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向（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向论文,中国音乐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一改以往出版难的状况，各类出版物激增，音乐出版物也不例外。乍一看给人以学术思想活跃、新人辈出、研究成果丰硕之感，但仔细审视一下，则不难发现这繁荣景象背后所存在的隐忧。除了为出版而出版，对学术研究持不认真的态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国外有关研究状况的陌生。如是一般的非学术性的通俗读物尚可原谅，但问题是新近出版的一些博士论文也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博士论文最基本的要求是对所研究学科现状的熟悉，从而找出研究领域的空白或研究角度的缺憾。学术研究非造空中楼阁，除了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具备广阔的知识面和驾驭外语的能力。关于海外汉学（或称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国内各学界已形成一定的共识。用张西平先生的话说：“海外汉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和近现代西方汉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桑兵先生甚至就二、三十年代伯希和、高本汉等的中译本著作对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汉学和中国近代学术传统的建立与内在联系、中国学人与海外汉学家的交往专门著有《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者交往录》一书。由于认识到了海外汉学与中国近现代学术传统建立之密切关系，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始，不仅汲取海外汉学的成果，还把汉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来加以认真研究。在翻译介绍海外汉学研究方面，各种各样的“海外中国学丛书”从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②除了创立学术性辑刊外，③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④但是，对照同时期的国内音乐学界，我们对于海外学界有关中国音乐研究队伍的主体、研究机构、具体研究特征、历年来学术趋势的转变、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同时期的研究视角与取向、理论和方法等又知道多少呢？
本文拟对过去二十多年来海外中国音乐研究的发展与变迁作一评介，旨在促进跨国、跨地区间学术对话。⑤在取材上，本文以欧美大学的博士论文为重点，佐以期刊论文、专著和论文集。专著虽然更能展现出学者思维的成熟性，但由于在国外博士论文很少直接作为专著出版，即使出版大都得经过很大的改动，出版的周期也很长（一般约为十年，个别现象例外），所以新科博士的论文更适合窥测新的研究动向。本文的主旨是对西方的中国音乐研究进行介绍，对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尽可能地在脚注中提供索引。但思考和梳理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各领域最近二十多年的变化也是本文的焦点之一。另外，本文还将对近年来海外中国音乐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需要说明的是，在海外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并不完全是西方人。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的留学生到欧美留学，他们中也不乏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人。除大陆学生外，来自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也有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但这些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方式与教学研究环境与国内不尽相同。这不仅仅表现在研究主旨和方法上，还表现在教学机构的建制上。国外对中国音乐有所涉猎的学者大都来自综合大学，所攻读的学科除了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历史和文学外，也包括戏剧等。
有关上海开埠后外侨间音乐活动的研究
上海开埠后的西洋音乐活动，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如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罗传开先生曾构想出“上海开埠以来西洋音乐的传入”的课题并得到学院的拨款），但十多年过去了，成果似乎并不显著。虽然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许步曾先生在1991年就发表了《犹太音乐家在上海》的考证文章，⑥上海音乐学院的汤亚汀先生在1999年和2004年也分别就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虹口隔都时期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活动做了类似的研究报告，⑦但他们的研究除了涵盖面窄（犹太社区而不是上海所有的外侨）外，在时间上，所聚焦的时段也不超过解放前的二三十年。汤亚汀先生的近著虽然试图对犹太社区的音乐活动进行整体的、历史性综述（如第二章对开封、哈尔滨、早期上海的犹太社区的音乐活动的概述），但其主要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的上海。⑧
与国内的情形不同，国外的学者对上海开埠后西人音乐活动已经有较详细的研究。提起海外学者，我们一般都称赞他们研究视野宽阔、研究方法新颖，能保持一种地理与文化上的观赏距离。对他们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借鉴，对我们跳出长期以来制约学术发展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和方法有利。但接下来我们也会觉得自己仍占据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材料，他们对历史情况总是有隔膜的，能“超其象外”，但不能“得其隐中”。其实，即便是材料，国外学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的。有些研究的文献，如众所周知的敦煌文献，就是海外优于国内。另外，国外学者对外文原始资料的注重和驾驭能力，也是国内学者所不及的。除各类档案资料外，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大量报道也在国外学者的关注范围之内。哈恩(J.H.Haan)198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内部首版、1993年再版的《中西杂记》第一卷《扬子江上的喜剧神塔利亚和舞神忒尔普西科瑞：上海1850-1865年间的外国戏剧与音乐》就是一个例证。⑨
如题目所示，此书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对19世纪中期上海外国人中间的戏剧、歌舞与音乐活动进行一番整体的调查。哈恩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上海开埠后发行的几种外文报纸，特别是1850年就开始发行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64年发行的《北华捷报》日刊版《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杂记》(Shanghai Recorder)。他的做法是花很大的力气把这些报纸都仔细地梳理一遍，对其中所刊载的有关戏剧与音乐的每一条消息、每一篇评论、每一封读者来信、每一张演出海报及广告都进行了精心的辑录。哈恩的这种“吸尘式”的调查方式为我们了解上海开埠后外籍侨民间的音乐活动提供了很多实证。它告诉我们早期上海西人间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是集音乐、舞蹈、杂耍、念白于一体的戏剧。早在1849-1850年，上海就已经有外侨组织的业余剧社的出现。这些业余剧社不仅有英美人发起的、用英语表演的剧社，还有葡萄牙人组织的、用葡萄牙语表演的剧社。除当地外侨组织的演出团体与上海外国驻军组织的剧社外，来上海港造访的各国军舰所带来的喜剧和军乐队也为上海早期的演艺活动增添了色彩。虽说1864年前来上海巡回演出的以音乐剧为主的专业剧社只有一个［该社来自纽约，由三人组成。他们在1856年8月14日为上海外侨表演了一出由白人装扮成黑人的《大埃塞俄比亚音乐会》的滑稽剧(Grand Ethiopian Musical Soiree)］，但偶尔也有专业的音乐会出现，如1859年3月一位名为顺卜恩的教授(Professor Shonbrum)举办的钢琴音乐会就是一例。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平息后，来上海巡回演出的专业剧社不仅在数目上逐渐多了起来（因为来远东巡回演出的欧美专业剧社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把上海作为一站），所来自的国家和地区也变得多样起来。除了欧美的团体外，还有来自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大型剧社。上演的剧目也不再只是小型的轻喜剧，而是包括莎士比亚剧作在内的名剧。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外侨间早期的娱乐活动虽说以话剧表演为主，但是这些表演中一般都夹杂有音乐表演。除了钢琴为常用伴奏乐器外，有些剧目还需要小型乐队伴奏。有些业余剧社还把英国的轻歌剧，如吉尔伯特和萨立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作品搬上舞台。哈恩的研究还证明，在法国人雷慕萨1864年到上海之前，上海外侨间的专门的音乐活动虽然没有戏剧活动那么多，但也绝不是没有。早在1861年，已经有读者致信《北华捷报》，表达成立声乐或器乐协会的愿望。上海的业余音乐爱好者，特别是德国侨民，除了自己组织音乐会外，还经常协助来访的专业音乐家。至晚在1864年，上海已经有小型合唱队和四重唱组的存在。演出活动也颇为频繁而且多样，除了为调剂气氛在专业音乐家的音乐会上提供节目外，他们还利用音乐会的形式为赈灾募捐。如在1863年4月17日举办的一次赈灾音乐会上，上海的业余乐手除了合唱曲外，还表演了室内乐和贝多芬、韦伯的序曲。
