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语境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常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5.01.06 中图分类号：F012；F04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51-09 CLC number:F012; F045.5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5)01-0051-09 修回日期：2014-12-22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进入了以长期结构性调整转型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减速期，似乎每个国家都未能独善其身，中国也未能例外。2009年4万亿元投资对经济增长进行强刺激的措施，虽然避免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同步震荡下行，但2011年以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呈持续下滑趋势。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李扬，2014)。国内对于“新常态”的高度关注是从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开始的，当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被认为是中国高层领导首次用“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2014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多篇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特别报道和评论员文章，提出了“新常态”的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认为“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适应“新常态”，意味着“不搞强刺激、大调整”。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9个方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 但是，目前国内对“新常态”的理解差别巨大①。有人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缓，是经过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阶段的趋势性转变。也有人对“新常态”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解释，认为“新常态”下，就业将更充分，收入将更均衡，社保将更完善，增长将更平稳，物价将更稳定，质量将更提升，总之，“新常态”有利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似乎“新常态”是一种我们期待已久的理想经济发展状态。然而，国内许多专家对“新常态”的理解与国际上首先提出“新常态”的初衷和内涵相差甚远，“新常态”显然被一些中国学者“中国化了”。“新常态”一词，绝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经济，也绝不仅仅适用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常态”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内涵。因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首先需要明确其“语境”。 二、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 张慧莲和汪红驹(2014)曾撰文指出，“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那么，什么是经济“常态”?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同的。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应由市场竞争及竞争主体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一般只是短暂的；在竞争和自由价格机制下，供给平衡和短缺都是“非常态”，“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而按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常态”是“短缺”。也就是说，“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常态”，但又是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因此，当我们用“常态”“非常态”以及“新常态”来描述经济发展的状态时，首先要明确话语的经济体制和运行环境。虽然中国还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仍然处于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但市场经济构架已基本健全，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理所当然是在市场经济语境中的。 1.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市场配置资源，供给大于需求，产能适度过剩 一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在1972-2013年40多年的时间内平均仅为78.7％(见表1)。如果我们以美国为参照系，可以认为，制造业产能有22％左右的“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只有保持产能的适当过剩，才会有竞争，才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正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才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综合技术水平最先进、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当然，市场经济也存在局部或短时期技术性供不应求。例如，一种受市场热捧的新产品刚刚问世，生产能力建设需要一段时间，会导致市场在短期内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但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太久，资本的趋利性会导致资本迅速向这样的领域流入，从而形成供过于求的“常态”。此外，垄断性企业的“饥饿销售战略”也会导致某些热销产品出现短期紧缺，但在技术扩散非常迅速的今天，竞争者会很快通过模仿战略逼迫垄断者结束市场的“饥饿状态”。 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到底是多少，是否处于市场经济的“常态”水平，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钢铁产业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钢铁产能为9.9亿吨左右，钢产量约为7.79亿吨。照此计算，2013年我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刚好为78.7％，与美国1972-2013年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完全相同，应该是处于市场经济的“常态”，不存在严重过剩问题。但是，从中国钢铁行业目前市场竞争的程度和全行业盈利水平看，其产能利用率不可能达到78.7％。依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钢铁产能利用率都在80％以下，但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价格“血拼”和全行业大面积亏损。一种可能是中国的实际钢铁产能远高于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实际产能利用率远低于78.7％。 2.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供不应求 若以市场经济来衡量，我国从改革开放到1996年以前的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态”，那时我国几乎所有产品都是供不应求。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到1996年，除棕榈油以外，我国的产品基本都达到了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水平。从这一角度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从市场经济“非常态”走向市场经济“常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由于1996年以前中国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所以，经济增长也可以在超高的“非常态”速度下增长。2001年我国经济在克服了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后，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又出现一轮大量产品供不应求、物价快速上升的现象，因此，经济发展又进入了“非常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的改革滞后，许多产业“国进民退”，政府干预经济过度，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经济手段。一方面人为限制合理的规模性投资，抑制有效供给增长；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刺激了非规模性行业的落后产能无序发展，引发市场需求爆发性增长。2008年以后应对金融危机仍然沿用政府的行政力量，人为抛出4万亿投资需求，而不是通过改革让市场的力量来进行结构调整。这一现象甚至延续到2012年。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在一些基础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存在产品供不应求、物价快速上升的现象，属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 3.经济“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的转变 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和产品供过于求的状态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是“常态”。