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访李希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是论文,两场论文,与非论文,大讨论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希凡同志，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大庆，各条战线都在回顾总结这五十年。作为思想文化大气线，在回顾总结这五十年历史时，如何正确评价50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两场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您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其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直接参与者之一，首先想请您谈谈当时的有关情况。
李希凡：这五十年，确实是辉煌的五十年。它不只实现了中国近现代志士仁人浴血奋斗创建“人国”的伟大理想；也充分显不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并取得空前繁荣昌盛的进步和发展。因而，总结历史，瞩目未来，将会给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跨世纪的腾飞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想思想文化战线的事，也不该是例外。
五十年的历史，成就辉煌，但也有过不少挫折和失误。因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建设社会主义，始终在探索中前进。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它也昭示了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但中国革命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才取得胜利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由于他晚年的脱离人民、思想僵化、以及苏联党政机关官僚制度的形成和腐败，终于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至戈尔巴乔夫等机会主义者所乘，把苏联社会主义引向解体，造成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而社会主义中国所以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危机中走出困谷继续前进，却是由于邓小平理论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对历史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又开拓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所谓建国初期，也就是1949年至1954年——第一届人民政协至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中央人民政府，已开始在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着手进行全面的经济恢复工作，并为争取极端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但此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在西北、西南、东南各地区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上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反革命分子还在继续捣乱、破坏，所以，镇压反革命及土地改革等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必须开展。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又于1950年大举进攻朝鲜，并很快地打到了鸭绿江畔，犯我国境，伤我边民。新生的共和国岂能再容忍帝国主义的挑衅！于是，中国人民又不得不被迫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思想政治战线则更是面对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前夕，就连续发表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既深刻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历史及其反动本质，又再一次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者提出了忠告。我以为，这几篇著名的文章，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作为历史的明鉴，给我们以深切的启示和教益。
“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当时，需要自觉地认识、建立、发挥自己作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和新中国历史主人翁的地位，但这对于一切来自旧中国的人们，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国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周恩来文集》下卷第62页）但是，有了民族思想、爱国思想，还不等于“就站稳了人民的立场”，也不等于“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人民的立场，而“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同上书下卷第64-65页）。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新阶段。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在消灭剥削阶级的同时也要最终消灭无产阶级自己。所以，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么，一切非工人阶级立场的人，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也是应当而且必然的了。而在建国初期，这确实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争夺战。艾奇逊的《白皮书》，之所以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寄托在自由主义与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再显身手”，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那破了产的唯心史观在这部分人中间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而揭露和批驳《白皮书》的明确目的之一，也在于忠告那些“有糊涂思想”的人，应以史为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究其实质，也可以说这是建国初期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第一次的激烈较量。因此，我以为，要认识和评价随后发生的《武训传》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或称之为“批判运动”，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联系开国前后这段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政治和历史文化的环境和背景，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布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原则，离开这样的原则立场，就不可能对那时出现的问题，分清是非，总结教训，做出公正的评价。
记者：依您看来，发生在1951年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斗争是否必要？不久以前，一位著名的影评家，在一篇“回眸”中国电影50周年的文章里，认为：“1951年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武训传》作出了极其严厉的政治判决，肇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之先河。”不知您对这样的评价有什么看法？
李希凡：我当然不能苟同于这样的结论，这也未免有点简单、粗暴，而且不分是非。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文化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就文艺作品来说，不管文艺家的主观意图如何，作品的客观效果，总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倾向。
