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4)01-0008-06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是中国人观念世界的现代化。在人的观念世界的现代化中，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建国以后，我们党长期受“左”的思想倾向困扰表明，人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较之社会的现代化更困难、更复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得益于我们党在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上实现了由适应革命到适应建设的转变。当前，针对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战略要求，旨在改革开放中通过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实现我们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提升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这既是人的观念世界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战胜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保证。
一、传统的适应革命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超现代化的
把人的大脑比喻为加工厂，是毛泽东对思维方式的形象表达。“思维方式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主体观念把握客体的特定方式，是思维的多种要素、形式和方法通过组织和优化而建立的相对稳定、定型的思维结构和习惯性的思维程序。它仿佛是人的头脑以一种‘先天’的标准来加工信息的方式，使令人难以捉摸的思维现象显示出某种规律性的活动机制。”[1]思维方式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思维结构，主要包括：决定思维方式性质、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思维主题，按照事物规律进行思维分析认识对象矛盾的思维方法，把握对象所存在世界整体的观念和对象已有认识的知识。此外，思维方式还包括情感要素、习惯要素等。基于此，人的思维方式便具有从客体中选择认识材料的选择功能；对选择的材料进行组织，在人的观念中构造有序世界的组织功能；解释选择后的材料，赋予其新的意义和价值的解释功能；把选择、组织、解释集合起来提出问题、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解题功能等等。
在实践中，思维方式是人认识事物，从“实事”中“求是”的工具。当然，认识不同的事物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其中，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从主题看，它反映主体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的实践需要，体现主体认识和改造社会活动的目的。从方法看，它是对社会运动规律的应用，既包括反映事物普遍规律的哲学方法，也包括反映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殊运动规律的具体方法。从观念看，它是对认识对象存在社会历史和现实总体性的把握。从知识看，它是古人和今人对认识对象已有的认识成果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同时又包含着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的基本要素。
社会主义既是理论也是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主义自然成为一种认识的对象。这样，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矛盾，离不开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应该说，传统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是适应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回答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与发展的。从主题要素看，它适应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过渡；从方法要素看，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这一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来认识社会的，是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认识方法；从观念要素看，它是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为时代主题，以帝国主义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的认识形成对世界的观念掌握；从知识要素看，它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和我国战争年代武装斗争经验为主要内容。这个思维方式在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坚定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其历史地位不能否定。但就中国而言，这个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存在先天缺陷，具有浓厚的超现代化色彩。这种缺陷是由产生它的条件决定的。
首先，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决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基础上，根据这个矛盾的发展趋势和解决这个矛盾的要求提出来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决定作用并由此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他们创立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目的是要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这一点对后来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观影响极大。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成为社会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突出地表明西方已完成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建立了现代文明。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着眼于解决现代化后的社会发展问题的。相比较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上存在着历史性差距，至今中国农民仍占人口的大多数，中国社会尚未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在中国产生。然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扎下根来，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是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选择。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要完成在西方由资本主义完成的现代化，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类似西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历的现代化过程，然后才有可能建成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过，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还隐含着这样一个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被当作消灭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超现代化的时空错位和价值误导[3]。
其次，是由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阶段性决定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存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特殊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经历两个历史阶段，即革命阶段和建设阶段。第一阶段，以暴力革命形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建立能够结束国家分裂局面，维护国家主权、保障社会稳定、集中和支配社会资源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现代化提供制度前提。第二阶段，以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社会化为核心，进行各方面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这是性质、形式和内容根本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相应地，在这两个阶段中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差别也很大，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具体要求也不同。在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要解决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等问题，要激起人民群众战胜强敌的革命热情，为推翻旧制度作出牺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本质和发展趋势的揭示，既满足了中国人民探求反对帝国主义统治道路的理性渴求，又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与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道路的决心。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公正平等制度的设想，鼓舞着中国人民改变自己处境和命运的斗志，而阶级分析的方法则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力量和方式问题提供了认识路径。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不可能造成解决中国现代化制度前提的革命声势和力量。当然，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需要也存在着矛盾。对此，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以农民为主体，走与苏联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解决了这个矛盾。不过，在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设想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的观念形态在人们头脑中存在着，它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是潜在的。在第二阶段，社会主义理论同建设需要的矛盾则复杂、深刻得多。在社会发展程度的现实制约下，中国不可能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理论设想来解决具体制度问题。根据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必须要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社会化提供利益动力机制，要从生产力水平和发展不平衡状态以及劳动者的觉悟出发，允许不同所有制形式和富裕差距的存在等，但这势必同原有社会主义的设想与价值追求出现对立。一句话，第一阶段中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同中国现代化的潜在矛盾在第二阶段已化为现实矛盾。