但是，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会干预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使经济进入“非常态”。如果干预导致的经济状态变化持续时间较短，且并未导致经济运行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则“非常态”结束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旧常态”。如果政府干预导致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并且被固定下来，或持续演进下去，则经济发展会进入“新常态”。比如，当前的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确实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机制和市场结构，增加并强化了政府监管制度，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正在持续演进，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因此，把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放在市场经济语境下来理解，实际上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的状态，更主要的是讲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转变，不但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的旧常态”，而且要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由政府强力推进经济粗放型周期性高速波动增长、利益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扭曲、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发展状态”(即“市场化转型的旧常态”，或者说“市场经济的非常态”)，转向“运行机制更加依靠市场自身规律、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利益分配更公平合理、人与自然更和谐的新的发展状态”(即“新常态”，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 三、经济“新常态”的国别语境：中国与美国的比较 每个国家因为大小不同、发展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环境禀赋不同、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不同，它们的经济“常态”也不一样，并不存在世界统一的经济“新常态”。 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平均每月出现50次；到2011年，“新常态”一词平均每月出现多达700次。2002年，美国提出的“新常态”主要有两条含义：一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二是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当时正值9·11恐怖袭击之后)。事实上，美国学者提出“新常态”概念，完全是指当时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新经济危机”新局面可能被长期化，从而成为“常态”。王松奇(2014)在《“新常态”源流考》一文中认为，2010年在瑞士达沃斯“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重新提出“新常态”概念，是用以反映美国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态。埃里安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危机之后的“新常态”)，是经历多年非同寻常时期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目前引用最广泛的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说法，“新常态”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 在金融领域：“新常态”下的金融体系代表着“更低的金融杠杆率与更多政府干预的结合”，其“新常态”将是被严格地监管，资本需求会很高，银行系统会更有效。“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危机之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引发的“新经济”浪潮以及之后的房地产泡沫膨胀过程中，金融衍生工具盛行，美国经济走向几乎没有政府监管的高度杠杆化。这对“新经济”带来的新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而对这些变化演变的结果没有人能知道，因此，很多“新经济”受益者反对对飞速发展的金融衍生创新进行监管，认为监管没有依据。当时包括著名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内的“新经济宠儿”都反对对“新经济”下的金融进行监管。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认识到，过度自由化的金融创新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政府对经济复苏治理的基本政策取向是经济发展“去杠杆化”，强化了市场监管。 在商业领域：“新常态”下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都发生了变化，“过度超前的信贷消费”受到了抑制，商业环境发生了改变。企业必须适应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要在“新常态”中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在宏观经济层面：“新常态”下，“后危机”时代经济恢复将是以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结构必将重组，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而且必须慢慢适应这种宏观经济的“新常态”。 由此可见，美国原创意义上的“新常态”一词，本意是让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和金融恢复不要抱过高期望，主基调可用“悲观”“无奈”来概括。“新常态”并非是在原来“新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新新经济”来临，而是对“新经济”时期产生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整。当然，由于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存在不同的预期，因而对美国是否存在“新常态”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与美国的经济社会背景不同，自然不存在与美国式的“由几乎是绝对自由化转向有约束自由化”的“新常态”完全相同的所谓“新常态”。但是，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慢，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硬约束越来越硬，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都在下降，这些现象是否会长期持续发展下去?如果是，中国经济发展将会结束以前的震荡性周期性超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将由年平均10％左右的超高速度转变为7％左右的高速度②。 我们认为，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内需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经济结构失衡、外需增长乏力以及进出口方面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仍然畸形；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宏观调控思维惯性导致过去十多年我国的宏观调控存在严重失误；三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 经济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经济功能过强，人治大于法治在各级地方政府行为中表现突出，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致使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严重透支未来；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土地过度开发，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开发严重超前，生态环境严重污染破坏，进而导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减慢。 过去十多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严重失误，是造成当前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组织结构劣化、市场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之一。以钢铁产业为例，2001-2010年，国家对该行业调控的依据是，到2010年中国钢铁年需求量为3亿吨左右。实际上，到2003年，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已经到达2.2233亿吨，产能接近3亿吨，而在建钢铁项目的产能规模依然很大。因此，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钢铁产业投资的政策，停止审批新建大型钢铁企业，杜绝向新建大型钢铁企业贷款。然而，市场上钢铁需求急剧增长，价格急速攀升，建设小钢铁厂成为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领域之一，以至于一年即可收回投资。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合谋，以投资小钢铁的形式规避国家投资规模审批。结果是技术先进的大型钢铁企业建设和发展被限制住了，但全国各地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小轧钢、“地条钢”飞速发展，导致钢铁产业集中度低下、技术结构劣化、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到2010年，中国钢铁年实际需求量超过了6亿吨，产能超过10亿吨，但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合法审批的产能不到4亿吨。可以说，对钢铁产业的调控是失败的。