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黑帮”与印度尼西亚4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尼西亚论文,自由主义论文,黑帮论文,伯克利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伯克利黑帮”的形成
“伯克利黑帮”是指印度尼西亚这样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后来回国并在1965年军事政变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大权并推行新自由主义。
“二战”结束以后，革命运动席卷亚洲，这给美国早就计划好了的太平洋地区的“秩序”造成了威胁。在冷战开始后，遏制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独立的亚洲国家的发展更成为了美国的战略任务之一。而利用教育项目来为此服务则成为了美国的重要手段。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恩·拉斯克（Dean Rusk）在1952年就指出过，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攻不仅需要培训美国人去那里战斗，而且必须要用美国的培训机构去培养他们在亚洲的盟友。
而当时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形势对美国来说也很难说是有利的。刚刚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厚，有一个非常受人们爱戴的总统苏加诺。更为严重的是，印尼共产党当时的力量非常强大，到1963年时，它是全世界除了苏联和中国之外的第三大共产党，拥有300万党员，其外围组织更是拥有1700万成员。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苏加诺在1957年开始对荷兰资产实行国有化，并成功地挫败了美国人支持的一次叛乱。
美国人则从5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他们在印尼制造出一个“现代化的精英”的工作，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精英集团就不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虽然美国国际发展署非常愿意提供资助，但拿美国政府的钱来研究印尼的政治经济问题是令人忌讳的，因而私人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印尼起了更大的作用。福特基金会从1954年开始发起使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项目，但刚开始时是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在这种合作已经建立了各种联系、收集到了大量的信息并获得了相应的经验之后，便启动了与伯克利合作的项目。
与伯克利合作的项目花费了福特基金会250万美元，而且目的非常清楚，那就是为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下台以后准备领导人。这个项目的本地合作伙伴是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其院长是苏密特罗（Sumitro）。他是该学院里唯一的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印尼人，他在荷兰获得博士学位，和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参加了在独立过程中与美国人的谈判，印尼1949年独立后他回国担任贸易与工业部长（后来担任财政部长），在国内，他与代表印尼商业和地主利益的党派关系密切，并在这个群体中颇有影响。
这个项目一开始就用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取代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原有的教授，并把学院里的那些年轻的印尼教师送到伯克利去上学，逐步把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改造成为一个美国式的经济学、统计学和工商管理学的学院。虽然这一进程一度遭到苏加诺的反对，他曾经威胁说要停止西方经济学教学，但当福特基金会以停止所有资助印尼的项目相威胁时，苏加诺屈服了。当伯克利的教授们在1961—1962年从雅加达大学撤出的时候，第一批被送到伯克利受训的印尼经济学者已经学成回国担当起了这个学院的教学科研任务。
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对印度尼西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当苏加诺于1957年开始实施一些进步政策时，印尼的富商和地主阶层和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军官搞了“外岛叛乱”（Outer Islands Rebellion）。苏密特罗也参加了这次叛乱，在叛乱被平息以后，他逃亡到了新加坡，但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失去对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影响力，他与西方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学生们在去美国或者回国的路上经常会去看望他，并把他的想法传递给有关各方。甚至经济学院的院长的职位在他走后也一直空缺，没有任命别人。
“外岛叛乱”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是支持叛乱的印尼社会党和另外一个代表印尼富商和地主的党派被取消了，而且由于他们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来反对受到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因此他们的名声更差了，这使得他们要想靠选举来打败印尼共产党并获取政权变得完全不可能，即使他们有美国人的背后支持仍是如此。美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印尼的军队。在新加坡的苏密特罗也在推动军队与印尼富商与地主阶层的结合以对付强大的并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并公开鼓吹推翻苏加诺的统治。
并非偶然的是，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与军方的联系也变得更为密切。到1962年，学院的一些在伯克利拿到学位的教师已经经常性地到印尼军方的神经中枢——军事人员与指挥学院（SESKOAD,the Army Staff and Command School）——上课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军方的高层建立了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美国人早在50年代中期就与印尼军方的高层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和合作。在他们的帮助下，军方高层学会了如何把国内的学术资源利用起来并使那些经济学家成为军方的高级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批人开始讨论“在苏加诺突然去世时防止出现混乱的紧急计划”，这些策划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培训印尼的军警人员方面也是用心良苦。到1965年，总共有4000左右的印尼军官在美国莱文沃斯军事基地（Fort Leavenworth）学习了如何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者在布拉格军事基地（Fort Bragg）学习了如何镇压暴乱。除此之外，还有几百位印尼军官到哈佛大学或者是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学习了维持一个大的经济体或者军事组织的技能，包括从工商管理、人事管理到高空摄影和航运等。而美国国际发展署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公共安全项目”还帮助培训和装备了印尼的警察系统。