与哈恩注重上海早期外侨间的戏剧和音乐活动的研究切入点相同，台湾学者黄均人1997年提交给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博士论文《1842-1949年间来上海巡回演出的歌剧团》⑩也是在充分利用外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本文虽然在英文资料的汇集上不及哈恩那么翔实，但长处是采用了《申报》等中文报刊资料，其聚焦点也更突出，完全集中在歌剧上。本文除导论外，共有正文七章。第一章叙述1875-1882年间来上海巡回演出的意大利歌剧团，具体内容为第一、二次访问上海时所表演的曲目、交响乐团、合唱队、主要艺术家、舞台与服装。第二章的体例与第一章相似，但叙述的是1876到1889年间来上海巡回演出的各英国歌剧团和美国的轻歌剧团。在所演出的剧目中提到韦伯的歌剧《魔弹射手》、《浮士德》等。第三章仍以英国歌剧团为主题，但所涵盖时段是1890到1914年间。第四章讨论1876-1891年间来上海巡回演出的法国歌剧团，体例与前几章相同。第五章叙述20世纪初(1910-1919)来上海巡回演出的外国歌剧团。除了特别提到1919年著名俄国大歌剧院的来访外，对1905至1919年间上海本地外侨社团中的歌剧表演活动也有较详尽的叙述。第六章重点叙述1923-1929年间来上海的意大利大歌剧团，这章除了像前几章一样提到主要艺术家、上演的曲目、所用的乐队、合唱队等外，还提到了上海的演出场所，如经过装修的兰心剧院。第七章通过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文报刊的报道来研究观众对来访欧洲歌剧团演出的反应。
黄均人论文的可贵之处为课题的选择，因为对19世纪中期至1949年来上海巡回演出的歌剧团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人做过，在这一点上，黄的论文无疑为我们了解上海早期的西洋歌剧活动填补了一个空白。但遗憾的是，除第七章外，黄均人所关注的焦点是来华各歌剧团本身，对中国观众对来访欧洲歌剧团演出的反应以及欧洲歌剧团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却很少注目，对上海国际性都市文化的兴起也没有提供背景材料。如果论文所涉及的时段仅仅是上海开埠后的几十年，这一点还可以原谅，但作者所叙述的是“1842至1949年来上海巡回演出的歌剧团”在上海的活动，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评价这些演艺活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第6页）。整个论文由七章组成，但只有在最后一章才涉及中国观众，这不能不说是本论文的一个缺憾。无可置疑，这些欧洲歌剧团所服务的对象是在上海的外籍侨民，但上海的新派文人很早就开始对欧洲歌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孽海花》的作者曾朴(1872-1935)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曾朴对法国作曲家的作品，特别是对马斯内(Massenet，1842-1912)的歌剧耳熟能详。(11)事实上，一些上海的新派文人不仅自己沉湎于欧洲的音乐文化，还通过著述来普及包括歌剧在内的欧洲艺术。如1928年世界书局推出《ABC丛书》时，崇法文人张若谷的《歌剧ABC》也是其中一部。张若谷在《申报》发表的乐评也说明，至少在上海，一些观众对外国歌剧的兴趣已经不仅仅是附庸风雅，而是有意识地学习和推广。另外，作为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博士论文，黄均人的论文还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常识性的错误，如把乾隆纪年(1736-1795)标成1723-1795（第2页）等。这些虽然是小疵，但也说明音乐学者治史功底不足的通病。
利用报刊杂志中的报道来重构上海早期音乐生活的做法其实是有着一定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的。这种做法近年来之所以比较盛行，主要是受国外中国学界利用报刊来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现代性、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重大议题的影响。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实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最大程度地接近于社会现实，是研究历史、文化和社会等的最好的资料。报刊资料给予研究者立体回声的感觉，使研究者不但有丰富的史料可以引证，还可以对晚清上海外侨间丰富多彩、生气盎然的音乐生活有直观的感受。国内的学者近年来也注意到清代笔记及晚清新闻媒体在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上的重要性（如陶亚兵对《清稗类钞》、《申报》、《点石斋画报》等中有关西方音乐报道进行的初步梳理，(12)陈正生对《申报》上刊登的有关上海国立音乐院的资料的辑录，(13)汤亚汀对《上海犹太早报》的利用等），但由于语言的隔阂（汤亚汀除外），大部分的学者未能像哈恩、黄均人那样对上海开埠后发行的外文报刊杂志进行运用。因而对外刊中所展示的上海开埠后西方人的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无法进行详细的描述。日本学者榎本泰子在叙述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租界的音乐文化”时，也运用了日本的材料，如1921年夏天来上海访问的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和1923年来上海的村松梢风和田边尚雄等的有关记载，但对20世纪前及20世纪前二十年上海租界的音乐活动几乎没有提及。(14)
西乐在上海的广泛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建立。在众多有关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文章中，美国北伊利诺州立大学音乐学院荣休教授韩国鐄先生1995年发表在台湾《艺术学》上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一文，是笔者所见的资料也详尽、考证最严谨、论据最充分者。(15)韩先生虽然是音乐学者，但他所涉及的史料面之宽、研究之深度却是普通音乐学者所达不到的。在这篇文章中，韩先生所用的材料除了当时殖民者的记录、对当事人的访问，以及许多到上海旅游的外国人的回忆外，还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档案室所留存的资料（包括节目单），美国芝加哥、密执根、哈佛等大学所藏的部分杂志报纸，有关上海历史及记述之书籍等。韩先生注重的具体时段是1879到1942年，但他的研究也涉及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上海租界的娱乐休闲活动和外侨间的音乐活动。据韩先生自己说，他多年来“主要的研究侧重于清末民初西乐之东渐，收集的资料只到1940年代”。(16)此次做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考证课题，正是他的强项，也是他兴趣之所在。他从1879年租界娱乐基金会对上海外籍侨民“业余管乐器协会”的接管起，一直追溯到1942年日本人对工部局乐队的全面接收，非常详尽地对工部局乐队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重构。不但对其中重要的当事人（如雷慕萨、瓦兰沙、柏克、梅百器、富华，早期来沪的菲律宾乐手，后来的德国、俄国、中国乐人，乐队的独奏者）、不同时期演奏的曲目、历年来乐队的编制、所有乐手名录、薪资待遇、等级差别、乐队的服务对象、乐队历年的开销、乐队的行政事务、租界官方对乐队存在必要性的辩论等，都有很详尽的考证。论文后所附的参考书目，更是研究中西音乐交流，特别是研究上海音乐史者所必须参考的资料。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英国学者罗伯特·贝克尔斯(Robert Bickers)2001年在台湾发表的名为《苏伊士以东最可贵的文化瑰宝：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的论文。(17)现在英国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贝克尔斯是近年来西方研究上海比较活跃的学者之一，他的有关“上海人”(Shanghailander)即上海租界外国侨民的研究，近年来在海外中国学界颇有影响。(18)贝克尔斯的论文虽然不像韩先生的那样以音乐为主，考证也没有韩先生那样详尽，但它对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问题的关心却是韩文所不及的。如论文题名所示，这是一篇以音乐为切入点来研究殖民主义、文化传播、文化互动等问题的论文。除了探索上海外侨在文化互动与交流上所表现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问题外，贝克尔斯还企求通过上海工部局乐队这一具体案例来对上海租界当局所持的家长式的管理理念进行解剖。