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民专40年：云南民族教育的缩影
·1991 年7 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三在学校首届中专生毕业典礼上讲话·
·1992 年，省委书记普朝柱到学校视察指导·
·1995 年11 月，国务委员、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来到学校师生中间·
省民专40 年，历经曲折。今天的全日制中专，创立之初只是短期干部培训班。从不发文凭的短训学校，到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再到省级重点中专、国家级重点中专、全国民族职业教育示范基地，省民专的成长与蜕变，生动展示了40 年来云南民族中等职业教育的繁荣与发展。
省民专的历史，是变革的历史。变革源于时代的发展进步，为了满足不同历史阶段云南民族地区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需要，省民专不断改变自己。所以，省民专的历史，事实上也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变化的缩影。
省民专“变”的背后，也有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个坚持，就是在办学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始终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保持紧密联系，始终坚持为民族地区培养优秀的实用人才，始终奋斗在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科技知识状况、教育状况的前线。
省民干校的建立肩负着农村脱贫的使命
省民干校成立于1979 年，最初的人才培养方式是办短期培训班。从1981 年5 月第一期开始，持续到1993 年2 月最后一期，有13 个年头，共计34 期，培养学员1914 人。
为什么要选择培训班的模式？这个问题，可能要追溯到当时中国的教育和社会背景。
短训班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持续至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并非偶然。当时的农村社会，基础教育薄弱，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必需的科技知识，很难依靠大中专教育去普及——上世纪80 年代大中专入学率低，民族地区覆盖很有限。
·建设中的二教区学生宿舍·
·师生动手共建校园·
短训班这种社会招生（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干部中遴选），弥补了职业教育资源的不足。因为通常两三个月的脱产培训，针对性强，快速有效，节约资源。加上，这样的方式培养的基层干部，通常回去就能为老百姓服务，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更直接。
比如，从省民干校结业的学员，他可能受训的是兽医、牛羊养殖，或者果树栽培，回去后，他既可以直接指导村民的种植养殖，也可以通过办培训班，进一步传播在民干校所学的知识和技术。
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模式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在基本考核模式“平时成绩+期末考试”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平时成绩比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考核内容的全面化、考核方式多样化、过程化，将学习成绩的考评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
要强调的是，民干校34 期培训班，尽管内容多种多样，但大部分还是围绕农业科技，围绕发展农村经济这个一以贯之的主题。而之所以如此，也与时代发展紧密相关。
1978 年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民族工作自然也转向发展民族经济，改变民族地区历史性的贫困面貌，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另外，我们今天可能有些陌生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为了搞活农村经济，脱贫致富，政府和学者都主张农村发展副业，以转移劳动力。比如，费孝通先生就主张推广养兔。时任云南省民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大可知道后，将这种做法引进到云南，为此他专门在《中国民族》上写文章呼吁，还组建了“云南养兔协会”，认认真真推进这一实业。
时任省民委主任的王连芳在发展经济方面，也有相当成熟的看法。1983 年，他就在《云南社会科学》上撰文，阐述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措施”。王连芳的阐述非常全面，很值得我们今天重读。“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批造就少数民族人才。”“要根据他们的特长，进行专业培训，使之成为农、林、牧各种初级技术员、生产能手和商业代购代销员等”。