上面我们已经回顾了共和国建立前后面临的国内外险恶而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最近为纪念50周年大庆，正在全国上演的电视剧《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也将我们不曾了解的一些历史事实再现于荧屏。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破坏，固不必说；就是经济上的生产萎缩，交通梗塞，民生困苦，失业众多，也使新生的共和国稳定经济，恢复生产，举步维艰。更不能忘记的是，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还经受着几千年来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盘剥，喘息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之下。从1950年——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有计划、有步聚地进行着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到完全废除封建所有制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千百年来几亿中国农民站立起来当家作主解放自己的伟大的斗争。如何看待这样一场关系到中国历史命运的改革运动，不仅对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人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对一切与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人也是严重的考验（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情节中，就透露了几位著名民主人志的某些看法和态度）。而电影《武训传》则正是在此时——1951年上演了，并且与影片相呼应，还出版了一批赞颂武训其人的各类出版物，也包括向孩子们普及的连环画。
武训是什么人，他一生做了一些什么事？他虽然活动在清代末年，却在近现代颇有名声。简要地说：他的出名，是因为所谓“行乞兴学”，即用行乞来的钱物办所谓“义学”，使穷孩子有学上。他这种举动，被封建统治者称为“义行”，也受到某些在现代兴办教育的人所称颂；近来有些作翻案文章的人，甚至把他这种“举动”，誉之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
对于武训其人其事，鲁迅在1936年就写过有感而发的幽默杂文《难答的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文章是由当时《申报》的一篇题名《武训先生》的介绍引发的。这篇“介绍”说，武训“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肮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就作者提出的这个问题，鲁迅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我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在旧中国，进步的人们对武训其人其事，也要问个赞扬他干什么？他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那么，到了人民已经翻身作主的新中国，特别是站立起来的中国农民正以主人公的姿态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刻，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却运用现代化的电影艺术手段，而且由著名的电影艺术家扮演武训，极其夸张地表现武训为了让农村穷孩子上学，“吃臭饭，喝肮水”，向地主老财卑躬屈膝、忍辱挨骂乞讨一文钱的行为……这样一个由编、导、演精心塑造出来的以丑为美的人物，究竟给人们作的什么榜样？即便当时正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亿农民还对这高雅的电影艺术“一窍不通”，那么，几十年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依靠农民的血汗支援，才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又怎能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漠视这样的艺术现象而置之不理！我们的确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不够科学，也起过副作用，但“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邓小平），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相互间还产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因而，在1951年那样国内外思想政治战线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里，出现《武训传》并被一片颂扬的文化现象，作为党和国家舆论喉舌的《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号召人民重视关于《武训传》问题的讨论，那是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必然，无可责备。这位电影理论家所以指名道姓地批评这篇社论，自然是因为发动这场讨论，并深刻地揭示了这场论争性质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毛泽东论文艺》中，通常是收这篇社论中的一节节录的文字，是这篇社论的核心点所在。因全文太长不便引述，好在读者都很熟悉，现只根据我的理解做些简要说明。
这节文字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开门见山，尖锐地指出，像武训这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那样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主义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
这里的确蕴含着感情上的“愤怒”，但这却是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神圣的愤怒”。我想，电影《武训传》的拷贝，在电影资料馆还会有保存，不妨再拿出来演一演，请今天的年轻的共和国公民看一看，他们是否会容忍这种歌颂！也可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想一想，如果还说这样的作品与当时的思想政治斗争完全无关，那岂不是对人民的欺骗。如果按照今天某些人的说法，武训的“丑恶行为”，就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岂非“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宣传！
第二层意思，就不单单针对电影《武训传》，而是文化界的思想混乱，是广大的知识阶层的思想改造问题。我以为，这场斗争的深层内蕴，是继《白皮书》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又一次激烈的较量。对于《武训传》这种文化现象，《人民日报》社论，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做出了至今看来仍然是十分精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就是今天看来，这里的批评也是完全正确，无可指摘。文化界这样歌颂武训向地主阶级卑躬屈膝的行径，是要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已经站立起来、充满自豪感的中国人民仿效什么？应当怎样看待历史进步？为了澄清是非，为了揭露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本质，为了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对影片《武训传》，应当批评，也可以讨论。
第三层意思，则是社论尖锐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丧失了批评能力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社论严正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文化艺术界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文化部门的领导人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居然容忍如此美化武训的奴才哲学，容忍这类历史唯心主义的狂热宣传在文化阵地上大肆泛滥。难道还不应当提高警觉，难道还不应当接受严厉的批评？
记者：同《武训传》问题相联系，1954年，毛泽东同志又发动和领导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您还是当事人之一。现在完全否定这场所谓“批判运动”的议论也很不少，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李希凡：你所说的“当事人”，大概是指我和蓝翎当时合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上的《关干〈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为《文艺报》同年第18期转载；另一篇是《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
