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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文元 图/陈筑培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的两位顶尖级的教育家。孔子早亚里士多德100多年，几乎 可以视为同时代。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大名鼎鼎，智既深沉，才兼恢宏，都是励 志勤苦、德操弥厉的大学问家。然而仔细考察，二人熏莸异气，不能同日而语。
作为祖师爷，他们对东方与西方的影响也是龟蛇各异的，分别促使东方和西方走上了 不同的路。
孔子生前没有获得亚里士多德那么多的殊荣，亚里士多德则不像孔子那样死后备极哀 荣。但他们对历史的影响都是持续而又巨大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大致体现在《论语》中。我们无从得知他给学生开了哪些课程，不过 从《论语》的记载看，课程大多偏重于道德伦理方面，告诫弟子如何为人处世，如何“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学的“平天下”是一种虚说，但“修身、齐家、治国 ”这三者中最少“修身”、“齐家”与半个“治国”是实实在在的。孔子终生奔走呼号 的不过是这两个半问题。儒学成为国粹，成为万脉之源，成为中国人精神的华殿。无论 是血性武夫抑或朋党士子，都以沾溉一星半点儒学为荣，此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孔子的“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与他之前的“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完全是一脉 相承的。中国人的视力范围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能说这是孔子之过，但与 孔子确实有关系。
凡教学之外的内容，孔子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比如学生若提出稼穑问题、怪力鬼 神问题、死后的问题、自然现象问题等，孔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讨论与回答，并一定 要责备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不务正业。在孔子看来，这些与修身养性不沾边的问题丝毫没 有研究价值，关心这些问题只会分散精力，影响学问。所以，从所涉及的领域看，《论 语》是相当单调的。
亚里士多德则完全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可以用这么一句话加以概括——博采兼蓄，研究领域很广泛。 他给7至14岁的弟子设置体操课、语文课、算术课、图画课、音乐课等众多课程；给高 年级的弟子设置历史课、哲学课、数学课、体育课等。高年级毕业后，学习成绩优异的 话，还可以进“吕克昂学园”(简直像现在的大学或研究生院)。亚历山大就是亚里士多 德的学生，非常支持亚里士多德办教育，给他拨款16万块金币，充作教育经费。亚里士 多德创办了一个图书馆，藏有许多自然科学及法律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对后来的社会 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亚历山大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凡猎手或渔夫抓到了奇特的 动物，都必须送交给亚里士多德，让他加以解剖研究。亚里士多德发现，越是高级动物 ，生理技能越复杂。亚历山大之重视教育，由此可略见一斑。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教育在教育内容是没有经过人为设置的、外向 的、无所不包的，其矛头对准了一切未知领域；中国的教育是经过人为设置的、内敛的 ，眼睛只盯着已经确定的领域，不越雷池半步，基本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欲望。西方的 教育让人提高思考能力，以便独立地思考问题，中国的教育让人接受设置好的文化体系 ，为的是消除头脑中的问题。孔子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本身就是研究的对 象，教育的目的，是赋予人以研究的能力。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本身没有错误，问 题是，自省之后人还需要做些事情，特别是需要研究一切我们尚不了解的问题。
可惜的是，汉之后，中国把儒学张扬至极致，把局部视为了全部。否定了儒学只是全 体认识对象中的极小部分，也许万分之一都不到这个事实，以沙筑塔，一意孤行，逐步 落后于世界。
西方恰恰相反，他们的教育不断发展，逐渐涉及到了一切被发现了的领域，认知能力 随之越来越强，世界文明的中心终于逐步西移。
