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鉴论文,明代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光等著成《资治通鉴》，被后人誉为前世不曾有、后世不可无之书，影响极其深远。自宋代开始形成“通鉴学”，发展为续作、改作、阐释义理和注释考订诸个分支脉胳，九百年来仅专著成书即超过百部，可谓绳绳继续，绵延不绝，蔚为大国，与“文选学”、“红学”等相提并论，成为一项专门之学。
明代的通鉴学上承宋元，下启清朝及近现代，在通鉴学研究与发展上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时期。同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代史学重视不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明代通鉴学作为明代史学的一个方面，亦有必要予以总结和探讨。本文就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试作论述。
一、明代《通鉴》学的成就与类别
明代学者在宋元两代通鉴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撰成各类专著达20余种，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而论，大致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大分支，此外，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这两方面，亦有著作，但价值与成就远不及前二者。分述如下：
（一）续作类：《资治通鉴》记事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司马光认为“经不可续”，不直接《春秋》，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付之阙如，为弥补此缺陷而需要续前；宋元两朝历年四百，史事应续载，故需要续后；由改编发挥《通鉴》而别出的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亦存在续前与续后问题，所以亦有续作，可称之为“别续”（引用宋衍申先生说）。
续前：陈柽《通鉴续篇》二十四卷。陈柽字子经，奉化人，官翰林学士，迁待制。其家世传史学，因不满宋末元初人金履祥《通鉴前编》断自陶唐，前事仍缺，遂撰自盘古至高辛氏为此书第一卷，补金书之未备；又摭取契丹在唐与五代时事迹，述契丹族建立辽国的历史为第二卷。
续后：陈柽《通鉴续编》前二卷续前，其余二十二卷皆续记宋朝史，起太祖，终昰、昺二五，接续《通鉴》，故名续编。胡粹中《元史续编》十六卷。粹中名由，以字行，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洪武时为儒学训导，永乐中为楚王府长史，博通经史，长于《春秋》三传。以明初修《元史》详于元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不备，故撰此作，始于世祖至元十三年，终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曰续编，则又续陈柽之书。薛应鸴《宋元资治通鉴》一五七卷。应鸴字仲常，号方山，江苏武进人，嘉靖进士，历官考功郎中、浙江提学副使，通史学亦精理学。其书接续《通鉴》记事，记宋太祖至元顺帝间四百余年间史事，循《通鉴》体例，以商辂《通鉴纲目续编》为蓝本，稍取他书而成。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王与薛同为嘉靖进士，同时续《通鉴》而各不相知，各自撰成体例内容相同的史书，但王书取材贫乏，述事简略，名不副实。
别续：续《通鉴纲目》之书：商辂等撰《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是书为成化年间奉敕编修，多据陈柽、胡粹中之书而成。许诰《纲目前编》3卷。诰自号函谷山人，灵宝人，以《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未直接《春秋》，中缺七十余年史事，金履祥《通鉴前编》书法多舛误，遂订讹补缺辑为是书。南轩《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轩字叔后，渭南人，嘉靖进士，官至山东参议。其书合并删削金履祥、陈柽书为一编，起自伏羲，终于周威烈王。又有金濂《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孙蕡《通鉴前编纲目》。
续《通鉴纪事本末》之书：冯琦《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元史纪事本末》六卷。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先是，礼部侍郎临朐冯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续撰宋朝史事，未定稿而没，邦瞻就其遗稿增订成编，本于冯稿者十之三，自撰者十之七。
（二）订补类：汪克宽《纲目凡例考异》。陈济《通鉴纲目集览正误》五十九卷。张自勋《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严衍《资治通鉴补正》二九四卷。其中严衍之书成就最大，详说见下。
（三）阐释义理类之书，则有李浩《通鉴断义》七十卷，王峰《通鉴纲目发微》三十卷，张时泰《续通鉴纲目广义》十七卷，戴璟《汉唐通鉴品藻》三十卷。改作改编类之书，则有弘治中李东阳等人奉命编纂的《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属节要性质的著作。不著撰人《分类通鉴》四卷，则是将《通鉴》依内容分门别类编辑而成，似《通鉴总类》的节本。
