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两国职业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两国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3)12－0028－05
科学技术发展和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职业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教育是针对“以职业形式存在的工作活动”的教育，“职业”是职业教育的重要逻辑起点，也是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基础。开展针对职业，特别是“教育职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职业”是一个简单概念，但是意义非常复杂而且模糊，对“职业”进行深入的国际比较很困难，因为目前尚无公认的对“职业”进行解释的模型，各国不同文化又造成对“职业”理解的巨大差异。人们甚至无法用一个词表达“职业”的深刻含义。如英语的Vocation、德语的Beruf和汉语的“职业”，在意义上并不存在对应关系。Beruf包含了vocation、occupation、profession、trade、job和career等的全部或部分涵义，[1]而Beruf有时翻译成汉语的“专业”更容易理解。本文从职业的概念、职业分类和职业发展三方面对中美的职业进行比较分析。
一、职业的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对职业活动进行记录的国家，但是除极少有关学徒活动的文献外，“职业”都不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关产业发展的史学著作很少涉及人的活动，而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尽管涉及职业，但并没有深入研究，即职业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在多数英美文化国家的工作和技术教育研究文献中，以“职业形式组织的工作”也不是直接的议题。[2]
中国一般从经济活动和社会职责角度解释“职业”，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职业分类大典》)的定义，职业是“从业人员为获得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工作类别”。《职业分类大典》列举了职业的五项特征，即“目的性、社会性、稳定性、规范性和群体性”。[3]其中“规范性特征”集中反映了中国对职业认识的特点：1.职业是一种社会管理手段，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反映，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有很大区别；2.职业是赋予个体的社会责任，强调职业对从业人员的约束和规范作用。中国还有一些与职业相关，但是经常混淆使用的概念，如工种和岗位等。由于人们对职业认识不确定，特别是对职业与劳动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多，常认为这些概念只不过是“职业的不同的分类方法中或分类层级上的表述”，[4]这对职业院校甚至普通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主要标志就是专业设置混乱，没有职业针对性。
英语Voca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vocare，指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呼唤。历史上，西方从宗教角度认识职业，相信“上帝为了让人从事某项工作而将人降生到这个被它等级化了的世界。‘职业’是上帝‘委派’的，这一委派将人的一生固定在某个社会地位上”，[5]从事职业具有使命感。后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尤其是城市中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的繁荣，对职业的理解改变了：减少了宗教意义的‘委派’，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天赋(素质)和个人对某一职业及职业收入的兴趣，增加了现实生活的意义”。[6]杜威(J.Dewey)认为职业包括人生的各种活动和角色：一方面，职业是为生存而从事的有经济收入的活动；另一方面，从事一种职业，也可使从业者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更有价值。[7]英语中与Vocation相近的术语还有Occupation，指一组具有相似知识和技能，履行责任和承担义务而获得报酬的工作。[8]
可以看出，中国多从功利取向看待职业，习惯从(外部)道德规范理解职业，接受职业对从业人员的约束和限定作用，职业具有较多的“外源性”特征。西方文化崇尚个性自由，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看待职业，强调主观性和个人兴趣对职业的影响。西方发达的经济也可以让人们不再仅出于生存目的而被动从事职业，因此职业具有更多的主观性和内生性特征。[9]
受历史、社会和文化影响，不同职业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异，职业分化成不同阶层，Profession从Occupation中分化出来，成为“与人类的核心需求联系紧密，需要更多高深和专业知识的职业”，[10]如医生和律师等。职业与资本和财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职业价值的衡量标准从对个人内在价值转移到所积累的财富等外部指标上来。职业声望的高低不再取决于工作的复杂程度，而是由普遍的社会认知甚至偏见和对职业价值不同看法造成的。[11]由于职业产生于人类对特定技能和能力的需要，因此职业与从事该职业的受教育程度有密切联系，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元素，如专业知识技能和道德等。职业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密切联系，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反映。
