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馗[1]2003年在《阿登纳时期德美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战后联邦德国和美国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尤其是在联邦德国第一任首相阿登纳执政时期。德美关系对于阿登纳来说是具有极其重要性。联邦德国作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这就造成阿登纳时期联邦德国初期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美国，但是在阿登纳时期的德美关系并不总是亲密无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德美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因此本文以五十年代中期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德美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入手来探讨阿登纳时期的德美关系。 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冷战的需要，扶植联邦德国的建立。联邦德国在恢复主权、经济恢复、自身的安全保障和国家统一等问题上依赖于美国的帮助，因此德美关系发展迅速，关系良好。德美双方在许多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双方度过德美关系史中最为亲密的时期。 首先在外交政策上，阿登纳根据对现实状况的认识，坚决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中立化”的要求，决心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保证德国经济和主权的恢复和对联邦德国自身的安全保障，在此基础上最终能达到德国的统一。该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战后德美关系友好的基础。其次，联邦德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走上了重新武装的道路。尽管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道路由于受到法国的阻扰，而历经坎坷，但在美英的帮助下促成巴黎协定的签订，使联邦德国恢复了主权，拥有了建立武装的权利，成为以美国为盟主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同盟的一员。再次，美国对阿登纳的欧洲政策十分支持。阿登纳政府的欧洲政策主张法德和解，推进欧洲一体化，这对德美双方都有着好处。法德和解和推动欧洲一体化符合美国对德双重遏制的需要，既可以维护和加强西方联盟内部的团结，又可以控制住德国。法德和解的成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法德和解让 《迄匡戮硕士学位论文 ＠MAFIER S THESIS德国恢复成为了欧洲主要大国地位，成为美国在欧洲重要支持者。最后，联 邦德国的经济恢复与美国的经济援助密不可分。早在美国开始制定马歇尔计 划时，就将联邦德国考虑在内，阿登纳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做出积极的响应。对于美国而言，毕竟德国是欧洲地区的经济大国，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关系到整个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主活的稳定。德美间的经济合作也组成德 美良好关系的重要部分。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联邦德国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在欧洲重要的经 济大国，继而在政治上也有所追求。联邦德国在德美关系中再也不愿意充当 美国的小“兄弟”，越来越希望自己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则 想继续保持对德国的控制，维护自己在西欧的霸主地位，获取更多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德美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和争吵，德美关系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那种亲密无间己很难看见。在政治上，尤其是美苏之间的核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苏开始走向缓和后，给德美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最集中体 现在柏林危机上，美国在德国问题和柏林上“软弱”的表现，使阿登纳对美 国越来越不信任。而联邦德国对核力量的热情也和美国控制核扩敖的想法泪 冲突。同时，阿登纳对美国的不信任还体现在他对德法关系的积极态度，因 为这时的法国时常能和联邦德国站在一起。在经济上，随着联邦德国经济地 位的提高，德美两国垄断资本的竟争一天比一天激烈。 友文通过对阿登纳时期的德美关系进行全面的分祈，认为德美关系是建立 在冷战的环境和背景之下，这种环境和背景使德美两国在地缘政治利益、急 识形态、经济利益、军事领域中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正是这些使德美两国 在冷战时期长期保持着特殊的伙伴关系，是德美进行政治合作的基础。同时 本文也认为在阿登纳时期的德美关系就不应忽视阿登纳个人因素。阿登纳出 于个人情感和向西方一边倒外交策略选择也促进德美关系的合作与发展。德 美友好关系给德美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许多好处。一 而阿登纳时期德美关系上也存在着分歧。德美间分歧主要在于随着时代 的变迁，德美两国在交往中在国家利益的追求目标不同造成的。从战略利益的 宏观角度来看，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其战略利益与联邦德国既有一致又 有区别。从具体的国家利益上，德美两国在国家利益的需求上也并不是完全 一致，尽管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但也有分歧。另外，阿登纳时期的德美关系 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两大变量因素，它们的变化造成阿登纳时期的德美 两国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追求的利益不同，它们是德美关系起 伏的关键。第一是德美关系的发展受制于美苏关系这一变量的发展。美苏关 系的变化影响着德美关系的发展。第二，从联邦德国本身来看，联邦德国的 自身发展也是引起德美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 总之，在阿登纳时期的德美关系对于德美双方是不平衡的，对于美国来 说，美德关系只是它的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部分，美苏关系才是它的重点，美 德关系只能从属于美苏关系。与联邦德国关系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从联