对这两篇文章，我已多次谈过自己的看法（不代表任何人），特别是在回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同志提问的那篇《毛泽东与〈红楼梦〉》的访谈录里，讲得比较详尽（见拙著《红楼梦艺术世界》第385-399页）至今我还是那个看法。这两篇文章只不过是两个文学青年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评价《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的一种努力。他们对历来的所谓“红学”总是纠缠于烦琐的考证与索隐，而不去探究它的时代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文学史上的贡献，有时甚至有意地贬低它，如说它是“作者的自传”，表现的是“色空观念”，“不脱东方思想的窠臼”（俞平伯）；说它“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真假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胡适）等等感到不满意，认为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唯心主义的图解。而这时俞平伯先生又恰恰在《新建设》（195年3月号）发表了他的《红楼梦简论》。我们的两篇文章，也是从俞先生的《简论》开始，进而对他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至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诸多观点进行了商讨和批评。同时，也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历史意义及其伟大成就，做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
我也说过：那是“儿童团时代的文章”（见拙著《红楼梦艺术世界》第408页）。在《文艺报》当时要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冯雪峰同志曾找我和蓝翎谈话，他曾说过：“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我们的文章确实比较粗糙，我自己也没感到这话有什么问题，《文艺报》要登，我们当时很高兴。”（同上书第389页）因此，从当时我自己的思想来讲，只是对于自称为“新红学”的胡适和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有不同的看法，最多也只是受鲁迅先生影响，鄙薄胡适的“特种文人”的“身份”，而不满意当时胡适在大学文学教学中的影响，却并来意识到这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有什么现实意义。
胡适其人，在“五四”运动以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过一定的贡献，这是不应抹杀的。但也从“五四”开始，他却一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文学运动相对抗。早在1919年7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对所谓“赤化”张目，公开地充当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急先锋，并挑起论争。在遭到李大钊的反驳后，又继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性”，“无形中形成的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使历史上演成本不须有的惨剧”。直到出版《胡适文存》时，还不忘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的野心。叫嚷说：
我这里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是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们的少年朋友们学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胡适文存·自序》
自然，在中国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中，胡适教的这套所谓“本领”，并未为广大中国志士与革命青年所接受，而他所谴责的指导中国革命，并在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却日益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终于造成了民主与解放运动的燎原之势。而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却居然在他创办的《独立评论》上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后来还曾担任蒋家王朝的驻美大使，为它的垂死的统治效力，可以称之为十足的反共的“买办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中间，胡适更被尊为一种“榜样”，特别是他的那套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长期以来在中国知识界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在1954年那样的思想文化环境里，清理他的学术观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今天再联系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对毛泽东同志关注这场争论，甚至借两个“小人物”的两篇文章的由头，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自然是可以理解，也并非偶然。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开国前后就十分重视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继续。从批驳艾奇逊的《白皮书》，宣告帝国主义者的唯心史观的破产，到批判《武训传》的美化奴才哲学、“诬蔑中国历史”，又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扩展到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反对胡适派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应当承认，这一切，都关系到当时正在深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特别是关联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问题。
现在一提到“批判”，就使人想到“文化大革命”，其实，那是整人，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语义中的“批判”。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创建，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论战与批判。如马克思、恩格斯之与各种机会主义，列宁之与第二国际、考茨基、孟什维克以至普列汉诺夫，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也无一不是在批判中继承、发展和形成的，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经典名著，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最著名的《反杜林论》；列宁十月革命前多数论著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拒绝什么遗产？》、《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都无一不是在进行激烈的论战与批判。何况，我们在开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决不占优势，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与高等学府的文史哲等学科中，仍是唯心主义十分活跃的领地。而“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涤荡“污泥浊水”（江泽民），使马克思主义能更广泛地占领阵地，正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不过，所谓《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学术性。记得曾有一篇文章批评俞平伯先生垄断北京图书馆的《红楼梦》版本，领导机关立即敦促报纸发表文章给予纠正；而且让文学界的三位泰斗出来讲话（1954年12月4日在中国文联与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三篇讲话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是郭沫若的《三点建议》，一篇是茅盾的《良好的开端》，一篇是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虽然也提到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思想，但重心却转向了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所以，这次讨论与批判，曾激发了知识界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至于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也应当承认，对这部杰作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伟大的时代意义，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可以说都是从此时起，才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很高的评价，在他后半生中多次谈论《红楼梦》的政治历史价值，思想艺术成就，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阅读兴趣，造成了《红楼梦》研究历久不衰的所谓“显学”地位。而当时发动这场运动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却长时间少为人知，包括我在内，也还是在“文革”期间才得以见到全文的真貌。