虽然截止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服务对象是外侨，但是由于从一开始上海的租界就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地方，特别是30年代后华人音乐家的参与，使得工部局乐队的管理及其演出就不可能与中国国民无关。所以对贝克尔斯来说，对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研究也是对中国近代外交关系和半殖民主义环境下华洋文化合作的具体案例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对于拓宽中国研究者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模式有很大帮助。在论文结构上，贝克尔斯的文章采用编年的方式，但也突出主题。除了前言和结论外，共有四节，分别以“马尼拉来的乐手，1881-1899”、“艺术的出现，1906-1919”、“艺术的胜利，1919-1935”、“最后的岁月，1935-1942”为题。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者研究上海工部局乐队，贝克尔斯并不注重对上海音乐生活的总体叙述，在行文上也存在着一些毛病。比如说将黄自的逝世说成是1939年、把应尚能拼成Ying Xianneng、在脚注中把黄均人的名字弄错等。对韩国鐄先生的文章，他也是文章写完之后才发现的。这都给人以海外学者对中文资料理解不深、掌握不够的印象。但他也有他的优势。除了研究视角的新颖外，他所采用的研究资料也是国内学者不曾接触过的。除了利用当年工部局所留存的档案外，贝克尔斯还参考了当年殖民者的回忆。特别是在原始资料的运用上，贝克尔斯用到上海档案馆所存的工部局会议记录、工部局年鉴、工部局历年所发的有关乐队的简报等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恰恰是国内学者所忽视的，即使有学者注意到，由于语言能力的问题，能够把外文的档案资料运用到研究中去的国内学者也是不多的。但最重要的是，贝克尔斯对工部局乐队的研究再一次表明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关注，这说明中国音乐的研究已不再是国内学者的专利，它正在进入国际学术的主流之中。
学术论著之外，国外近期出版的关于中国音乐的通俗读物也对上海开埠后的西洋音乐活动和音乐家时有提及。如2004年在纽约出版的玫尔文(Sheila Melvin)和她的丈夫蔡金冬合作撰写的《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是怎样生根发芽的》一书，就多次提到上海工部局乐队。(19)此书是为了让西方读者对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演变过程有所了解而写的一本非学术性的半通俗读物，对工部局乐队这样一个在传播西方音乐文化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团体着墨甚多并不出乎意料。但本书并不注重陈述工部局乐队的发展史，而是从一开始就讲述梅百器的故事。从他1918年冬到上海开始，生动地叙述了上海工部局乐队在二、三十年代的发展过程。第三章提到俄国难民音乐家与工部局乐队之成长壮大，第四章讲述梅百器时代的结束、谭抒真等离开工部局乐队等。值得注意的是，玫尔文和蔡金冬对当事人回忆录的采用对澄清一些历史细节很有益。如廖辅叔先生在《梅百器其人》一文中说梅百器是“1920年他接受斯特洛克的聘约来中国举行钢琴音乐会”的，(20)韩国鐄引用工部局年报上的登记确定“梅百器就任乐队指挥时间是1919年9月”，而玫尔文和蔡金冬根据梅百器自己的说法明确指出他是1918年冬到上海的。
有关传教士和教会学校音乐的研究
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作为西学的直接传播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音乐领域，传教士不仅在西乐传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上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对于传教士是如何传播西乐，以及教会音乐教育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历史研究，在国外却很少有人从事。除了由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的人写的少量文章外——如曾担任过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的范天祥(Bliss M.Wiant)(21)、曾在福建协和大学和福建音专任过教的福路(Albert Faurot)等外，(22)专门的论著不多。(23)盛宣恩虽然早在1964年提交给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对基督教赞美诗中中国本土因素做了系统深入的调查，但他的研究是以分析赞美诗的歌词为主的，对教会在传播西方音乐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虽然也予以关注，但不是重点。整个论文十章，只有第九章论述中国本土歌调的赞美诗。(24)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梁永生1994年提交给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虽说是着重研究西方音乐对20世纪初中国音乐的影响的，但除了在引言中提及利玛窦、汤若望、徐日昇、德礼格等早期耶稣教士的音乐活动外，对新教传教士的努力只扼要地介绍了狄就烈的《圣诗谱》、李提摩太夫人的《小诗谱》和一些赞美诗集。(25)彼得·米思奇(Peter Micic)1999年提交给澳大利亚墨纳什(Monash)大学的题为《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与现代性》的博士论文，用了一节的篇幅阐述基督教教会音乐教育与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关系问题。但它是以“学堂乐歌”为主题，对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到我国开办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现代教育体系所做的工作只进行了历史性的追溯。(26)国内音乐学界对于晚清最后六十年西乐在中国教会学校中的传播情况，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陶亚兵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孙继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伍雍谊编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等几本书对传教士的音乐活动有所涉及外，其他基本上无人提及。马达在《20世纪中国学校的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中，竟无一字提及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27)
国内外学者之所以不注重教会学校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发展影响的研究，其原因虽有多种，但主要是研究范式在作祟。有关传教士的研究，国内多年来一直受“文化侵略”范式的影响，认为传教士来华是整个西方侵华阴谋的一个部分，传教士传授西方音乐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具体表现。这种范式强调传教士在华的政治用心和政治结果，而不是分析其具体的音乐主张、实际的运作过程和所造成的影响。除研究范式外，史料汇集上的困难和学者研究兴趣的欠缺也是此领域多年来没有很大发展的原因。国外民族音乐学界或音乐史学界所感兴趣的一般是中国的传统音乐或正宗的民间音乐或少数民族音乐，对经由传教士之手传入的西方音乐兴趣不大，偶尔论及，也大多几笔带过。
笔者在提交给奥克兰大学的题名为《传教士、维新人士与西洋音乐在晚清中国之开端，1839-1911》的博士论文中，对基督教在传播西方音乐方面所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特别是香港、澳门、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上海等早期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其后开放的内陆城市的教会音乐教学情况进行了考证。(28)本文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多采自19世纪出版的英文报刊，尤其是新教传教士所办的刊物，如1832年在广州创刊的《中国丛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和1867在福州所创办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特别是后者，是笔者研究传教士音乐活动的主要依据。此杂志虽说是美以美会所创，但自从1874年在上海复刊后，不再为美以美会所独有，而成为新教各教派在华的牵涉面最广的全国性刊物。《教务杂志》也是基督教会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间跨度最长的刊物，除1873年停刊约一年外，直到1941年才停刊，是基督教在华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刊物。另外，笔者参考了当事人后来所撰写的回忆录，如倪维思夫人(Helen Nevius)的《我们在中国的生活》、(29)丁韪良(W.A.P.Martin)的《花甲回忆》(30)等。
