偏重可操作性的论述体裁。中国古代的画谱就多以“诀”的形式指导学习者。
其三，张旭在笔法传授中还提到了他的笔法来源，这是谱系观念；又提到了自己感物悟笔法的事。笔法传授谱系——感物顿悟笔法——唐人作伪先唐书法论著——笔法传授故事，其实都是在唐人尚法的历史背景下相伴生的“现象群落”。这样理解这些现象，就能有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剥去神秘、荒诞的外壳，给这些现象赋予深刻的意义，也不至于忽视它们的书法史价值。
注释：
①莫武的《“笔法传授”试析》一文对此问题亦有论析，本文有所参考。莫文见《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
②参看张天弓《蔡邕〈九势〉考辨》，载《书法研究》1993年第3期，另参看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徐清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第30—32页。
③[晋]虞喜《志林》，据《玉函山房书丛》辑佚本，光绪九年长沙娜环馆刻本。
④《法书要录》卷一，《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⑤《墨池编》卷二，《魏钟繇笔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⑥《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⑦《墨池编》卷三，《古今传授笔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⑧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九，卢携《临池妙诀》，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⑨解缙《春雨杂述》，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99页。
⑩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叙笔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11)[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二，颜真卿《笔法十二意》，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12)徐用锡《字学札记》，《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16页。
(13)陈玠《书学偶集》，《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83页。
(14)王澍《论书剩语》，《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92页。
(15)同⑨，第495页。
(16)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994年版，第55页。
(17)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6页
(18)参看张天弓《略论先唐书学文献》，《中国书法》2000年第12期。
(19)(20)同(11)，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