以上所列流别各异的诸多史著，尽管不够完备，但主要著作已列入，可以看出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在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续宋、元资治通鉴类史书的编纂，再度实现了历朝编年史与纪传体正史并行的双轨发展；宋、元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著，也使纪事本末体历代史开始形成系列；特别是补正类著作的出现，使对于《通鉴》本书的研究进入更高的层次，于通鉴学贡献尤大。
二、严衍与《通鉴补正》
《明史·艺文志》著录有严衍《资治通鉴补》一书，而《明史》却无严衍传。其书传本稀少，清修《四库全书》亦未收入，严衍生平事迹赖钱大昕作传始得彰显。
严衍字永思，嘉定人，万历秀才，嗜读古书，潜心史学，数十年如一日埋头从事于《通鉴》研究，积三十年之功力撰成此书，是明代通鉴学中用心最专、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学者。自谓：“髫龄时便喜读史家言，而牵于制举之业，未暇朝夕从事也。迨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于司马温公《通鉴》全书。怒而读之，跃然喜笑。忧而读之，欣然乐矣。躁而读之，悠然恬矣。或有终日不食之时，未有终日不读之时也。”[1]严衍读《通鉴》好学深思，有韦编三绝的毅力，尝言：“书不读不知其善，书不熟读沈酣而恣肆焉，不知其病。”对于《通鉴》“始读之，但觉其宏深广肆，如临海望洋，未能见其畔岸也。再读之，始得窥其堂奥，穷其源委，见其中去取之谨严，义例之精密，褒讥得失以发后人之志，考较同异以辩前人之非。范晔所谓体大而思精者，其斯之谓与？既又三读之，四读之，时觉其中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乃翻历朝旧史而一一对勘之。备者固十之七八，遗者亦十之二三，甚且有前后不符，彼此或戾，如谈《序》所载之七病，亦往往有之。”[2]严衍用了超乎常人的苦功专心致志读书研究，发现了一般读者难以发现的诸多问题，因此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果。他说：“余既明见此书之尚有未备，而不为拾遗补阙，是又温公之罪人也。”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策划并着手撰述，至崇祯三年(1630)撰成初稿，又穷十年心力修改编辑，“二十余年之中，食自三餐而外，寝自一觉而后，精神无他用也。”[3]直到崇祯甲申（十七年，1644）才最后勒定。
进行这一长期艰巨的工作，只有他的学生谈允厚佐助，一起“参较他书，考订异同”，师生二人“每联床对榻，彼此相商，一字未妥，抽翻百帙，片言无据，考订兼旬。至于得失已见，是非无疑，辄又迟回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后下笔。”[4]书成，允厚为之《序》，谈《序》饱含了研究者的甘苦，也深刻总结了研究所得的精邃见解，《序》中提出：“著书固莫难于纂辑，纂辑尤莫难于编年”，编年纪事的难度就在于“杂天下之物于一岁之中，汇群伦之德于一日之内，条贯既难井井，同异又易纷纷。”他举出编年史“七病”：一曰漏，二曰复，三曰紊，四曰杂，五曰误，六曰执，七曰诬。司马光作《通鉴》十九年心力俱殚，虽称博大精深，体例谨严，七病间亦有之。《序》称此书对《通鉴》订正者百中之一二，补充者十中之三四，故名其书《资治通鉴补》。
由书之《凡例》亦可看到其主要内容：严正统，存残统，补僭主之名，补年号，补甲子，正谬误，理紊乱，整错杂，删重复，破拘执，辨诬枉，补政事诏敕之遗漏，补文章，补名贤隐逸与贤媛，补艺术及释道，补灾异，补史断，补胡三省注释，补附录，分别正文与补注文字。严衍针对卷帙浩繁的《通鉴》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征引史书，字斟句酌，为《通鉴》全书以及胡注作了艰巨繁重的拾遗补阙和订正谬误工作，大体上，“补”是对《通鉴》记载不够周详、不够准确者，考证史实，补充内容；“正”是订正《通鉴》记事疏误和编次失序。
关于补遗漏，例如汉高帝四年初为算赋，诏谳疑狱。十一年减省口赋，十二年下诏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等汉初的重大政策。又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饥，郊天祀庙，行幸还宫，命相封王，汉以前阙者十之一，汉以后阙者十之三。
关于删重复，例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北方突厥大雪，平地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既记于七月，又复载于十二月。
关于理紊乱，如《通鉴》卷三周赧王十七年，“赵（惠文）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数千人。”严衍根据《史记》，赵武灵王十六年纳吴娃，是为赧王五年，惠文出生或在赧王六七年，至十七年武灵王传位给惠文王时，惠文王不过十余岁，平原君又是其同母弟，不足十岁“岂便能养士”？故须订正并移置于后文。
关于整错杂，如东晋将领毛宝之子毛穆之，小字虎生，《通鉴》前书作毛穆之，后书作毛虎生，前后称名称字不一致。
关于正谬误，如东晋十六国时后秦姚兴遣使者梁斐、张构出使沮渠蒙逊，《通鉴》书“秦遣使者梁构至张掖”，误合二人为一人。
