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_德国职业教育论文

新形势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_德国职业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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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教育奋斗目标,我国教育迈入了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94%人口所在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接近50%和20%,其中职业教育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从国际通行指标衡量的各级入学机会看,我国教育达到了同期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若不考虑质量等因素,我国与发达国家许多数量比例指标相比,估计还落后30年左右。本文拟就新形势下的职业教育宏观政策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影响我国职教发展的主要外部环境条件

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很多,最主要的还是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我国大陆的总人口,2004年接近13亿人,[1] 估计到2020年接近14.5亿人,2050年以前达到16亿人左右的高峰。目前,我国15-64岁的广义劳动力人口达到9亿以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70%左右,这样高的比例可能要持续到2050年。尽管劳动力资源非常充沛,价格较为便宜,具有直接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劳动力素质及对于各行各业持续发展的适应性,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从而对于职业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大约是7.5亿个,而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加起来也只有4.3亿个。所以,中国面临的是全球最大的、最为持续的就业压力,而且,2004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历史性地达到了41.8%,到2020年估计可接近60%,而劳动力在城镇的生存状态与农村相比,是很不相同的。这样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就业激烈竞争不言而喻。再从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看,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会从50%下降到25%,而第二产业从20%多升到30%多,第三产业从不到30%升到40%多。[2] 第二、三产业所需的技术含量、对劳动力和人才素质的要求,远高于第一产业,对未来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和培养模式形成了新的挑战。

现在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在国际范围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在国内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支撑产业生存与升级的核心技术往往是难以引进的,同样,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技能专门人才也是难以完全引进的。因此,相比其他教育而言,职业教育与培训并不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一般基础,而是关系到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性环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本质特征,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走向。对此,可以用不同的测度加以说明。

第一个测度是两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有专家提出,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标志,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经济为标志,[3] 据此可以把各地区划分为中等发达、初等发达和欠发达三种不同的类型。估计到2020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一批地区可望成为中等发达地区,而中部地区会发展成为初等发达地区,西部大开发会牵引少部分跻身初等发达地区,但是欠发达地区的比重依然较大。在现代化实现程度不同的地区,当地行业和产业对劳动力和人才的吸纳能力差异很大,显然,整个东部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会始终保持吸纳的强势,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存在很大差异。

第二个测度是区域增长极,实际上,在第一、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位居国内前列的地区中,“珠三角(或泛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明显的区域增长极,“环渤海”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潜在增长极也处于起步之中。[4] 这些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升级快,活力大,成为职业教育培训供需两旺的地区,不仅在职业教育培训资源方面积累了显著优势,而且对地区内外劳动力与人才的吸纳能力很强。而其他地区只能通过缓慢推进的方式往前走,一时还没有形成区域增长极的中西部地区,须集中力量,培养本地所需的“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实用性人才。同时,通过多种合作方式,把中职和高职毕业生的异地流动谋职,作为劳动力流动和劳务输出的重要环节。

总体上看,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现状及其前景,与两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和区域增长极密切相关。表1所示的A、B类地区,有可能是职业教育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区,C类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潜力很大,而对D、E类地区而言,如果没有国家较大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很难在职业教育方面有较大的作为。

表1 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其职业教育特点

分类主要地区

教育发展特点

A:很高 沿海地区的特大及大城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50%左右,率先实现教育

现代化,职业教育比较发达

B:较高 多数中小城市,发达地区城镇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基础较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农村 20-30%,职业教育空间较大

C:中等 少数中小城市,大部分发达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6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

区农村和少部分中等发达地区学率10-15%,职业教育增长潜力较大

D:较低 大部分中等发达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有了基础,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需求逐渐上升,但职

业教育动力还不够足

E:很低 欠发达地区农村刚刚或正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条件差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教育基

础不牢,职业教育十分薄弱

二、中长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

近十多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十分迅速,高等职业(专科)教育规模增长很快。但是,如果不计面广量大的、非学校的职业教育培训,相比同期其他教育来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增幅最小(见表2)。另据统计,这一指标在90年代中期曾达到历史最高点,然后持续滑坡,直到前两年才有所回升。[5] 这一问题涉及原因十分复杂,除职业教育系统培养模式外,还与政府职责的到位,成本分担与学生资助体系的健全,劳动力与人才市场的发育,社会用人制度的改进,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完善,高校大幅度扩招以及全国性高考升学热潮等有一定关系。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我国的职业教育如何持续健康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

表2 1993-2004年间我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跨越

1993年

2004年

2004年比1993年

Ⅰ.九年义务教育

人口覆盖率(%)45

93.6 提高48.6个百分点

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97.7 98.95提高1.25个百分点

初中毛入学率(%) 73.1 94.1 提高21个百分点

Ⅱ.高中阶段教育

普通高中在校生(万人) 656.92220.37 增长2.4倍

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万人) 762.41367.89 增长79.4%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28.4 47.5 提高19.1个百分点

