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心路历程论文,陈独秀论文,李大钊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涤荡着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预示着一种新型文化的崛起。从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到后来毛泽东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在的中国化的心路历程。换言之，当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时，他们首先要面对中国的实际，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问题，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嚆矢。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学习和领悟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文化的张力——走向实际
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演进经历了从器物层次、制度层次和思想层次的嬗变，即从19世纪中期的“师夷之长技”到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间经历了先是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继而重视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理和法理思想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改造和变革，最后试图用西化的科学和民主取代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些始终是在“体用”二元或西化一元的怪圈中回旋，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上根本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洪秀全借取的“天国”，严复搬来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孙中山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皆由于不符合中国客观历史发展的需求而归于流产。究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求索无法走出一种二难困境：一方面中国人向往西方，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并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五四”新文化人虽然一度走出了这个二难困境，但他们偏颇的反传统做法和激越的西化倾向却使其众多的追随者跌进了新的思想困谷。
陈独秀的个人命运似乎是当时一批“西化派”的缩影。他早年从事于政治活动，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民主革命满怀期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却令他沮丧。帝制余孽的复辟活动催他猛醒，他毅然弃政从学，遂以《新青年》杂志和大学讲坛为阵地，鼓吹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便重返政治舞台，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和实行国共合作。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再度回归于文化反思，其“二次革命论”和晚年重新对“科学”“民主”的呼唤，表明他始终是一个景慕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终其一生都没有走出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怪圈。陈独秀的书生气质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最终的自我复归，皆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中一部分对中国深层和实际问题缺乏深入了解的由传统士大夫到激进民主派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学说，自从“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便以其强大的文化穿透力摇撼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新文化，它登上中国的思想舞台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首先要取决于其满足中国社会变革对理论需求的程度，它既要超越旧有文化的局限，又要植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既要满足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需求，又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内化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张力的任何一个维度都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具体国情相联。陈独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他不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跟陈独秀相比，作为中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首先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于他首先从理论上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理想主义的宣传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应该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当群众需要唤起，不进行宣传工作革命的理论不能普及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当务之急。但理论不能只停留在宣传阶段，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运用。因此，早在1919年8月他就指出：“我们最近的言论， 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注：《李大钊文集》，第22、2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一见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十分重要，它促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学风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
可见，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再从理论走向实际，乃是一种文化张力的必然旨归。
二、中国的实际——农民问题
李大钊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是一位率先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研究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家和学者。 他在1918年下半年相继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已经能够划清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并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当陈独秀还沉醉于与文化保守主义的酣战之时，李大钊已经注意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文化中的特殊问题了。例如，他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本质的分析，对劳动问题、妇女问题的新见解，都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尤其可贵的是，当李大钊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就从俄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得到启发，把注意力由知识分子群体转向工农大众。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注：《李大钊选集》，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当时，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1919年5月，由邓中夏、 张国焘、罗家伦等人发起了平民教育演讲团，提出“与劳工阶级联合”，至1920年，学生的演讲活动便扩大到了北京附近的农村。同年夏天，上海的青年学生抱定“到农村，和农民一起干农活”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一年以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彭湃在广东的农民中间进行组织活动，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苏维埃政权。“五四”的这一成果使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认识到“所有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应该真正抛弃‘高人一等’的旧观念，投身于劳工的世界，完全地与劳工站在一起。”（注：丁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第141页。）
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早期阶段，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利用休假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建立农会；两年以后，农会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李大钊除了指导北京的学生运动外，也跟这些活动发生过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系，“自从1919年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以后，他就热情地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来完成中国的变革。他始终认为，这种设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实上，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对于造成五四时代的高昂的革命气氛，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李大钊所著《青年与农村》一文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注：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9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这种“尝试”，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那里所继承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李大钊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国民的主体——农民的问题，说明他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有着切合实际的深刻思考，这是他高出于陈独秀的地方所在。陈独秀在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后，出于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他更偏重在宏观上关注社会文化类型的转型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和上层集团的政治动向，而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国内外的具体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上都有失精察。关于陈独秀的农民观，莫里斯·迈纳斯有着很精到的论述，他指出：“陈独秀是带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他最痛恨的莫过于被传统牢牢束缚的农民身上所表现的愚昧和落后，虽然他对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寄予同情，但他却无法理解，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最落后的这部分社会力量竟能在社会改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919年李大钊发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倡议时，他不屑一顾。1920年，陈独秀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像很多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现代西方文明中最先进的思想文化。他认为，在政治上，落后的乡村必然要依附于先进的城市，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将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注：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259页，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陈独秀的农民观似乎更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民主主义革命中，陈独秀始终把资产阶级看成比农民更革命的阶级，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更集中，比工人更雄厚”，“农民的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即使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心理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于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5、36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把希望寄托在“革命的资产阶级”身上，轻视农民阶级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所能发挥的巨大无比的作用，从而模糊了革命中敌人和朋友的界限。