吕雉与“法西斯”
将“法西斯”与吕雉摆放到一起有些不伦不类。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内在联系 的。
“法西斯”的本意指的不是专制，指的是反专制的一种刑具——笞棒。大约公元前6世 纪后半叶，塞维·图里乌统治罗马。塞维的女儿与女婿塔克文都是野心家，准备推翻父 王的统治。一天，塔克文大摇大摆地坐到了国王宝座上，塞维斥责他时，他让打手当众 打死了塞维。塔克文执政后非常独裁，穷兵黩武，引起朝野的不满。在一个叫作齐鲁的 年轻人的鼓动下，人们纷纷响应，八方鸣镝，四面摇旗，把塔克文赶跑了。鉴于塔克文 篡权的教训，罗马元老院研究出一项防止独裁的措施：不再设置国王一职，以两个“首 脑”(执政官)取代之，两个执政官相互制约，一个人可以撤消另一个人的命令。元老院 还郑重宣布，个人专制要处以死刑。执政官有12名侍卫，肩上荷着象征执政权力的笞棒 ——法西斯。元老院被赋予了财政、司法、外交等重权。齐鲁就是两个执政官之一。
齐鲁的年龄不大，却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在政局危如朝露的时候，他挽救了国家，他 得到了拥戴却没有滥用权力，没有效法塔克文独揽大权，齐鲁与元老院想到的是用分权 对付集权。他们企图建立一种有效机制，防止重新产生独裁者，彻底杜绝产生独裁的根 源。
抚读沧桑，感慨系之。
中国人的思路正相反。
中国的皇权专制从一建立起就不断地受到颠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死，马上就出现 了吕雉篡权。吕雉滥施淫威，肆意乱为，践踏了本身就不牢固的皇帝与群臣共同议事的 规矩，实行完完全全的个人专制，还封了三个吕姓王。吕雉大约相当于塔克文，只不过 吕雉没有杀死刘邦，是等刘邦死后篡权的，而且最终吕雉也不是被“齐鲁”们打倒的， 是病故的。这些均属于枝节问题，皇帝的家族篡权，这一事实，是本质上与塔克文篡权 如出一辙。
吕雉虽死，刘氏王朝如何防止后宫或群臣篡权?防止由此引起的过度专权?中国政治家 们肯定思考过这个问题。答案令人遗憾：中国人使用的方法是：以专制对付专制，把权 力更牢地攥在自己手中。
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经过这三代皇帝的通权达变，认真思考，在董仲舒这个兖 兖圣崽的提议下，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方针足足影响中国达两千多年之 久。
物以人贵，人以官显。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价值观。哪里有腐尸，那里就有秃鹰。没有 制约的权力像一块肥肉，有一线希望得到这块肥肉的都会争相染指，不惜一切代价。儒 学出笼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让费尽千难万苦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 效果如何?历史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解答。当初通过统一文化观念以使“权不二出”、帝 祚永固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儒学并没有那么神奇，远不如齐鲁及其元老所采取的防范措 施更彻底、更有效。儒家的治国策略属于“人治”。人是世间最难了解的。所以白居易 才发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十年期”之叹。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哪一个人身上 长着反骨呢?没有民主的机制，防野心家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儒家学说建立没有多久， 就出现了有名的王莽篡位。王莽恰恰是个外表看起来彬彬有礼的君子。看来，输款讷诚 ，三跪九拜并不能掩饰小人的权力野心，所以儒家体系建立之后，野心家、篡权狂有增 无减。后宫篡权的事情同样层出不穷。吕雉只是女人篡权的第一人，武则天、慈禧太后 比吕雉更凶残。不用说内忧外患，单是后宫的权力之争就足以使国家元气大伤，民不聊 生了。
西方人的思路是很清晰的：一个国王独裁专制，就变一个国王为两个执政官，从制度 上解构独裁者的权力。让两个执政官互相制约，互相牵制，以防止政出一人之口，防止 最高权力的过度集中。而中国，为了防止篡权，皇帝把专制权柄把握得更牢了。
东方君主制与西方君主制
西方的君主有由征伐产生的，但一般场合是由选举或推荐产生的。选举或推荐的场合 ，不动一兵一卒，几乎于瞬间就确立了一国之君。
以下是四世纪初出现的一个场面：
士兵们发现担架上的皇帝早就死了，发出了恶臭。士兵们骚嚷起来。这时，近卫军长 官阿培尔申斥道，皇帝死了，再选一个就是了，你们叫嚷什么?快回营房!不服从者就地 处决!
这时一个人大声说，阿培尔，你说的好轻巧，该处决的是你，你要老实交代，皇帝是 怎么死的?
阿培尔定睛一看，是皇帝卫队队长戴克里。戴克里正义正词严地对阿培尔说，就是你 ，在一个月里连续杀死了两个皇帝!