最终，由于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又不得不采取世界上最严厉的淘汰落后产能和产能替代措施。这不仅造就了今天的产能严重过剩，又建设了大量“非法”企业，还造成了巨大的资源与资本浪费。钢铁产业仅仅是一个案例，在水泥行业、电解铝行业、火力发电行业、煤炭行业，情况基本类似。此外，过度的行政审批也造就了一批巨贪腐败分子。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③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见，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美国经济“新常态”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与美国相同，但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机制却不是要施以更多的管制，而是要从过多过强的行政管制走向不断的松绑，“审批”特色将不断淡化，这与美国的变化方向正好相反。美国的经济“新常态”是“金融体系的自由化降低，政府和社会的监管将会加强，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将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竞争者进行痛苦的竞争中进行”；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应该是“在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 四、经济“新常态”的阶段和环境语境：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环境资源约束 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从增长方式来看，仔细观察历史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每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特殊的发展特征。一般规律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速度都会高一些，而当接近工业化完成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放慢。应该说，无论是工业化时期的“高速”，还是后工业化时期的“低速”，都是对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常态”。因此，要正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工业化和十几年的快速城市化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各种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积累已经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储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人口增长进入低速通道，各种生活用品市场接近饱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然下降；随着人均住房面积日益接近需求饱和，房地产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客观增长速度也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增长速度将会结束过去常常超过20％的跳跃式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支撑经济增长的重化工产业、汽车产业、建筑产业等的产能都已经接近工业化的天花板，市场需求结构开始向服务业转移，支柱产业开始向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转换；各门类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靠引进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迅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时代已经过去，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开始下降，传统制造业竞争加剧并且盈利能力下降(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经持续几年处于微扩张的边缘)。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面临转型。 从经济发展环境看：因生态环境保护规制的硬约束不断强化，过去免费排放废弃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了；因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结束了，这使得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因外部需求增长减弱和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依靠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迅速形成生产能力、低成本快速扩张制造业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了；因初次利益分配过度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与积累严重失衡，依靠政府借债促使国内投资需求快速增长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也基本走到了尽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竞争日益激烈，价格和效益下降，靠简单的投资扩张产能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日益缩小，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实现持续增长。而创新需要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需要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与环境，需要持续冒失败的风险，需要时间等待创新成果转化与扩散。这使得没有创新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地区感觉到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压力越来越大。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变化。适应经济“新常态”，企业必须在激烈竞争和创新中自主发展。 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适应这些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在APEC会议上提出了系统的对策，国外媒体将之称为“Pinormal”，即“习近平常态”。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五、经济“新常态”的区域语境：西部地区适应“新常态”实现经济振兴的思考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发展阶段以及市场化程度等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区域的经济“新常态”也有所不同。比如，并不是所有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都将减缓，一些欠发达地区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作为后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效益趋于不景气，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经济形势，更需要主动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 1.通过改革创造好的投资环境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其核心途径是：让外部生产要素流进来，让产品流出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生产要素是资本，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和规避风险。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资本过剩常态时代，民间储蓄持续增长。吸引资本从外部流入西部地区并与西部的资源优势相结合，生产出丰富多样的产品向外部输出，才能解决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吸引外部资本进入西部地区，首要条件是降低西部地区的投资风险，使资本有利可图。在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的规范下，西部地区要率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投资体制改革，为外部资本创造良好运营条件和环境，降低资本进入的交易成本。顺应改革潮流，西部地区应该在设定生态环境高门槛的前提下，率先取消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所有行政审批，取消所有非正常规费，构建区域性投资体制和政策洼地，才能让外部资本顺利流入。 2.借鉴重庆经验加速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落后是其与东部地区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城乡差距过大投影到区域层面上就形成了较大的区域差距。因此，加速城市化发展，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黄潇等，2014)。在这方面，重庆市的经验值得借鉴。 安居才能乐业，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经济增长才具备稳定的基础。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迟迟不能取得良好进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进城虽然在名义上没有户口限制了，但实质上大城市没有给进城农民与市民同等的市民权利和福利，使大量处于社会收入低层的进城农民享受不到购买社会保障房和其他市民享受的社会福利权利，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重庆市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中，率先取消了对农民的户口歧视，将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农民纳入了市民体系，给所有进城农民与市民同等的保障房购买权利，解决了进城农民居住的后顾之忧。