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长期中性实证研究——基于F-S方法的估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货币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于货币是否为中性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休谟等经济学家提出将所有的经济变量分为两类：第一类由按货币单位衡量的名义变量组成；第二类由按实物单位衡量的实际变量组成，即所谓古典二分法。货币供给变动只影响名义变量，不影响实际变量，所带来的仅是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动，货币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称之为货币中性(monetary neutrality)[1]。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当货币流通速度V和国民收入Y保持不变时，货币供应量M的变化完全体现在价格水平P之中，货币理论的前提是市场机制使实际资源配置达到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在此状态下，一切行为主体都能掌握充分信息从而达到理性预期，单纯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均衡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而货币是中性的[2]。
相反，货币非中性是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可以影响实际变量，并通过货币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得扩张或收缩的货币影响实际生产领域，从而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讨论了货币的重要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经济通常会达到非充分就业下的均衡，此时均衡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下的均衡产出水平，如果通过降低利率而刺激有效需求，需求的扩大将会带来产出的增加，此状态下货币是非中性的[3]。
尽管在经济理论中，货币的长期中性往往被假设是成立的，而在实证研究中，其结果却并非这么简单。人们一直试图检验货币的长期中性，如果货币是非中性的，央行就可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实际产出；如果相反，那么试图通过货币供给来增加实际产出，其结果只能造成价格水平的波动。在20世纪60年代，检验货币长期中性的方法由简单的回归方程构成，并没有考虑任何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特性。‘Sargent[4]和Lucas[5]质疑该方法并没有考虑货币存量是否受到一个随机趋势的影响，即没有考虑单位根的存在，而这种情形下是无法检验货币长期中性的。为解决随机趋势影响的问题，Fisher和Seater提出一个二元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来检验货币的长期中性，认为只有当名义货币存量和真实产出变量至少为一阶单整时才能进行货币的长期中性检验[6]。
国内也有很多关于货币中性的研究：陆军和舒元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及Fisher和Seater方法得到中国货币长期中性的结论[7]；钱士春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1962-2002年度数据，认为货币供应对实际产出增长有正向作用，因而是非中性的[8]；楚尔鸣和喻多娇针对1996-2008年的季度数据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分析及方差分解，认为我国货币在短期及长期内均呈现非中性[9]。
鉴于近年货币政策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本文将系统地使用Fisher和Seater的方法，利用最新数据，对中国货币的长期中性进行再检验，并对使用该方法所需满足的前提进行严谨的验证，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国内的相关研究很少对估计方法的适用性进行细致的讨论。所选用的样本是199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国名义货币供应量M2及实际GDP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我们利用季报公布的GDP增长率将名义GDP转化为以1997年1季度为基期的实际GDP，实际GDP和M2数据都经过了X-11季节调整，并取对数后分别记作LRY及LNM。
二、Fisher和Seater的货币长期中性检验模型
Fisher和Seater假设货币供给与实际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一个平稳的、可逆的二元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变量LN
和LR
，分别为名义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的自然对数，模型设定如下：
三、单位根检验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时间序列的统计特性。在使用前面讨论的方法检验货币长期中性之前，必须要明确名义货币和实际GDP的单整阶数。然而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具有低势的特征，不同的检验方法或选择不同的滞后阶数也能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研究者通常采用多种检验过程来确定单整阶数。四种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包括：(1)ADF检验，这是最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2)DF-GLS检验；(3)PP检验；(4)KPSS检验。ADF检验、DF-GLS和PP检验的零假设为变量存在单位根，而KPSS检验的零假设为序列是平稳的。我们将给出这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的结果，并期望得到一致的结论。通过AIC、BIC和SIC准则，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8。