《教务杂志》和其它外文资料表明，西洋音乐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是和19世纪传教活动的拓展和教会学校的发展同步的。同为西方音乐的传播者，传教士的音乐活动与其他外国人在华的音乐活动有很多不同。从传播对象的角度来讲，他们所面对的是中国的民众，而不是自己的同胞；从传播目的角度来讲，他们的音乐活动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基督教义，而不像其他外侨那样纯属自娱。对象和目的的不同也决定了传播范围和传播内容的不同。笔者所见的有关新教传教士在上海音乐活动的具体例证表明，在上海开埠后不久就有传教士开始在为中国儿童所办的学校中教授西方音乐知识。至迟在19世纪50年代，上海的教会学校已开始为中国学生提供基本的音乐训练。除基本的西洋合唱技法外，还包括管风琴演奏技能的培训，以及基本乐理知识的传授。中国学生所接触到的西方记谱法至少有普通的固定调五线谱和首调的tonic-sol-fa记谱法两种。(31)诚然，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活动主要服从于宗教的需要，着重培养中国儿童参与宗教音乐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活动完全是由传教的需要所决定的。通过阅读早期传教士的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仅仅满足于把音乐当作一种辅助传教的工具，任其发展，自生自灭。他们中有些人无论是在教学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和审美的要求上都是有一定的追求的。有的传教士力求基督教音乐中国化，如英国浸礼会李提摩太和他的夫人、苏维廉、库寿龄夫人等。而有的传教士则表现出了对西方音乐体系的强烈偏好，如创办上海清心女校的范约翰夫人在音乐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就主张全盘西化，她1906年发表在《教务杂志》上的一封信中就明确主张与其迁就中国学生的音乐习惯（如尽量选择简短的五声音阶的旋律），不如尽可能教授他们正宗的西方音乐作品，因为只有这样，学生们的音乐视野才可以拓展，他们的音乐水平才可以得到提高。主管上海中西女塾的美国传教士海淑德(Laura A.Haygood)对西方古典的音乐传统也极为重视，特别是钢琴。中西女塾在1892年3月举办开学典礼时公布的四项教学要旨中，“教授西方音乐”被排在第二项。
除了检索传教士在音乐教学上所做的具体工作外，笔者还很注意传教士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制度化上所做的努力。具体的做法是仔细梳理《教务杂志》上所发表的历届基督教全国宣教会的消息及记录，细心分析其中所刊载的所有有关音乐教育的消息、评论、读者来信、演出海报、教科书出版广告等。这一资料性的工作对我们了解传教士为中国学校音乐制度化所做的具体工作非常有帮助。如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9世纪80年代后期发表在《教务杂志》上的几封信，不仅使我们对当时教会音乐教育的概况有所了解，也为我们研究传教士为中国学校音乐制度化所做的具体工作提供了例证。他的通讯证明，传教士对音乐教育统一性的问题开始有整体的考虑始自1877年，也就是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那年。这次会议推举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他们不仅专门负责教科书的编辑，也负责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在他们计划出版的教科书系列中，由韦廉臣夫人和狄就烈共同负责编纂的音乐教科书《声乐和器乐》也包括在内。之后不久，在上海的林乐知就在1886年5月召开的教科书委员会上报告他所负责编辑的音乐教科书已经完稿。在音乐师资的问题上，《教务杂志》所提供的资料也证明，到19世纪90年代，一些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有较高学历的传教士已开始出现，教会音乐教学也日益专业化。如从美国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White)1901年发表在《教务杂志》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嗓音之训练》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教会学校最晚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讨论学生嗓音的训练问题。她所主持的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所学唱的曲目，也已不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旋律简单的齐唱曲，而是有一定难度的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的清唱剧和古诺、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的多声部合唱作品。由于教会学校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重视，到20世纪初，也就是“学堂乐歌”运动兴起前，一些教会学校的音乐课程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平。如在上海的中西女塾，学音乐本科的学生不但得把自己的专业学好，还得学习音乐史、乐理、创作等科目，还得定期举办不同规模的音乐会。
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
多年来，欧美学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乐论、音律、古琴、筝、京剧、昆曲等传统的中国正统文化的课题。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Culik)有关中国古琴及琴论的专著、(32)德裔美国音乐学家库特纳(Fritz A.Kuttner)对中国古代乐律的研究、(33)赵如兰对宋代音乐史料的诠释、(34)美国学者李伯曼(Fredric Lieberman)对《梅庵琴谱》的翻译和研究等。(35)一些汉学家的著作虽然不是以音乐为主，但因为所注重的人物或题材与音乐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也牵涉到音乐研究。如杜志豪(K.J.De Woskin)对中国六朝之前的音乐艺术观的理论性综述、(36)安·波瑞尔(Anne M.Birrell)对汉乐府民歌的研究、(37)德国汉学家马丁·基姆(Martin Gimm)关于段安节与《乐府杂录》的研究、(38)罗伯特·韩瑞克斯(Robert Henricks)对嵇康的研究、(39)法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对阮籍的研究(40)等。原因之一是这类研究文献较多，比较容易得到。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封闭多年，民族音乐学者所必须做的田野工作几乎没有可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中国当代文化（特别是演艺）的不重视。以美国为例，虽说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是冷战时期的研究重点，但这种研究带有对抗敌人的性质，所以注重的是经济、政治之类的课题，文化研究只是一个陪衬。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国外民族音乐学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器乐传统感兴趣。如现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展艾伦(Alan Thrasher)就是最早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传统民间音乐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展艾伦早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中国音乐的社会学研究上，注重中国古代音乐与宇宙、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他198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中国音乐中的伦理观和美学为题的，(41)之后又就此课题发表过多篇论文。(42)但他也是较早从音乐学的角度以科学的方法来对中国的音乐系统进行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对中国民间器乐也多有研究，他1978年发表的有关笛子的论文和80年代关于江南丝竹旋律结构和变奏技巧的论文，都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器乐所必须参考的。(43)
