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大衔接”中的“高大协同”：背景、现状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大论文,日本论文,现状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4.74/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4)12-0019-12 自1998年“扩招”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据教育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 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4.5%。[1]伴随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轨道，高校学生群体的构成和需求等日趋多样化，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意愿不强、不能适应大学学习和生活等。在此背景下，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日趋凸显，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是大众化背景下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的需要，也是知识社会背景下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应有举措。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高等教育量的扩大而引发的种种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经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教育发达国家几乎都为此烦恼过。高大衔接问题在这种共通性当中也可以说是在世界同时发生的全球性课题。”[2]这意味着我们在思考和解决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问题的时候，可以借鉴这些教育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正如“高大衔接”和“高大协同”这两个术语在世纪之交以来的日本教育界广泛流行所表明的那样，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问题近年来在日本已经成为日趋凸显的热点话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解决“高大衔接”问题时，开始从以往只重视招生选拔的“选拔衔接”，转向重视包括招生选拔、课程和教育方法在内的“整体衔接”，并且扩大高中和大学之间在“教育上的合作”，即“高大协同”。[3]在日本教育界，尽管使用者在实践中会赋予这两个术语以不同的含义，但一般而言，所谓“高大衔接”指的是高中与大学这两个学校教育阶段之间的衔接，而所谓“高大协同”主要是指高中与大学为了两个阶段之间的教育衔接而开展的合作活动。就二者的关系而言，“高大衔接”是目的，“高大协同”则是“高大衔接”的手段之一。有鉴于此，本文将把“高大协同”放在日本“高大衔接”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实施现状与问题。 一、背景：由重视“选拔衔接”向重视“教育衔接”的转变 “高大协同”是在世纪之交以来日本的“高大衔接”由重视“选拔功能”向重视“教育功能”转变的过程中，[4]作为“教育衔接”的重要手段而兴起与发展起来的。 (一)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高大衔接”：以选拔衔接为主 二战后，日本通过学制改革使高中毕业成为升入大学的基础资格。这一改革虽然在制度上为“高大衔接”提供了可能，但是，在考生远远超过大学招生定额的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考生除了取得高中毕业资格之外还需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在当时的背景下，大学可以在一大批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都较高的学生中精挑细选。大学方面并没有把“高大衔接”视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相反，大学为了达到区分和选拔的目的，在入学考试上出了许多超出高中学习内容的难题、怪题，使得高中方面把“高大衔接”视为问题。[5]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大衔接”问题并没有成为大学和高中共同关心的问题。 此后，伴随经济的快速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的高中入学率也急剧攀升，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已超过50%，到70年代中期已达到了90%以上，高中教育迅速由大众化进入到普及化阶段，高中开始成为全民教育机构。[6]而另一方面，在进入7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担心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会带来教育质量下降，日本文部省采取了控制高等教育入学率急剧上升的措施。这样一来，围绕大学升学的竞争更趋激烈。而且，之前只是与少数人有关的“应试竞争”逐渐变成了多数国民的共同问题。特别是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在升学需求高度增长的背景下，出现了许多孩子和父母被卷入“过度应试竞争”中的情况，之后这种影响也长期持续。 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围绕大学入学考试的应有方式研究教育衔接问题。[7]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关于高大衔接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公平、有效地选拔出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主要基于“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来思考大学入学考试改革问题。中央教育审议会1971年的咨询报告确立了通过“高中的调查报告”、“共通测试”、“大学的入学考试”三者来对学生进行综合判定的宗旨。[8]根据这一报告的建议，日本后来逐步建立了由考察学生基本学力的共通一次考试、各大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关于学生高等教育适应性的二次考试，以及反映考生高中学业成绩的调查报告所构成的一个大学入学招生选拔体系。这一体系试图让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得到均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的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选拔性衔接提供一个可以多样化发展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建立，一方面有助于大学在确保学生基本学力的基础上按照各自的办学宗旨选拔合适的学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从高中教育更好地过渡到适合自己的大学教育当中去，从而达成“高大衔接”的目的。