王营宝[2]2016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德美分歧（1953-1960）》文中研究指明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联邦德国是美国忠诚的盟友和伙伴,但是联邦德国却从1955年开始对它的美国盟友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与日俱增的质疑。本篇对1953年至1960年德美关系分歧的研究提出了叁个问题,第一,在联邦德国与肯尼迪政府关系公开的分歧之前,1960年之前德美关系存在实际的分歧吗,如果存在,有多严重?第二,这些分歧重要吗,同时他们影响联邦德国对待其他重要事件的决策或者观点吗?第叁,这些德美互动中带来的可能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影响阿登纳政府对美国施加作用的能力的?分析发现,与先前许多相关研究相比,阿登纳政府对美国政策的批评更加普遍,它对冷战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见解。通过对这一时期史实的梳理和分析,本篇研究得出在联邦德国与肯尼迪政府出现众所周知的分歧之前,双方关系就很早出现了分歧。德美关系的分歧与冲突不仅表现在大家熟知的领域,即核武器与防卫问题,柏林问题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还表现在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艾森豪威尔的信用,美国与苏联谈判的方式以及军备控制协议下核查机制方面的问题,等等。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摩擦和分歧对于双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影响联邦德国政府对美国和冷战中更大问题的认知和决策,而且还因为它们给了联邦德国在制定本国政策时新的衡量的尺度。最后,本文分析了阿登纳政府对美国施加作用的能力。联邦德国作为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盟友,不管在双方存在很高的凝聚力还是缺失这样的凝聚力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在直接事关本国的问题上按照自己利益诉求和政治考量影响美国的政策并获得了大量的成功。
张黎月[3]2016年在《论联邦德国两大政党影响下的国家外交战略（1949-1969）》文中研究表明二战后,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东西方阵营展开了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方面的较量,从而开启了冷战的大幕。冷战以欧洲为“主战场”,德国是各方争夺的核心地带。1949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相继成立,德国人承受战争带来的苦果,不得不面对国家分裂的现实。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联邦德国的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必须就新德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定一个指导全局的战略。其中,也包含了新德国对外关系战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是两个政治渊源和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政治力量。因而,在新德国的外交战略上也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两党的领袖,阿登纳与舒马赫是这两种路线、两个立场的代表。他们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待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态度上,进而也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上形成了对立。阿登纳主张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来抵御苏联。舒马赫则希望走“中立化”道路。由此,阿登纳比舒马赫更热衷于支持欧洲一体化运动。因为在那时,欧洲一体化运动也包含了对苏进行冷战的意义。同时,在实现德国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尽管两人均把实现统一作为最高目标。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两人可谓南辕北辙:阿登纳把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西方战胜东方,美国战胜苏联的基础上。而舒马赫则把这一希望建立在保持德国中立的基础上。在1949年的大选中,基民盟获胜,为阿登纳推行其外交战略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联邦德国社会及其两大政治力量都经历了重大的转变。随着美苏缓和的展开和第叁次柏林危机的爆发,基督教民主联盟坚持的坚定不移的站在西方一边的策略,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走向破产的边缘。社会民主党则面临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上台执政并主持外交大局的局面,故而对不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党纲做出了调整。在外交战略方面,社会民主党改变了传统的保持中立的立场,赞同联邦德国是西方阵营中重要成员的方针。同时,社民党也扭转了对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态度,由最初的反对转向对其积极的支持。1963年,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者,阿登纳辞职。1969年,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这一系列转变,意味着联邦德国社会与政治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方面,他谋求西方国家的信任,另一方面,推出“新东方政策”,不仅修正了阿登纳时期“哈尔斯坦主义”的诸多弊端,实现了与东方阵营关系的缓和,而且为完成德国统一的目标开辟了新途径。由此,基民盟当政期间以冷战紧张局势为依托的外交战略逐渐失势。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引领国家外交战略的适时转变,也使新生的联邦德国得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不断成长和壮大。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文章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并对两党主要领导人加以介绍。第一章概述两大政党的起源及二战后外交战略的基本矛盾第二章论述自1945年到50年代中期,两党关于对待美国、苏联及其两大阵营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矛盾,并分析其原因。第叁章探讨50年代中后期,社会民主党思想的转变及对两党外交战略的影响第四章分析6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及国家外交战略转变的原因。
