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杜尔克姆社会整合思想的分析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社会论文,杜尔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1858～1917)提出来的，指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成为一个协调统一的社会整体的过程，亦称社会一体化或社会团结。我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孙中山(1866-1925)也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整合观。作为成长在同一时代的两大伟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角色塑造了他们各自特有的理论视角，因而在整合观上也有所不同，但面对相似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其思想也难免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口流动与分化趋势不断加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及社会资源拥有的不均衡等，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情况下，对二者的整合思想做出分析比较，重新认识社会整合及其重要作用，对目前我们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社会整合思想的基础
1.孙中山：“王霸之辩”与“五权宪法”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的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熏陶，孙中山自己就承认，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中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121页）。孙中山的“王霸之辩”来自于荀子的“王道”与“霸道”，王道是自愿的，体现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民族精神；而霸道是武力的、强迫的。他认为，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他说“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注：孙中山全集（下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1～592.页）。可见，孙中山认为“王道”和“霸道”是社会整合的基础。
另一方面，孙中山社会整合思想也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他的整合思想里，人民的权利，人民的幸福，为人民服务，充满了字里行间，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整合。而以“王道”和“霸道”为基础，在“五权宪法”的原则下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的现代政府，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重大目标。孙中山还通过中西比较，从救国图存，振兴中华的情怀出发，探索研究了中国的治国强邦之道，用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来论证中国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构成了其丰富鲜活的社会整合思想，并以此来加强社会团结，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2.杜尔克姆：“社会分工”与“集体意识”
从法国的学术历史看，杜尔克姆社会整合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启蒙主义传统，二是圣西门、孔德的传统。他接受了卢梭的公意观，这一概念设想社会是社会整合的体现，这种社会整合既不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也非建立在公民对集权统治屈从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集体意识”之上；他还从孟德斯鸠那里学到了所有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都相互联系的思想；而其有机整体论则来源于孔德。杜尔克姆在他的理论中划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这两种结构反映了分工程度的不同和整合的主要形式的不同。由此他提出两种整合形式即“机械整合”与“有机整合”。以机械整合为基础的社会，它的分工极不发达，但是它有强烈的集体意识。以有机整合为基础的社会，它有高度发达的分工，结果是高度和广泛的相互依赖替代了强烈的集体意识作为整合的根源。其中社会分工产生社会整合，是杜尔克姆有关社会整合的主要论点之一。在他看来，创造着社会整体并促进社会保持整体的力量和物质基础是社会分工，而其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他认为集体意识乃是一般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信仰与情感的总和。
通过分析发现，在孙中山的社会整合思想中，有直接来自西式教育中有关欧美政体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与杜尔克姆的思想渊源近乎同出一辙，即都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影响。不同的是，孙中山的社会整合思想是中西社会思想合壁的结晶，是以融合中西思想为主要特点的，其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均超越了西方学者“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比起杜尔克姆的整合思想，具有更多的全民性。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杜尔克姆的“集体意识”与孙中山所讲的“王道”有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是自觉自愿的，并且同为社会整合的精神基础；其目的也是一致的，都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均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
二、社会整合思想的核心
1.孙中山：“新民族主义”
孙中山的社会整合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新三民主义中，而其核心是“新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是社会组织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可以把广大民众组织、团结起来；其内容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他规定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是“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5页）”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革命统一战线，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见，孙中山已开始意识到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全社会整合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在晚年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他已认识到：中国要造成一个三民主义的进步国家，“非用群力不可”，“人民本是主人”（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1页）。他强调指出：全国贫困的农民、劳苦的工人“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将全国农夫工人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9页）。在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中，他还特别强调道德伦理的社会功能，认为如果忽视了道德伦理的社会整合功能，任何政治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孙中山深知西方社会所宣传的个人主义、纵欲主义与利己主义道德观念对社会整合的危害，因此他指出：“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观念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2.杜尔克姆：“有机整体论”