就江南丝竹的专题研究来讲，下工夫最大、研究最全面也最深入的是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多年的美国学者韦慈朋(J.Lawrence Witzleben)。韦慈朋对流传在中国城市中的传统民族器乐形式非常感兴趣，他提交给夏威夷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香港的广东音乐。(44)作为上海音乐学院1949年后接待的第一位美国研修生，他1981年秋利用在上海进修的机会，用一年的时间对活跃在上海的九个江南丝竹乐队进行详细的追踪考察。他的做法是，“透彻地研究一个音乐的种类，以了解它的曲式结构、旋律发展手法、合奏的织体安排、乐器的演奏特点与音乐的地方色彩”。(45)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种民间器乐传统，他1984年再一次来上海对这些非专业的、传统雅集型的城市乐队继续进行跟踪观察。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但对江南丝竹的发展历史、从业者的社会背景、艺人所隶属的社会阶层、演出所用的乐器、传统的曲目、谱本、变奏手法、审美习惯等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还学习了江南丝竹所用的主要乐器笛子、二胡、琵琶、洞箫、扬琴，有时候还参加他们的演奏。他1995年出版的专著《江南丝竹在上海》，就是他1987年在匹兹堡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46)此书发行后不仅深受国外民族音乐学界的一致好评，还受到西洋音乐学界人士的关注。1996年，该书获美国民族音乐学会艾伦·梅里亚姆奖(Alan Merriam Award)，是当今国外研究中国音乐的必读书目之一。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20世纪80、90年代国外的一些学者对中国民间音乐结构、旋律形态、节奏特征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这从英国韦满易(Marnix J.Wells)的几篇有分量的论文就可以看出。(47)在一篇题为《中国曲牌中的节奏与句法：老八板与它的3-2-3拍子》的长文中，韦满易通过对老八板的详细分析，对学界长期流行的中国音乐不注重节奏，特别是中国音乐没有三拍子的说法提出了异议。(48)展艾伦有关客家—潮州器乐传统曲目的分析、钟思第(Stephen Jones)对金字经旋律的论证也充分展示了节奏，特别是六八板在中国音乐中的重要性。(49)毕铿的弟子康德特(Jonathan Condit)的研究也引人注目。他从保留在韩国的古乐谱着手，写了一系列虽是研究韩国音乐但涉及中国宋代词乐的文章。(50)康德特的研究重点为中国音乐在朝鲜半岛的流变，除了追溯旋律和节奏的流变外，他还通过对比流传在韩国的不同版本，试图恢复宋代词令的原貌。如为了追溯《洛阳春》和《步虚子》这两首小令的流变过程，他从韩国文献中找出一大批谱例和有关文字资料来对比印证。康德特对韩国宫廷所留存的曲目，特别是15世纪以来的曲谱的研究分析特别细致，尤其是对《洛阳春》和《步虚子》在旋律和节奏上的高丽化过程有非常详尽的叙述。他认为宋代词乐在韩国流传的五六百年间，经过了两种演化过程：一种是韵律上的扩展，一种是节拍节奏上的均一化。(51)
近期，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器乐传统的兴趣可从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南管北管音乐的研究，(52)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的调查，(53)有关扬琴、(54)筝、(55)二胡、笛子、琵琶、满族萨满鼓、纳西古乐等专论中看出。特别是施祥生(Jonathan Stock)有关二胡的论著(56)和李海伦(Helen Rees)对纳西古乐的研究，在国外民族音乐学界颇有影响。(57)现任夏威夷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的Frederick Lau在研究近现代中国笛子曲目上也颇有新意，(58)他在纳特尔(Bruno Nettl)指导下所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传统的笛子音乐和笛子音乐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9)关于琵琶，约翰·迈尔思(John E.Myers)的研究最值得注意。迈尔思自幼学习音乐，吉他弹得极好，爵士乐和室内乐也很在行，还经常作曲。他1987年提交给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世纪中国南北琵琶谱，在此论文的基础上，他1992年出版了专著《琵琶之道》。(60)李莉莎在牛津大学所做的关于满族及其他北亚民族所使用的萨满鼓的研究也很值得关注。(61)但就中国民间器乐传统的研究来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钟思第所著的《中国民间音乐：存活着的器乐传统》一书近年来在国外很有影响。(62)钟思第的著作虽说是旨在对中国常见的器乐传统进行综述，但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中国大江南北的各种主要器乐形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国音乐学界研究成果的引用，(63)对此，有些学者曾批评他对中国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理念缺乏辨别能力。(64)
以上学者因为其所受专业音乐训练的缘故，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音乐结构本身的注重。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最近刚刚逝世的英国剑桥学者毕铿(Laurence E.R.Picken)颇为相似。(65)毕铿曾告诉高文厚：“作为一个动物学家，我所感兴趣的是结构。作为一个音乐学家，我所感兴趣的仍然是结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人们称我为民族音乐学家的根本原因。因为我觉得民族音乐学家对音乐结构本身不够注重。”(66)但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也出现了一些与以上学者研究取向截然不同的学者。由于这些学者来自史学界、文学界、社会学界或人类学界，对中国音乐的形态研究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作为胜利者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把民族音乐作为宣传的武器来为其革命服务的。这些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音乐政策和具体实践特别关注，如美国学者毕克伟(Paul G.Pickowicz)早在70年代就对瞿秋白3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67)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瞿秋白的影响》在1981年就已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68)毕克伟认为，有关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可以追溯的历史远长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之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政策，也并非毛泽东一人所创。毛泽东虽早在创办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曾设“革命歌”、“革命画”等课程，并引导学员对全国民歌进行调查，但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从理论上论证中国无产阶级大众文艺问题的是瞿秋白(1899-1935)。瞿秋白早在30年代初就致力于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不但提出了“文艺大众化”、“作家生活的大众化”、“国民大众文艺”、“向大众去学习”的口号，还就如何利用和改造旧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与毕克伟的认识相同，加拿大曼尼图巴大学人类学教授艾琳·乍德(Ellen R.Judd)也认为，中共延安时期所掀起的革命文艺运动之所以非常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中央苏区的理论和实践。但不同于毕克伟的是，乍德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和延安时期对民间表演艺术形式（如民歌、小调、说书等）的运用格外关注。她在80年代初就在美国的《现代中国》学刊上发表了《江西苏区的革命剧与歌曲》等论文，(69)1990年又发表了《中国乡间的文化表达，1937-1947》一文。(70)毕业于哈佛的洪长泰对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以民歌、说唱、曲艺为主的民间艺术的运用也显示了浓厚的兴趣，继其以北大的“走向民间运动”为主题的专著《走向人民：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于198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外，(71)他在90年代又陆续在美国的《现代中国》和英国的《现代亚洲研究》上发表了《一个盲说书人的再教育：韩起祥与中共的说书运动》、《歌曲的政治：中国共产党战争音乐中的神话及象征》等有关的论文。(72)