刘馗[4]2007年在《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美政策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美政策是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阿登纳政府围绕主权恢复与加入西方、重新武装、经济重建、德国的统一、核武装等领域对美国开展了大量的外交工作,寻求美国的帮助与合作,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该时期的对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既有对美国的"依附"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是阿登纳政府为追求本国根本利益,进行实用主义外交的集中体现。
郁聪[5]2007年在《联邦德国社民党与联盟党外交政策发展比较探析》文中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联盟党作为两大全民政党在德国的外交政治活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两大政党的外交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战后初期德国联盟党的主导下推行向美国靠拢的外交政策,新生的联邦德国需要北约的军事保护以及西方的支持以实现其国家安全和经济复苏。进入60年代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进入缓和的大背景下,社民党政府抓住机遇,通过“新东方政策”改善了与苏联及东德政府的关系,从而大大改善了其安全环境。80年代联盟党重新上台执政,德国经济经过战后30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开始追求与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表现在不完全服从美国的指挥,追求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冷战结束后,以苏联为核心的华约集团解体,德国最大的军事威胁得以消除。德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作为连接西欧与中东欧的桥梁,德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冷战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是欧洲和美国,主导欧洲事务是其外交政策的第一出发点;通过在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德国在国际政治事物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本论文通过研究两党外交政策的发展历史,比较其外交思想的差异,相同点与相互之间的连续性,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联邦政府如何实现德国的国家利益,并对中德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本文还试图探讨联盟党上台后德国外交的走向,德国如何发展其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及德国在伊拉克战争后与美国关系的改善。
李明真[6]2017年在《联邦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变化》文中研究表明二战结束以来,联邦德国从战败国,遭受占领和接受惩罚的状态,逐渐获得了独立主权国家、政治平等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联邦德国时刻从国际局势发展情况、自身综合实力等变量出发,确定国家利益,理性选择对外政策路径。通过倒向西方、推动欧洲一体化,在一个日益强大的欧共体内实现了重要关切的安全利益、国家主权利益和长远经济利益;通过灵活调整东方政策,实现了与苏联集团的接近,为两德统一扫清了部分障碍。并且,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到德国统一,德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具体来说,文章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首先是导论。第一章是理性选择与国家行为。从理性选择理论的渊源、发展入手,描述了理性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国家行为的主要变量,包括外部情境、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家对外政策选择,并阐释了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下文的经验分析框定了基本的架构。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是论文主体部分,主要从联邦德国的不同政府时期,论述了德国为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和作为国际社会平等国家进行的理性选择。第二章对二战后德国第一届政府——阿登纳政府时期,德国面临的外部情境、德国综合实力情况和政治文化以及国内政治派别主张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德国作为冷战对峙前沿,无力保卫自身生存安全。在此对外丧失主权、对内亟需保障国家安全和恢复发展的背景下,联邦德国以恢复完整主权、保证生存安全为根本国家利益,形成了依靠西方的政策偏好,从叁种选择了一边倒向西方、在欧洲一体化体制内逐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正常化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提升其政治地位的完美起步。第叁章分析了勃兰特政府时期德国面临的外部情境、综合实力发展和政治文化以及国内政治派别主张。这一时期,冷战出现短暂的缓和迹象,联邦德国在获得了基本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后,仍然选择与西方同行,暂时放弃追求国家统一。在与西方盟国整合的同时,波恩政府积极实行"新东方政策",寻求改善与东欧和苏联的关系。勃兰特政府时期,西德开始在欧洲一体化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第四章是对施密特、科尔政府时期德国面临的外部情境、综合实力发展和政治文化以及国内政治派别主张进行的分析。这一时期,东西方局势再次恶化,西欧经济实力落后,西德深感安全利益受到威胁。一方面,西德积极促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沟通和解,另一方面,联合法国推动西欧一体化,增强欧洲自身力量。西德不仅在欧洲范围和世界范围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同时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开展外交,迅速实现两德统一的历史巨任。最后是结语部分。