关于破拘执，如郭子仪与李光弼有隙，郭子仪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光弼惧，乃入请罪，子仪趋下持手，对坐而语：“今逆寇倡乱，岂怀私忿时耶？”荐光弼节度河东，分兵东讨。《光弼传》作者误把请死事置于分兵东讨下，而司马光写道：“是时唐之号令，犹行天下，若制书已除光弼为节度，子仪安敢擅杀之？”“遂皆删抹，是因秉笔者之微词，没荐贤者之大度”，指出司马光主观臆断而失考。
但是，严衍补的偏多偏滥，补文章，补贤媛，补艺术，补释道，补了许多与大政方针、国计民生无关的内容，焉知他所补的，不就是司马光有意识要删削不载的呢！又采录了一些野史稗说作为“附录”，以致使《通鉴补》更加浩繁，内容庞杂而雍肿，清王应奎《柳南随笔》讥其为“膨胀通鉴”，言之不虚。至于他不满意司马光不别正闰，要严正统，把“秦纪”改成“列国纪”，又在卷六九刘备称帝时，将司马光有关“正统”的论删去，认为不该帝魏而应帝蜀，则是既愚腐又节外生枝，纯属毫无意义。
尽管其书瑕瑜互见，成就还是很大的，不仅在明代通鉴学著作中堪称首屈一指的鼎力之作，而且可以认为是迄今为止亦不多见的重要史籍，堪与胡三省注释后先比美。清史学家钱大昕称：“先生与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可易。”“其有功于《通鉴》者，故身之而后仅见此书耳”，予以极高的评价。
三、明代通鉴学的特点
一阶段学术门类的发展状况，既体现了前一时期的延续性，同时又表现出本时期固有的特征。明代的通鉴学亦不例外。概括地说，明代通鉴学一方面承袭了元代《通鉴纲目》凌驾于《通鉴》之上的情况。另一方面又与明代史学发展状况相一致，大致以嘉靖朝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著述不多，嘉靖以后著述剧增，研究较为活跃。再一方面，通鉴学的发展呈现出大起伏，在明末随着《纲目》评价的衰落，研究《通鉴》本书的学术活动渐趋高涨，最终出现了《资治通鉴补正》这样价值很高的著作。
（一）元明两代的通鉴学深深地受到理学的影响，而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笔削褒贬，而轻历史事实，人为地抬高朱熹《通鉴纲目》的地位，使通鉴学步入歧途且越走越远。陈柽《通鉴续编》、胡粹中《元史续编》，名续《通鉴》，实续《纲目》，陈书“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而且强调严正统，恪守褒贬义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沈周《客座新闻》载：“除柽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柽端坐不慑，曰：雷霆虽击吾乎，终不为之改易云云。”此虽小说附会之谈，亦足见陈柽以褒贬自任，具有明显的正统观，对照陈书，自太平兴国四年灭掉北汉之后才书宋统系。胡书的书法义例略同于陈书。其余商辂、许诰、南轩、金濂、汪克宽、张自勋等人之作，无一不是继承《纲目》一脉而著。至于李浩《断义》，王峰《发微》，张时泰《广义》等，则又纯在褒贬义理上做文章，大略如元人《纲目发明》、《纲目测海》之属而已，其史学价值自然等而下之，在通鉴学研究上意义不大。
（二）明代的史学，除明初洪武年间修《元史》并编辑了一批史鉴性质的史钞类书籍之外，永乐以后日趋枯乏，成书少，质量低，价值不高，历数朝不见起色，自嘉靖年间始扭转趋势，从此私家著史的风气日转兴盛，撰述本朝史和研讨古史的著作层出迭见，通鉴学研究也一变围绕《纲目》打转的局面，其表现就是薛、王所著的《宋元资治通鉴》、冯、陈两家《纪事本末》的问世。薛应旂续《通鉴》，其志向与作法值得充分肯定，打破了此前重《纲目》轻《通鉴》本书的风气，接续《通鉴》编年记事，撰述宋太祖至元顺帝四百八十年的历史，其书卷首便揭示义例，有志踵继《通鉴》，但由于内容简略，取材狭隘，结果名不副实。清学者朱彝尊讥其孤陋寡闻，章学诚批评他“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故不为后世所重。王宗沐之书又逊薛书一筹，无足称道。但是，薛、王续作《通鉴》毕竟有开创之功，筚路蓝缕，荒陋难免，至清代徐乾学、毕沅又分别集合多位史学家重新编著《续通鉴》，仍算是完善并完成薛、王的事业。
（三）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续《通鉴》、续纪事本末的基础上，在明末通鉴学的研究又明显地跨进一步，达到了明代的顶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严衍的《补正》与胡注比肩并立的现象，就是有力证明。崇祯年间张自勋撰《纲目续麟》及《校正凡例》、《附录》、《汇览》，摆脱“义理”一脉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以考据的功夫见长，从《纲目》等书的体例书法，直至记事内容，均考证发明，辨证是非，大有别于此前诸种空疏泛论的著作，所以，“视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牵合遇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远矣。”[5]可见在明末通鉴学的研究已经步入务实的轨道，向健康而广阔的方向发展。
注释：
[1]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
[2]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
[3]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
[4]谈允厚：《资治通鉴补》后序。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史部·编年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