中国传统的职业概念没有区别Vocation和Profession，人们对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职业教育几乎包含所有类型和层次的教育，如医生和律师也属于一个职业，因此医学和法学教育也属于职业教育。但更多的理解是狭义的职业教育，即以培养技术工人、传授劳动技能为目标的教育，它与培养技术员的“技术教育”不完全一致，与传统的高等教育也有所不同。儒家文化倡导“学而优则仕”。“士”是以做官为目的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有才德，而且严于律己(参见孔子《论语·子路》)，因此占据着道德高地。不以培养“士”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其社会地位注定不高。这也殃及了对职业的理解。比如在制定《职业教育法》时，专家曾围绕采用“职业教育”还是“职业技术教育”概念发生过激烈争执，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目前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阶段。高等职业院校的官方名称是“职业技术学院”。但在实践中，一些学校还是希望删去“职业”两个字，从而提高对青年人的吸引力。
美国对职业教育的价值一直存在着争议，即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培养民主社会人的全部潜能，还是仅确定人的未来角色，包括职业角色。主流思想认为，教育应培养自由的公民和促进美国式民主的发展。因此多数人认为工作与学校教育是分离的，即在学校接受学术熏陶而在企业进行实践培训，[12]这导致职业教育地位不高。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教育政策依然将职业教育看做一种学术成绩较差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的选择。由于“好工作”多数需要大学文凭，因此职业教育成为学业失败者的劣等教育。[13]对职业教育质量的不满和毕业生就业困难，更加动摇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信心。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联邦教育政策试图通过增强职业教育的学术性，整合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成为“全民上大学”的准备。[14]但是以格鲁伯(W.N.Grubb)为代表的“新职业主义”者主张改变传统的职业教育，为职业教育确立为就业和继续学习做准备的更广泛的目标。[15]2006年，联邦政府新修订的《帕金斯法案》将“职业教育”改为“生涯与技术教育”，目标是让每个学生都能选择职业导向课程。无论是“学术倾向”还是“职业倾向”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高级别学术课程学习，在获得一定职业技能的同时为大学学习做准备。[16]可见，美国采取了“取代”职业教育的方式来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
可以看出，尽管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完全不同，但是中美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不高的现实却是一致的，这与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如德国)的差别很大。
二、职业分类
在不同国家劳动市场背景条件下，职业的演变、发展、统计、具体的职业内涵等有很大不同，这集中反映在该国的职业分类体系中。为了提高国际职业和劳动市场研究的信度和数据的可比性，为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完善和比较提供基础，国际劳工组织从1923年开始建立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简称ISCO)。随着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职业分类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领域。[17]
2008年公布的新版《ISCO－08》按照四个层次对职业进行划分，共10个大类，43个中类，125个小类，436个细类(ILO 2012)。ISCO通过两个维度描述技能：技能水平反映所涉及任务的范围和复杂性；技能专门化反映所采用的知识的类型、工具设备、需处理的原料以及产品和服务的特点。ISCO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在ISCO基础上对不同国家的职业分类进行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18]
美国现行国家职业分类系统是2010年修订的(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简称2010SOC)，包括23个大类，97个中类，461个小类和840个细类(职业)，它的结构与ISCO不完全相同。[19]我国《职业分类大典》确定的职业分类体系的结构与ISCO类似，包括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和1,838个职业。[20]
美国职业分类的依据是从事的工作以及相应的技能要求、教育、培训或者资格证书。[21]美国不直接采用ISCO而建立自己的SOC体系的原因是：ISCO“对美国的需求的反应不够灵活”，而“SOC的分类原则延续了对工作表现的关注”。[22]SOC的职业大类按照“技能的专业化”标准划分，如“交通与材料运输职业”(53－0000 Transportation and Material Moving Occupations)涵盖不同技术水平的多种职业，如飞行员和卡车司机等。而ISCO－08的10个职业大类则把“技能水平”和“技能的专业化”两项标准分开使用。SOC作为统一的国家职业分类系统，其功能是为政府工作(如劳动统计局的调查)、私营机构和个人的教育培训提供信息服务，特别是针对“失业员工的再就业、大学生就业和企业岗位的重组”。[23]
美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职业信息系统，从而使职业分类系统得到了广泛应用。SOC通过职业代码与多种职业数据库直接联系，如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O*NET)和American's Job Bank，提供针对具体职业的信息，其中劳工部的O*NET具有广泛影响。O*NET是工作和职业分类的常用工具，它通过职位分类，帮助人们了解不同职业活动以及所需要的能力、技能、知识和人格等要求，从而为职业教育和就业提供信息服务。O*NET对职业的描述包括员工导向、跨职业、职业特点和岗位导向4个维度以及员工特征、员工要求、经验要求、职业要求、劳动力特征和职业的具体信息6个方面(详见http://www.onetcenter.org)。职业描述既包含职业发展前景，也包含岗位胜任特征。该系统用同一指标体系衡量所有职业，为描述不同的职位提供了共同语言，从而使职业和岗位间的比较成为可能。O*NET在描述职业和职位的所需技能的同时，还包括范围更广的组织和情境因素，如组织文化等，[24]可为使用者(如在校生)提供很好的生涯发展咨询信息。