再次，是现代化知识教育的缺失造成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创新、解决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矛盾的必要条件。只有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优越性和生命力，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某些落后于或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现象；只有从社会主义角度认识现代化，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化的矛盾，以及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据，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力。因此，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认识现代化。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可以视为解决东方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中也经历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现代化”→“中国化”的认识嬗变。但是建国以后，以适应革命战争为前提的政治思想教育从两个方面客观阻碍了现代化知识导入人们的思维。一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前提。这个前提把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由小生产到社会化大生产，由封建专制到民主政治的现代化知识排斥在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之外；二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人类历史、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只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史只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历史，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为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却成了失败的记录。这样，不但西方对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被简单地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马克思主义中的现代化问题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人自己追求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被尘封。于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能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战争年代的经验中打圈圈，在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出现的历史性失误与挫折便不可避免。
二、超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对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失误
思维方式以一定的概念、范畴的逻辑体系来把握社会存在。然而，新的社会出现以后，反映社会存在本质和关系的概念、范畴的形成需要反复认识，至于把这些概念、范畴组织起来反映社会整体更需要一个过程。作为社会精神生产的方式，认识社会的思维方式只有与时俱进，才能适应并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否则由它对来自社会的信息的加工就会变形失真乃至远离真理。不过，思维方式作为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有相对的稳定性，与社会存在的前进保持一定的时间差。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中，历史地形成的认识社会主义的超现代化思维方式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集体意识，成为评价社会主义和进行思想交流的共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要对这个思维方式进行根本性的突破，必然要经过长期的实践与认识的痛苦碰撞甚至付出重大代价。于是，在超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下，建国以后“左”的倾向不断发生，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出现失误，具体表现在：
(一)高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追求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偏离了现代化建设的轨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发展处在什么阶段上，是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根本问题。它涉及到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实际，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原因看，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必然要深深打上传统农业社会的烙印。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性质和计划经济体制规定的，体现在中国社会的矛盾上，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不发达的、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转型才能解决。但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高估了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把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追求，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人民公社被视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实现过渡的主要手段是不断变革所有制关系，以尽快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这背离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应该利用和借鉴的资本主义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现代化的后发优势难以发挥。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直接关系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命运。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现代化与西欧国家现代化相比是后发型的现代化，具有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表现在：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属于现代化的一般经验，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以西方为参照系制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步骤，少走弯路；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解决大规模、高起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短缺问题。对此，马克思在东方社会理论中早就明确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战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正是在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中，发挥后发优势，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但是，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高度来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严重限制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视野，不仅使我们在现代化探索上陷入盲目，而且造成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紧张，使现代化建设可利用资源大量丧失。
(三)社会主义的主要威胁由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践违背了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两大威胁。由于基本上脱胎于封建社会，我们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存在封建残余，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4—335页。)，它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还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市场。因此，肃清这两大威胁唯有通过推进社会现代化，使社会主义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可是，在超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中，“左”的思想倾向使这个问题被颠倒、混淆了，只用马克思阐述社会主义和产生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实为等价交换原则)概念，来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产生它的旧社会的关系，把旧中国看得和资本主义差不多，诸如封建等级特权、上下级之间的父子关系、老爷态度、官民之间的猫鼠关系、凭资格吃饭而不是凭能力吃饭等封建主义的东西误解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等价交换原则这一“资产阶级权利”也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利，与等价交换相联系的八级工资制、货币交换甚至按劳分配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与此相关，封建主义复辟的危险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根据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所要求采取的经济形式和经济手段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注：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以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带来的后果，参见李君如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93页；拙作《毛泽东晚年政治实践的理论元点》，《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2期。)。这样，搞阶级斗争，斗私批修，兴无灭资，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成为“继续革命”合乎逻辑的价值选择。