凡是进入重庆市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都可以与市民一样自由申请购买保障房，获得体面的安居住房。重庆不仅加快了城市化步伐，使进城农民真正变成市民，使城市发展具有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内需发展，拉动了地方经济，还通过“地票”等制度创新，促进了农村土地的集中开发和耕地复垦，一举两得。 3.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在“新常态”下，要避免走东部沿海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均资源拥有量较大，西南地区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西北地区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经济的后发优势。但是，西部地区也是我国的基本生态屏障，在国家生态功能区划中，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地区多，在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应做到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因此，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广泛应用低碳技术，实现绿色发展是其必由之路。 在工业领域，要按照“产业集聚、企业入园，设施共享、产业成链，园区内外、集成循环”的模式进行生产力布局，全面推进工业体系的清洁生产，做到资源高效安全循环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在农业领域，要实施种植业、养殖业、林业、饲料工业、食品工业、造纸工业、林板加工业、农作物与林产品中的生物要素(如橡胶、药物、保健品成分)提取工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沼气等生物能产业、高效生物有机肥产业、生物产品制造业、太阳能利用、节水技术、农业废弃物综合再生利用等产业集中高效集成布局。在次区域循环经济布局方面，要做到“工业循环产业链，农业生态碳循环；工农复合大集成，社会运转全循环；政策保障提速度，长效机制保运转；资源产出提效率，环境保护减污染。”在社会层面，要建立完善的网络化、体系化的社会废弃物回收、分类、运输、集中进行再制造、再生利用和资源化、无害化处置系统，实现静脉产业的规模化、高技术化、环境友好化。 4.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过去三十多年，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输出为我国东部地区率先进行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同时也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各层次产业劳动者和市场经营者队伍。随着东部地区工业化逐步完成，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日渐上升，大量制造业需要向外转移。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顺应这一趋势，加快完善投资环境，加大投资力度，吸引大量在东部地区打工和经营的熟练劳动力和创业者回流，同时带动制造业向西部地区的转移。但这种转移不应是简单的生产能力和工厂搬迁转移，而应是升级性和创新性转移，这是西部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西部地区未来的产业发展应重点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利用当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吸引跨国公司到当地投资发展新兴产业。重庆在这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电子产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得到了升级。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型农业产业体系和工农业复合循环经济，并与旅游服务业相结合，打好“生态牌”。 5.开发人力资本，提升创新能力 “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应对经济“新常态”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创新驱动发展”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之一。创新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的核心要素是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经过多年发展积累，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十几个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中心大城市，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区的人才密度较小，因此，持续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人才队伍，是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加大教育投入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广大西部地区来说，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好人才的作用与人才培养具有同等重要性，甚至是更重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加速发展大中型城市，加速人口集聚，为高素质人才创造优良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之一。 六、结语 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使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转向了另一种状态；所谓“发展特征”，可以依据研究的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指标。因此，可以从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考察和理解经济“新常态”。在市场经济的语义环境下看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可以认为是“非常态”向“常态”转变，即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常态”，经过“市场化转型的市场经济非常态”，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态”，实现“旧常态—非常态—新常态”的转换，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并持续演进。在国际比较的语义环境下看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也可认为是从过去具有中国特色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是“在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企业在激烈竞争和创新中自主发展”，与美国等“去杠杆化、强化政府管制”的“新常态”具有本质区别。在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语义环境下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优化升级经济结构，还要更加注重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还可以从不同的区域、产业，甚至城市、企业等视角来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新常态”一词以后，国内学者立即进行各自理解的诠释，国内各大媒体也迅速诠释和宣传，甚至把中国经济“新常态”解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低成本发展等理想状态，大有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叫好欢呼之意。显然，这些解释似乎偏离了习近平总书记当时使用“新常态”的本意。我的理解是，其本意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面临相当多的困难，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并非是说中国经济进入了“理想状态”。无论从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河南时关于“新常态”的讲话背景看，还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对“新常态”时期的政策宣示内容看，都不是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是针对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致的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作为国家最高领导面向世界宣示的国家决心和政策主张与取向。 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7％左右能持续多长时间?美国经济经过“新常态”的低迷后仍有可能恢复到“旧常态”的正常甚至是较快的增长周期，中国经济在经济过7％左右的“新常态”增长速度后还会回到10％左右的超高增长的“旧常态”吗?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肯定存在不同观点。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马光远，2014)言下之意是，目前的7％～8％的增长速度就是“常态增长”，这似乎缺乏科学依据。为什么7％～8％的增长速度是常态速度呢?依据是什么?常态速度和“新常态”又有什么关系?看看美国的经济增长历史，有几个年份达到过这样高的速度?对于所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7％～8％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态”的超高速度，甚至是“不正常”的超高速度，而在中国为什么就是“常态增长”速度?“常态增长”与“潜在自然增长速度”或“潜在增长速度”有关吗?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在理论和实证上得到回答。 ③第三方面(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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