阿培尔不等他说完，就拔剑向戴克里刺去。戴克里精通剑术，不等阿培尔的剑出鞘， 就一剑结果了阿培尔的性命。
众人当场拥戴戴克里为皇帝。
就这样，一个新皇帝诞生了。
戴克里与其它皇帝一样踌躇满志，沉湎于权力带给他的怡悦之中。然而，不久他就感 到，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既要防止奴隶起义，又要对付外族的入侵，有些力不从心，于 是他想到了“分权”这一招。他把西部地域的统治权交给了好友马克西米安。第二年， 封他为“奥古斯都”(神圣的元首)。这样，罗马帝国又一次有两个最高统治者，一切政 令由他们两人共同签署。公元293年，他们各自任命了一个副职，从此，四人共同执政 ，史称“四帝共治制”。公元305年，戴克里与马克西米安同时宣布退位，原来的副职 升为正职，又任命了两名副职，还是“四人共治”。然而不久这一体制解体了。
西方的君主制经过无数次类似的摸索与试验，虽然每一次试验不尽相同，归趋则一， 都是为了防止个人独揽大权。
东方君主制并没有进行过类似试验。他们更关注个人的权力如何能够平稳地世代相传 。
东方君主制重视血统的承继。日本天皇的血脉是万世一系的，中国皇权的血脉则周期 性地变换着。两汉维持了400多年，其余王朝的寿命几十年到几百年不等。选举或公众 决定谁当皇帝，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在突发事变的时候由在场者推举一位新皇帝， 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存在两种决定皇帝的办法：一种血缘继 承，即子承父位；另一种是武力争夺，最后的胜利者坐上皇帝的龙椅。
以汉朝替代秦朝为例。不知道经过多少次战争，费了多少周折，死了多少无辜百姓， 刘姓王朝才确立起来。这一决定皇帝名分归属的程序可以说是世界是所有“决定”程序 中成本与代价最高的，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皇帝被确立了，尸骨也已经堆成了山。这与 西方的皇帝决定于瞬间的表决简直没有可比之处。戴克里只杀死一个人就当上了皇帝， 简直如同儿戏一般。
西方君主制始终关心着“分权”问题，而中国君主制所关心的恰恰是“集权”。市场 经济的本质是经营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经营，他听从于市场，而不是听从于权力。
西方的君主制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总是不断变换的；中国君主制则稳定得多， 除了“封王”等少数做法之外，多数机制是不变的。有的做法能僵持千年无些许变化。
西方君主制包容了分封制，形成了后来演变为都市的一座座“城邦”；中国君主制基 本排斥了分封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从这些“城帮”中萌生 出来的。
西方君主制的宫廷内乱非常容易爆发，简直一触即发，因此文明制度是流动的；中国 君主制的宫廷内乱可以酝酿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嘉靖、道光的时候，清王朝就已经腐败 到极点了，可是这个垂而不死的王朝还是摇摇晃晃地延续了一百多年，给中国带来了无 数灾难与耻辱。中国的君主制中，缺少自我瓦解、自我调整、自我再生的机制，总得等 待外力的介入。而外力介入之后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中国近百年受尽欺 辱的最主要的原因。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讲述的是东西方贸易的故事。这个古老的故事至今发人深思，给人以启 迪。
两千年前，西方没有桑树，也没有蚕，波斯商人把中国的丝绸传过去的时候，他们还 不知道丝是如何造出来的，或许他们认为丝是从树上剥下来的。
公元330年，东罗马帝国国都迁到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经过一二百年的动乱，查士 丁尼执掌了权力。查西丁尼好战，苦于扩军的费用不足，于是想到了丝绸贸易。那时， 丝绸贸易为波斯商人所垄断，运到欧洲的丝绸，价格几同于黄金，商人的利润非常丰厚 。当时的中国政府只出售丝绸，严禁蚕种出境。查士丁尼别无选择，于公元540年发动 了对波斯的战争，禁止民众买波斯商人的丝绸。但是封锁了丝绸市场，罗马帝国的损失 也是巨大的。最后只得与波斯议和。这一下把查西丁尼气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两 个僧侣要见他。查西丁尼先说不见，当卫兵说“他们是懂丝绸的”，他便改口说，为什 么不早说?赶快召见!以下是查士丁尼与两个僧侣的对话：
“丝是长在树上的吗?”
“不，是蚕吐出来的”
“蚕是什么?”
“是一种吃桑叶的小虫”
“喔，我们这里桑树很多，你赶快去弄点蚕来，我重赏你们。”
两个僧侣马上来到了中国，深入到桑农和丝工中学会了养蚕与缫丝技术，然后把蚕卵 放到竹筒里，蒙混过检查人员，返回君士坦丁堡。从此，罗马人学会了养蚕缫丝。12世 纪，十字军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南意大利罗哲儿二世在君士坦丁堡俘虏了2000名丝织工 ，带回到意大利，使意大利成为欧洲丝绸工业中心——这是后话了。
在残酷的战争中，忙里偷闲，俘虏了2000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丝织工人，真是一种了 不起的远见。应该说，当今罗马之成为了世界服装中心，就滥觞于那2000名丝织工人!
