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两大支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支点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指出：“这次大会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立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即研究其理论和现实支点，对于我们进一步全面、完整地认识这一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渊源看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支点：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点。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就在于遵循了这一原则并以实际为基础。在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这是我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痛定思痛做出的正确选择。
综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难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时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是否准确。凡认识从本国实际出发，符合本国国情，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发展，社会就进步；凡认识脱离本国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社会就出现动荡和倒退。
其实，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们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历史发展也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指出，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行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依次经历两个相互区别的阶段：第一阶段叫“社会主义”，它是达到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第二阶段叫“共产主义”，它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1849年至1850年间，马克思在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举办的《共产党宣言》讲座时指出，共产主义要经过许多年后才能确立。而且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将至少要经历“社会共和国”、“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纯粹共产主义共和国”这样一些阶段。到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进一步指出，过渡时期结束后共产主义社会又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因为马克思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社会而未做具体分析。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革命兴起，恩格斯从这一实际出发指出，“半文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和文明国家不一样，将经历更多的发展阶段。至于要经历哪些阶段，恩格斯也没有更多的设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半文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继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资本主义愈不发达的社会，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愈长”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的最初形式”和“低级发展阶段”、“初级发展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彻底胜利和巩固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但都未做具体阐述。
综上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分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理论基础。可惜这种切合实际的探索，到斯大林那里不仅没有继续下去，相反，却出现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倾向。他在1939年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苏联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向共产主义前进”。1952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宣布：“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3页。）。 显然，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并且他认为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只需要10—15年。接下来，赫鲁晓夫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便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宣布苏联“进入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后来又提出从1960—1980年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宏伟纲领”，指出“我们这一代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实践证明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需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基本观点，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犯了急躁冒进，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
在我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理论上，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观点和认识，但在实践上却由于受苏联影响，自50年代后期起犯了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1956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曾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768页。）这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建成”作了严格区别，认识到社会主义有一个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过程。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要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关于建成社会主义即达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在1955年估计需要50年，后来又估计需要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即50—75年，1956年他又提出需要100年或更长的时间。遗憾的是， 毛泽东这些正确的认识和观点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甚至提出与之相悖的理论，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贯彻执行。1958年8月，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于是，中国便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经过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在1961年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1962年1月， 他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再一次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并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要求大家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把时间想得长一些。可见，毛泽东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探索是经历了曲折和反复的，值得肯定的是，他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八个字，但已在叩击初级阶段真理的大门了。可惜的是，这些正确的论述和探索没有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下去，反而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做出错误的判断，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由于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导致我们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越来越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本国实际，追求和实行“理想”和“完善”的社会主义，以致于造成了生产关系的越大越公越高越纯，导致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谓一语切中要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国际和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理论支点，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天上落到地上”，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使这一理论成熟，并以此为立足点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报告所指出：“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
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实践依据看初级阶段理论的现实支点：我国生产力状况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要发展下去，就必须使生产不间断地进行，并获得较前更大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共产党宣言》曾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并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72页。）。列宁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6页。）马克思主义认为，评价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依据是生产力状况，而不是道义，也不是看其有无剥削，看其实行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奴隶制取代了原始公社制，原始社会是公有制，也没有剥削，但那不是道德高尚的无剥削，也不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下的公有制，而是生产严重不足，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后果。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在论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时，没有忘记给资产阶级一个符合唯物主义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53 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56页。 ）还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并得出了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结论，并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思想。
我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正是基于我国现时的生产力状况而得出的科学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指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经的特定历史阶段。可见，生产力状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现实支点。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前提有很大区别。新中国建立时，我们的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10%，而农业、手工业却占了90%。这样的底子，这样的起点，使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大力发展生产力，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1992—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2.1%，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保持高增长率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199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七位，列发展中国家第一，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文化发展仍然比较落后，这也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的主要原因之所在。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一，现代化的大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第二，现代化经济及经营方式同大量落后的农业经济及手工劳动同时存在。第三，经济发展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且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198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八位，但人均却只有300美元，而1993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13000美元，瑞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36410美元，1994 年卢森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9850美元。即使到本世纪末， 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可达到800—1000美元，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4000美元，也无法与发达国家今天的数字相比。第四，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我国东、 中、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且差距日益拉大。1980—1994年的15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之比为19.88∶16.20∶15.78。到“八五”期间， 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西部8个省区，只有广西、 新疆年均增速高于这一水平，内蒙古、宁夏、西藏、青海、贵州5省区年均增速都在10%以下， 其中西藏、青海年均增速只有7.5%和7.6%，比全国平均低4.1～4.5个百分点。而同期东部沿海，福建年均增长19.3%，海南18.5%，山东17%，如按人均计算，差距更明显。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为4766元，广东为7921元，北京、天津两市超过10000元，上海高达18799元。而西部8省区，除新疆外，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为全国倒数第一， 仅为1821元，只有全国平均数的38.2%，上海比贵州高出9.32倍。第五，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以上生产力状况，正是我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现实依据。也正是从这一现状出发，党的十五大进一步重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确立，一方面标志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基础上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上来；另一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并在实践中找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和现实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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