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转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4)03-0130-03
一、百年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回顾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一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名词被奉为真正的经济学科。[1](P2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以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时期的英国现实为背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对经济制度结构和规则的分析为重点的研究框架，并进一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自身制度约束，最后得出了合乎历史和逻辑的革命性结论：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灭亡，来来的社会将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经济社会。最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在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破”中“立”起来的“产品经济理论”。
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实践经验，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突破和创新。20世纪初和二战后，基于摆脱贫困落后和屈辱的强烈愿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测的路径——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这一现实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来了第一次挑战。列宁站在时代前沿，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剖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并结合当时苏联实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历史条件、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反复复的经验教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传统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理论带来了冲击，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理论时代的到来。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导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实现形式和劳动收入的实现方式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伴随社会主义的百年历程，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1954年由苏共中央发起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出版为标志，形成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特点是：在内容上，“规律排队、政策汇编”；在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色彩浓厚，主要从先验的原则出发，抽象地谈论“公有制”、“产品经济”的优越性。这为以后政治经济学发展留下隐患。第二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以中国改革开放为契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拓展研究范围，调整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演化呈现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同步的鲜明特征。学者周冰认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80年代中期，重点是构建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80年代中期至1992年，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而进行的；1993年至今，面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的理论体制的建立问题。[2](P42)作为学以致用、时代性很强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要不断反映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也正体现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是一个不断能被推进的开放理论体系。
二、转轨中政治经济学现状及面临的困惑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创举。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原有传统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理论已无法提供更多指导。正是在这样一种改革实践急需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学为了解释复杂而又具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对自身的研究范围和理论分析方法不断调整，并开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融进”作为成熟市场经济理论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在理论创新的同时，给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1.理论体系和内容混杂。目前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大相径庭，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沿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割组合”组成；二是从研究内容入手，打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为解释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范畴方法和理论，以西方经济学改造政治经济学；三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改版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随着每一次改革举措的突破，调整学科内容。在研究内容上，有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其严密的逻辑侧重于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有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侧重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的研究。结果出现对一个问题用两种论调阐述的情况时有发生，如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揭示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用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生产要素理论论证雇工、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2](P42)
2.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分析。对资本主义研究，我们强调政治经济学是以“特定生产方式下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并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而对社会主义研究，研究对象的定位已不限于此，表现为既有对经济制度结构和变革合理性的研究，也有对经济主体一般行为的大量分析。研究和叙述方法上，既缺乏政治经济学原有的逻辑严密的规范分析，也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简单地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范畴和规律的对比。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需要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体系安排进行理论创新。但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与以西方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始终存在着重大分野，“融进”的结果极有可能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大拼盘”；另一方面，如果一味排斥作为市场经济成熟时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只强调研究既定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不可能不带有时代局限性。这就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面临的困惑。
三、转轨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
1.突出其研究对象的一致性。马克思在1857年为他未来经济学巨著写的总导言和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一卷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详细说明，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和发展，及生产关系本身的历史运动的科学。恩格斯也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3](P189)因此，注重对一定经济制度下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应该始终是发展政治经济学要把握的准绳。鉴于这种认识，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新特点，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不充分的现实，笔者认为构建一个完整的拉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并不成熟。在理论框架和内容上与其目前“混”而不合，不如分而“合”之。“分”是按照历史逻辑把内容分成三大部分；“合”是强调三部分在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
具体来说，第一部分，以《资本论》为蓝本，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中领略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严密的逻辑规范分析和丰富的实证分析，掌握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原理叙述的语言规范和思维工具。第二部分，研究自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经济关系的演变。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脱离时代会使其失去生命力。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应改变长期以来对这一部分只做描述性说明而缺乏深入理论分析的做法，增加其在整个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份量。应该借鉴吸收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通过丰富的案例资料，客观地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变中生产方式的新特点。第三部分，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初探。当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中国当代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问题的综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一般，与其“帽子”大“头”小，倒不如换掉不合适的帽子，直接称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问题研究”，这样既有利于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又突出了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中新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总之，以上三部分各自相对独立的“空间”的存在，有利于理论的延伸。不必随着每一新现象的出现、每一新理论观点的产生，都要问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敢越雷池一步。
2.坚持其方法论上的一贯性。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还体现在其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的方法论。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P74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叙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范本。第一，注重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始终认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且是特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应该注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中阐明生产关系变化机制及其发展规律。这种用历史性的分析方法对经济权利和经济制度变迁所作的研究，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的。第二，注重运用科学抽象法。马克思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结构、叙述理论体系时所采用的逻辑方法是辩证法运用的典范。马克思认为，采用什么方法来建立自身的科学体系取决于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历史性的丰富总体。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认知规律，较具体的关系总是从较简单的关系发展起来的，较抽象的规定性包含着较具体的规定性的萌芽。因此，要先从简单抽象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上升到复杂具体的经济范畴，最后使客观总体作为被认识被掌握的具有许多规定性和关系的丰富总体呈现在人们面前。[5](P28)这一认知对于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分析现实的经济关系问题，构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框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以防止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理论构架来改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倾向。
［收稿日期］200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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