(3)鄱阳湖丰水期悬浮颗粒物粒径空间分布规律较为复杂，主要是受到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与五河来水的冲淤、水动力条件、风浪和采砂作业有紧密联系。人为的采砂作业及沙山分布是使北部湖区星子段以及中部湖区的松门山附近水域产生大粒径悬浮颗粒物的主要原因。南部湖区的水动力条件较弱，粗悬浮颗粒物易沉积，细颗粒物悬浮为主。
比如，2002 年10 月，为解决“并轨”改革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省民专把次年毕业的学生中的170人组织到广东实习，实际上就是直接就业。据带队的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和韶林老师介绍，他动用了很多办法帮着安置学生，并守在广东，为实习学生解决各种难题。
显然，把民干校办成一个以农业科技培训为主的学校，就是云南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措施”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省民专的定制化模式
培训班的模式，尽管在省民专40 年历史上，只持续了13 年，但实际上，这一办学实践对省民专的影响远远超出最初的13 年。某种程度上，培训班的办学方式并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省民专灵活的办学思路，务实的办学风格的体现。
培训班的办学特点，鲜明之处是定制性。这个特点，今天省民专还保持。今天各种“订单班”，以及学校管理方式，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定制化的培养，而其做法，可以追溯到培训班时期。
全国肥料标委会2018年4月审议通过《化肥追溯体系规范》标准制定立项，由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牵头，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参与，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实施项目。
我们来看看培训班的办学模式。
“订单班”从招收、就业、教学设置等角度，更体现了定制的特点。比如，刚刚毕业的为西双版纳州歌舞团培养的“订单班”，毕业生来自西双版纳州，毕业就进入州歌舞团就业，而课程设置，则像民干校时期的培训班一样，目标清晰——为民族音乐歌舞表演培养人才。
这些工作包括：下到州、县，甚至乡镇，调研和招生（分配学员名额），回来后，针对地方和民族的实际，制定培训内容和专业方向，以及后期的组织教学和实习（考察）工作。
以1985 年7 月的培训为例。这一期是“茶叶班”（1983 年3月已办过一期“茶叶”培训班）。招生工作当然照例要结合地方需要，并到适合种茶的地区去调研。调研回来后，要针对当时茶产业发展方向，进行课程设置。
当时留下的《简报》提供了开课的详细情况。课程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茶叶信息、茶树栽培育种、茶叶审评、茶树病虫害防治、茶叶初加工等六门。《简报》提到专业课教师是云南农大园艺系和植保系的老师，总授课时间243 课时，两个月的培训，留出9 天，去凤庆县茶园实习参观等。
·教师在上公开课·
这期培训班的学员构成如下：人数68 人，来自红河、思茅（现普洱）、西双版纳、楚雄、德宏、保山、文山、临沧八个地州，少数民族学员42 人，占比61.76%。这份《简报》，还列出了每一个民族的成员人数，党团员人数，男女比例，年龄结构，以及单位和干部级别。其中正副区（镇）长3 人，正副乡长6 人，茶厂（场）负责人9 人，社队企业干部6 人，农业技术人员7 人，一般干部和工人37 人。
纸媒在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坚持到今天，已经不再是纸媒与纸媒单独的竞争，而是上升到一个多元化的市场时代。报业集团的创建，报业集团的重塑，需要带动纸媒向着多形式、多方面的领域跨界进阶，形成一系列能以报业为核心的具有权威性、信赖性的产业链，成为跨界以后纸媒收入与发展的重要支点。纸媒行业需要充分整合自身资源，稳定有序地向着多元产业发展，向着融入新媒体而努力。
这种培训班时代的做法，今天还有很多精粹在延续。比如，在师生关系方面，今天的省民专学生，依旧享受着跟培训班学员相似的“定制化”的全方位服务。
除了讨论，培训班学员还要写学习心得，每一期培训班，班主任还要汇总学生的讨论和心得，编写几次《简报》，反映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展。
·学校冬季运动会·
定制化服务，是一种非常高级且“人性化”的教学组织模式。不仅要解决学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些基本问题，还要对教学实施过程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因为只有这种深入的管理，才能解决每一个阶段出现的问题。
这些讨论，显然有助于基础参差不齐的学员消化和领悟教学内容。当然，结果往往不止于课堂内容，经常演变成一场民族文化的交流活动。因为讨论中，学员经常会讲到各自的地方性经验。比如，某地老百姓认为稻子生病，是因为“神灵”作祟等等。