记者：在建国后的五十年里，思想文化战线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的确有过不少曲折，冷静、客观地回顾、研究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就说这两次批判运动。今天看未，思想文化问题采取这种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否也有明显的不足和失误呢，从中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呢？
李希凡：经验应当总结，教训必须吸取。中国革命文学，像中国革命一样，始终是在血与火中萌生和发展，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的血》）；而且在反动统治下只能采取杀出一条血路的运动的形式——“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一直是在激烈论争中发展，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论战；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对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大众化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以至抗战期间的民族形式的论战，都表现为一定的运动的形式。实际上，开展群众运动，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深入人心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之一。
不过，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旧社会，为反动统治所迫。在人民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对各项事业和各条战线，特别是文化战线，学术思想领域里的矛盾和问题，是否还适宜于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加以解决，现在看来，确实值得总结。在十七年中，即使从工农业生产来讲，大跃进、公社化以至大炼钢铁，都给经济发展带来过严重的挫折。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就算是对立面的斗争，虽然同政治也有必然的联系，却不能等同于政治，并且不管怎么说，它们也是精神世界里真理与谬误的矛盾，靠运动的形式是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此有过科学的探索和阐释。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谁胜谁负的问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可惜的是，在其后学术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并未得到真正的实行。而此前，《武训传》批判，虽正确地揭露了论争的性质，但运动的形式却未免带有粗暴、强制的色彩；《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尽管很快就转向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清理，广泛动员了学术界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有不少文章确实采用了“细致的说理的方法”，但也毕竟由于是一种运动的方式，不免有把学术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包括我们后来写的文章，也提高了调门，对俞平伯先生不够尊重。这些都是无益于学术争论的。《武训传》客观上确有反动的思想倾向，但编导，特别是表演艺术家，都曾献身于中国进步的电影事业，作出过自己的贡献，错误出在世界观上，而非敌我政治思想上的对立，如果当时能有区别地细致的说理性批评，并给以热情帮助，效果则会好得多。
至于如何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这两次思想批判总结经验教训，我以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评价，还是较为科学和公允的。原文（见该书第312-313页）如下：
1951年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新放映的电影所歌颂的武训，是清末以“行乞求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讨论和批判这部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战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党发动这两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两次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解决意识形态领域较为复杂的问题，总结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它对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如何广泛团结各阶层，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统一思想，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文革”后的实际出发，实事求事，开拓新路，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因循守旧，就会使我们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失去机遇，裹足不前。同样，全盘否定历史，不分是非，用“消极面”抹杀“积极面”，也并非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它必然导致思想混乱，沉渣泛起。近年来，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所以养成如此嚣张气焰，以至不少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都深陷其中，并非偶然！可以说，它是一个时期以来历史唯心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肆泛滥的一种恶果。在思想文化阵地上，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必然要去占领。这是不破的真理。不要说别的，就说最为普及的电视剧创作，那些充斥荧屏的皇帝、太后、格格之类，它们称赞什么，歌颂什么？究竟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正确的历史观！我以为，人们重覆一下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批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历史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并不为过。至于在现代文学史上贬低鲁迅、郭沫若、茅盾高抬胡适以至周作人的所谓“学术著作”，更是近年来的一种时髦的趋向，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却也恰恰说明了艾奇逊当年寄希望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再显身手”，并未完全落空！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应当不尚空谈，做踏实的工作。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不能讳言过失，也不应混淆是非。以史为鉴，才能有益于今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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