这些非音乐学者都对秧歌非常注重。最早对中国北方的秧歌产生兴趣的国外学者可能是美国社会学家悉德尼·甘保(Sidney D.Gamble)。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河北与晏阳初做民俗考察和推广平民教育时就对定县的秧歌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不但自己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和其他学者（包括国人萧继宗）一起把张世文、李景汉民国时期收集的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定县秧歌选》翻译成英文。甘保去世后，此书以《中国定县地区的乡村戏》为题于197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73)Clarence Moy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就秧歌在《哈佛中国研究论文》上发表过一篇《中国共产党对秧歌的运用》论文，其中除提到定县的秧歌外，重点是对陕甘宁边区的秧歌与政治进行阐述，对秧歌的内容也有所描述。(71)乍德在1981年《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上发表了《新秧歌：以〈小姑贤〉为例》的个案研究。(75)最近，洪长泰在剑桥大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了《革命舞：五十年代初期北京的秧歌》一文，对1949年建国后的秧歌热进行了探讨。(76)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语系教授贺大卫(David Holm)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所掀起的秧歌运动和版画运动更是情有独钟。除了在80年代发表《作为宣传手段的民间艺术——延安的秧歌运动》、(77)《华国锋与晋西北根据地的乡村戏剧运动》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外，(78)他还在1991年出版了以延安秧歌运动为主题的专著《革命中国的艺术与意识形态》。(79)此书是他在1979年提交给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延安时期的艺术与意识形态，1937-1945》的基础上经过十多年的反复增删改写而成，(80)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删除了有关延安版画运动的章节。此书虽然用了一个很大的书名，但实际所研究的时段是1937-1947年，所注目的艺术形式也只是我国北方许多地方民间都有的春季喜庆时“闹秧歌”的风俗习惯。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不仅仅是政策的得当和战略战术上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宣传鼓动上的胜利。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像共产党那样走向民间，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其主张。除了前言和附录外，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发展过程，共有三章，分别以“1937年之前中共的艺术和宣传”、“民族形式的窘境”、“整风运动”为题，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方针的建立及其所经过的挫折予以详尽的叙述，为第二部分讨论陕甘宁边区的秧歌进行了很好的铺垫。第二部分虽然用了很多篇幅阐述中国的秧歌传统，包括定县的秧歌戏，但集中论述的是延安的秧歌。六章中前五章（四至八章）分别讨论“秧歌与1943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农民自己的秧歌”、“新秧歌与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延安的秧歌运动”、“民间歌舞素材与民间戏曲曲目的转化”，最后一章（第九章）为结语。贺大卫的研究以细致见长，所用的是法国史学界和美国人类学家曾惯用的“细描”(thick description)之法，把细节交织在宏观视野之中，特别是他对秧歌运动中产生的秧歌剧的分析很有独到之处。不过，由于他的研究太重细节，也有学者批评他“见树不见林”。(81)但其中所采用的原始资料之丰富，对陕甘宁边区的秧歌传统考据之详细，对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采风工作、鲁艺的文艺工作者脱胎换骨的过程、延安40年代秧歌运动的起源及政治背景等分析之透彻，均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台湾学者李孝悌也是近年来对民间的大众艺术形式较为注意的学者之一。但与以上学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他注意的既不是早期的歌谣运动，也不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运动，而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与都市间流行的通俗文化。在1992年出版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一书中，李孝悌通过研究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对白话、宣讲、说唱和戏曲的利用，来指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通俗文化的矛盾心理。他们在批判庶民文化充满了嬉戏、颓废、色情、甚至颠覆性的同时，也把弹词、宣讲、茶馆和戏曲等民间形式作为载道、教化的工具来从事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工作。(82)李于1996年提交给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戏曲、社会与政治：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1901-1937》就是论述晚清的统治者和精英人士（如陈独秀）是怎样在20世纪初期发现并利用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来达到其启蒙或教化社会的目的的。(8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对上海的改良戏曲及“海派京剧”所进行的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改良京剧不仅在内容上包罗万象（社会改革剧、政治剧、荒诞剧、历史剧应有尽有），在发展上也是和清末的启蒙运动同步的。在舞台设计、布景配置、演出形式等方面也有了我们一般认为是20世纪中期才有的新的突破。如早在20世纪初，上海就拆除了传统的正方形舞台，改建了圆形的新舞台。不但采用了现代的灯光和舞台设计，还引进了可以用机关控制的旋转舞台、新式写实的布景等现实主义再现手法。在表演上也敢于大胆创新，不仅用了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伴奏（比“文革”时的样板戏早了半个多世纪），还尝试着用英文说唱。(84)
以上学者的研究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深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研究具有非常明确的反精英文化的激进倾向。70年代后兴起的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大众文化研究，对民俗研究、歌谣分析、方言调查等活动更是情有独钟。可惜由于他们所写的论文几乎都刊登在音乐外的主流刊物上，如美国加州大学的《现代中国》、英国剑桥的《中国季刊》等，即使是国外音乐界的学者对于他的成果也未能充分利用。（未完待续）
注释：
①张西平《汉学研究三题》，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
②如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季羡林主编的《中学西传》等。此外，到2003年为止，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已出了三十多本，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也已有十几本面世。
③见刘梦溪主编的《世界汉学》、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李学勤主编的《法国汉学》等。
④如清华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汉学研究所、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所等。
⑤国外中国音乐研究的建立与初期发展概况，韩国鐄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曾有过简略的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参见韩国鐄《音乐的中国》，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75-126页。
⑥分载《音乐艺术》1991年第3期第36-43页，第4期第10-16页。Xu Buzeng,"Jews and the Musical Life of Shanghai" in J.Goldstein ed,The Jews of China (Armonk,New York,London:M.E.Sharpe,1999),Vol.1,pp.230-38.
⑦汤亚汀《1943-1944年上海虹口隔都的音乐生活》，《音乐艺术》1999年第3期，第21-26页。Tang Yating (in Association with Kay Dreyfus),"Reconstructing the Vanished Musical Life of the Shanghai Jewish Diaspora:A Report",Ethnomusicology Forum,Vol.13,No.1(2004),pp.101-118.
⑧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⑨J.H.Haan,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Being Historical Notes about Foreign Life in China,Vol.1:Thalia and Terpsichore on the Yangtze:Foreign Theatre and Music in Shanghai 1850-1865(Amsterdam,1988/1993).
⑩Chun-zen Huang,"Travelling Opera Troupes in Shanghai,1842-1949",Ph.D.diss.,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1997.
(11)Leo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9.