Ⅲ.高等教育

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万人)92.4 447.3增长3.8倍

其中:本科38.6 209.9增长4.4倍

高职(专科) 53.8 237.4增长3.4倍

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万人)500 2000 增长3倍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19

提高1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4》

从现在起到2020年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来说,也蕴涵着很大的机遇。预计这一阶段教育发展与制度创新的策略,一是要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成果,重在提高质量,促进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在部分农村地区的初中阶段,尤其是高年级,仍需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培训环节;二是确定到202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间表,中等职业教育直接关系到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进度;三是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要面向就业和市场需求,办出特色,不仅是当前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四是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调整和改进发展途径和人才培养模式,自然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五是因地制宜地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将是全民终身学习不可缺少的一条途径。

应该说,职业教育对于上述五个方面策略的推进,均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在职业教育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可能面临着一系列带有共性的选择。

第一,准确把握职业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97年确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看,从0级学前教育到5级本科、高职和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占据了半壁江山,[6] 而各国真正从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大学本科再到研究生,最后获得学术研究性的学位,毕竟只是占同龄人口的很小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部分地区正在向知识经济进展。相应地,原来只是面向少数精英的、注重人们一次性学习需求的学习格局,势必为更加灵活、弹性、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格局所替代。我国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一项重要任务是促使传统教育体系向现代教育体系的转变。

新世纪职业教育的新定位,应当放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宏观背景当中考虑。终身学习的基础是义务教育,而时限最长、形式最多样化的,很可能就是职业教育。OECD文献认为,“教育和培训在任何国家中的分配,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具有比较高的教育成就的成人总体上具有比较好的职业和收入,以及更好的健康和生活期望”,[7] OECD国家多数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适应自己就业和谋生的需要,至于由闲暇兴趣和爱好驱动的学习仍然是支流。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职业教育一直在沿用学徒制模式,其活力就来源于面向就业、面向谋生的需要。在终身学习过程中,职业教育自始至终都是最为活跃的部分,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因此,我国的职业教育应该贯穿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乃至人的一生,其核心是就业教育、谋生教育和生涯教育。

第二,职业教育必须调整发展模式,面向市场需求办出特色。我国在应用性人才的配置模式上,正在从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从直接举办更多地侧重宏观调控管理;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从专业学科为本位向社会岗位群为本位变化。职业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好发展模式。

在职业教育发展机制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致分为四类,其政策选择好像位于多叉路口:一是继续由政府划定普职教在校生的刚性比例;二是由政府匡算普职教在校生的弹性比例;三是指导和引导职业教育面向市场需求;四是放任由市场决定职业教育。目前,第一类在我国部分地区仍在推行,第四类在部分地区也有端倪,但是,若将这两类政策放大到全国所有地区,是很难选取和推广的。较为现实的方式是在第二、第三类政策之间选择,例如政府可以通过重点政策支持,指导和引导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并且在宏观层面适当匡算指导性的弹性比例。

职业教育是基础教育向工作过渡的重要途径,[8] 根本的出路是以社会岗位群需求为驱动力,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求支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为此,政策措施将有三个重点。一是调整专业学科结构,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建立模块式课程结构和教材体系,加强学校课程教材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的衔接,推行“定单”、“定点”、“定向”的培养培训方式。二是重视职业学校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促进教育质量评估与就业准入制度的结合,实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采取与学术性人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技能性人才,完善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开拓毕业生外向型就业的新路。三是推进政府对职业教育管理的体制创新,变部门分割为部门协调,同时,鼓励企业行业多种形式参与,建立企校、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第三,职业教育应该关注和主动适应各阶级阶层的学习需求。在终身学习制度的框架下,学习者的年龄、身份等差别在逐渐淡化,职业教育的短期性、技能性和社区性的特点愈加凸现,职业教育将可能与成人教育相互融合,并逐步覆盖之。中国现阶段有两大阶级和六个社会阶层。两大阶级分别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六个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9]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办出特色,不仅要面对普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需要,而且要把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其他人群,包括为工人转岗培训,农民致富、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服务,实现更大面积的覆盖,这样活力就会更强。

目前,在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在校生中,中低收入家庭比例较高,职业教育仍然处于弱势境地。从世界银行模式看,要让公共性的职业教育服务惠及经济贫寒学习者,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可能有三种方式:一是作为基本技能训练的职业学校教育,政府财政需要尽可能提供基本资助和补贴;二是有一定市场回报率的职业教育,政府应通过贴息贷款或奖学金等予以资助;三是有很高市场回报率的,政府应对学习成绩较为优异者提供全额资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我国政府将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领域负起更多的责任,特别要对资助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我们既然有信心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我们也应该有信心来创办世界一流的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世界著名教授吸引到大学中来,那么,也应该把能工巧匠吸收到高职中职学校里来。所以,建议在实施长江学者计划的同时,启动一项鲁班计划,把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授和教师吸收到职业学校里来。当前,在国务院的部署下,教育部开始研究2020年教育发展战略问题,努力勾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的蓝图。我们期待着,职业教育作为现代化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15年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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