作为定制化培养的一环，培训班的教学组织非常注重方式方法，一般上午上课，下午讨论。讨论以组为单位，通常一个班五六十人，以10 人为一组。讨论内容，主要是上午所学的内容。
在2016年1月—2018年1月之间展开本次研究，选择对应研究时间段内的50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50例患者的年龄为40～79岁，平均年龄为（62.38±2.34）岁，患者的病程为10天～8个月，平均病程为（6.94±1.39）个月；患者中27例男性、23例女性，其均伴随有不同程度的全身疼痛现象，且15例患者主诉腰背疼痛感明显、8例患者有肩痛不适感；除过以疼痛感觉为主要表现外，多数患者存在头晕、心悸等不适症状。本次研究前患者或家属均已经了解研究概况，入选者均在知情的基础上同意参加本次研究[2]。
我们采访过省民专许多班主任，他们一致认为，省民专的班主任，就像学生的“保姆”，通常既管教学，又管纪律，既要陪着学习，又要陪着他们住宿舍（学校一直保持着校领导和老师在校住宿的值班制度），有时候学生在城市迷路，都要去把他们找回来。而且，不仅仅是为学生服务，因为管理需要，还得做家长的思想工作，让家长的思想也要与现代教育、与城市生活、与青少年成长各个阶段保持某种同步。
民干校的培训班，特点在于“小”，通常一年办两三个班，每一个班，最少20 多人，最多也就100多人。这样算下来，即使抛开空当期，学校“在校生”也就是几十人。
后来的省民专就很大了，最多的时候，超过7000 人。但是，即使这样，学校在管理中，还是把大的校园分解为很多小的单位。于是，以班级（班主任+学生）为单位的校园，其教学、管理的很多细节，还是像培训班时期，体现着朋友、亲人般的关怀。
施肥是果树生长必不可少的环节，果树的生长状态也与施肥是否合理有密切关联。苹果树的肥料主要是有机肥料配合少量的速效化肥。给苹果树施肥也要适合果树生长的各个阶段，分施基肥和追肥两个大的阶段。基肥一般在九月、十月为苹果树施洒，而追肥则是根据果树生长的不同期间分期进行。有两种施肥方式，一种是沟施，一种是铺施，通常情况下是用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成龄的苹果树可以采取全园抛洒肥料的方式给苹果树施肥，需要注意的是，施肥后切记要浇水将土壤沉实。采收完苹果之后，一般先在果树下施用农家肥，此后可以采用机械施肥的方式，农家肥为主，辅以有机生物肥。
培训班以省民委和省科协名义联合办学，省民委、省科协给予很多支持，其中包括出面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每一期的培训计划，通常由省民委提出，但具体落实则交给省民干校。
从省民干校到省民专，学校办学中的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变。这些东西，很可能也是省民专成功的秘诀，也体现着云南民族工作的特点。
[16]Despite lingering suspicions ov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US has changed its approach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forum,saying it welcomes China’s efforts to promote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民族工作在云南，不仅仅是行政工作的特定领域，也是云南处理很多工作和问题时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就像群众工作，从来都不单单是一个工作内容，而是党和政府的优良作风。
“因地制宜，因族举措”“一山一寨，一族一策”这些云南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都被省民专体现在了学校的招生、就业、管理、教学等方面。鱼波校长认为，省民专的发展离不开对教育规律的遵循，也离不开对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掌握。
·3 班学生合影。3 班为农村经济管理班，在校时间为1988 年·
从培训学校到国家重点中专
省民专的发展，其实并非一帆风顺。民族教育本来基础就差，所以，专注民族教育的省民专，在过去40 年，就有着比其他中专学校更为坎坷的办学历程。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下学校的发展变化。
1987 年以前，当时的省民干校，还不是一所正规意义上的“学校”。那时候的省民干校，没有寒暑假概念，也缺乏所谓校园生活、校园文化，甚至都不能算校园。因为，上课老师是借来的，甚至起初连宿舍、教室也是借来的——最早学员住民委招待所，用民委机关大会议室做教室。
1987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一年，关于省民干校办学性质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大体上有了结果，那就是朝着中专学校方向发展。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从1987 年上半年，民干校就开始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招生，开始探索中等职业教育。