(12)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192页。
(13)陈正生《〈申报〉音乐资料选辑之一：上海音乐学院部分》，《音乐艺术》2001年第2、3期。
(14)榎本泰子著，彭谨译《上海乐人之都：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之发轫》，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95-105页。
(15)见《韩国鐄音乐文集》卷4，台北：乐韵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213页。
(16)韩国鐄《前言》，载《耕耘一亩乐田：戴粹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
(17)Robert Bickers,"The Greatest Cultural Asset East of Suez: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Orchestra and Public Band,1881-1946"，载张启雄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967-994页。
(18)Robert A.Bickers,Britain in China:Community,Culture and Colonialism,1900-49,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
(19)Sheila Melvin & Jindong Cai,Rhapsody in Red:How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Became Chinese,New York:Algora Publishing,2004.关于此书，笔者曾撰文介绍，请参见《从利玛窦到李德伦——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载《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期。
(20)见《乐苑谈往》，华乐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21)Bliss M.Wiant,"Oecumenical Hymnology in China",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No.35(1946),pp.428-34; "The Messiah-Oriental Version",Choral Guide,No.6 (1953)，pp.25-26.关于范天祥，请参见《韩国鐄音乐文集》第1集（台北：乐韵出版社，1990），第161-171页。
(22)福路1940年提交给欧伯林学院的硕士论文("Music in the Chinese Church" [MA.Oberlin College,Theology,1940])就是以中国教会的音乐为题的，福路1948年还发表有《古国新乐：西方音乐是怎样传到中国的》("New Music for an Ancient Land:How Western Music Went to China",Etude,LXVI [Feb.,1948],pp.76,112 & 116)。有关福路，请见韩国鐄《福路初访福建音专记》，载《自西徂东》第2集，台北：时报出版社1984年版。
(23)不过也有例外，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应予以关注。1998年发表在美国《亚洲音乐》上的一篇论文(Vernon Charter and Jean DeBernardi,"Towards a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Processes of Musical and Cultural Synthesis",Asian Music,29:2[1998]:83-113)，对基督教圣诗中国化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和评价，其中对传教士在传播西乐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也进行了解析。Peter Micic在其研究学堂乐歌的博士论文中，对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也有提及。笔者最近在提交给奥克兰大学的博士论文中，用了四个章节来阐述分析传教士在西乐东渐中所做的工作及其所遭遇到的阻力与摩擦，其中着重解析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士对有关中西关系、雅俗关系、民族形式的运用等问题所引起的争论。
(24)David Sheng,"A Study of the Indigen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hristian Hymnody",D.M.A.dis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64,pp.391-451.
(25)Yongsheng Liang,"Western Influence on Chinese Music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Ph.D.diss.,Stanford University,1994,pp.2-24.
(26)Peter Micic,"School Songs and Modernity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Ph.D.Thesis,Monash University,1999.
(27)不过也有例外，如刘奇的《李提摩太夫妇与〈小诗谱〉》，《音乐研究》1988年第1期；汪朴的《清末民初乐歌课之兴起确立经过》，《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1期；孙继南的《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抄选”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抄选”之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近年来在基督教音乐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上也做出了很大成绩。(28)Hong-yu Gong,"Missionaries,Reform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Music in Late Imperial China,1839-1911",Ph.D.Thesis,University of Auckland,2006.
(29)Helen S.C.Nevius,Our Life in China,New York:Hurst and Company,1868/1891.
(30)W.A.P.Martin,A Cycle of Cathy,New York,1900.
(31)如传教士帅福守(Edward W.Syle,1817-1891)在一封写于1867年的信中就曾提到：“上海圣公会所办的几所学校不仅在很多年前就开始教中国男童和女童识谱，而且非常成功。”他还具体地提到学生们在唱歌时不仅用到“普通的欧洲记谱法”，“中国的管风琴师也常常在学校和教堂中演奏”。他的“宁波长老会的朋友的做法和我们基本相同，早在1858年他们就出版了一本有250首曲调的圣歌集，其中用到tonic-sol-fa记谱法。至于之前的天主传教士是从何时就开始教他们的学生识谱的我不敢确定，但我可以肯定的说，上海大教堂的中国唱诗班在竹管风琴的伴奏下可以演唱非常复杂精巧的弥撒音乐”。帅福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的一封关于女子教育的信中，明确表示教会音乐应是教会学校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32)R.H.van Gulik,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Tokyo:Sophia University,1940/ 1969; Hsi K'ang'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Tokyo:Sophia University Press,1941.关于高罗佩，笔者曾撰文介绍，请参见《高罗佩与中国音乐》，《中国音乐》1997年第2期。
(33)关于库特纳，请参见宫宏宇《库特纳和他对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黄钟》2000年第1期。
(34)Rulan Chao Pian,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35)F.Lieberman,A Chinese Zither Tutor:The Mei-an Ch'in-p'u,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3.
(36)K.J.DeWoskin,A Song For One Or Two:Music and the Concept of Art in Early China,Ann Arbour: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2.
(37)Anne M.Birrell,"Mythmaking and Yue-fu: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09,No.2 (1989),pp.223-35; Popular Songs and Ballads of Ha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3.
(38)Martin Gimm,Das Yue-fu Tsa-lu des Tuan An-chieh.Studien zur Geschichte von Musik,Schauspied und Tanz in der T'ang Dynastie,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66.
(39)R.G.Henricks,Philosophy and Argumentation in Third Century China:The Essays of Hsi Ka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40)D.Holzman,Poetry and Politics: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A.D.210-26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41)Alan R.Thrasher,"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 Study of Ethics and Aesthetic",Ph.D.diss.,Wesleyan University,1980.
(42)Alan R.Thrasher,"The Sociology of Chinese Music-An Introduction",Asian Music,Vol.12,No.2(1981),pp.17-53; "The Role Of Music In Chinese Culture",The World of Music,No.37(1985),pp.3-18.
(43)A.R.Thrasher,"The Transverse Flut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Asian Music,Vo.10,No.1(1978),pp.92-114; "The Melodic Structure of Jiangnan Sizhu",Ethnomusicology,Vol.29,No.2(1985),pp.237-63; "Structural Continuity in Chinese Sizhu:The 'Baban' Model",Asian Music,Vol.20,No.2 (1989),pp.67-106; "Bianzou-Performance Variation Techniques in Jiangnan Sizhu",CHIME,No.6(1993),pp.4-21.
(44)J.L.Witzleben,"Cantonese Instrumental Music in Hong Kong",M.A.thesis,University of Hawaii,1983.
(45)韦慈朋《非表演场合的演奏习惯：上海的业余丝竹社》，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研究会编《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46)J.L.Witzleben,"'The Silk and Bamboo' Music in Shanghai:The Jiangnan Sizhu Instrumental Ensemble Tradition",Ph.D.dis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7; "The Silk and Bamboo",Music in Shanghai:The Jiangnan Sizhu Instrumental Ensemble Tradition,Kent,Ohio: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此书已在上海音乐学院计划出版的翻译书目之内。
(47)Marnix St.J.Wells,"Rhythms of Percussion and Melody in Classical Korean and Chinese Art Song" in Commemoration of 40[th] Anniversary Korean Musicological Society:Study of Korean Music,Hankuk Um'ak Yongu 17/18(1989).
(48)Marnix St.J.Wells,"Rhythm and Phrasing in Chinese Tune-Title Lyrics:old Eight-Beat and Its3-2-3 Meter",Asian Music,Vol.23,No.1(1991-1992),pp.119-83.