而军队在成功地平息了叛乱之后在国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苏加诺宣布戒严令之后，军方成了印度尼西亚的绝对控制力量，他们在各地的军官从那些在1957年大选中上台的印尼共产党官员手中夺取省级政府的权力。因为担心印尼共产党会在大选当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军方迫使苏加诺取消了原定于1959年举行的大选并将之推后6年。在苏加诺的“有引导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体制下，军方很快地获取了政府里更多的高级职位。不仅如此，军方还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许多重要经济部门，比如说种植园、小型的工业、国有的石油和锡矿以及国有的进出口公司等等。以至于美国人也评价说在当时的印尼，军队和警察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府——军事—私人企业体系。
然而，在民间，农民要求土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印尼共产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与富商地主阶层支持的军方高层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似乎只有后者对此是非常清楚的，在美国人的幕后支持下，他们成功地把一场军方内部中低层军官反抗高级军官的所谓“政变”变成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大规模屠杀，据估计，有50—100万人被杀害，美国媒体也报道说，河水被染成了红色，河流当中全是尸体，在许多地方，太多的尸体来不及处理，成了卫生难题，等等。之后，印尼开始了长达32年的苏哈托军事独裁统治。苏哈托上台不久，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就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之后，在美国人的支持下，苏哈托任命了这个学院的5位教授为他的经济与财政金融事务专家组成员。到1968年6月，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大权交给了包括苏密特罗在内的“伯克利黑帮”。
此后，这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跟随者几乎没有间断地执掌权力达40年，垄断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从1966年到2006年，印度尼西亚有过五任总统，政治体制也从军事统治转变为议会民主，军队系统也被重新改造。但在此期间，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伯克利黑帮”推行的政策及其后果
“伯克利黑帮”最初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学生在政府里占据了经济方面的要职，同时还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的渠道。拉姆利博士甚至指责他们还负有监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政策以确保符合华盛顿的想法的任务。他们所推行的，也是上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所喜欢的一套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当人们刚开始看到这些政策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既公平又中立，但是，在这些就像教科书一样简单的自由放任政策的背后是霸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第一，紧缩的财政政策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支柱。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了宏观经济和价格的稳定，但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提供偿还外债所需要的财政盈余。在教育、卫生、住房以及支持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公共开支要求被缩减，以此为偿还外国债权人而挤出财政盈余。
第二，华盛顿共识要求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全球交易并保证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利润。
第三，贸易自由化是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打开物品和服务市场。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仍然在使用配额、反倾销立法、大量的农业补贴、“自愿的出口限制”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以保护他们的工业和农业。
第四，私有化和出售国有资产以便把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减少到最小。在现实中这些国有资产都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正如哈佛大学的马歇尔·戈德曼教授所指出的，私有化往往变成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海盗一样的抢劫。这为西方发达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
更为严重的是，华盛顿共识在被强加给那些发展中国家时往往不给这些国家以任何的变通和准备的时间。这样的休克疗法的结果总是令人失望的。那些像传教士一样到处鼓吹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狂热不给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留下任何空间。
“伯克利黑帮”执掌权力40年留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遗产很难说是繁荣。从其发展趋势来看，印度尼西亚恐怕并不是下一个韩国，也不是下一个马来西亚，相反，印度尼西亚的新的历史角色越来越像菲律宾。
不仅从经济总量增长上来说印尼在此期间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从其他方面来看更是如此。在所有上述的经济体当中，印度尼西亚在财富分配、外债以及产业结构方面都表现得相当脆弱。在这些经济体当中，印度尼西亚拥有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它们并未被很好地利用来为印尼人民服务。到今天，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石油储备被开发得所剩无几，而整个国家仍欠着大量的外债。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成千上万的印尼人甚至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伯克利黑帮”也未能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由于他们的薪水不够支付正常的生活成本，官僚体系被迫进行腐败。由于大家普遍认识到没有人能靠政府支付的可怜的工资过活，腐败被作为生活的常态而被接受。