在进行上述检验之前，首先绘制变量关于时间维数的散点图，以确定序列中是否存在趋势变动。这一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依赖于样本容量和是否包含常数项及时间趋势。以时间为横轴对所有数据作图(见图1)。通过观察图1，可以清楚地发现LRY和LNM都是具有趋势变动，但很难判断趋势是否为线性。为了检验是否存在二次趋势我们对变量的一阶差分使用包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的ADF检验。①
图1 LRY和LNM时间趋势图
表1给出了对变量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到t统计量非常显著，即认为存在线性趋势。在识别出每个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都包含一个线性趋势后，我们应用DF-GLS和PP检验，零假设为存在一个带漂移的单位根，备择假设是一个包含线性时间趋势的平稳时间序列。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DF-GLS和PP检验都拒绝了零假设。之后对DLNM、DLRY应用KPSS检验，零假设为序列是带线性趋势的平稳过程，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零假设。表1给出了ADF、DF-GLS、PP、KPSS检验的结果。
根据ADF、DF-GLS、PP和KPSS检验的结果推出DLNM、DLRY是带线性趋势的平稳过程。这意味着水平变量LNM、LRY包含有二次趋势。下一步则是要检验LNM、LRY是平稳的或非平稳的包含二次趋势的变量。由于上述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对于存在二次趋势的情形不适用，本文采用另一种方法。Johansen的协整检验方法讨论了时间序列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或非平稳的包含二次时间趋势的过程。由于Johansen的检验方法基于协整矩阵的秩，这一方法也可以检验单变量是否为平稳过程。如果一个时间序列变量显示出与一个二次时间趋势是非协整的，则可以得到这个序列是非平稳的包含二次时间趋势的过程[10]。Rahman等在研究日本货币长期中性时也使用了这种方法[11]。我们对每个水平变量应用Johansen的方法，零假设为包含二次趋势的非平稳过程。结果在表2中显示，可以看出LRY和LNM都无法拒绝不存在协整的零假设，因此均为包含二次趋势的非平稳时间序列。
四、货币长期中性的实证检验
货币的外生性通常是指货币供给受约束于货币当局政策及操作手段，而并非经济运行中诸变量的变化，虽然关于货币是否具有外生性存在较大争议，但西方主流货币经济理论仍坚持货币供应量为外生变量。对于中国市场，根据王晗[12]的分析，自1995年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向中央政府透支，央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主要集中在对政策性银行和外汇占款上，而公开市场业务成为央行基础货币主动性投放的主要渠道，且2000年后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央行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显著提高，基础货币表现为外生变量。而1998年后，由于法定准备金率下调使得货币乘数效应明显放大，综合上述因素，从1998年以后我国货币供应量表现为外生变量。因此，本文中我们认为199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国的货币供给是外生的，符合Fisher和Seater方法之应用前提。
前面已经指出名义货币供给LNM和实际产出LRY都是一阶单整的，且认为所研究样本区间内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这两个条件对研究货币长期中性是不可缺少的。下面将讨论199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区间内中国货币的长期中性问题。
Fisher-Seater的回归方程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在k值较小时，b的值接近于0，且t值很不显著，随着k值的增大b逐渐增大，t值越来越显著，当k=20时，b值为0.84，相应的t值为5.32，显著不为零。由此可见，样本的长期导数随着滞后阶数k的增加而呈现发散趋势，我们可以拒绝货币长期中性的假设，认为在1997-2009年这一区间内，中国货币呈现长期非中性。图2给出了估计系数相对于滞后阶数k的折线图。
图2 
关于滞后阶数k的折线图
五、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货币长期呈现非中性。这一现象与样本期间内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密不可分。考虑到1997亚洲金融危机及我国国内金融风险影响同时存在的现状，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13]。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引导商业银行调整贷款结构、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内容。近年的实践证明，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项正确的宏观决策[14]。从经济运行结果来看，1998-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呈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走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央行坚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对遏制2009年初的通货紧缩预期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5]。由此可知，1997年以来，央行所实行的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这与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是一致的。由于近年我国货币长期非中性的存在，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是有效的，央行可以借助适当的政策手段及工具，通过利率等传导机制，达到影响实际经济变量的目的。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对于央行长期政策的取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货币和GDP的单位根检验过程中，变量是否存在结构变化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本文中所有实证结果均为使用Eviews7.0版软件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