中国《职业分类大典》于1999年发布，目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正在对其进行全面修订。由于《职业分类大典》修订时间较长，对职业发展反应迟钝，中国又制定了一种简化职业分类，即《劳动力市场职业分类与代码》，供职业介绍机构收集和提供职业供求信息使用。在制定《职业分类大典》时，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受管理机制影响，当时人们很难找统一的分类标准，因此不同层次的分类标准不同，[25]这使得使用者很难对该系统有清晰地把握，这也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缺陷。
建立统一的职业分类体系，为人力资源管理、就业市场预测和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提供了工作平台。中美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则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这也反映在两国对职业分类体系功能的不同解释上。在实践中，美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6]职业分类体系更多地体现为“服务功能”，而中国的职业分类体系则是国家资格制度和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作基础。[27]
三、职业发展趋势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目前，职业工作正向着专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方向发展，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高级别职业、特别是学术性职业地位的巩固，相反也可能强调“实践性工作的专业化”。在对职业结构变化和发展趋势的预测方面，国际职业教育研究和工业社会学研究普遍认为存在着职业资格降低、分化和提高三种不同趋势。[28]
美国劳动统计局的预测显示，到2018年，美国4,680万个就业岗位中有63％的需要大学学历，其中34％需要本科学历；约30％需要专科学历。从就业者的职业生涯发展看，尽管实际收入有所下降，但是拥有大学文凭的比高中毕业生的总收入高出84％，因此上大学仍然是学生最好的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是从事“好工作”的必要条件。[29]有人认为提高美国全球竞争压力的办法是缩减现有的职业中学的数量，或者向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做学术准备的方向发展。这尽管受到很大质疑，[30]但在过去30年中，“全民高等教育”(College for all)思想始终是解决现有公立教育问题主要方案的出发点，并对美国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职业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中国经济尚处于结构快速变化时期，准确预测未来的职业发展趋势还很困难，因此人们只能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表明，经济增长对中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职业数量的拉动作用显著，但在第一产业却不明显。尽管过去30年中，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飞速发展，但也仅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1/3。如果中国经济能像多数预测那样保持一定增长，那么将会持续这一发展势头。目前中国多数热门职业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32]
技术进步导致了职业结构的高级化，低级岗位减少或被中高级岗位替代。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仍有较大的需求。如即便是在数量和技术方面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汽车维修业，目前约有一半的员工都是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尽管企业认为他们仍有多种能力缺陷，但仍然认为目前这种人才结构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33]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别强调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34]
四、总结与展望
职业研究是职业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课题。由于不同文化、不同学科领域对职业的理解不一致，关注的维度不同，因此国际化的职业研究非常困难。但是面对全球化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巨大挑战，尽管缺乏足够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文化，我们还是必须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由于缺乏深入研究，与发达国家学术交流“双刃剑”作用目前已经在我国显现出来：一方面，通过交流，我国的研究人员和教师获得了很多启发，并学习到了职业研究开发的工具；但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迥然不同的职业传统和职业理念，而(那些对此了解不深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在迁移利用所学知识开展工作时，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例如，有欧洲大陆和美国职业教育学习和研究背景的学者对职业能力(competence)的理解完全不同，前者关注人的职业认知能力(domain specific cognitive disposition)发展，后者关注人作为一种资源的配置，因此在课程研究和课程开发方面几乎无法开展有效的合作，这已经影响甚至干扰了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建设的理性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