从学术旨趣看，杜尔克姆一生的主要兴趣是道德的基本问题和促进社会道德基础的加强，并由此引出了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的论题。杜尔克姆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提出有机整体论。他认为社会各部分的功能不是同个人而是同整体联系着。他的有机整体论主要包含两个假设，首先，假设社会若处在正常状态，其各部分就是高度耦合的；其次，假设社会机体存在着某些特定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必定要满足，它们不能被还原为其组成部分的需要。与孙中山一样，杜尔克姆也强调道德的作用，他认为，道德信仰的约束力是社会整合的基础，强调分工在彼此依赖的个人之间创造出整合力，即分工的“真正”功能是“使两个人同更多的人之间产生一种团结感”；他倡导职业团体，也是基于认为它们能够从道德上调节经济活动并为真正的社会整合奠定基础。同时，他把完善中间群体的职业道德作为解救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济世良方。
孙中山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革命时代，因此他的整合思想主要是革命的整合论。他是把整合作为革命的基础，目的是通过社会的团结达到革命的成功，民族的独立，同时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了实际行动。他是从历史的高度出发，强调一种能动的、革命的整合观。而杜尔克姆的整体论是以静态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强调组织是调节人类行为的机构，忽视了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组织的历史基础，缺少历史的观点和能动的观点，难免有其片面性。但二者在道德对社会整合的促进功能上达到了统一，这在我们现实社会中是非常值得深思和践行的。提醒我们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不可忽视道德建设。只有法治、德治并重，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整合。
三、社会整合内部的关系
1.孙中山：“统一”关系
孙中山对社会整合内部的关系问题主要关注两方面：其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二是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孙中山是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来论证的。他认为只有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才能达到社会的整合，社会才有进步。他说：“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会有进步”（注：孙中山全集（下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9页）。同时，孙中山也讲究“平等”，他认为“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而劳动则同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4页）。可见，孙中山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协调统一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的。尽管孙中山试图在社会整合形成后发展资本主义，但他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和利己主义思想。认为中国应当以欧美为戒，防患于未然，以“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思想来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避免中国重复欧美国家的流弊与恶果。
对于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家与传统民间社会组织不是对立的紧张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在改革和革命时，传统的社会组织力不但不能摧残，还可以利用，以巩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为依存的关系。“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这是孙中山对中国特有的传统社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的深入发掘与肯定，是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观。
2.杜尔克姆：“对立统一”关系
与孙中山相同的是，杜尔克姆对整合内部关系的分析也暗含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模式。杜尔克姆把正在增长的分工的专门化和复杂化作为出发点，看到社会整合的基础已转变为一种新形式，也就是从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的转变。所以杜尔克姆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认为，社会第一性，个人第二性。也就是说，个性意识的“有机整合”在社会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的，“机械整合”中的社会也不会产生具有个性的个体。
杜尔克姆认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不断扩大国家的权力，为国家荣誉增添光彩，是公众活动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个人的利益和需求都没有被考虑在内；但是，在个人积极对抗国家权利的同时，权利也同样获得了发展，而且个人的发展也不会使国家走向衰落，因为他本身在某些方面就是国家的产物，因为国家的活动从根本上就是要解放个人。只有通过国家，个人主义才能形成，当然只要有国家，社会就有民族自豪感。可见，杜尔克姆认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在权利的对立上达到了统一，这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统一。同时，他指出对现代社会有机整合的重要威胁之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因此，决不能无限制的推祟个性解放。在人们强调个性张扬的今天，杜尔克姆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即个性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总之，他们二者都受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社会进步是社会整合的结果，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集体利益有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问题一直受到高度关注，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我国传统中体现极为明显，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然，就目前来看，对解决我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实现城乡融合还是“三农”问题的解决等都是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而仅仅靠“集体主义”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从战略上做出调整，以达到真正的社会整合，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
注释：
④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