一年后，“并轨”改革袭来，省民专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学校改扩建为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时间是“并轨”改革两年后，2001 年8 月。为了擦亮省民专的牌子，当时的校长张卫东进一步带领学校往国家重点方向发展。2004年省民专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再后来，郭子孟校长时期，2006 年，省民专又夺得了“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示范基地”等全国性称号和荣誉。
4.2.2 目标不在视野范围内 解决办法：（1）血细胞计数盘的划线区域一定要对准物镜头；（2）较少的标本，涂片区域较小，观察时要注意不要超出涂片范围。
1987 年开始办的“职业中专班”和第二年继续的“职业高中班”都是1 年制，最初是把高考“落榜生”，用一年时间从“半成品”培养成“成品”。毕业不包分配（当然，实际上毕业学生基本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被安排了工作）。
1989 年办的“地震班”，起因是1988 年11 月澜沧、耿马大地震。这两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都是民族自治县。省民干校出于学校发展和灾后重建等多重目的，向上级部门提出了办学计划。
这个计划最后得到批复，“地震班”1989 年开始招生，第一年就招了200 人，总的办学指标是400 人。“地震班”由省教委发中专文凭，毕业后学生定向分配至澜沧、耿马。
区域受桐柏—商城断裂的次级构造之白洼韧性剪切带影响，矿区内构造破碎带较为发育，主要有北东—南西向、近南北向、近东西向3组，是本区良好的成矿、导矿和容矿构造，有利于有色金属矿床的形成，本区发现的矿(化)体均受这3组构造破碎带的控制及影响。
“地震班”对省民干校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省民专办中专班的开始，它的成功得到上级多个部门和领导的认可，并最终在1991年通过了民干校提交的申办中专学校的申请。
省民干校申办省民族中专，1988 年11 月就正式提交过一次申请，但很快得到了否定回复。两年后，1990 年12 月，学校再次向省民委等上级部门提出改办中专申请。这次，在省民委的强烈支持下，申办主张通过。1991 年9 月24 日，云南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正式批准成立。
始于1999 年国家“并轨”改革，实际影响是2002 年、2003 年后，由于国家不再包分配，而且中专学校上学开始收学费，省民专招生遇到了办中专以来最大的变局。加上后来，随着国家对中专学校拨款改为“生均制”，学校的挑战更是从招生、就业，扩展到办学经费等方面。
2）计算反正切时，由于CORDIC算法计算反正切时不需要考虑角度θ的输入值，所以仅对X、Y坐标的输入值进行调整。通过判断X、Y输入值的正负，统一将它们的迭代初值调整到第一象限上，如式（12）所示，计算完后需要根据X、Y输入坐标所在的象限将反正切的输出结果重新调整为原来的象限，如式（13）所示。
（3）业务发放策略，包括监听ONT发现事件、创建ONT，绑定线路，业务模板等、创建ETH业务流、创建WIFI业务流、创建ONT管理业务流。
“生均制”把国家对学校的拨款与招生人数挂钩，这样一来，规模小的学校不仅招生难，而且连办学都难。
省民专历史上第二次重大困境跟国家教育改革有关，并非省民专个别现象。为此，省民专在最近10 来年进行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最终改变了教育改革带来的短暂困境。如今的省民专，已经走出了这段困顿的历史，迎来了新的发展。
不过，有必要简单勾勒下省民专在国家“并轨”改革的形势下所做的尝试。1998 年，省民专在成功申办中专后，完成了省教委正式验收。这意味着按照中专学校的标准，省民专已经合格，也就是说，它已经从1979 年创建的民干校基础上，成功蜕变为一所中专学校。
LLRKNN算法是对待分类样本的K近邻进行线性重构得出相应的权值，在分类决策阶段使用权值计算待分类样本与近邻样本类别的重构误差，误差最小的类作为分类样本类别，优化了KNN算法的分类决策方法，一定程度降低多数类偏向的影响。实验中通过对比F-values值，结果表明LLRKNN算法对不平衡数据分类效果更好。
省民专为走出发展困境，除了上述努力和成绩外，还有很多针对性的解决方式。
陈大可书记和王连芳主任在上世纪80 年代初的主张，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政府领导层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某些共识，而且直接促进了民干校的创办和发展。民干校黄兴杰老师回忆民干校创立之初的“领导关怀”时，就提到了陈大可书记，说他也是经常来校关心的领导之一。
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就业远征，为后来提供了很多经验。今天省民专的就业，因为跟专业设置、招生等环节高度融合，已不再像10 多年前，是学校一个短板。比如，学前教育专业，因为有民汉双语教育的优势，弥补了民族地区乡村幼师师资的短缺，基本是供不应求。
招生的工作，在2013 年后也逐步通过多种形式的探索，得以圆满解决，不是招不够学生，而是学生没有地方放。目前，省民专正在进行校园建设，以扩大校园容量。