与陈独秀的教条主义做法不同，李大钊一向关注革命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尤其重视农民这一支革命生力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李大钊认为，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资产阶级不仅力量软弱，而且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的力量只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中，且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主要来源也是农民，农民是国民中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机械地、教条地把农民排斥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外，不仅革命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中国的根本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说在西欧工业化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那么，为什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农民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呢？1925年五卅运动的发生，加速了全党对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认识，李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一文，文中写道：“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注：《李大钊文集》下，第834页。 ）这种独到之见反映了李大钊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实践形式和物质渠道。
三、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灵犀相通
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毛泽东与李大钊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如果没有李大钊，毛泽东也可能会独立地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是，毛泽东与李大钊毕竟有过个人交往，李大钊对青年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1918年秋，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遂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后又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一时期，李大钊所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当时李大钊曾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同年7月， 毛泽东写了《民众的大联合》，李大钊对这篇文章十分重视，在他本人12月间写的《大联合》一文中，也采用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1919年，毛泽东再次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向他介绍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这些书对毛泽东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注：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其间， 毛泽东还同李大钊商讨了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
1923年6月，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再次唔面， 毛泽东时任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就农民运动问题一直与李大钊保持着联系，还特意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这篇重要文献编入《农民问题丛刊》，表明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高度重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李大钊与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后来毛泽东在提到李大钊时，称李是左翼的代表，并一再声称自己是李大钊那一代人的学生。
正是在与李大钊初识之时， 毛泽东就结识了陈独秀。 对于1918至1919年间与陈独秀的密切接触，毛泽东终身难忘，他回忆说：“陈独秀说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陈独秀与胡适在他心目中是取代康、梁的人物，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注：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即使在陈独秀被开除了党籍，以至贫病交加逝世以后，毛泽东还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党，有功劳”。毛泽东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生涯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直接扶持下开始的。1920年10月，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的信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章程以后，立即在湖南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建党以后，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很信赖，多次表扬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1923年，毛泽东奉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由此可见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器重。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根据党的《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和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集，第121—12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1924年4月到11月，毛泽东与陈独秀代表党中央联名发出了一系列文件， 此时，毛泽东与陈独秀之关系已非同一般。
但自1925年底开始，二人在农民问题和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发生了歧见。陈独秀始终对农民抱有偏见，认为农民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甚至片面夸大农民的落后性，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67页。 ）他甚至责怪湖南农民运动是“过火的行为”，认为农民运动日益向“左”，是导致各种危机的原因所在。同时，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陈独秀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受到了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和抵制。毛泽东 1925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年9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标志着他对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同时也表露了他与陈独秀的原则分歧。但鉴于陈独秀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他当时并没有公开反对陈独秀的观点。到湖南实地考察一年以后，他才决定公开他与陈独秀在革命的性质、路线以及领导、依靠、团结力量和打击对象等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拒绝在党的刊物上发表这一文章，又在党的五大上压制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与陈独秀终于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所在，恰是与李大钊的相通之处。李大钊曾指出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认为乡村中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统治，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利益的工具，不惟对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至专以剥削贫家为事，从而强调农民革命没有自己的组织不行，“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注：《李大钊文集》，第833页。 ）这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语言何其相似！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含着由李大钊最初提出和阐发、由毛泽东继承和发扬并臻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思路。这两篇文献鲜明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同盟军和领导权问题，因而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作为最高形式的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对于具有独立体系和悠久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说，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这种外来的“文化——意识形态”恰是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武器”，它只有与中国本土的“物质武器”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强大的威力。
正如上文已指出的那样，李大钊和毛泽东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在国内外遭到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派的责难。当年托洛茨基就说过：中国农民不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农民阶级是现存所有阶级中最缺少国际主义精神的阶级，在他们身上体现的只是民族主义的特色。托洛茨基所看到的中国农民身上的缺陷，正是李大钊所认为的中国农民的优点，“象陈独秀那样具有较多国际主义和西方倾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用西方人的想象力塑造中国社会各阶级，他们认为，有必要使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同国际无产阶级一致起来，而李大钊则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在他们身上不仅有巨大的革命力量，而且体现着中国的民族传统和伟大的生命力。”（注：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274页。）对农民的重视， 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农业大国的正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魂。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心路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在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实体和不同国度的具体国情紧密的融合和结合中才能秉赋世界历史意义，才能焕发永不息灭的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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