(49)Alan R.Thrasher,"Hakka-Chaozhou Instrumental Repertoire:An Analytic Perspective on Traditional Creativity",Asian Music,Vol.19,No.2(1988),pp.1-30.Stephen Jones,"The Golden-Character Scripture:Perspectives on Chinese Melody",Asian Music,Vol.20,No.2(1989),pp.21-66.
(50)Jonathan Condit,"A Fifteenth-Century Korean Score in Mensural Notation",Musica Asiatica,No.2(1979),pp.1-87; "Korean Scores in the Modified Fifteenth-Century Mensural Notation",Musica Asiatica,No.4(1984),pp.1-116.
(51)Jonathan Condit,"Two Song-dynasty Chinese Tunes Preserved in Korea",in Music and Tradition:Essays on Asian and other Musics Presented to Laurence Pick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39.
(52)Nora Yeh,"Nanguan Music in Taiwan:A Little-Known Classical Tradition",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85; "Nanguan Music Repertoire:Categories,Notation,and Performance Practice",Asian Music,Vol.19,No.2(1988),pp.31-70.Li Ping-Hui,"The Dynamics of a Musical Tradition:Contextual Adaptations in the Music of Taiwanese Beiguan Wind and Percussion Ensemble",Ph.D.diss.,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91.
(53)Stephen Jones,Xue Yibing,"The Music Associations of Hebei Province,China:A Preliminary Report",Ethnomusicology,Vol.35,No.1(1991),pp.1-29.
(54)Edward Ho,"Yangqin and Its Music In China in the Period of 1949-1979",Chinese Music,Vol.20,No.2(1997),pp.24-31.
(55)Chen Yan-zhi,"The Zheng:A Chinese Instrument and Its Music",Ph.D diss.,Brown University,1991.
(56)Jonathan Stock,"A Phoenix Crying at Sunrise:Origins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Erhu",CHIME,No.3(1991),pp.20-31; "Context and Creativity:The Chinese Two-Stringed Fiddle Erhu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diss.,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1991):"Constructive Techniques in Music for Chinese Two-Stringed Fiddles",CHIME,No.5(1992),pp.65-75; "Contemporary Recital Solos for the Chinese Two-Stringed Fiddle Erhu",British Journal of Ethnomusicology,Vol.1 (1992),pp.55-88; "An Ethnomusi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usical Style,with Reference to Music for Chinese Two-Stringed Fiddles",Journal of the Royal Musical Association,Vol.118,No.2(1993),pp.276-99.
(57)Helen Rees,"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oire in Naxi Territory",Ph.D.diss.,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94; "The Many Musics of a Chinese County Town:A Case Study of Co-Existence in Lijiang,Yunnan Province",Asian Music,Vol.27,No.1(1995/1996),pp.63-102; Echoes of History:Naxi Music in Modern China,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58)Frederick Lau,"'Lost in Time':Sources of the 20th Century Dizi Repertory",Pacific Review of Ethnomusicology,Vol.7 (1995),pp.31-56; "Individuality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Solo' Dizi' Compositions",Asian Music,Vol.27,No.1(1996),pp.133-52; "Forever Red:The Invention of Solo Dizi Music in Post-1949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Ethnomusicology,Vol.5(1996),pp.113-31.
(59)Frederick Lan,"Music and Musicia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izi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D.M.A.,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91.
(60)John E.Myers,"Nanbei Erpai Miben pipapu zhenquan:A Critical Study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Handbook for the Chinese Pipa Lute.",Ph.D.diss.,University of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1987; The Way of the Pipa:Structure and Imagery in Chinese Lute Music,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
(61)Lisa Li,"The Symbolization Process of the Shamanic Drums used by the Manchus and Other Peoples in North Asia",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4(1992),pp.52-80; "Mystical Numbers and Manchu Traditional Music:A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anic Thought and Musical Ideas",British Journal of Ethnomusicology,Vol.2(1993),pp.99-115.
(62)Stephen Jones,Folk Music of China: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63)Stephen Jones,"Source and Stream:Early Music and Living Traditions in China",Early Music,Vol.24,No.3 (1996),pp.374-88.
(64)Zheng Su,"Book review",Asian Music,Vol.30,No.2(1999),pp.135-39.
(65)请参见毕铿为胡德(Mantle Hood)《民族音乐学家》 (Ethnomusicologist)所写的书评，载Modern Asian Studies,Vol.7,No.4(1973),pp.754-56。
(66)Frank Kouwenhoven,"Bringing to Life Tunes of Ancient China:An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Picken",CHIME,No.4(1991),p.62.
(67)Paul G.Pickowicz,"Ch'ü Ch'iu-pai and the Chinese Marxist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ary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The China Quarterly,No.70(1977),pp.296-314.
(68)Paul G.Pickowicz,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The Influence of Ch'u Ch'iu-p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69)Ellen Judd,"Revolutionary Drama and Song in the Jiangxi Soviet",Modern China,Vol.9,No.1(1983),pp.127-60.
(70)Ellen Judd,"Cultural Articul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1937-1947",Modern China,Vol.16,No.3 (1990),pp.269-308.
(71)Chang-tai Hung,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1985).此书已由董晓萍译成中文，题为《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72)Chang-tai Hung,"Reeducating a Blind Storyteller:Han Qixi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orytelling Campaign." Modern China,Vol.19,No.4(1993),pp.395-426; "The Politics of Songs:Myths and Symbol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r Music",Modern Asian Studies,Vol.30,No.4 (1996),pp.901-30.
(73)Sidney D.Gamble,Chinese Village Plays for the Ting Hsien Region,Amsterdam:Philo Press,1970.
(74)Clarence Moy,"Communist China's Use of The Yang-Ko",Harvard Papers on China,No.6(1952),pp.112-48.
(75)Ellen Judd,"New Yangge:The Case of' A Worthy Sister-in-Law'",CHINOPERL Papers,No.10(1981),pp.167-86.
(76)Chang-tai Hung,"The Dance of Revolution:Yangge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1950",The China Quarterly,No.181(2005),pp.82-96.
(77)David Holm,"Folk Art as Propaganda-The Yangge Movement in Yan'an" in Bonnie S.McDougall ed.,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3-35.
(78)David Holm,"Hua Guofeng and the Village Drama Movement in the North-West Shanxi Base Area,1943-45",The China Qnarterly,No.84(1980),pp.669-93.
(79)David Holm,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
(80)David Holm,"Art and Ideology in the Yena Period,1937-1945",D.Phil.diss.,University of Oxford,1979.
(81)Chang-tai Hung,"Book revie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1,No.4(1992),p.894.
(82)该书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出版。
(83)Hsiao-ti Li,"Opera,Society and Politics: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1901-1937",Ph.D.Thesis,Harvard University,1996.
(84)李孝悌《中国近代大众文化中的娱乐与启蒙》，载张启雄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967-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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