但“伯克利黑帮”以及他们的学生通过互相任命对方为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以及在印度尼西亚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计划署等部门交叉任职而变得非常富有。正是由于有了太高的薪水，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那些拿着很低工资的公务员和军队士兵。工资改革不在议事日程上。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们逼着公务员系统和军队系统进行腐败，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
“伯克利黑帮”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失败是在1997年10月金融危机的时候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毫无疑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加重了危机。直到今天这次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还能被人们感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激起了暴乱和社会动乱，导致几千万人失业、大面积的破产，银行再资本化的费用超过了60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并导致几百亿美元的新的政府外债。
在回答别人的指责时，“伯克利黑帮”总是说，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政的苏哈托总统没有更经常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完全按他们所说的去做，否则，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好。确实，苏哈托政府是一个腐败和残酷的政府，而且在他的领导之下裙带主义和渎职行为发展到了印尼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但是，事实是，“伯克利黑帮”制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并且带头实施它们，上述大量的失败都是由他们负责的技术和操作层面的失误造成的。在为他们的主人服务了32年，享受了各种权力和特权之后却试图逃避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的责任是极其不负责任和可耻的。尤其是当苏哈托已经失去权力从而再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好处的时候更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伯克利黑帮”未能在40年的时间里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繁荣呢？答案很简单，它就在造就这些人的冷战根源里。“伯克利黑帮”推行的战略和政策总是把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置于美国霸权的利益之下。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通过执行华盛顿共识的模型而成功地实现工业化，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陷于停滞就是这些政策对发展中世界影响的证明。与之对应的是，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抵制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繁荣起来并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东亚模式没有像华盛顿共识一样试图减小政府的作用，而是在私人动机与公共支持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他们没有过多地依赖外债，也没有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而亚洲最忠诚于华盛顿共识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却在痛苦地承受着债务、贫困、贫富分化以及环境灾难。
把全球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使印度尼西亚在制定法律战略和经济政策时处于依附性的地位。“伯克利黑帮”从来没有搞明白的是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被设计来帮助穷国工业化的，相反它是被用来为在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背后的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服务的。华盛顿共识模型的典型后果是一个从危机到债务积累再到危机的循环，正如80年代早期以来拉丁美洲所经历的。走出危机靠的是注入大量的借来的资金，由此而积累的债务最终将带来下一次危机。而对华盛顿的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来说，经济危机给他们提供了迫使发展中国家实施极端的工业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的政策，以及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些国家宝贵的资产的机会。由于本地企业在具有竞争能力以前就实施了自由化，它们只能被吞并或破产。而外债过多使得外国利益能够影响甚至主导私有化的法律和条例的制定以及对自然资源财富的管理。
“伯克利黑帮”的行为方式
“伯克利黑帮”的行为方式的特点是服从强权而不考虑执政者是否是独裁的、违反人权的或者是腐败的。道德和伦理、民主和正义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当然，他们总是非常乐于配合当时的执政者在外国人面前利用他们这些技术官僚来软化其强权形象并改善公共关系。
他们也非常善于利用媒体。他们不时地把消息或者文件泄露给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日报或者是周刊。这样，他们喜欢的这些媒体在市场上具有了相对优势并愿意保持与他们的亲密的联盟关系。有意思的是，为了增加其影响力和可信度，那些媒体刻意保持了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的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它们在经济问题上总是极其保守的。
“伯克利黑帮”吸纳新成员的模式是基于个人忠诚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职业规范则变得不那么重要。这种组织原则保证了他们的学生以及他们学生的学生的服从和忠诚。其中最顺从的学生被他们送到美国学习以实现与他们的世界观保持一致。一旦回国并掌握了权力，“伯克利黑帮”就把学术界的各种好处给了他们最顺从的学生，这些人分别成为系主任、院长、研究所主任等等。而那些有智慧的但具有独立头脑的学生们则很难得到这些职位。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黑帮的首脑们还被任命为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在“伯克利黑帮”及他们的跟随者的指导下，这些国有企业效益一直比较差。他们还给他们的领导们提供各种其他的好处，比如出国旅行的机会、在各种官方委员会中的席位以及金钱方面的回报。由于有着比公务员和士兵高许多倍的收入，“伯克利黑帮”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地位比普通的公务员、军事人员以及普通人民要高很多。与此同时，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自主自强精神非常蔑视，不时予以公开抨击。