一个项目行政，在楼道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自己进去，“您别生气，我，这个，着急签字……”“没事儿，拿过来吧，不是和你。”前一分钟还在“咆哮”的王经理，转脸非常平和的语气说。的确，每天的事务很多，一件连着一件，他已经不会再让情绪影响到工作。
·学校被列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示范基地·
·校园一角·
省民专40年映照出云南民族教育的进步
省民专的40 年，是云南民族教育不断发展的40 年。
上世纪80 年代初，在相对偏远的乡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凤毛麟角，甚至连接受完初中教育的人也是少数，而且这些受过中学教育的青年，一般都生活在至少是乡镇、公社附近的村寨，且村寨里有着说双语的基础（如果是少数民族的话）。省民干校在这个时期培训的学生，很大一部分农技人员和基层干部，就来自于这样的群体。所以，从省民干校的学员教育状况，以及他们的籍贯，就可以看出当时民族教育的发展程度。
1987 年后，民干校开始向高中毕业生招生时，云南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一些几年前把初中生送到民干校短训班来培训的较为偏远的地区，可能已经有个别人读到了高中，毕业后被省民干校招录，并经过1 年或者2 年的培养，回去进入乡镇等地方部门工作——因此，省民干校也才被迫要向中专转型，以便适应民族教育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举几个例子。戴兴英是1989 年第一届“地震班”的汉族学生，她是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大街乡文山村人。文山村是半山区，位于大街乡西侧，彝汉杂居。大街乡东面与双柏县
嘉镇接壤，是山区，彝族聚居。相较而言，靠近市镇的文山村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条件要好得多。戴兴英是家中长女，读到了高中，并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地震班”的中师班。戴兴英是他们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学子，也基本上代表了这一地区最高的教育水平。而大街乡东面那些彝族聚居地，恐怕在当时还很难出她这样的人才。
戴兴英的同班同学王贵斌，是临沧耿马的拉祜族。他家在勐永镇芒来村，位于耿马东北，距离镇政府45 公里，紧邻临翔区和云县。以乡镇这一级行政单位来考察，王贵斌的村子，比戴兴英更为偏远一点，所以，他上学经历也更为曲折。不过，他们村子是与汉族杂居的，从小就可以说双语。王贵斌说，他比那些拉祜族寨子的孩子有语言优势，那些单一拉祜族的寨子，接受教育的小孩就很少。而他则成为他们那一带最早考上中专的学生。
·建设中的校园·
1991 年民干校毕业后，戴兴英被分配到澜沧县谦迈乡的包麦地村小学。这是澜沧县两所村级完小之一，条件艰苦，最初连厕所都没有，学生主要是拉祜族、哈尼族（
尼人）和佤族。据她介绍，她的学生的父母一辈，基本是文盲。这里的学生，有机会接触中等教育大概已经是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她接手时读四年级的学生中，就有的后来读到中学，考入中等师范，再回到家乡教书的。
换句话说，在云南比戴兴英的家乡更为偏远一些的山村，接受中等教育的时间，又会推迟几年，推迟的时间或许就是六七年，即包含新一代师资培养的时间和新一代学生成长的时间——他们是师生关系。
我们从民干校得出的上述判断，很难作为一个普遍事实，不过，无论是省民干校，还是后来的省民专，其生源状况，都不太可能违背云南民族教育发展的轨迹。换句话说，省民专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能是把中等职业教育往深处推进，从县城、乡镇周边，向偏远的山村推进，从说汉语的杂居地区向说单一民族语言的地区推进。
这种不断的推进，今天是什么状况？
现任鱼波校长讲了一个事例。有一年中秋，云南省民族学会怒族研究会领导来学校看望怒族学生，原以为只有10 多个学生，结果发现省民专有100 多名怒族学生。他们说，这是历史上怒族孩子在昆明就学人数最多的时候。
不止是怒族，怒江和迪庆都是省民专跟地方政府合作推进“全覆盖”的地区。按照“全覆盖”的设想，当地初中毕业生，如果不读高中（高中免费），就可以进入省民专等中等职业学校就读（也是免费）。换言之，大概从2000 年后出生的这一代开始，怒江、迪庆这些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各种民族政策的扶持下，已经大多数都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或同等学历的教育。
一叶知秋，从怒江、迪庆等地区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云南40年来民族教育的发展进步。对省民专来说，这种不断深化的中等职业教育，也客观要求学校再向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而这也正是学校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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