然而这一体系在实际的操作中，一方面由于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日本大学入学率一直稳定在35%左右，[9]另一方面由于“通过检测学力的选拔是最公平的”这一观念仍然存在，本应对入学者进行综合判定的选拔仍然是以学力为中心来进行，有特殊才能的入学志愿者并没有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并且，由于应试产业的介入，还出现根据偏差值对大学进行排序等问题。当时的考生在选择大学时考虑的不是“想上的大学”，而是“能上的大学”，这对入学志愿者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习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大学教育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不利于“高大衔接”目标的达成。 虽然日本文部省在这一阶段通过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和《大学设置基准》推动高中和大学课程的弹性化，开始思考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问题，但在激烈的大学升学应试竞争没有得到缓和的情况下，一些高中以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还促成了“预备校”、“补习班”等应试产业的发展壮大。可以说此时的高中教育仍然是在与“大学入学考试”而非“大学教育”衔接。 (二)世纪之交以来的“高大衔接”：重视“教育衔接” 日本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975年达到34.2%这一高峰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总体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文部省采取的一些宽松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步入上升趋势，到2005年就已经超过50%，日本高等教育由此进入到了普及化的阶段。[10]与此同时，由于18岁人口的逐渐减少，日本也逐步进入到了高中毕业生均可以上大学的所谓“大学全入时代”。这一状况的出现对升入大学的意义以及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荒井克弘将这种变化称作由“金字塔形”向“梯形”的转变，由“选拔”向“衔接”的转变。[11]在荒井克弘看来，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以前主要停留在“大学入学考试”这一节点上，所考虑的只是“选拔”，而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包括大学入学前和大学入学在内的整个“过程”，亦即教育上的“衔接”问题。[12] 1999年12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的题为《关于改善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的咨询报告》指出：“在高中、大学各自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升学率的上升进入大学的学生的能力和学习经历也日趋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高中和大学应该扩大协同，进一步有效促进个人多样且具特色的能力和个性的发展。”该报告提出了日本“高大衔接”今后要着力解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开展以培养“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能力”与“问题探究能力”为主轴的教育；二是将后期中等教育阶段中的多样性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多样性进行“衔接”；三是促进大学与学生之间的相互选择；四是促进学生主体的出路选择。针对这些问题，报告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在思考初等、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时候，很容易就把重点放在入学选拔上了。但是在大约70%的高中毕业生均以某种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下，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基于如何选拔这一视角，而是应该从学生如何选择符合自己能力、意愿和兴趣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如何发现大学想要的学生，特别是应从今后如何实现高中教育向高等教育顺利过渡的观点，考虑衔接问题。”“此外，不仅仅是入学选拔问题，还需要包括课程与教育方法等在内考虑整体的衔接。在充分考虑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应该发挥的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一体化的思想推进改革这一视角至关重要。”[13]这是日本在政策上首次提出的关于“高大协同”的指导性建议，也是日本在解决高大衔接问题时正式转向重视包含招生选拔、课程和教育方法在内的“整体衔接”的重要标志。而日本的“高大协同”活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教育衔接”而蓬勃开展起来的。 二、“高大协同”的实施现状 胜野赖彦曾经在对日本“高大协同”活动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高大协同”界定为“高中与大学利用各自的教育资源，协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之总体”，并且又将“高大协同”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在他那里，所谓狭义的“高大协同”是指“以高中生为对象，利用大学教育资源开展的高中教育活动”，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旁听大学的正常课程；二是参与以高中生为对象的讲演或讲座；三是参与体验入学、开放校园；四是在特定大学实施的实验、实习、个别指导。此类活动的对象是高中生，在实施方法上利用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性质上属于高中教育活动。在举办场所上，有在大学校园举办的，也有在大学外举办的。大学内举办的活动，有的是大学主办的，也有的是高中主办的；在大学外举办的活动，既有大学主办的，也有高中主办的，还有的是地方教育委员会或高大协同联络协议会主办的。 广义的“高大协同”则是指“高中与大学协同开展的有助于改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措施”。胜野赖彦例举了以下几类活动，并认为这些活动当属于广义的“高大协同”活动范畴：1)以大学生为对象而实施的以提高基础学力为目的的补习课程等；2)举办以提高高中教师学科教学能力等为目的的研讨会；3)举办以提升高中和大学教师教学能力为目的的研修会等；4)为促进高中与大学间的相互理解而设置的联络协议会。[14] 本文采用的是广义“高大协同”概念，即凡是高中与大学协同开展的有助于改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活动，均视为“高大协同”活动。“高大协同”的目的是促进“高大衔接”，而“高大衔接”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学生能够从高中教育向大学教育顺利过渡。因此，学生是“高大协同”活动的主要服务对象。