在黑帮成员控制下的学术研究机构也把忠诚、服从和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机构从其他黑帮成员控制的机构中获取资金支持，这些经费往往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其他国际捐助机构和债权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机构的研究结果总是支持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路线了。
通过这种机制，那些华盛顿机构的建议被作为国家政策介绍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讨论当中。大众甚至那些政治精英都被欺骗了，他们以为这些机构撰写的经济研究报告都是独立的和客观的。
为了在国内外建立更好的形象，“伯克利黑帮”利用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得到的资金资助了大量的国际咨询项目。这些受聘的顾问们组成了黑帮的公共关系机器，他们撰写书籍、报纸和杂志的文章、进行访谈以吹嘘“伯克利黑帮”的成就。这些公关机器制造出各种宣传材料，与黑帮有关系的媒体发表这些材料，那些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和国际顾问们则为这些材料背书，政治家们则在各方面的影响之下听从他们的政策建议。
为了保证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印度尼西亚的推行，“伯克利黑帮”们确实是费尽了心机。当正在讨论当中的政府政策与华盛顿共识的路线不一致时，“伯克利黑帮”则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们把有关正在讨论当中的政策的信息透露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国际发展署。这些机构马上在它们的官方报告中严厉地批评这些新的政策。当然，在更多情况下，“伯克利黑帮”更倾向于使用这种策略，即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的贷款协议当中附加各种强制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条款。拉姆利博士愤怒地指责说，“伯克利黑帮”在积极地与国际组织共谋以取消印度尼西亚的主权方面从来就不缺乏各种阴谋诡计。
“伯克利黑帮”的末路
进入21世纪以后，“伯克利黑帮”似乎已经比较难以保持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荣光了。
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并激起了各国广大人民的反抗，在意识形态上，它已经基本破产。在过去的10年里，就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它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美国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跟上其他机构的步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公开宣称在有大量的全球热钱流动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金融自由化——包括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会极大地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在他们关于东亚的2007年报告——《东亚的复苏：增长的理念》中，世界银行已经承认，政府必须采纳相应的政策以克服市场的不完善。简单地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发展政策模式。但是，最初的“伯克利黑帮”成员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跟随者们仍然充满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激情，继续重复那套旧的说辞，即政府失灵总是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必须靠他们来保护印度尼西亚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但事实真相是，“伯克利黑帮”自己才代表了一个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即他们代表他们在华盛顿的支持者们的经济和金融利益。而这种说辞在今天已经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了。
“伯克利黑帮”与这个时代脱节的另外一方面就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与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政治原则不相容。“伯克利黑帮”的行为方式总是非常像一个真正的黑帮：秘密的、排外的、服从于权威并且敌视外人。由最初的黑帮形成的并由它们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继承下来的封建的行为方式在一个开放社会当中已经无法存在下去了。以前，他们只需要让苏哈托把他们的政策通过法规强制推行下去就行了。而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以事实为基础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而不仅仅是服从那些纳入到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当中的条件。领导者必须要向人民以及人民在议会当中的代表们说明他们的政策是要解决绝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并促进国家的利益。
随着“伯克利黑帮”在印度尼西亚政坛的淡出，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制定经济政策的民主权利，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远离经济停滞和不平等的印度尼西亚，看到一个充分发挥人民的能量和能力，走向民族经济复兴的印度尼西亚。
结语：“伯克利黑帮”与“芝加哥弟子”
“伯克利黑帮”是和“芝加哥弟子”非常类似的一群经济学家，他们都在美国有意识的资助下根据特定的协议在美国的著名大学里接受经济学教育并获得学位，然后回国，后来在本国发生有美国幕后支持的军事政变后产生的军事独裁政权里执掌经济大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一批鼓吹极端的自由主义的学者和军事独裁政府合作这样的历史现象恐怕不是偶然的，弗里德曼本人当年就曾专门为此辩护过，其基本意思就是，为了推行一套“正确”的政策，牺牲点民主是有必要的。但在笔者看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益服务而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因而自然会遭到各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要在民主体制下推行会遇到各种困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印度尼西亚和70年代早期的智利，人民力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因而，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然后靠这个独裁政权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许是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和美国实现他们目的的唯一可行的做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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