(四)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利益动力和发展机制被遏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发展商品经济运用市场机制，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都必须采取的基本手段。商品经济以廉价产品改变自然经济，以竞争中追求利润的动力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分工和交换实现生产的社会化，以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等价交换否定等级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推进民主政治。只有在现代化的视野中，商品经济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肯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理论中对商品经济所持的否定态度，是以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为物质基础，以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为条件，根据实现共产主义的要求作出的。但是，超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否定商品经济的前提条件，把搞市场经济看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和同义词。加之，权力过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有力地整合了社会资源，建立了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保证了社会稳定，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无法把市场经济提到实现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这样，由于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传统体制排斥市场作用，行政权力垄断经济资源，平均主义严重，粗放式发展，效益低下，迟滞了经济发展的活力，结果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被逐渐拉大了。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对超现代化的认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变革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经挫折，终于回归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认识根源上来讲，就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实现了对适应革命的超现代化思维方式的变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党的理论思维完成了由革命到执政的转变。这两大理论成果对超现代化思维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
(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的全部工作的中心为思维方式转变了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他把改革开放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途径，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这奠定了认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主题转变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为主题建立起来的。江泽民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4]他把发展确立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面地阐述了解决发展问题之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经济发展，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把适应建设的思维方式的主题深化和精确化了。
(二)根据发展的规律观察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为思维方式转变了方法。发展主题的确立，为认识方法由阶级矛盾分析到发展矛盾分析的转变提供了前提。以发展矛盾分析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由邓小平在解决我国教育问题中明确体现出来的。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核心是“面向现代化”，只有以解决中国现代化矛盾的要求来认识问题，才能解决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问题。这里，“面向现代化”不仅是邓小平认识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要求，而且是认识和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要求。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进一步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5](P282)这强调了发展的方法论意义，而“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则是这种方法的提升。在实践中，江泽民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内涵，即在制定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策时，不能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出发，而要从中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状况这一基本实际出发，要尊重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为前提来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要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落实到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时代化、具体化，并进一步从方法上解决了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理论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以及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问题，解决了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坚持执政为民的问题。
(三)通过把握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整体为思维方式转变了观念世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两个层面对客观世界整体进行把握的。在对当代世界整体的把握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问题，发达国家也有个再发展问题[5](P105—106)。他以此为中心线索，把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关系，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走向多极化是当今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主流[6]。这就深化了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和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认识。在对当代中国整体的把握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既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肯定中国处在不发达状态中，从总体上对中国的社会实际作了定性。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7]。这是从整体上认识中国的最高思维成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整体的认识，是中国制定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的宏观基础，为实现思维方式对客观世界的观念反映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借助总结现代化历史经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为思维方式拓宽了知识视野。适应建设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离不开关于现代化知识的支持。江泽民在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时指出，邓小平理论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对当今国际局势科学判断和对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可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解决现代化问题的经验总结，其所实现的理论创新都是以现代化知识为支持的，包含着丰富的现代化内容。比如，关于对资本主义借鉴和利用的对外开放观点，关于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中的弊端带有封建色彩的观点，关于中国发展目标和步骤的观点，关于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观点，关于发展市场经济必要性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关于生产要素参加分配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拓宽了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视野，促进了新形势下适应建设的思维方式的建立。
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社会主义思维变革的目的，是把这两大理论成果转变为认识武器。在号召全党学好邓小平理论时，江泽民要求我们，要把邓小平理论转变为观察当代中国发展大局和各种社会现象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中，胡锦涛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着力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增强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落实这些学习要求，就要用这两个理论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内化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因此，认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变革就潜在于对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并作为内核始终贯穿在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之中。但是，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认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仅仅进行解决具体问题的政策教育是不够的，还要根据思维方式的建构需要，深入进行理论思维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要按照思维方式的结构来解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中分离出思维方式的相关要素，展开其思维方式要素的丰富内涵，通过解决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刻思考，内化和定型化在我们的头脑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超现代化思维方式的禁锢，把思想认识从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才能充分认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摆脱姓社姓资的困扰；才能正确对待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不如资本主义的现象，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收稿日期：2003-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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