中国最终没能保守住丝绸生产工艺的秘密。“知识产权”为人所窃取，丝绸之路渐渐 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中国开始了漫漫无期的闭门锁国、自我发展、自我复制的过程。
丝绸之路造就出意大利的世界服装生产中心，而只给中国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命运 就是这么不公平。
从道德规范角度看，查西丁尼的做法是卑鄙下流的，但从开放国门与虚心学习域外经 验的角度看，查西丁尼的做法又不能不让我们为之击节叫好。对先进技术如此渴望，文 明怎么能不飞速发展呢?从丝绸工业传至南意大利，到文艺复兴，只用了短短的二百年 时间。仅仅从这一个实例看，欧洲成为近代世界文明中心也不是偶然的。
反观中国，并没有通过丝绸之路获得与查士丁尼相匹俦的收获。中国把丝绸买给波斯 商人，再从波斯人手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一切便结束了，如此而已。中国人没有 像罗马人那样，产生窥测西方文明秘密的好奇心，当然更没有诸如查士丁尼那样大胆的 举动了。中国充其量只是通过丝绸之路赚了几个钱，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有时我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如若中国也出现一两个查士丁尼那样的皇帝有多好， 无论他怎样好战或暴戾，也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缺失，只要他有查士丁尼那样的心计与胸 怀就好。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技不如人，想尽一切办法赶超人家。查士丁尼为的是自己 ，但在客观上恩泽的却是整个西方世界。他的名字因此而写入史册，这恐怕是他始料不 及的。
东方城市与西方城市
有这样的说法：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市。中国最早的城市商城、安阳等大约 诞生于公元前1000年的黄河流域。创造城市，东方在先还是西方在先，有待进一步考察 。但东西方城市的差别是无庸讳言的。
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特征鲜明，守城、攻城贯穿于城市兴亡史。直到近代也没有繁衍 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阶层。换言之，没有形成与政治力量相抗衡的独立的、自治的 力量。所以，城市的面貌与走向完全取决于城市政治主宰者个人的好恶与国家统治者的 意志，在此之外的发展空间与余地非常狭窄，或者说完全没有。特别是经济发展与政治 发展是脱节的，通过文学作品《水浒》可以知道，直到北宋的时候，首都汴京还是个夹 杂着田园的城市，城市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农村田园景观。“清明上河图”，反映了最繁 华的商业街，但丝毫看不出“市民阶层”的蛛丝马迹。
东方古代名城长安产生于公元七至八世纪，号称人口逾百万。罗马的成名早于长安， 人口达到几十万，最盛时也近百万。
西方大约在公元10世纪建立起了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与中国最早的城市的出现时间 相仿佛)。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建立了自己的同盟组织——行会，如制革、铜匠、首饰 等行会。一般的城市有数十个行会，大城市有上百个。例如巴黎有300多个行会。入会 带有强制性，不入行会的无法从事手工业生产。每一个行会都有自己的首领与自己的会 所，也有自己的会规。有些会规至今使人感到匪夷所思，如不得制造粗劣产品，不得囤 积生产原料，不得超过规定雇佣帮工，禁止在窗前陈列过于夺目的商品，禁止招揽其它 店铺门前的顾客等。
经过上百年的斗争，欧洲多数城市获得了“独立”，拥有了自治权，所有的市民成为 了“自由人”。农奴在城市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即可获得自由。市民力量最强大的时候甚 至成立市议会，选举法官、市执政官或市长。
随着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出现了专门兑换汇票的银行。现在“银行”一词就来自于意 大利语，意思是银行中等候兑换汇票的人坐的长凳子。
12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城市隶属于领主，市民则是领主的农奴。领主同时兼任主教， 全权管理城市的行政事宜。市民与领主之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与协商，最终达成这样一 个协议：市民愿意共同出一笔巨款换取自由与自治，成立所谓的“城市公社”，以此获 得自我管理的权力。乘着主教戈德里去英国访问不在法兰西之际，两位副主教与市民代 表签下了这个协议，主教戈德里从英国回来知道了此事，大发雷霆。两位副主教辩解说 ：“主教阁下息怒。这件事情当然重大，但让平民建立公社，自治城市，已有先例，并 非本城首创。康布雷、圣康坦等城也不是这样吗?再说——国王陛下也已宣誓保证同盟 的这些权利。听说同盟孝敬给国王陛下的礼物非常丰盛……
主教听后转嗔为喜，随即宣誓保护城市公社的一切正当权利。
然而反复无常的戈德里不久就变卦了，他用重金怂恿国王取消宣誓，收回市民的权利 。国王照他的话做了。这一下激起了市民的义愤，大家团结起来，对戈德里主教发起攻 击，把他从地窖的酒缸中揪了出来，砍下了他的头颅。
新任主教一开始采取恫吓的策略，未果，最终被迫同意市民自治，只是更改了“公社 ”的名字。法兰西王国城市市民自治组织大约维系了200年之久。
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尽管听起来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不妨把欧洲市民的自治运动与中国的农民起义做一比较。可以发现，最大之差别在于 二者动机不同，前者是争取自身的权益，这种权益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后者是为了夺 取最高权力。当然欧洲式的局部的、分散的、有明确利益主体的斗争更具有实际意义， 更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更有利于民主的进程。用血与生命换来的斗争成果应该为参与 斗争的全体成员共享，这是问题症结所在。中国的农民起义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上百万 。而且斗争的结果并未促使政治体制向有利于新兴经济利益的代表的方向改变，有时恰 恰因为斗争，促使专制更加专制，新兴的经济利益代表更受压制。城市没有形成独立的 市民阶层，没有形成制约专制的力量，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迟迟得不到迅速发展的最主要 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