周红[7]2006年在《“两极格局”时期的德美关系》文中研究表明理解并认清“国际格局”是国家把握判断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必要前提。二战以后的国际格局经历了两极的确立及形成、受到冲击及分化、多极萌生及衰变这样的过程,美德相互的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受国际格局的影响也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一、两极国际格局的
叶晓东, 吴友法[8]2008年在《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文中提出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章敏[9]1994年在《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文中提出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政策。从历史上看，它大致可分为４个时期，即：“主权恢复”、“新东方政策”、“统一前”和“全方位外交”时期。８０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统一后的德国为其外交政策制定了４个目标：继续与法国等欧洲国家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确保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在中欧、东欧地区建立稳定；发展与亚洲地区国家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争取长期的经济利益。综观德国近年来外交政策的变化，作者指出了其中比较明显的政策调整。冷战结束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已不再局限于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两部分，在积极推进西欧联合的发展、维系同美国的伙伴关系、重视发展同前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同时，将其外交政策范围扩展到了亚洲地区。亚洲地区已成为德国对外关系中的新的战略要点，而对华关系则是德国新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后的德国还积极开展在中欧、东欧地区的外交活动，其中尤以德俄关系迅速升温最为引人注目。在此同时，德法关系有所削弱，以往德法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保持德美友好关系已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一块重要基石。联邦德国外交政策每一次调整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目的都是在特定国内外形势下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
王全[10]2008年在《论“新东方政策”在西方的遭遇》文中研究说明德国一直是欧洲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近代以来可谓是命运多舛,经历了几起几落,由分裂到统一后来又到分裂。但无情的事实并没有摧垮德意志民族的斗志,二战后,德国涌现出一批有智慧有魄力有历史使命感的政治家,为德国的复兴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勃兰特就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位伟人。他以及他的“新东方政策”在德国的外交史画上了一个惊叹号。上个世纪90年德国的最终统一,德国人民应该感谢的一位老人就是勃兰特。通过对这段历史,和勃兰特及他的“新东方政策”的研究,说明了政策抉择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的德国处于冷战的最前沿,对这段重要历史的研究可以为研究冷战史及后来的苏东剧变有很多帮助和借鉴。近代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迅猛,于近代迅速崛起,成为中欧强国。再配以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焦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策的延续,随着国家实力的攀升,帝国的野心也不断膨胀,随之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仔细研究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德国的东西方政策对于德国本身,甚至是国际政治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本文重点研究二战后德国的对外政策的变化和勃兰特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去演绎“新东方政策”产生的背景,起因,经过和影响,从一个全新视角切入,论述“新东方政策”在西方的遭遇,牵制和绊羁。
参考文献：
[1]. 阿登纳时期德美关系研究[D]. 刘馗.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德美分歧（1953-1960）[D]. 王营宝.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3]. 论联邦德国两大政党影响下的国家外交战略（1949-1969）[D]. 张黎月. 吉林大学. 2016
[4]. 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美政策述评[J]. 刘馗.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5]. 联邦德国社民党与联盟党外交政策发展比较探析[D]. 郁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6]. 联邦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变化[D]. 李明真. 山东大学. 2017
[7]. “两极格局”时期的德美关系[J]. 周红. 理论学习. 2006
[8]. 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J]. 叶晓东, 吴友法.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8
[9]. 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特点[J]. 章敏. 欧洲. 1994
[10]. 论“新东方政策”在西方的遭遇[D]. 王全. 吉林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