而从日本实际开展的“高大协同”活动来看，针对的学生群体既有高中生，也有大学生。因此，以下将分别考察和分析针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高大协同”活动，前者属于胜野赖彦所说的狭义的“高大协同”，后者则属于广义的“高大协同”范畴。 (一)针对高中生的“高大协同”活动 下文将根据胜野赖彦关于狭义的“高大协同”活动的分类，对日本针对高中生开展的“高大协同”活动进行分析，其中将着重从活动内容与形式、活动实施状况、活动成效等角度进行分析。 1.为高中生提供在大学课堂听课的机会 这一般是指为高中生提供以大学的科目修习生、旁听生的身份到大学正常的课堂听课学习的机会。高中生到大学课堂听课所得的学分，学分制高中通常会将其作为“在大学当中所修的学分”给予认定，也有的是在进入这所大学甚至其他大学后作为大学的先修学分来处理的。当然也有许多此类活动与学分认定没有关系。这一形式的协同活动对于高中生体验大学教学和学习方式，了解大学专业和学习非常有帮助，但是这种合作形式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第一，高中生走入大学的课堂，首先要考虑时间上与高中现有课程教学是否冲突，地理位置是否方便上学通勤等。第二，这种听讲很多情况下需要缴纳一定的听课费，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是一种额外的负担。第三，此类活动通常由大学方面事先指定适合高中生听讲的科目，并规定最高旁听人数，对于高中生而言选择范围相对较小。而且有些授课内容对于高中生而言相对较难。第四，在评价方面，一般需要大学方面具体把握参与学生的出席、听讲、学习等情况，但最终学分却不一定由该所大学认定，所以需要大学方面有高度负责的态度、学生有较高的学习意愿与努力，以及高中提供充分的事前和事后指导。第五，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学年制高中来说，这种形式的“高大协同”实施起来无论是在时间安排、大学课程的选择上，还是在学生评价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局限。 2.开展以高中生为主要对象的授课和讲座 与第一种类型不同的是，这种“高大协同”活动是以高中生为主要对象而策划的授课与讲座，地点可能在大学校内，也可能在大学校外，而且形式极为多样，相关活动也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夏季集中讲座、面向高中生的公开讲座、大学开放讲座、特别授课、上门授课等。在时间安排上，一般会利用暑假中几天的时间或周末等时间来集中持续地进行，相对于第三种类型中时间较短的一次性讲座，这种系列性讲座或授课总体来说专业性更强一些，当然也有只进行一天或几个小时的情况。在性质上，多数高中是出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目的，而把这种活动作为出路指导的一环来利用的，但也有部分高中是作为课外活动、学科指导的补充来对待的。[15]这种活动的优点是授课内容比较灵活多样，现在很多大学都在学校的网站上设置了关于“高大协同”的主页，上面会有关于这种讲座的授课科目和授课内容的说明，高中方面可以联系申请；也有的是由高中方面提出内容要求，大学提供相关课程的情况。参加人数从几个人到整个年级或整个学科的学生不等，时间上一般也不会与高中正常教学发生冲突。对于高中生而言，便利很多。但相对来说，准备、组织和管理这种活动需要大学和高中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对教师来说负担较大，甚至会沦为只有部分教职人员参与的活动，缺乏系统性，因而也会影响衔接目标的达成。因此，有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设置专门的部门来进行协调组织、联络教师等工作。 3.为高中生提供体验入学和校园参观等机会 这一类型的“高大协同”活动一般由大学举办，在名称上各异，除了被称作“体验入学”、“校园参观”等之外，还有的叫做“开放校园”、“大学说明会”等。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对大学基本情况和大学学习生活的介绍，也有一些模拟授课的形式，但与第二个类型的协同活动相比，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但参加人通常都是年级或学科的全体学生。这种“体验入学”或“开放校园”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在很多大学作为确保生源的手段开始实施了。进入2000年以后，很多被称为“难关校”(入学竞争激烈的高校)的大学也开始举办此类活动，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在了解大学的基础上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这种活动的广泛开展，从高中方面来说，有助于解决高中生出路指导的难题。因为伴随入学考试竞争的缓和与入学考试方法的多样化，高中生也在强调个性化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高中对应该如何指导学生选择大学和学科专业愈发感觉困难，无法靠单方面的力量为高中生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在此背景下，高中一般是将其作为出路指导的一部分来对待的。从大学方面来说，在18岁人口不断减少的大环境下，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之后，向高中生提供大学相关信息既是大学对地区的贡献，也是一种获得生源的手段。另外，在这一过程中，民间业者也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开始以中介的身份参与大学的说明会、上门讲座等作为在高中举办的活动，高中也确实因此减轻了部分负担。[16]这些都是大学教师在高中进行短期授课、举办讲座和大学说明会等形式的协同活动数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4.为高中生提供在大学进行实验、实习和个别指导的机会 这种类型的“高大协同”活动整体数量不多，一般都是高中与缔结合作协议的特定大学之间的活动，参加人数通常较少。通常情况下是作为“课题研究”的一部分，高中将学生或教师派往相关大学，接受个别指导，参与相关先进技术的实验、实习等。与第一种类型相比，虽然高中生并非参与正常的大学课堂学习，但从持续性来说，学生还是能够切实接受到大学专业性较高的教育或指导。这种协同活动的缺陷或不足是，它通常需要高中与大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人员的要求较高，受众范围也较小，不适合广泛展开。 针对高中生开展的上述“高大协同”活动能否有效、可持续地进行，至少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活动的内容对高中生而言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是否能够吸引学生广泛参与；二是参与此类活动对于学生而言在时间、交通等方面是否便利。胜野赖彦曾经以“重视专业性—重视体验”为纵轴，以“大学内—大学外”为横轴，对日本的“高大协同”活动进行如图1所示的体系化整理。[117] 在大学听课这种活动由于专业性比较高，而且是在大学进行，所以其对象仅限于对这个领域比较感兴趣的部分高中生；体验入学、校园开放尽管是在大学举办，但是在内容上主要是介绍大学生活，重视体验，富有多样性，因此能够参加的高中生比较多；公开讲座在内容上可能与大学正常课堂的听课和体验入学有重合的地方，而且举办场所包括大学和大学以外的地方，最具多样性。因此，对高中生来说是否具有吸引力或者便利性，取决于公开讲座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在大学外举办的上门讲座、讲演以及大学说明会等活动，大多是高中主办，虽然在内容上各异，但是对高中生来说最为便利，因而受众一般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